燕赵文化,一个北方平原地区汉族旱地农耕文化的历史（下 篇）

十六、博戏驰逐，好气任侠——赵地文化的形成和特点

黄河以北华北平原上的古代都城，自北向南主要有蓟城（今北京）、代城（今河北蔚县）、中山（今河北定县）、邢城（今河北邢台）、沙丘（今河北广宗）、邯郸（今河北邯郸）、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殷丘（今河南安阳）、朝歌（今河南淇县）、楚丘（今河南滑县）、野王（今河南沁阳）、夷仪（今山东聊城）、帝丘（今河南濮阳）。蓟城是商周燕国、金海陵王及元明清三朝的都城。代城是春秋时狄族人所建代国的都城，公元前476年为晋国大夫赵襄子所灭。中山是狄族别支鲜虞人所建中山国的都城，公元前295年为赵、燕、齐三国所灭。十六国时鲜卑族慕容垂所建后燕国也定都中山。邢城是商代商王祖乙和西周所封姬姓诸侯国刑国的都城，春秋初邢国受到狄人的侵逼，齐桓公救邢，邢国迁都夷仪，至公元前636年为卫国所灭。十六国时后赵也定都邢城，时称襄国。沙丘、邯郸、朝歌都曾经是商末商纣王的离宫，沙丘还是战国赵国赵武灵王的离宫。邯郸是战国赵国赵敬侯以后的都城。邺城最初为商代商王上甲微的都城，建有桐宫。至战国初魏文侯及东汉末曹操封魏王，都曾短暂都邺。十六国时后赵、前燕和北朝东魏、北齐也都定都邺城。殷丘为商代商王盘庚以后的都城，商人因此而又称为“殷人”，后世称其地为“殷墟”。朝歌还是西周初所封姬姓诸侯国卫国的都城。卫国最初定都朝歌，春秋初受到狄人的侵逼，靠齐桓公的帮助迁都楚丘，后又迁都帝丘和野王，公元前209年为秦所灭。

这些古都城中，蓟城和代城位于平原的北部，很有北方的特点。中山、邢城、沙丘、邯郸和邺城位于平原的中部，既有北方的特点，又兼有南面中原文化的特点。而殷丘以南的几个都城位于平原的南部，靠近黄河，与黄河以南的众多都城仅一河之隔，大多属于三河中的河内地区，因此受到中原地区的很大影响，在文化特点上也与中原地区更加接近。

黄河以北华北平原亦即后来常说的燕赵地区的文化，悲歌慷慨，好气任侠，具有既不同于中原、关陇，又不同于齐鲁、江南的特点。司马迁说，种地（今山西灵丘一带）和代地靠近胡人，经常受到侵扰，师旅屡兴，所以那里的人民矜持、慷慨、嫉妒、好气，任侠为奸。在血缘和文化上胡汉杂糅，从晋国时起就已忧患其剽悍难制，中间又经赵武灵王的胡化变革，风气更加浓烈。中山土地狭小，人口众多，人民性情卞急，拦路锤杀剽掠，或者盗掘坟墓，男子相聚在一起悲歌，慷慨激昂。燕地距离内地遥远，人口稀少，经常受到胡人侵扰，风俗也和代、中山相类似，人民雕悍少虑。燕赵地区的文化风格确实显得十分突出，甚至就连这里的女子也都有不同寻常的表现。《汉书·地理志》说蓟地的女子，“初，太子丹宾养男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先秦佚名小说《燕丹子》曾记载过一段故事，说太子丹为荆轲置酒华阳之台，酒中，太子丹出美人能琴者，荆轲赞赏说：“好手琴者！”太子丹即进此美人给荆轲，荆轲说：“但爱其手耳。”太子丹即断其手，盛以玉盘奉之。由燕地女子所处的地位，就隐约透露出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含义。赵地邯郸的女子表现又有不同，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邯郸的风俗是多美女，畜倡优，“女子则鼓鸣琴，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司马迁还说：“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就是说邯郸城中的女子一向以美貌闻名，自己也善于修饰容貌，平时操琴，穿长袖衣，穿轻便的舞鞋。凡是富贵人家，各国君王的后宫，不论有多远，都能找到她们。司马迁说邯郸女子之所以这样的原因，是由于那里有商纣王“淫地余民”的遗风。在商代末年商纣王确实曾经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太公六韬》说当时相聚乐戏的共有三千余人，由当时的场面和气氛而言，的确不能不对后世产生长远影响。

总起来说，燕赵的民俗古朴厚重，更近于古。宋人吴曾说：“我看南北朝风俗，大抵北胜于南。”《南史》说：“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赡助。”古时称谓都直呼其名，至南北朝时南方往往各有别号雅号，而北方仍各称名。古时人名多用贱字，南方崇尚机巧取名多用好字，而北方人性情纯真，仍用贱字以见自贬之意。南方妇女地位卑下，丈夫乘车衣锦，妻子不免于饥寒，北方风俗则专以妇女主持门户，夫妻之间尔汝相称。凡此种种看似笨拙，其实近古。正因为有这种古朴厚重的社会风俗，才造就了燕赵区域慷慨悲歌的文化风格。

燕赵之人擅长骑射，惯见刀兵。北魏广平（今河北鸡泽）大族李波的小妹擅长骑射，能够“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北宋常山郡（今河北定县）北七里唐河店的一名无名老妇，能够赤手空拳智杀契丹的骑兵。《李波小妹歌》中说道：“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北宋文学家王禹偁的《唐河店妪传》中也说河北边郡上的人们习于战斗而不怯懦，听到敌虏到来，父母帮助拉出战马，妻子帮助取来弓箭，甚至有不等穿好盔甲就敢于上前的。王禹偁说：“一妪尚尔，其人人可知也。”和南方相比，江南经济发达，人们生活自由、达观，甚多温情，结果也导致了南方的奢侈和文弱。南朝的士族子弟务为清高，不切实际，从军作战则不能骑马，致力耕稼则不识五谷。长年的贵族生活养成了士族子弟终日熏衣剃面、敷粉施朱的习尚，看似斯文华贵，其实骨脆肤柔，不堪行走，体衰气弱，不耐寒暑。大多数人已经不读书了，即使是读书的人也往往流于形式，内容上却十分空洞。《诗品》中说当时“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诗文虽作得很苦，但大都不堪治国，是“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南朝时江南出过两个有粗犷豪放风格的诗人吴均和何逊，唐人杜确在为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诗集作序时，把岑参比做吴均和何逊，其实二者相差甚远。岑参的一生曾经五次入戎幕，两次出塞，往来鞍马烽尘间十余载，极尽征行离别之情，城障塞堡无不经行。而吴均在梁武帝大臣侯景的叛军围困了南京城时，朝廷上下因为他的诗文多有慷慨军旅之意，就向他请教御敌之策。吴均怯怯不知所答，半天才说：“愚计以速降为上计。”实在是一大笑话。梁朝的士大夫都脚穿高履，出门坐车，入门有人扶持，没有人骑马。宣城王喜欢周弘正，送给他一匹三尺高的矮种小马，能骑着在果树下行走，称做“果下马”。周弘正骑这样的马，人们却认为他放达。有一名尚书郎骑了一匹正常的马，反而受到了弹劾。建康县令王复从未骑过马，听见马嘶吓了一大跳，说：“这是老虎，怎么说是马？”侯景发动叛乱时，率兵包围台城，士族子弟无力应付仓猝而来的事变，死了很多。台城中原有十余万人，城被攻陷时只剩下两三千人，城内建筑也多被摧毁，金陵几乎成为荒城，南朝贵族从生活到文化都越来越走向衰落。

燕赵之人性情耿烈。赵襄子宴请代王，暗中令人用铜斗杀死了他，兴兵吞并了代国。赵襄子的姐姐为代王夫人，闻之泣而呼天，说：“为了弟弟轻慢丈夫，不仁；为了丈夫怨恨弟弟，不义。”于是磨笄自刺而死。燕赵的女子尚且如此，其他人更可想而知。颜之推《颜氏家训》中说到别离同是南、北方人所重，但是南方人在饯别时总要执手哭泣，双目湿润，而北方人则不屑于此，临行道别，即使心中感慨，也要欢笑分手，双目明亮无泪。这件小事也说明了北方人刚强和南方人柔弱的差别。梁朝文士江淹有一篇《别赋》，开篇就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又说：“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文中提及别人的留恋，则有“闺中风暖，陌上草熏”，“珠与玉兮艳暮秋，罗与绮兮娇上春”等句，恰是南朝贵族生活的写照。文章写得虽好，感情也动人，但若说文章脆弱则也足够脆弱的了。韩非曾经说过，一家人如果平日总是互相关怀，问寒问暖，一旦有灾乱，最先破败的一定是这家人；一家人如果平日总是互相督促，严厉呵责，一旦有灾乱，都能自保的一定是这家人。南、北方的情形相比，正与此类似。

燕赵的马好，所以良马常称为“骥”、“驠”，以地名命名。杜牧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马良而多，人习骑战，非山东兵不能伐虏。”燕赵的兵器也好。邯郸在战国至汉代是著名的冶铁中心。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和北京平谷刘家河，先后发现过两件商代前期的铁刃铜钺。荆轲刺秦王时，燕太子丹为他预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用百金买下它，让工匠淬以毒药。以之刺人，血出仅足以沾染丝缕，人无不立死。

不过，就在燕赵区域之内，赵地和燕地相比，其人文特点也略有倾重。

赵国原为嬴姓，与秦国出于同一祖先，也就是伯益，又称柏翳，又称大费，在虞舜时已担任虞官，列为诸侯。伯益有二子，次子若木的玄孙费昌在夏桀时弃夏归商，为商汤的御者，帮助商汤在鸣条打败夏桀。长子大廉，又称鸟俗氏，玄孙有孟戏、中衍二人，中衍为商王太戊的御者，以佐殷国，世世有功。中衍的后代有蜚廉，蜚廉有子二人，一名恶来，一名季胜。恶来的子孙为秦，季胜的子孙为赵。

季胜生孟增，又称宅皋狼，在周成王时为臣。宅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为周穆王御者，为周穆王调驯八骏，送他西游见西王母，徐偃王叛乱时又日驰千里奔回救难，因此立下大功，被封在赵城，子孙由此为赵氏。此赵城在今山西洪洞北，这是有赵氏之始。

造父的六世孙奄父为周宣王御者，在千亩之战中，周王的军队被姜氏之戎打得大败，奄父驾车帮助周宣王逃脱，立下大功。到奄父的儿子叔带时，周王室衰败，周幽王无道，叔带弃周入晋，事奉晋文侯，从此赵氏迁往晋国。到叔带的五世孙赵夙时，为晋献公将，攻打霍、魏、耿三个小国，因为有战功，被封在耿，其地在今山西河津南。

晋献公是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任用士蒍为治，公室强大。但到他晚年时，欲立宠姬骊姬之子奚齐，逼使太子申生自杀，公子重耳、夷吾外逃，晋国出现很大内乱。公子重耳自少好士，有贤士五人，即赵衰、狐偃、贾佗、先轸、魏犨。晋献公二十二年，重耳已经四十三岁，被迫逃往他的母家狄国，在那里住了十二年，又娶了妻子。此后，他又流亡到卫国、齐国、曹国、宋国、郑国、楚国，最后依靠秦穆公的帮助得以返国，即位为君，就是晋文公，是在齐桓公之后的春秋五霸中的第二位霸主。晋文公共流亡了十九年，跟随他流亡的有数十人，而最有名的仍然是早已跟随他的五名贤士。五名贤士中，又以赵衰所出计策起的作用最大。赵衰就是赵夙的弟弟，晋文公即位为君，赵衰等人也因功被封为大夫。赵氏从此为晋国重臣，世代出任六卿之职，世称“赵孟”。这时赵氏的封邑在原，其地在今河南济源西北。

此后历经赵盾、赵朔、赵武、赵简子、赵襄子、赵献侯、赵烈侯、赵武公、赵敬侯等十几代，赵氏在晋国始终握有重权，显赫于时。赵襄子时，与知氏、韩氏、魏氏四卿共灭范氏、中行氏二卿，尽有其地。不久又与韩氏、魏氏共同攻灭知氏。赵献侯时，都邑迁至中牟，其地在今河北大名东。赵敬侯时，与韩氏、魏氏灭亡晋国而三分其地，三家相与立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都邑由晋阳迁往邯郸。

赵国都于邯郸共一百五十八年，直到公元前286年被秦国灭亡为止。赵国邯郸城的城址在今邯郸市区西部，由王城和大北城两部分构成。王城又由西城、东城、北城三部分构成，平面呈品字形，是赵武灵王所修建的军事性城市，其中的西城和东城后人称之为“赵王城”。王城内设有祖庙、社庙和系统的宫殿建筑。西城中的南部有一座土台，俗称“龙台”，为赵武灵王议事阅兵之所。龙台北面还有一座土台，为赵武灵王居住之所。东城和北城是赵国驻军和操练的地方。大北城南北长4880米，东西宽3240米，西北面与灵山、铸箭炉、皇姑庙、梳妆楼、插箭岭、王郎城相邻相连。大北城是赵国的都城，宫城、祖庙、社庙都在其中。当时有一条牛首水流经城中心，宫城在牛首水南，市场在牛首水北，在牛首水上架有一座市桥。城内中部、东部发现有炼铁作坊、铸铜作坊、烧陶作坊、制骨作坊、石器作坊等多处。大北城也是平民和贵族居住的地方，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赵胜，在城中有一座高楼，他的一位美妾住在楼上，见跛脚人蹒跚汲水而笑，赵胜杀了她，说：“不能爱色而贱士。”魏国的公子无忌在窃符救赵后也曾住在城中。在城中宫城的东北有一座赵武灵王修建的丛台，是当时最为名胜的建筑。汉代刘劭的《赵都赋》说：“结云阁于南宇，立丛台于少阳”，即此台。据说当年赵武灵王登临丛台阅兵，武力鼎士盛服而集于丛台之下者一旦而成市，可见赵国兵马之盛。

赵国的文化中有两个最为显著的特点，一是勇武任侠，二是放荡冶游。

赵国的文化源出三晋，而晋国正是中国古代法家智谋与豪侠勇武的发源地。在迁都邯郸前后，赵氏之中就已接连出现了几位侠士。赵朔时，赵氏被灭族，遇到大难，赵氏门客中有公孙杵臼和程婴二人保护赵氏遗孤，公孙杵臼先死，程婴在赵武被重新封为大夫以后也自杀而死。邯郸原为赵夙的后代赵午的封邑，时称“邯郸午”。赵鞅在吞并邯郸时，赵午有一名家臣名叫涉宾，赵鞅在晋阳囚禁了赵午，命令从者脱剑而入，惟独涉宾不肯从命，很有豪侠风骨。与此同时在赵鞅的家臣中也出了一位董安于。赵鞅吞并邯郸引起了范氏和中行氏的干预，董安于为赵鞅承担罪责，说：“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还活着干什么？人谁不死，我死得已经晚了！”就自缢而死。到赵鞅之子赵襄子时，又出现了一位大侠豫让，豫让为知伯荀瑶的家臣，赵襄子与韩、魏合灭了荀瑶而三分其地，豫让吞炭漆身前后两次刺杀赵襄子为荀瑶报仇，就连赵襄子都感动得喟然叹息而泣。豫让未能杀死赵襄子，示意性地剑击赵襄子的衣服，而后伏剑自杀。

豫让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自此以后，侠义之风在赵地就成了一种传统。《庄子·说剑》说赵惠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者三千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有余人而好之不厌，并描述当时的剑士形象是“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后来李白的《侠客行》诗说：“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即用此典。 赵惠文王是赵武灵王的儿子，赵武灵王是赵国最有为的一位君主。当时赵国北有燕，东有东胡，西有林胡、楼烦，而且又与秦、韩二国相邻，中间还有一个中山国在其腹心。没有强兵无以立国，身穿长衣不便骑马，赵武灵王就变更服制，穿胡人式的短衣，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赵武灵王胡服上朝，下达胡服令。叔父公子成不赞同，他亲自去说服，将军赵文、赵造、周绍、赵俊不赞同，他说：“反古未可非，循礼未足多。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并坚决说：“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不出数年，赵国开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雁门，筑长城，自阴山至高阙为塞。后来赵武灵王索性将王位也禅让给了王子何即赵惠文王，自号为主父，专门统率将士开边拓土，与胡人征战，还计划从云中、九原袭击秦国。一次赵武灵王想观看秦国虚实和秦王的为人，自己装成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道真假，随后觉得来使状貌甚伟，不像是臣子，派人追赶，赵武灵王已经出关了。后来一问知道是赵武灵王，秦昭王大惊。

赵武灵王死后，赵惠文王任用廉颇、赵奢为将，继续开边。廉颇为赵国良将，素以勇气闻于诸侯，南与魏战，东与齐战，都接连取胜。赵奢西与秦军战于阏与（今山西和顺），兵去邯郸三十里即坚壁不前，留二十八日，有军侯进谏，赵奢立斩之。秦军派间谍来，赵奢善待而遣之，间谍还报秦将，秦将大喜，说：“阏与非赵地矣！”赵奢已遣秦间谍，即率全军卷甲而趋，二日一夜就赶到了阏与，占据了北山，说：“道路遥远，地势险狭，将勇者胜！”秦军听说赵军突至，大惊，悉众来战，不胜。赵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兵。在赵武灵王、惠文王时期，赵国的国力最强，国土最广，称为“全盛”。苏秦说：“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赵西有常山，南有漳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

邯郸除了豪侠勇武之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的放荡冶游。战国以至秦汉邯郸是全国最繁华富庶的城市之一，战国时邯郸专门发行一种铲状的布币，同时也流通齐国的刀币，它的城市文化也和富庶的临淄“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相类似，也是“家殷而富，志高而扬”的，具有大都邑人们所共有的自信和高姿态。司马迁说邯郸男子则相聚游戏，掘冢剽掠，作巧奸冶，女子则多美貌，为倡优，鼓琴瑟，步履轻巧，游媚富人，或者入后宫为妃，遍布诸侯各国。赵国美女是出名的，阳翟大贾吕不韦娶了邯郸诸姬中一位容貌绝好而且善于歌舞的女子为妾，还是邯郸豪家之女，后来做了秦庄襄王的王后，秦始皇即位后尊为帝太后。汉文帝慎夫人、尹姬和汉武帝王夫人也都是邯郸人。此外，汉文帝窦皇后为赵清河人，汉武帝钩弋赵婕妤为赵河间人，临近邯郸。汉武帝李夫人为赵中山人，父母兄弟世代为乐人。邯郸男子的冶游举动更是有弹琴悲歌、斗鸡、走犬、六博、蹴鞠、饮酒、狎妓等等多种名目，其中尤以六博和狎妓最为突出。这些举动虽与商纣王、燕太子丹的感染有些关联，但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所造成的。班固的《两都赋》中就说：“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俊游侠之雄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仲长统的《昌言》中也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囤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介讴妓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 这种放荡冶游的风气在洛阳、临淄等大都市都很相同，不过邯郸在六博和狎妓方面要比洛阳和临淄更为豪雄，更为狂放，这都是受了燕赵区域任侠勇武传统的影响，是任侠勇武性格的一种转移。历代文人凡是歌咏邯郸，都免不了在这两个方面回顾和咏叹一番。曹植《名都篇》诗说：“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沈德潜注说：“名都者，邯郸、临淄之类也。”高适的《邯郸少年行》诗说：“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常如云。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清代李渔的《侠客行》诗也说：“生来骨格称头卢，未出须眉已丈夫。九死时拼三尺剑，千金来自一声卢。歌声不屑弹长铗，世事惟堪击唾壶。结客四方知己遍，相逢先问有仇无。”像这样的诗篇还有很多很多。

高适是唐代最著名的边塞诗人，祖籍渤海，久居宋中（今河北淇县）。渤海高氏为汉魏大族。史称高适年轻时性情落拓，家贫，隐迹博徒，又称其混迹于酒徒。高适在诗中也说自己“可叹无知己，高阳一酒徒”。但是在后来的安史之乱中，高适却能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献策平乱，因功升至州刺史、节度使、刑部侍郎，封渤海县侯，唐代诗人之中时运显达的只有高适一人。史称高适“逢时多难，义而知变”。他自己也有一句名言，叫做“时平位下，世乱节高”。太平时节和危难时节人们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危难时节的豪侠大义，到太平时节，既然已是“世事惟堪击唾壶”，自然就只有放荡冶游了。由此而言，像高适那样的义而知变，就可以看做是他从前混迹博徒、酒徒的另外一种形态，而邯郸人的六博、狎妓，则可以看做是其任侠勇武传统在和平时期的另外一种表现了。

十七、壮士不还，悲歌慷慨——燕地文化的卑弱和激变

燕国早在西周以前，已有一段长期的辉煌而繁荣的历史。召公奭受封燕国，决不是在洪荒的背景下千里受封，而是有着殷商民族子姓燕国一千余年经营的深厚基础。西周初年，商遗民尚有三百六十夫，即三百六十族，不显亦不宾灭，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北奔，而箕子亦不忍言殷之恶。周武王伐商时，周与商力量对比仍极为悬殊，而周武王伐商的理由，也全是针对商纣王一人，并不敢针对所有商人。周武王说商纣王“奸轨于商国”，“昏暴商邑百姓”，说自己是“恭行天之罚”。周武王到商都，商都百姓都待之于郊，周武王说：“上天降休！”商人都再拜稽首，周武王也答拜。司马贞《史记》索引说周武王所以答拜，是因为他以臣伐君，颇有惭德。其实周武王在言论、行事上这般隐晦、委婉，根本上是由商周的力量对比决定的。周武王入商都，虽有“革殷”、“更大命”之说，但是出于不得已，毕竟还要“立武庚”、“返商政，政由旧”。凡此种种都隐约表明了商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所具有的深厚根基。

再从周初青铜器的情况来看，西周初年召公封燕时，曾经铸造了不少大件的青

铜礼器，但其形制却大多为殷商遗制。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指出，凌源出土的燕盂，由其花纹来看，属周成王时期，而同时出土的各器中，盘尚未有耳而花纹是一带蝉纹，“凡此皆表示它为殷式之遗”，直到成末康初，无耳之盘以及殷器中所特有的蝉纹才渐次消失。这说明在西周初年的武王、成王两代，召公奭在燕国对于那里的经济、文化以至青铜工艺尚不能有完全的控制。这一点也就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的燕国青铜器的断代都是“商末周初”，以及为什么这些青铜器的铭文上要将子姓燕国的“? ”字和姬姓燕国的“匽”字同文连写。从理论上说，商代的文化与周代应该有绝大的不同，但是在实际上，燕国在商末周初之际，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其实并没有多大变化。帝舜时，商契被“封于商，赐姓子姓”，这里封商赐姓都只是名义上的，因为在此以前，商民族已居有商地，已自定为子姓，帝舜所做的只是与商契重新互相认定彼此的君臣关系。同理，召公奭受封时，也是燕民自已有燕民，燕国自已有燕国，周朝所做的只是任命了新一代的君主，而召公奭所拥有的也主要是一个君主的名分。在商代有着深厚根基的燕国，到西周以后就大幅度地衰落了。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原有殷商旧族没有和新的姬姓国君结成紧密的血缘融合和政治合作，二是由于全国的政治中心由黄河以北的殷墟、朝歌远迁到了关中的丰镐。西周定都丰镐以后，燕国不再是畿服内的封国，而确确实实地变成了远边上的一道无足轻重的屏障，其在全国政治形势中所起的作用也因此而发生大变。

西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衰落可由以下数事见出一斑。

首先，在史籍记载中的燕国国君的世系，自召公奭至燕惠侯中间九世，无名无谥。自燕惠侯以下，有谥无名，并且谥号多有重复。梁玉绳《史记志疑》举燕四十二君，谥号为惠、为桓的有三人，谥号为釐、为宣、为昭、为孝、为文的各有二人。连国君的世系都没有完整的记载，其他史事的混乱程度更可想而知了。据《墨子·明鬼》记载，燕有《燕之春秋》，当是燕国的国史，但这部国史在汉初以前就已经失传了。

其次，在其他各国的史籍记载中，旁及燕国史事的情况也十分少见。《左传》记载燕国史事已迟至春秋之后一百余年，而且第一件大事记载的是齐伐山戎路经燕国，第二件大事是燕国发生内乱，燕君款逃奔齐国，都是借助齐国史官的记载而记下的。春秋时燕国绝少参与中原各国的征战与盟会，所以各国史籍也很少提到它。当时在今河南汲县还有一个姞姓的燕国，史称南燕，始封国君为伯儵。《左传》称南燕国为燕，称燕国为北燕，倒是南燕国的史事较北燕更早更多地频频见于记载。《左传》之外，《国语》中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国语而没有燕语，《诗经》中有周、召、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国风而没有燕风。

其三，在春秋战国诸子的记载中，明显可以看出燕国地位的微末和诸子对燕国的鄙夷态度。《庄子》中以燕国为北方最偏远的国家，与南方的越国相并称，有“燕之北、越之南”之语。《孟子》在《梁惠王下》和《公孙丑下》两篇中曾力劝齐宣王伐燕，“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当时燕国是燕王哙在位，国中发生内乱，孟子虽劝告了齐宣王要兴仁义之师，但是并不能做出有效的约束，因此齐国伐燕实际上正是“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是趁火打劫。《史记·燕召公世家》也明确记载了孟子与齐伐燕的关系，说：燕国“因搆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韩非子》篇幅宏大，又好作寓言，其中多次提到燕国，但都是把燕国放在一种愚蠢荒昧的地位上加以批评和嘲笑。比如，一，郢书燕说：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而误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国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悦，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学者，多似此类。二，不死之道：客有教燕王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学之，所使学者未及学而客死。王大怒，诛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诛学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诛无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无如其身，不能自使其无死，安能使王长生哉！三，削母猴：燕王征巧术人，卫人请以棘刺之端为母猴。燕王说之，养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试观客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观之，必半岁不入宫，不饮酒食肉，雨霁日出，视之晏阴之间，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也。”燕王因养卫人，不能观其母猴。四，浴狗屎：燕人惑易，故浴狗屎。燕人其妻有私通于士，其夫早自外而来，士适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无客。”问左右，左右言“无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屎。

其四，战国时燕国虽列为七雄，但在七国之中最为弱小。苏秦说它“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辞有夸张。这一点由燕人自己的话中也可明显看出。燕文侯对苏秦说：“吾国小，西迫强赵，南近齐。”燕易王对张仪说：“寡人蛮夷僻处，虽大男子，才如婴儿。”燕昭王对郭隗说：“寡人地狭民寡。”太子丹对鞠武说：“丹不肖，生于僻陋之国，长于不毛之地。”对田光说：“今燕国僻在北陲，比于蛮域。”荆轲见秦王时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这些话并非都是折节下士的谦辞。秦国在关中刚刚兴起时曾经一度被中原各国视同夷狄，而燕国直到战国后期仍很少参与各国的和战，各国视燕国如同夷狄也是有可能的。

其五，战国时期燕国在内政上多有失败之举。燕王哙在位时，信用相国子之。后来又提出效法唐尧、许由，将君位禅让给了子之，又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都交给子之，收了太子的实权，子之南面行王事，燕王哙反而为臣，三年以后，燕国大乱，将军市被和太子平起兵攻子之，搆难数月，招致齐宣王派兵伐燕，攻入都城。燕惠王时，燕兵已经占领齐国七十余城，惟独聊、莒、即墨未下，并且已经驻守了五年，但燕惠王因和乐毅有隙，一即位就派骑劫为将取代了乐毅，结果齐国田单以即墨孤城反攻燕军，一举收复全部失地，燕军大败。乐毅逃至赵国，被封为望诸君。燕惠王既后悔使骑劫代乐毅，又怨恨乐毅归降赵国，于是派人责备乐毅，乐毅为此写了著名的《报遗燕惠王书》答复他，其中有“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等语，由此反衬出燕惠王礼贤下士的不诚。燕王喜时，赵国在长平之战中被秦国打败，损兵四十余万，燕王喜用相国栗腹之谋趁机伐赵。乐毅之子乐间劝阻，燕王喜不听。燕国发二军、车二千乘伐赵，燕王喜亲自率偏军随行，结果被赵将廉颇打败，逐之五百里，包围了燕都。乐间逃到赵国，燕王喜悔恨不用乐间，写信要他回来，说：“今寡人虽愚，不若纣之暴也；燕民虽乱，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语，不相尽，以告邻里，寡人不为君取也。”但是乐间始终也没有再回燕国。

其六，即使是在燕昭王、太子丹两代燕国史事最为显赫的时期，当时活动在燕国的人也大都来自其他国家，燕国本土颇感乏人。苏秦、苏代是周都洛阳人，苏氏出自春秋畿内封国苏国的国君苏忿生，原为己姓。苏秦师事鬼谷先生，学纵横捭阖之术，学成之后说服燕、赵、韩、魏、楚、齐六国合纵以抗秦，其中最先说服的就是燕国。苏秦到燕国时，贷人百钱为资，困顿一年有余才见到燕文侯，得到了燕文侯提供给他的最早一批资助。苏秦死后，他的两个弟弟苏代、苏厉也都到过燕国。乐毅、乐闲是魏国人，乐氏出自宋国，原为子姓。乐毅的先祖乐羊是魏文侯时著名将领，曾经率兵攻取中山。乐羊死后乐氏迁居灵寿，属赵，乐毅好兵，受到赵人的推重，但值赵国有武灵王沙丘之难，乐毅又返回魏国。燕昭王礼贤下士，乐毅为魏昭王使者至燕，因留不返。燕昭王重用乐毅，任他为亚卿、上将军，封昌国君。驺衍是齐国人。驺地原为驺国，后属鲁，战国时属齐。战国时期驺地共出了三位驺子：驺忌、驺衍、驺奭，驺衍是其一。驺衍推演出了大九州之说，说禹贡九州只是中国一州，名为赤县神州，像这样的州共有九个，都有大海环绕其外。驺衍提出大九州之说目的是要君主仁义节俭，结果诸侯们确实都对他很尊敬，惧然顾化，但并不能依照去做。驺衍到燕国，燕昭王拥彗先驱欢迎他，自列弟子之座而受业，又为他建筑了碣石宫，亲自前去拜他为师。此外，剧辛是赵国人，荆轲是卫国人。秦开、秦舞阳是秦国人，以国为姓。田光是齐国人，为陈完之后。高渐离也是齐国人，为齐卿大夫高傒之后。郭隗，由其姓氏知为虢叔之后，本为西虢国人。稍后到秦汉时，燕人有中行说归降匈奴，教匈奴与汉争利。又有燕人卫满，亡命朝鲜，自立为朝鲜王。中行说原为晋人，中行氏出自晋大夫荀林父。卫满原为卫国人，以国为姓。再后来到北朝隋唐时期，河北著名的世家大族有范阳卢氏、博陵崔氏、渤海高氏，也都出于齐国。卢氏出自卢蒲嫳，崔氏出自崔杼，高氏出自高傒。高傒是齐桓公时的贵卿、上卿，与国归父同为齐国的守国重臣，周天子的一命大夫。周襄王有王子带之难，齐国派管仲主持谋和，周襄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推辞说：“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陪臣敢辞！”国指国归父，高即高傒，其后人世代为齐国上卿，地位还在管仲之上。崔杼是齐惠公大夫，有宠于齐惠公，但齐惠公一死，国氏、高氏畏其逼迫，驱逐了他。后来崔杼扶立齐庄公，又回到齐国，专揽大权，杀了齐庄公，又立齐景公。崔杼死后，齐国人改葬齐庄公，戳崔杼之尸于市以说众。卢蒲嫳是齐国权臣庆封属内的大夫，庆封在齐景公时与崔杼同揽朝政，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二人有隙，互相倾覆。庆封借崔杼宗族发生内乱之机，派卢蒲嫳攻灭了崔氏，崔杼见家族破败，自杀而死。崔杼死后，庆封更加骄横，嗜酒好猎，不听政令，不久又受到田氏、鲍氏、高氏、栾氏四族合攻，逃往吴国。卢蒲嫳本与崔杼有仇，又是劝说庆封攻打崔氏的主谋，庆封一败，卢蒲嫳也被流放到了齐国北境。过了六年，齐景公去莒地畋猎，卢蒲嫳求见，请求让他回到国都，说：“我的头发这样少这样短，我还能做什么！”大夫子雅说：“他的头发短而野心却很长，他要是回来，会吃了我们的肉，剥了我们的皮。”子雅不但不准许他回临淄，反而将他流放到了更远的北燕。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卢氏一族迁到了燕地。追溯源流，渊源于齐国的河北大族卢氏、崔氏、高氏三族中倒有两族原本是齐国最大的罪臣。

总之西周、春秋时期，燕国是默默无闻的。战国时期燕国在七雄中的地位，正如司马迁所说，是“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燕国在六国中最后为秦所灭，完全是因为有赵国在前作屏障，和距离秦国最为遥远。西周初封国七十余，同姓封国五十余，春秋时见于经传者共一百二十七国，其中在《史记》中列入世家的不足十分之一。司马迁之所以作了《燕召公世家》，很重要的原因是感慨召以奭的惠政。召公奭治陕以西，甚得兆民和，有仁政，后人思之，作《甘棠》之诗。然而如果将姬燕和商代子姓燕国辉煌而繁荣的情形相比，姬燕实在不能说有多少发展和进步。

燕赵区域的文化是一个整体，但是燕地的文化和赵地相比也有其不同的侧重。赵地文化源出三晋，有晋文公以来长期争霸中原的陶冶，有繁荣的农工商业的支持，赵地的文化是由社会经济的繁荣而导致的一种文化。燕地正相反，山高水寒，承商朝亡国之乱，又承西周初兴之弊，猥琐而局促，卞急而狷介。燕地的文化是苦寒文化，是由政治经济的相对落后而导致出激变，又由激变而导致出的一种文化。

燕国引起当时天下人的注意始于战国中期的燕文公（前358椙?30年在位，又称燕文侯，《竹书纪年》称燕成侯，《世本》称燕闵公）。燕文公二十八年苏秦游说燕国结成六国合纵，赵国是合纵的主国，燕国是最初的发起国。合纵结成后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兵函谷关，合纵解除后秦国与燕国主动交好，秦惠王将女儿嫁给燕文公太子为妻。燕文公死后太子即位，燕国开始称王，史称燕易王。燕易王之子为燕王哙，燕王哙时发生了齐国军队攻入燕都的大事。

燕王哙死后，燕昭王即位。燕昭王首先是营建了燕下都武阳城。西周时期新封燕国的都城是借助了今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的商城旧址而设立的，燕国在此建都约三百年左右。春秋时燕桓侯（一说为战国时之桓侯）迁都临易，在今容城县境内，建都也约三百年左右。到战国时又北迁到蓟城，其地在今北京旧外城的西北部。在宣武门、和平门、广安门、法源寺、陶然亭等处经常发现战国时代的陶井井圈，大致标出了古代蓟城的范围。在广安门附近曾经发现战国和更早期的遗址遗物，包括饕餮纹半瓦当，说明这里是宫殿区的所在。至今仍存的外城西北部的蓟门遗址，大约就是古代蓟丘的所在。据《水经注》等文献记载，古蓟城有内外城两重，外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有十座城门。城内有公宫、历室宫。有燕市，会聚南北各地的物产，荆轲嗜酒，曾与屠狗为业的高渐离在此酣饮。今永定河古称█（纍字加氵旁）水，流经城南。今莲花池古称西湖在城以西，湖面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绿水澄澄，川亭望远，是一处宜于游览的大湖。燕国在蓟城建都约一百五六十年，到北魏时旧城仍在，后被毁弃。《水经注》说：“燕文公徙易。”其地在今河北雄县境，说明燕国都城再次南迁。到燕昭王时，就又修建了下都武阳城。武阳城因在中易水（又称武水）之北而得名，其地在今河北易县东南五里。城址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至今部分城墙及台基犹存。史书上说燕昭王为召延来的各国名士广筑高宫大屋，驺衍所居称为碣石宫，到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时，尚见到在当时的凋墙败馆上镌刻着一些名号。近年来对燕下都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有郾侯戈、矛及兵器作坊遗址、大量燕国刀币等，铁制兵器众多，并有淬火钢剑。秦国灭燕时，此城被毁。燕昭王修建下都的目的，据郦道元访问当地的老人，都说燕昭王和太子丹既召延各国人才，又不让他们窥伺到燕国的虚实，所以另建了下都让他们居住，这个说法未必属实。燕昭王修建下都城的目的可能是想更加接近中原，其用意是要报家国之仇。下都城的作用是荟萃各国的人才和组织、装备、训练燕国的军队。

燕昭王是对于燕地文化风格的形成与成熟起了关键作用的一位君主。为向齐国报仇，燕昭王卑身厚币向各国招贤。他去见郭隗，请郭隗为他推举贤才，表示燕国虽小仍愿倾国以待。郭隗说：“君王一定要招览贤士，请从郭隗开始。”燕昭王就为他改建屋舍，尊他为师。事情传开，乐毅自魏国而来，驺衍自齐国而来，剧辛自赵国而来，天下之士争相前往燕国。历史上还留传着燕昭王筑黄金台和用重金买千里马死骨的故事，说燕昭王曾筑金台，置千金于台上，延请天下士。梁任穖《述异志》说：“燕昭王为郭隗筑台，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士人呼为贤士台，亦谓之招贤台。”李白《古风》第十五首《燕昭延郭隗》诗：“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鲍照《放歌行》诗：“岂伊白碧赐，将起黄金台。”今易县东南有黄金台遗址，“金台夕照”为燕京八景之一。《战国策·燕策》郭隗对燕昭王讲述说：“臣闻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骨五百金，反以报君。君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宋黄庭坚《咏李伯时摹韩干三马》诗：“千金市骨今何有，士或不价五█（左禾右羔）皮。”

燕昭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经过二十八年的恢复，燕国财力殷富，士卒乐战。于是燕昭王任用乐毅为上将军，又借助其他贤士的帮助劝说赵、魏、韩、秦、楚五国发兵，各出锐师，合力伐齐。六国联军在济西打败齐军，之后赵、魏等五国班师回国，燕国军队在乐毅的率领下独自攻入齐国，一举攻克临淄，尽取宝器，放火焚毁齐宫殿宗庙。齐国大败，除聊、莒、即墨三城外其余七十二城都被燕国占领。齐湣王逃到邹、鲁，邹、鲁之君不纳，又逃入莒城，被楚大夫淖齿杀死。燕国报仇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年之蓄积，战功自五霸以来所未有，天下为之震动。 燕军在齐国驻守了五年。燕昭王死后燕惠王即位，与乐毅有仇，以骑劫取代了乐毅，齐国大将田单趁机在即墨反攻，大败骑劫，失地全部收复。此后又经过二十四年就到了燕国末代国君燕王喜。燕王喜二十三年，在秦国作人质的太子丹逃回燕国，太子丹是对于燕地文化风格的形成与成熟起了关键作用的又一位王室成员。二十五年，秦国灭亡韩国。二十七年，灭亡赵国，兵临易水。二十八年，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没有成功。三十年，秦灭魏。三十三年，灭燕。六国之中燕国是最后灭亡的一国，而荆轲刺秦王也成为六国的最后一次壮烈之举。

传说太子丹仰天长叹，乌白头，马生角。荆轲欲刺秦王，白虹贯日，天为变动！

太子丹从秦国逃回以后，深怨于秦，畜养武士，无所不至，为了报复秦国，即使举燕国所有也在所不惜。他先找到麹武，对他说：“丹不肖，生于僻陋之国，长于不毛之地，未尝得睹君子雅训，达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陈，幸傅垂览之。丹闻丈夫所耻，耻受辱以生于世也；贞女所羞，羞见劫以亏其节也。故有刎喉不顾、据鼎不避者，斯岂乐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无常，虎狼其行，遇丹无礼，为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计燕国之众，不能敌之。旷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内之英雄，破国空藏，以奉养之，重币甘辞以市于秦。秦贪我赂，而信我辞，则一剑之任，可当百万之师，须臾之间，可解丹万世之耻。若其不然，令丹生无面目于天下，死怀恨于九泉。必令诸侯无以为叹，易水以北，未知谁有？此盖亦子大夫之耻也。”麹武向太子丹推荐出田光，说：“臣不能为太子计。臣所知田光，其人智深而勇沉，可与谋。”

田光往见太子丹，太子丹逢行于途，却行前导，跪而拂席。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丹避席而请。田光向太子丹推荐出荆轲，说：“臣衰老，不敢图国事，荆轲可使。”太子丹送田光出门，太子丹告诫他说：“所言者国之大事，愿勿泄。”田光俯首而笑。

田光往见荆轲，荆轲允诺。田光又说：“太子丹告诫光愿勿泄，是疑光也。盖闻士不为人所疑，行事而使人疑，非侠也。”于是伏剑自刎而死。

荆轲往见太子丹，说田光已死。太子丹惊愕失色再拜而跪，膝行流涕。于是尊荆轲为上卿，居上舍，太子丹日至其门，供奉太牢，间进异物，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太子丹与荆轲临池而观，轲拾瓦投龟，太子丹令人捧金瓦而进，荆轲用尽，复进。太子丹与荆轲共乘千里马，荆轲说：“闻千里马肝味美。”太子丹即杀马献马肝。太子丹与荆轲置酒华阳台，酒酣，太子丹进美人能琴者，荆轲说：“好手琴者！”太子丹即以美人献荆轲，荆轲说：“但爱其手耳。”太子丹即断其手，盛以玉盘奉之。 太子丹与荆轲谋刺秦王，荆轲以为必得秦国降将樊于期之首与督亢地图。太子丹不忍，荆轲往见樊于期，樊于期执刀自刎，头坠背后，两目不瞑。太子丹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置督亢地图中。令勇士秦舞阳为荆轲副使。秦舞阳年十三已曾杀人，人不敢忤视。荆轲等待其友同行，太子丹急于起程，对荆轲说：“荆卿无意起程，请先遣秦舞阳。”荆轲大怒，叱太子说：“何用太子之遣！提一匕首以入不测之强秦，岂是竖子所能？太子既以为晚，请辞行！”于是启程。

在南易水和北易水之间，有燕国的南长城。太子丹送荆轲出国门，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行至易水之上，荆轲作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荆轲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复为羽声慷慨，闻者皆瞋目裂眦，发上指冠。勇士夏扶当车前刎颈以送，荆轲于是升车而去，终已不顾。

至秦，入宫见秦王，秦舞阳色变震恐，荆轲带笑而进。取督亢地图进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荆轲于是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刺之。秦王惊起，绝袖而去，拔剑，剑长不可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奔，众臣惊愕，猝起不意，尽失其度。久之，秦王背负剑，拔长剑击荆轲，断其左足。荆轲倒地，以匕首击秦王，中铜柱，火出。秦王复击荆轲，断其两手。荆轲身中八创，自知事功不就，倚柱大笑，箕踞而骂，说：“事所以不就者，本欲生劫之以报太子也。”

荆轲已死，秦王不怿者良久。

直到明清时，在易县古城外还留有荆轲馆、荆轲城、荆轲山、送荆陉以及渐离馆、渐离城、樊于期馆、樊于期城、樊于期山、金台、小金台、钓台、兰马台、登台、易台等等多处遗迹。荆轲山有明万历十四年（1586）御史熊文熙的题额：“燕义士荆轲之故里。”樊于期山俗称血山，为樊于期刎颈处。金台等各台均高十余丈，方圆数十步，秀峙相对。历代文士如唐骆宾王、陈子昂、李白、韩愈、柳宗元、罗隐、贾岛，宋邵雍、司马光、苏轼，元杨维祯、赵秉文、韦执谊、刘因、李时行，明王大用、王衡、陈璟、李东阳、屠隆、魏学伊、季攀龙、林廷玉、张新、黎民表、李先芳、王世贞等等，都曾前此凭吊，或写诗文遥寄追怀。陈子昂《燕昭王》诗说：“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又《燕太子》诗说：“秦王日无道，太子怨亦深。一闻田光义，匕首赠千金。其事虽不立，千载共伤心。”贾岛诗说：“荆轲重虚死，烈节书前史。我叹方寸心，谁论一时事？至今易水桥，凉风兮萧萧。易水流得尽，荆轲名不泯。”胡曾诗：“一旦秦皇马生角，燕丹归此送荆卿。行人欲识无穷恨，听取东流易水声。”李先芳诗：“荆轲别燕丹，悲歌誓不还。此生岂细故，人逢知己难。壮士心不死，秦王骨已寒。至今易水上，千载令辛酸。”李攀龙诗：“匕首腰间鸣，萧萧北风起。平生壮志心，可以炤寒水。”张新诗：“乘间来访荆轲里，此地犹存义士名。蔓草荒原无客到，短垣斜径有僧迎。琳宫夙构风烟迥，石碣新题日月明。剑术空留千载恨，至今易水尚哀声。”只要易水一时尚存，历代文士的流连歌咏也就持续不绝。

荆轲是一位著名的侠士，《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了五位侠士，荆轲是其一。司马迁说：自豫让之后四十余年而有聂政，自聂政之后二百二十余年而有荆轲。数百年间仅区区五人，可知在司马迁眼中称得上侠士的都是不世出的大英雄。

何谓侠？侠者不君不臣，偏锋一支。侠士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既不遵从国君之命，也不遵从世俗之情，而只遵从自己独有的价值标准。士是读书人的称谓，称得上是侠士的人都读书有成，文武兼通，并不单单习武。侠士重信义，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侠士注重德操，不自夸自己的才能，不议论别人的短处，“绝交不出恶声，去国不洁其名”。他们注重名誉，不是沽取虚名，而是为了证实自身的绝对完美、绝对自信。他们帮助别人报一答十，不是出于爱怜，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存在的价值和然诺的力量。他们不在意成败，不吝惜生死，不是因为轻视生命，而实在是因为太爱惜生命。生命有两种，苟安偷生、自欺欺人是没有意义的生命，矢志不移、独立自存是有意义的生命。侠士爱惜的是有意义的生命，所以他们都意志坚强，“立意皎然，不欺其志”。为了保全这个志向，他们就会在需要的时候不惜生死，所以像程婴、侯嬴、田光、夏扶甚至在完成使命之后也要自杀而死。生不苟合，死不苟且，死法和生法同样重要。做侠士最重要的不是敢于去拼死，而是敢于在值得的时候自己杀死自己。由于侠士有自己特殊的价值标准，国君不认同他们，说他们干乱国家法令，私设刑罚；普通人也不认同他们，因为他们活着不求财利，死时不惜生命，完全不可效仿。只有他们自己少数几个人之间相互认同，但也都默认于心，从不明说。这样的一种人生确乎称得上是白虹贯日、感天地而泣鬼神了。

荆轲好读书，为人博闻强记。他很有理智，从不与人斗胜。在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目视之，荆轲默然离去。在邯郸与鲁句践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默然逃去。这是因为他不拘小节，欲立大功。荆轲说：“今轲常侍君子之侧，闻烈士之节，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但问用之所在耳。”田光称荆轲是“体烈骨壮，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在卫国，荆轲曾经出手解救十余位贤士大夫脱离危急。在燕都，他与屠狗为生的高渐离交友，终日饮酒于市，酒酣，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相视大笑，已而又相泣，旁若无人。大笑是因为自信，哭泣是由于感怀生命，旁若无人是因为他们早已抱定一死以报答人们。只有处士田光知道荆轲不是寻常人，知道他是“士有超世之行者，不必合于乡曲”，他的情趣志向远远不是普通人用普通的价值标准所可以框范的。

侠士必须是刻苦砥砺，孤介独行。只有田光能请出荆轲，而田光自刎身死。只有樊于期之首能使秦王动容，樊于期果然甘心受首。夏扶只因不得同行，当车前刎颈以壮行色。黄金投龟，烩千里马肝，断美人好手，荆轲面不改色。荆轲来到燕国肯定不是因为希图太子丹的黄金、屋舍、车骑、美女，别人可能是，他决不可能。他知道提一匕首以入不测之强秦的后果，早已预存必死之心，何况田光、樊于期、夏扶已死，荆轲更是义无反顾。但他入秦又不是为了太子丹一人一国的私利而去的，他是为他自己平生的志向，“心向意，投身不顾；情有异，一毛不拔”。易水送行，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众人无不动容，荆轲升车而去，终不回顾。荆轲已死，鲁句践悲痛自悔，说：“从前我还怒叱他，他会以为我是什么人！”诸人志向之高之烈以及侠士间心意的默然契合，都已达到了无以伦比的境界。

太子丹和荆轲之间也是一种契合。二人的地位、作用不可替代，又缺一不可。宋袁褧《枫窗小牍》评价说：“有燕丹而后有荆轲也。”荆轲自己也说：“昔吕望当屠钓之时，天下之贱丈夫也，其遇文王，则为周师。骐骥之在盐车，驽之下也，及遇伯乐，则有千里之功。”荆轲以太子丹为知己，为天下之士，太子丹自以得荆轲则永无秦忧，二人之间的遇合也算是千古不逢的了。

太子丹的精诚与荆轲的志向契合在一起，就完成了燕地文化由苦寒和局促而产生出的激变，就形成和成熟了燕地文化“慷慨悲歌”的独特风格。《枫窗小牍》说：“秦威太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轧，所为白虹贯日，和歌变徵，”所说甚能理解燕地文化“慷慨悲歌”的真意。燕地慷慨悲歌文化的形成不是社会繁荣的结果。社会繁荣所形成的是志高而扬的大国之风，燕地则是一剑以当百万之师的侠士奇锋。燕地苦寒卑弱，因之它的文化也就自伤自怨，刚烈悲壮。“慷慨悲歌”在心理上是一个情结，是由经济文化的落后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一个情结。这个情结经过一种壮烈的撞击，发生逆转，出现升华，于是就化育成为慷慨悲歌的性格。

燕昭王、太子丹的养士和荆轲刺秦王的事迹，标志了燕赵文化的形成和成熟。陶渊明《咏荆轲》诗说：“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骆宾王《于易水送人》诗说：“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在《送董邵南序》中说：“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宋苏轼说：“幽燕之地，自古号多豪杰，名于图史者往往而是。”明李攀龙诗说：“缭天兮白虹，萧萧兮北风。壮士怒兮易水飞，羽声激兮云不归。”清初著名反清志士黄宗羲在《马雪航诗序》中说：“彼知性者，则吴楚之色泽，中原之风骨，燕赵之悲歌慷慨。”可知自从战国末年以后，“慷慨悲歌”确实已成为燕赵之地所专有，直到清初延续二千年而不改的独特文化风格，成为燕赵文化的独特标志和主要特征，古往今来一向受到人们的仰慕，被天下有志之士视为典范。

十八、道德风范，经史文章——燕赵士大夫与经史学术

西周和春秋时期实行的宗法制到战国时期就全然改观，一去不复返了。秦汉时期，取代宗法制而起的就是豪族。秦汉豪族的特点：第一是务在保宗收族，往往聚族而居；第二是养客，食客多至数十百人；第三是蓄奴，家童多至千人，歌奴至数十人。豪族的生活富有、奢侈，作风豪纵，营建宫室，蓄姬妾舞女，侈婚厚葬，为一般百姓所慨叹不及。豪族又往往藏亡纳死，干乱吏治，杀人行刺，勾结官吏，垄断农商。有些豪族与王者联姻，开始注意到维护婚姻门第。有些豪族注重读经，生活勤俭，为人尚义行。豪族在财富上的积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仲长统《昌言·损益篇》说他们“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任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与此相适应，在文化上也构成了一种积累，形成了一种豪族文化。豪族在文化上是有意识、有自觉、有使命感的，《国语·楚语》观射父说要使各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乘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豪族是在农耕文化的环境中产生的，经济上财富的积聚与生活的豪纵是它的外部特征，文化上心率旧典和经史文章则是它的内在特征。

豪族以及后来的世族、门阀，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一脉相承，但地位和作用又有很大变化。西周、春秋时期的宗法、氏族，是社会上层政治文化的主体，以此严明华夏与四夷之分。而秦汉以后的豪族、世族、门阀却是社会的中坚，与上层的政治力量互相权衡和补充。宗法制从西周到春秋实行了六百年，豪族、世族、门阀从战国到隋唐持续了一千一百年，对于中国中古时期的社会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

豪族大姓虽然免不了要侵凌兼并，“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但总起来看，它是和官僚体制相适应的，二者互相协调补充。官僚体制同样有着所在贪残的一面，而豪强大姓同样也有维护地方安定的一面。汉代的刺史、太守、县令是由中央任命的，但他们的僚属却照例由当地人士充当，豪族大姓往往优先任用，成为州郡大吏。同时，豪族还可以通过察举孝廉、茂才和辟举，出任其他州郡的长官，并以此世代保持着官位。所以从人的方面看，官吏与豪族也很难截然分开，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官吏的权力是由中央委任的，而豪族的权力是在社会中自然产生出来的。

豪族中有所谓冠族、甲族、大姓、著姓之称。既有经济实力又有学术声誉并且附带有私族武装的称为冠族、大姓，其中道德礼法足堪称道的就被称为名士。豪族的社会关系中又有所谓故吏、弟子、门生。以前历任官职所属的官吏称为故吏，童仆称为门生。汉代公卿往往自教经学，聚徒常至数百人，其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后来从未受学而仅依附名势的人也冒称门生，实际就是童仆。故吏、弟子、门生构成了豪族重要的外围组织，汉代的地方豪族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都是四世三公，号称“门生故吏满天下”。

秦汉豪族的前身多为战国六国豪族的后裔，秦朝的灭亡差不多全是由于六国豪族的反抗。西汉末东汉初，光武帝开国的云台二十八将差不多也全是豪族出身，其中属于燕赵地区的有：冠恂，上谷昌平人，世为著姓，所将皆宗族昆弟；吴汉，南阳宛人，后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耿弇，扶风茂陵人，先世于汉武帝时自巨鹿徙居茂陵；刘植，巨鹿昌城人，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跟从光武帝；耿纯，巨鹿宋子人，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跟从光武帝。除云台二十八将之外，全国各郡也都有一些豪强大族，其中燕赵地区有清河赵纲、渔阳阳球、涿郡西高氏东高氏等。阳球“家世大姓冠盖，能击剑，习弓马。性严厉，好申韩之学。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结少年数十人，杀吏，灭其家，由是知名。初举孝廉，补尚书侍郎，闲达故事，其章奏处议常为台阁所崇信”。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忤，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宾客放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其乱如此”。

东汉时期豪族的发展已经很成熟，形式和特点都已固定下来，在政治上也有强大的号召力、影响力，实际上已成为仅次于中央王朝的社会寄托。在东汉后期的清议、党锢，特别是汉末割据的过程中，几乎全部都是豪强在起作用。曹丕在《典论·自叙》中生动地描述说：“初平之元，董卓弑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都于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颜氏家训·诫兵》又说到北朝时北方豪族、世族的情形，同样是：“若居承平之世，睥睨宫阃，幸灾乐祸，首为逆乱，诖误善良。如在兵革之时，构扇反覆，纵横说诱，不识存亡，强相扶戴。”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东汉末年的豪族割据中，黄河以北的冀州占有重要的地位。东汉冀州刺史部统领魏郡、巨鹿、常山、中山、安平、河间、清河、赵国、渤海九个郡国，治所在邺县。首先是在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军破灭以后，安定朝那人皇甫嵩以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当时皇甫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就有汉阳人阎忠对皇甫嵩进谋，劝他征冀州之士，动七州之众，蹈流漳河，饮马孟津，诛阉官之罪，除群凶之积，请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齐六合，南面称制。皇甫嵩认为这是非常之谋，没有采纳。

之后，在中平五年（188）陈蕃的儿子陈逸以及南阳人许攸、沛国人周俊和术士襄楷，说动冀州刺史王芬，准备在汉灵帝到冀州河间旧宅重游时发动兵变，废掉汉灵帝。由于汉灵帝停止重游计划，兵变没有进行。

三是在汉献帝初平元年（190）汝南汝阳人袁绍为渤海太守，据以起兵。冀州牧韩馥等各州郡刺史、太守一时俱起，共同讨伐董卓，遥推袁绍为盟主。袁氏为汉代大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当时天下豪杰多附袁绍，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韩馥不得已而让位，袁绍出任冀州牧，其后又以大将军兼领冀、青、幽、并四州，雄踞一时，直到建安七年（202）官渡之战为曹操战败，发病而死，前后共盘踞冀州十二年之久。

四是沛国谯人曹操继袁绍之后进入冀、青、幽、并四州。到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又出兵卢龙塞，彻底消灭了袁氏的残余势力。建安十八年（213）汉献帝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国公，都邺，以丞相兼领冀州牧如故。冀州成为曹操经略天下的腹心之地。

并且在以上四事之前，黄巾军的中心也是冀州。太平道虽遍布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而它的首领张角则是巨鹿人。黄巾军初起兵时，是由大方马元义调发荆扬徒众前往邺城集结，黄巾军的最后一战又是由张梁率领巨鹿黄巾在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与皇甫嵩决战。黄巾军之外，各支保据山谷的农民军也以博陵张牛角和常山褚飞燕所率领的黑山军势力最为强大，众至百万。

汉代的制度规定地方官不得在本籍担任。皇甫嵩、韩馥、袁绍、曹操等人虽都

不是河北人，但长期在河北任职，所以实际上可以视同河北人。如袁绍在河北十二年，初封为邺侯，曹操被封为魏公，定都邺城，更已是河北人。皇甫嵩在冀州时，百姓歌颂他说：“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后汉书·袁绍传》注引《献帝春秋》说袁绍在河北“为人政宽，百姓德之”。袁绍死时，“河北士女莫不伤怨，市巷挥泪，如感丧亲”。说明当时的河北人士也已接受和拥戴他们。

在各州郡刺史、太守周围还聚集着许多名士，他们出谋献策，领兵督军，起草文告，由此形成一个个割据争霸的政治集团。在韩馥做冀州牧的时候，曾经派人到颍川迎接诸名士，辛评、郭图、淳于琼、荀彧和荀谌兄弟等人都到了冀州。不过等他们到达冀州时，韩馥已经让位给了袁绍，于是这些人就转投在袁绍门下。袁绍门下的其他名士还有门客逢纪、巨鹿广平人沮授、南阳人许攸，以及不被韩馥赏识的本地人魏郡的审配和巨鹿的田丰。审配是冀州势力最大的强宗大姓，《后汉书·袁绍传》说他“族大兵强”，又说他“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节”。后来审配被曹操生擒，曹操意欲活之，审配“意气壮烈，终无挠辞，见者莫不叹息”。这些人都很得袁绍的器重，袁绍以沮授为别驾，后又升为奋武将军，使之监护诸将，比沮授为齐桓之有管仲、句践之有范蠡。又以田丰为别驾，审配为治中，“甚见器任”。又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为谋主。官渡之战前后，淳于琼、沮授、田丰、逢纪、审配、郭图先后被杀，而许攸、荀彧则投奔了曹操。

荀彧投奔曹操以后，更为曹操引荐了一大批名士为辅佐。《三国志·荀彧传》注引《荀彧别传》说：荀彧“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之（司马懿），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荀彧所荐举的这些人大部分是来自颍川的大姓，而随同其主人活动在冀州。河北人则有平原华歆，后为魏晋著名世族。

冀、青、幽、并四州平定之后，曹操又听从郭嘉的建议录用四州名士，受到任用的河北名士有清河崔琰，任冀州别驾。后来崔琰又荐举了涿郡卢毓，任冀州主簿。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由州郡长官和辅佐名士构成的不仅是政治集团，而且也是引导当时的人物品评和风俗习尚的文化集团。如荀提出的“取士不以一揆”和曹操提出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都是在文化观念上的重大突破。

两汉的豪族是魏晋南北朝世族门阀的渊源。到东汉末期，战国六国豪族后裔的痕迹彻底消失了，不过豪族这种形式却日益扎根深固，成熟健全。消失的只是战国那一代豪族，两汉的豪族又代之而起。从以后的历史来看，北魏和唐初都曾重修《氏族谱》，不是不注重世族这种社会组织，而只是要贬抑旧世族，推崇新世族，特别是要“崇重今朝冠冕”，推崇以皇族、后族、功臣为核心的当世高官。从战国到唐初，六国豪族后裔消失而汉代高官后裔兴起是第一次新旧代换，北魏时期汉代高官后裔地位降低而鲜卑贵族兴起是第二次新旧代换，唐初地方豪族地位降低而唐朝勋贵兴起是第三次新旧代换。从秦汉到隋唐，豪族、世族这种社会组织，始终都不废弃，但是它有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它的极盛时期是在南北朝。

南北朝时期世族门阀组织发展到极盛，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更加充实和强盛。尤其在北朝，战争、流民和胡族统治构成了北方文化中消极的一面，而世族门阀则构成了北方文化中积极的一面。可以说，没有北方的世族门阀，也就没有了北方的文化。人是文化中的主体，北方文化中的主体就是世族门阀中的名士，当时称做“衣冠人物”的人。唐太宗说河北世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称士大夫”。“士大夫”在春秋时为世卿世禄，汉代以来也都泛指居官在位的人，而北朝的世族门阀居然可以在世代不做官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其“士大夫”的姿态，而且在地方政治上影响巨大，一呼百应，这就不能不令人叹服。

北朝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谆谆告诫自己的子孙后代不要放弃读书，说：“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书中指出：“所谓士族（即世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惟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范阳卢氏在山东世族中居第一等，《魏书·卢玄传》说：“卢玄绪业著闻，首应旌命，子孙继迹，为世盛门。其文武功业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高冠带，盖德业儒素有过人者。”

中国古代的文化学术自春秋以来流放于民间，而不由官府独守。汉代虽设立官学，但民间仍然依照自己的传统私相传授，独立于官学之外。民间传授经学与豪族、世族的兴起是同步展开的。豪族、世族既是一种延续不断的社会组织，又是一种延续不断的文化组织。文化学术、经学家法、道德门风是它最主要的标志，也是它得以存在的主要依据，否则它就势必不能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与郡县政权相抗衡。可以说没有经学，也就没有世族。经学是因，官职是果。文化是第一位的，政治是第二位的。有累世经学，才有累世高门，才有累世高官。累世没有官职可以，中断了经学家法才是灭顶之灾。

就这一点来看，北朝的世族比南朝更具典型性。史籍记载中，北朝士大夫所读的书，首先是经书，其次是史书，再次是兵书，最后是诗文，与南朝学风迥然不同。《颜氏家训·勉学》说：“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这确是北朝的普遍风气。《颜氏家训·勉学》又说：“洛阳（指北魏）亦闻崔浩（清河人）、张伟、刘方，邺下（指北齐）又见邢子才（邢邵，河间鄚人），此四儒者，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诸贤，故为上品，此外率多田野间人。”又说：“魏收（巨鹿下曲阳人）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书》。”可知魏收是兼通经史的。《颜氏家训·诫兵》说：“每见文士，颇读兵书，微有经略。”可见读兵书也是北朝的普遍风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北方各胡族的首领凡是略能通晓汉籍的，也首重史书、兵书。刘渊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刘聪通《孙吴兵法》，刘曜尤好兵书，石勒使刘征、任播授石弘以兵书，刘和习《左氏春秋》，刘宣好《左氏传》，石勒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经书和史书是两种不同的分类，经书意为最重要的典籍，其中《诗》是文辞，《礼》是交接，《书》是政事，《易》是变通，《春秋》是记史。《春秋左传》既是经书，又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部史籍。经书和史书如果不考虑其繁缛的注疏与空洞的微言大义的话，都是实用性很强的书籍，所言不外王侯将相取位守成之事。所以经史之文尚质平，而诗词文赋则贵在曲折动情。北朝士大夫多主经学，注重史书、兵书，文辞平淡质朴，这是由于他们更注重实用的缘故。南朝崇尚文学、玄学，文辞轻绮艳丽，于经世致用则已渐渐迂远。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论北朝经学说：“六朝文虽以词藻相尚，然北朝治经者，尚多专门名家。盖自汉末郑康成以经学教授门下，著录者万人，流风所致，士皆以通经绩学为业。而上之举孝廉，举秀才，亦多于其中取之。故虽经刘、石诸朝之乱，而士习相承，未尽变坏。大概元魏时经学，以徐遵明为太宗，周隋间以刘炫，刘焯为太宗。河北诸儒能通服氏《春秋》者，并出徐氏之门。”一凌《北朝胡族统治下的北方文物》（1937）也说：“其时治经者，各有师承，非同后世稗耳贩目之学也。其业已成，则各有所著，以开后学。各有心得，笔之于书，非如后世所记间掇拾之学也。其所以多务实学者，固由于士习之古，亦上之人有以兴作之。可见北朝偏安窃据之国，亦知以经术为重。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事务于此以应上之求，故北朝经学校南朝稍盛。”又说：“史称梁越博综经传，卢丑笃学博闻，张伟学通诸经，李同轨学通诸经，崔浩博览经史，高允通经史，李世安博综群言。跟从张伟受业的常有数万人，张吾贵也有门徒千数。高允在家中设馆教授，受业的有千余人。其中如崔浩、李世安、李彪、李冲、王肃等，在政治上都有很大的建树，绝不同于南朝一般学者的尚清虚。”夷姤《河北文化的略评》（1937）据《畿辅丛书》通论北方学术说：“试检《畿辅丛书》一看：赵人孙卿著《荀子》，广川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清河张楫著《广雅》，以及高诱、刘邵、崔豹、卢辩之博识，高允、魏征、李绛、李吉甫、李德裕之功业，李绰、封演之闲习掌故，卢照邻、卢仝之文学，高适、刘长卿、贾长江之词章，莫不彪炳汗青。不宁惟是：六朝以前，北人学术，实较南人为精核。试以经学论之。隋以前经学盖分两大支，其一则崇尚名理，博稽故实，训诂名物，必循先师，为学问而学问，郑学是也。其一则与郑君争名，有意立异，文饰经礼，以媚权贵，伪为经学，迷惑后学，则王肃是已。北人之学师法郑君，南人之学多崇王氏，故有北人为学如管中窥日、南人为学如旷处观月之喻，即指北人多专门、南人务疏放也。前清崇尚汉学，顾、戴、段、王诸家所治学业即昔日之北学也。由斯以观，河朔之学在昔不但不弱于他人，且纯粹笃实，远胜南方。则崇尚朴学，有关风土也已。”

历来多以为东晋南北朝二百六十年间南北割据，杀伐不断，尤其是北方在五胡

异族统治下凋残衰退，经济文化各方面必定无足可取，其实不然。北朝在政治上军事上居于主动，在经济上有《四民月令》所描述的豪族庄园的特色，在文化上推崇道德风范，以经史为文章，确实有明显优于江南的一面。《隋书·地理志》说：“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然涿郡自前代以来，多文雅之士。”可知文化的发展与政治军事的发展有时可以并行。

除以上所论及之外的北方著名学者，在今北京及周围地区的还有：韩婴，汉文帝时蓟城人，传《韩诗》；卢植，东汉后期涿郡人，师从马融，与郑玄同门，学成后归涿郡教授；梁祚，北魏时久居蓟城，通《公羊春秋》及郑氏《易》；平恒，蓟人，著《略注》，深研经籍；高闾，渔阳人，博通经史，擅草诏令；鲜于灵馥，密云丁零人，亦能讲授经学；卢毓，魏涿郡人，少以学行见称，为曹魏定律令；卢钦，晋涿郡人，卢植之孙，卢毓之子，秉承家学，笃志经史；张华，范阳方城人，以博洽著称；霍原，广阳人，山居教授门徒多年；祖逖，范阳遒人，博览群书，涉猎古今；卢谌，卢钦之孙，博通经史，善著文；祖冲之，范阳遒人，通儒道，擅历法；郦道元，范阳人，好学博才，注《水经》。徐遵明也曾在范阳讲学，蓟人从之者甚众。安平有张载、张协、张亢兄弟，均博学有文章，晋太康时号为“三张”。中山魏昌（今河北安国西南）有刘琨，擅诗文。赵郡中丘（今河北内丘）有张宾，少好学，博涉经史。清河有崔宏，少有俊才，号“冀州神童”，北魏道武帝时草创制度。渤海饶安有刁雍，好文学。渤海南皮有欧阳建，西晋时著《言尽意论》。阳平元城（今河北大名东）有束皙，通古文，能诗赋，西晋时整理汲冢书。北平（今河北满城）有杨衒之，博学能文，东魏时著成《洛阳伽蓝记》。巨鹿下曲阳有魏收，有才名，通文史，著《魏书》一百三十卷，等等。

前赵石勒笃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元年（319）秋，石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入学受教，并亲临大小学考诸生经义。前秦苻坚建元八年（372），由王猛举荐幽、冀世族，以清河房旷为尚书左丞，房默、崔逞及燕国韩胤为尚书郎，北平阳陟、田勰、阳瑶为著作佐郎，郝略为清河相。又诏幽、冀及关东民有学通一经、才能一艺者选送长安，官百石以上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者罢归田里。北魏道武帝初立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399）复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人。太武帝神█（上鹿下加）四年（431）诏征世族名士四十二人，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等三十五人应征，同时州郡所荐大族冠冕又数百人。崔浩为北方世族之首，太武帝朝仅其一人所荐就有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至宣武帝正始元年（504），河北承平日久，学业大盛，燕、赵、魏、齐之间教授者不可胜数，子弟著录者各千余人，少者犹数百。东魏孝静帝时南北通好，与梁信使不断，双方皆以俊义相耀。时邺下多风流儒雅，如李谐、李神偰、卢元明、王元景、杨遵彦、崔赡等。每梁使至，邺下为之倾动，尽选风流才子与之应对，贵盛子弟盛服聚观，馆门成市。至唐，柳方《氏族论》定山东郡姓以太原王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为大。唐太宗诏定《氏族志》，群臣所奏天下世族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以博陵崔氏居为第一。

河北世族组织的兴盛与这一区域自古以来与其他区域相比地位卑弱、忧患沉重有关，河北世族崇尚经学史学与燕赵文化一向具有的古朴、敦厚、务实传统有关。河北的世族组织及其文化与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的特征同出一源，是慷慨悲歌的进一步发展。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也只有形成强有力的世族组织，才能承受住相继而来的异族冲击，才能使原有的汉文化得以保存。

文化风俗与区域环境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隋书·地理志》说河北“其人性敦厚，务在农桑”，又说“涿郡连接边地，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宋史·地理志》说河北“其人质厚少文，多专经术。大率尚义，为强枝，土平而近边，习于战斗”。杜牧说：“河北者俗俭风浑，淫习不生，朴实坚强，勇于战耕。高山大河盘亘交错，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天下失河北则不可顾矣。”清孙承泽《天府广记》说：“燕之山石块垒，危峰雄特，水洌土厚，风高气寒。”故其人“文雅沉鸷而不狃于俗，感时触事则悲歌慷慨之念生焉”。灊山《河北风俗之变迁与古礼教》（1937）据此论述说：“举凡史册所书，傍及顾祖禹、顾亭林所辑，所述燕赵之俗，皆与今不甚相远。风气系于水土，益足征信。”

十九、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燕赵的文学艺术及其风格

荆轲刺秦王时，与燕太子丹在易水送别，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史称荆轲为变徵之声，复为羽声，悲歌慷慨，士皆瞋目，发上冲冠。在宫、商、角、徵、羽五音中，羽音最高，徵在其次。可知慷慨悲歌是一种音调高亢、情绪悲凉壮烈的曲调。 荆轲作《渡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燕丹子》称其为“壮声”、“哀声”。《史记·刺客列传》称其为“羽声慷慨”。《货殖列传》又说邯郸、中山、沙丘“丈夫悲歌慷慨”。这是对燕赵诗风、文风的第一次概括。

到汉末曹魏时，曹操等人的诗风悲凉、雄峻、古朴，诗如其人，真情毕露。唐代诗人元稹说道：“建安以后天下文人遭逢兵战，曹氏父子于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钟嵘《诗品》评论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宋人孙臞翁也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这是燕赵第二次被人们称为慷慨悲歌。

唐后期藩镇割据，“河朔三镇”雄踞一方，韩愈作《送董邵南序》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这是燕赵第三次被人们称为慷慨悲歌。

由此可见，燕赵区域文学艺术最重要的风格就是慷慨悲歌。慷慨悲歌就是燕赵悲歌，在文学艺术中它是为燕赵所独有的固定不变的意象。燕赵之地的社会战乱频仍，燕赵之地的风俗勇武任侠，形之于诗文，就又有了慷慨悲歌的诗风、文风。

战国以后，最早感叹燕太子丹、荆轲事迹的有邹阳。邹阳在《狱中上梁王书》中说道：“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又说：“樊于期逃秦之燕，藉荆轲首以奉丹事，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最早领悟慷慨悲歌的文化价值，而将其形之于文的有司马迁。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赵燕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在汉代乐府歌辞中，有《燕歌行》、《出自蓟北门行》、《幽州马客吟》、《邯郸少年行》等曲目，多以边塞、军旅、豪侠、远别为题材，反映出燕赵区域文化和音乐上的特点，与以江南为主题的《竹枝》、《柳枝》、《长相思》各曲风格迥然不同。

历代所作的《燕歌行》以曹丕的一篇和高适的一篇最为有名。曹丕《燕歌行》说：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高适的《燕歌行》说：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旗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愁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筋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庭飘摇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塞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特别是高适的《燕歌行》，诗意连贯，气势豪迈，将边塞的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是他的成名之作。

东汉名士祢衡为鼓吏，创作了鼓曲《渔阳挝掺》，又称《渔阳鼙鼓》。它以奏法急锐高昂著名，与古琴曲中的《广陵散》同为天下名曲。《广陵散》代表南方风格，《渔阳挝掺》代表北方风格。庾信诗说：“声烦《广陵散》，杵急《渔阳掺》。”可见慷慨悲歌的风格在器乐中也有体现。

曹操于建安七年(202)官渡之战中打败袁绍，以汉丞相的本职兼领冀州牧。他虽然不是河北人，但长期活动在河北，实际上可以视同河北人看待。建安十八年，曹操为魏王，都于邺(今河北临漳)。曹魏邺城是在战国秦汉旧邺城的基础上增建的，它由于曾经是魏文侯的都城而有魏地之称，实际上却主要属于赵地。邺城有内外二城，内城中建有宗庙和听政殿、文昌阁两座主建筑。文昌阁西面是内苑，其中有三座著名的亭台建筑，就是铜雀台、金虎台和冰井台。铜雀台居中，因此又称中台；金虎台在南，冰井台在北，合称“三台”。铜雀台是建安十五年修建的，高十丈，有屋一百零一间。后赵石虎时又增高二丈，并在铜雀台上再建五层高楼，楼高十五丈，连铜雀台共二十七丈。在楼顶上又铸有一只铜雀，头高一丈六尺，作展翼如飞之状。金虎台又称南台，高八丈，有屋一百零九间。冰井台也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五间，台上还有一间消暑用的冰室。三台各相距六十步，中间有二桥相通连。左思《魏都赋》说：“三台列峙而峥嵘。”杜牧诗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桥。”即咏此三台二桥。三台在文昌阁西，因此称为西园，曹丕诗“逍遥步西园”、曹植诗“清夜游西园”，即咏此园。在铜雀台东面还有一个芙蓉池，曹丕《临高台》诗“下有水且寒”，即咏此池。三台建筑在当时是一个奢侈的举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曹氏父子都十分擅长文辞、性情浪漫的缘故。三台建成后，曹操命诸子登台，各自作诗赋一篇，曹植作《铜雀台赋》，下笔成章，一时传为美谈。

曹操与其二子曹丕、曹植都擅长诗文，并称“三曹”。在他们周围聚集了当时最好的一些文人，如王粲、孔融、陈琳、徐干、阮玚瑀、应玚等人，即著名的“建安七子”。其中陈琳在何进死后避难冀州，先投袁绍，后归曹操，在河北的时间最久。在曹氏父子的带动下，当时北方文人的作品都有一种昂扬悲烈的风格，既有积极强健的志向，又有大悲大愁的忧心，慷慨多气，块垒有骨鲠，被称为“建安风骨”。

如曹操的《短歌行》诗：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萍，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辍，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就表现了他对人生的忧虑、悲伤和他自己慷慨错综的复杂情感。他的《苦寒行》诗：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熊羆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

水深桥梁绝，中道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

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

就表现了北方环境的严峻和建功立业的艰辛。他的其他诗句如“孟冬十月，北风徘徊”，“乡土不同，河朔隆寒”，“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等等，也都表现了同样的心情。

曹丕、曹植的诗句如“谿谷多风，霜露沾衣。还望故乡，郁何垒垒!”“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陈琳的诗句如“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也都处处表现出了建安文学悲烈激扬的风格。

曹植还有一篇专门描写邯郸游侠的诗《名都篇》，与李白的《侠客行》、高适的《邯郸少年行》、清李渔的《侠客行》同为描写北方游侠的最好诗作。

大抵北方王朝兴衰频繁，诗人所见就远，志向就高。北方旱地贫薄，天气苦寒，诗中也就带有寒峻之气。北方人的风尚越是勇武任侠，不畏生死，对人生和生命就越是看得可惜可贵。可以说没有北方生活环境的艰辛苦寒，也就没有北方人的勇武任侠；没有北方人的勇武任侠，也就没有北方文化的慷慨悲歌。慷慨悲歌是燕赵之地自燕太子丹、荆轲、高渐离和曹氏父子以来所独有的。

两晋南北朝的文学作品中，首先有左思和陶渊明的两首咏荆轲的诗。左思《咏史》八首之一咏荆轲说：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

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

陶渊明《咏荆轲》诗说：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

历代咏荆轲的诗很多，其中最有名的还有骆宾王的绝句《于易水送人》，说：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北朝北方的诗人中，有高允和邢邵。高允有一首《答宗著作(宗钦)》诗，最受世人推崇。诗中说：

诗以言志，志以表丹。

慨哉刎颈，义已中残。

虽曰不敏，请事金兰。

尔其励之，无忘岁寒。

其诗古朴寒峻，能得曹操《短歌行》遗意。邢邵是河间鄚(今河北任丘北)人，诗中却有一首《思公子》历来以清新流丽受到推崇，表明北方诗人在诗歌艺术形式上也略可比肩南方。

南朝南方的诗人中，王褒和庾信二人先仕梁，后任西魏、北周，诗风也由绮靡浮艳转为悲壮苍凉。如王褒《渡河北》诗说：

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

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

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

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

庾信《拟咏怀》二十六首中的第二首说：

萧条亭障远，凄惨风尘多。

关门临白狄，城影入黄河。

秋风别苏武，寒水送荆轲。

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

摹写北方景色人物，均能烘托出空旷辽远、苍莽悲凉的气氛。另一位诗人鲍照虽未曾生活在北方，但在诗风渊源上继承建安风骨，也能得其豪迈慷慨。其诗最著名的有《代出自蓟北门行》和《拟古》，《拟古》诗说：

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

毡带佩双鞬，象弧插雕服。

兽肥春草短，飞鞚越平陆。

朝游雁门上，暮还楼烦宿。

石梁有余劲，惊雀无全目。

汉虏方未和，边城屡翻覆。

留我一白羽，将以分虎竹。

隋代的北方诗人有卢思道和李德林。卢思道为范阳涿人，其《从军行》诗“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为千古名句。李德林为博陵安平人，南方文士江总称其为“河朔之英灵也”。

唐代诗人中，卢照邻是幽州范阳人，“初唐四杰”之一。李峤是赵州赞皇人，“文章四友”之一。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到蜀郡避难，一次登楼远望，对身边侍女说：“你不是我旧日梨园中的伶人吗?可试唱一曲。”女伶唱道：“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至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唐玄宗听后凄然泪下，侍者也都莫能仰视。唐玄宗问女伶：“谁为此词?”女伶答道：“李峤。”唐玄宗说：“真才子也!”不终饮而去。陈子昂是梓州人，但曾随军北征契丹到达幽州。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为千古名句，史称其为自六朝绮丽之风以来注重风骨、横制颓波的第一人。李颀是颍川人，王之涣是太原人，但李颀曾任新乡县尉，王之涣曾任文安县尉。李颀是盛唐边塞诗人中的前辈，王之涣少有侠气，所交游皆五陵年少，从禽纵酒，击剑悲歌。盛唐时期最杰出的两个边塞诗人，高适在开元十九年到二十一年(731-733)客游蓟门、邯郸，岑参在开元二十七年(739)客游邯郸、古邺城，北至冀州。其他著名诗人王昌龄、王翰、崔颢、李昂、崔国辅、骆宾王、陶翰、刘希夷等也往往以燕赵为题材，写有很多的边塞诗。崔颢《古游侠呈军中诸将》诗说：

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

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

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

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

还家且行猎，弓矢速如飞。

地迥鹰犬疾，草深狐兔肥。

腰间带两绶，转盼生光辉。

顾谓今日战，何如随建威?

唐代河北的其他著名诗人还有：“大历十才子”中的郎士元，中山人；李嘉佑，赵州人；李端，赵州人；司空曙，广平人。以及刘长卿，河间人；卢仝，范阳人；贾岛，范阳人。著名散文家、小说家有苏味道，赵州栾城人；李华，赵州赞皇人；张鷟，深州陆泽人。韩愈与柳宗元同为唐古文运动领袖，韩愈的郡望为昌黎，柳宗元自称其先世为中山人。

北方与南方诗文风格的不同，历来均有定评。陈琳说：“河北率少于文章，而为雄伯。”文章指文采，雄伯即雄霸。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说：“江左贵乎清绮，河朔重乎气质。”魏收《魏书·文学传序》说得更详尽些，说南北方“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贞刚”的意思是纯直、刚健。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中说：“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唯庾中丞时时不坠。”卢黄门指卢思道，北齐时为给事黄门侍郎。庾中丞指庾信，梁元帝时为御史中丞。

元明时期在戏曲的风格特点中，这种南北的差异仍然存在。魏良辅说：“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婉转为主，各有不同。”王世贞和王骥德分别系统对比过北曲与南曲的风格差异，王世贞说：“凡曲，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王骥德说：“东晋以后，文辞分为南北。南音多艳曲，北俗杂胡戎。南词主激越，其变也为流丽；北曲主慷慨，其变也为朴实。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戏曲盛兴于元代的大都城(今北京)，元曲作家马致远就是大都人，有《汉宫秋》等杂剧十五种。北曲中有十七宫调，南曲中有九宫调，较北方少一半，当时戏曲似以北音为正宗。

宋代河北的文学家最著名的是柳开和刘筠，均为大名人。柳开文风质朴，有《河东先生集》，刘筠诗与杨亿齐名，与杨亿、钱惟演等十七人唱和，结集为《西昆酬唱集》。

词是较诗更为活泼多变、更易于表达人的复杂情感的文体。北方词人的词作在金代最为可观，元好问《中州乐府》收录金词人三十六家，词作一百十三首。金朝从其立国开始一百二十年间除大定、明昌的三十余年较为安定之外，一直是戎马倥偬、争战不已，因此金代词人的作品都带有悲郁苍凉的风格，与其他地区、其他时期的词作不同。近人况周颐《蕙风词话》说：“金源人词伉爽清疏，自成格调。”金代词作的风格与周邦彦、姜白石、柳永等人不同，而与苏轼、辛弃疾相近，学者称其为“苏学北行”。

金代词人中最著名的应数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蔡松年、蔡珪父子。蔡松年随父蔡靖由宋入金，仕至右丞相。蔡靖官真定府判官，子孙遂为真定人，宋代词运也因此得以一脉北传。蔡松年的词风以雄爽见称，其《大江东去·离骚痛饮》为步韵苏轼《念奴娇·赤壁》之作，感激豪宕，寓悲郁于其中，元好问称之为“乐府中最得意者”。其词说：

离骚痛饮，问人生佳处，能消何物。

江左诸人成底事，空想岩岩青壁。

五亩苍烟，一丘寒玉，岁晚忧风雪。

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杰。

我梦卜筑萧闲，觉来岩桂，十里幽香发。

块磊胸中冰与炭，一酌春风都灭。

胜日神交，悠然得意，离恨无毫发。

古今同致，永和徒记年月。

蔡珪字正甫，博学多才，元好问称“国初文学断自正甫，为正传之宗”。他的《江城子·鹊声迎客到庭除》是他任三河簿时酬客所作，其中三言的数韵尤多铿锵之意。其词说：

鹊声迎客到庭除。

问谁与?故人车。

千里归来，尘色半征裾。

珍重主人留客意，奴白饭，马青刍。

东城入眼杏千株。

雪模糊，俯平湖。

与子花间，随分倒金壶。

归报东垣诗社友，曾念我，醉狂无。

其他著名词人还有赵秉文，磁州滏阳人，也有一首步韵苏轼《念奴娇·赤壁》的词《大江东去·秋光一片》，徐釚《词苑丛谈》称其“雄壮震动，有渴骥怒猊之势，视(苏轼)《大江东去》信在伯仲间”；高永，渔阳人，倜傥重义，轻财好交游，喜谈兵，文词豪放；邓千江、折元礼，原籍虽非河北，但作品多写边塞题材，风格悲壮苍凉，都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元好问的诗词慷慨低回、质切而沉郁，《蕙风词话》称其“极往复低回、掩抑零乱之致”，“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以比坡公得其厚矣”。

直到清代，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与慷慨悲歌的文风仍然受到人们的景仰，为人们所继承传扬，遗风逸响，千载不绝。明末清初夏完淳殉国时年仅十七岁，他的诗词悲壮慷慨，充满民族气节，沈雄即将其与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相对比，所著《柳塘词话》中称其为“慷慨淋漓，不须易水悲歌，一时凄感，闻者不能为怀”。陈维崧是清代最有成就的词人之一，与朱彝尊齐名。其词慷慨悲郁，踔厉骏发，有目空四海之概，得辛弃疾、苏轼之雄放豪宕而沉郁过之。陈维崧自二十余岁起离家，客居、浪游天下共二十余年，词中多怀古佳作，曾谓“赵魏燕韩，历历堪回首”。他的词中屡屡述及燕昭王、燕太子丹、荆轲、高渐离以及信陵君救赵、项羽巨鹿之战、韩信井陉之战等燕赵之地的往事，如其《贺新郎·掷帽悲歌发》中说“关情处，燕昭乐毅，一时人物”，《满江红·汴京怀古》十首中说“便非公，万马压邯郸，城几下”，“铅筑无成，不信道，英雄竟死”，《念奴娇·巨鹿道中作》中说“十月悲风如箫叫，此地曾称巨鹿”，“欲倩燕姬，低弹赵瑟，一醉生平足”等等，极具慷慨之情，由此也表明了慷慨悲歌的风格在燕赵区域文学艺术的二千年发展中，确乎是贯穿始终、一线不绝的。陈维崧说过，“燕赵悲歌事未消”。《南乡子·邢州道上作》词：

秋色冷并刀，一派酸风卷怒涛。

并马三河年少客，粗豪，皂栎林中醉射雕。

残酒忆荆高，燕赵悲歌事未消。

忆昨车声寒易水，今朝，慷慨还过豫让桥。

二十、父老群祭，骏奔有仪——隋末唐初的山东豪杰

隋末唐初的史籍中，屡有“山东豪杰”之语。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包括黄河以北地区在内。隋末唐初的山东豪杰大略有三个系统：以窦建德、刘黑闼为首领的河北豪杰，以翟让、李密、徐世勣(李勣)为首领的河南豪杰，以秦叔宝、程咬金、徐圆朗、辅公祏、杜伏威等为代表的山东(今山东)豪杰。窦建德、刘黑闼为清河郡漳南(今河北故城东)人，初起兵时以高鸡泊(在今河北故城西南)为依托，而后在乐寿和洺州建都，前后持续八年。翟让、李密、徐世勣等起初以瓦岗山为依托，而后向荥阳、洛阳发展。山东豪杰三系统相比较，以窦建德、刘黑闼的河北豪杰的社会基础最为深厚，势力最为兴盛，持续的时间最久，因此也最具典型意义。

隋末唐初的山东豪杰是一胡汉杂糅、善战斗、务农业而有组织的集团。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指出，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的民族渊源是北魏早期的屯兵营户，在六镇起义后被安置在了冀、定、瀛、相、济、青、齐、徐、兖等内地各州，其中尤以分散在冀、定、瀛三州的居多。北方游牧民族本就有擅长骑射、组织坚固、融军事与政治经济为一的传统，因此他们的后裔就自然会具有善战斗、务农业、有组织的特点。不过，纵观河北燕赵区域的前后历史来看，豪杰势力的兴起并不只限于北魏后期六镇起义和隋末唐初山东豪杰这两次，也不仅是这两次军事割据具有胡汉杂糅的民族背景。楚汉相争时，已有燕人、北貉的枭骑参与。东汉初刘秀徇河北，又有渔阳、上谷铁骑的力助。同时在河北民间，还有铜马、尤来、大枪等十余部势力，直到汉光武十六年仍在四处并起，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其组织能力、战斗能力、生存能力都非寻常可比。东汉末，又有张角的黄巾军在巨鹿首倡、袁绍在邺城被推为盟主、张牛角和褚飞燕黑山军百万众的活动。就是在隋末唐初的山东豪杰之后，也有唐后期安禄山、史思明及“河朔三镇”在河北一百五十年的割据，以及宋元明清时期流配军人、犯人在沧州的影响和白莲教等众多会党的活动。这些史事虽因时代的不同而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仍可明显看出其中贯穿首尾的共同线索。由此而论，豪杰势力在燕赵区域的大起大落总共应有七八次之多。

陈寅恪又说，在隋末唐初山东豪杰三系统中，以翟让、徐世勣一系统在唐初政治上所居地位最为重要。徐世勣等人后来依委于齐王李元吉和秦王李世民之间，参与玄武门之变，在李世民即位之后，山东武力集团又与关陇武力集团相平衡。不过徐世勣的作用是在唐朝对王世充、窦建德的抗衡中以及唐朝内部齐王与秦王的抗衡中突显出来的，比之窦建德河北豪杰直接与唐朝分庭抗礼决一雌雄是全然不同的。徐世勣河南豪杰的作用是仅对唐朝而言，窦建德河北豪杰的作用则有关于天下的归属。

唐殷侔《窦建德碑》中说：“自建德亡，距今已久远，山东河北之人或尚谈其事，且为之祀，知其名不可灭，而及人者存也。圣唐大和三年，魏州书佐殷侔过其庙下，见父老群祭，骏奔有仪，‘夏王’之称犹绍于昔。”作者殷侔任魏州书佐，于唐文宗大和三年(829)经过窦建德庙，为父老所挽留，写下了这篇碑文。这时距离窦建德败亡已逾二百年，但是在山东、河北不仅他生前的事迹为人们津津乐道，而且还为他修建了祠庙。人们对窦建德仍称“夏王”，他的名望不仅不可磨灭，而且比当年他在世时更加响亮。特别是父老们祭祀他，“骏奔有仪”，这就不是寻常意义可比，说明窦建德所建立的夏朝具有十分深厚的社会意义。翟让、李密一系统后来演化出《瓦岗寨》的话本、小说，其中多有小说家的夸张，而窦建德的活动则是在历史真实之中具有一种不容忽视的价值。

在唐代的当世画家中，不仅有人为窦建德画像，而且还引为风尚。唐代画家甚至还竞相为安禄山画像，杨升画有《安禄山真》，韩干画有《安禄山图》，陈宏也画有《安禄山图》。顾炎武《日知录》评论说：“余观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辈，皆画神佛变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窦建德、安禄山，有何足画而皆写其故实?”足见当时有很多人物肖像画是以石勒、窦建德、安禄山等人为题材的。顾炎武批评画家为窦建德、安禄山画像，殊不知这二人的社会作用和影响，尚有居于正统的皇室、公卿所不能替代之处。

窦建德，贝州漳南人，世为农。窦建德自称为汉景帝窦太后之父安成侯窦充的后裔，这十之八九是出于假托。窦建德的窦姓应该是出自北魏，为拓跋鲜卑之显族，李渊之妻、李世民之母窦氏就是拓跋族。

窦建德的为人，材力绝人，又喜侠节，重然诺。年轻时，一次他正在田里耕种，同乡中有人丧亲，家贫无以安葬，窦建德听后长叹一声，立即解下耕牛送给乡人，帮助他完成了丧事，父老们从此对他刮目相看。又有一天夜里盗寇抢劫他的家，窦建德迎在门前，一连杀死三名盗寇，其余的盗寇都不再敢进来。过了一会儿，盗寇们请求拿回同伴的尸体，窦建德说：“投根绳子进来拉走!”盗寇投进一根绳子，窦建德把它系在自己身上，由盗寇拽他出去，挺身跃起，又杀死几个人。从此窦建德更为知名。后来他做了里长，曾经犯法，逃亡后遇赦又回到家乡。到窦建德父亲死时，乡里前来送葬的有一千余人，捐赠的许多财物窦建德一件都没接受。

隋炀帝大业七年(611)下诏征高丽，窦建德被选为队长。刚到军营，正逢同乡孙安祖因为偷羊被县令抓住笞辱，孙安祖盛怒之下刺杀了县令，逃亡到窦建德处，窦建德暗暗放过了他。

这年秋季山东、河南发大水，遍地饥荒，群盗四起。窦建德和孙安祖计议说：“往年文帝时天下强盛，发百万众伐辽东，仍然失败。现在大水为灾，民力疲困，主上不抚恤，还亲驾出征。况且往年西征，战士十不返一，现在创夷未复，又重新发兵，人情汹怕，天下动摇。丈夫不死则已，死即建功名于世。高鸡泊广袤数百里，芦苇阻隔，可以据险，乘隙而出，椎埋掠夺，可以自存。何不趁此时机聚集豪杰，观时待变，准备将来图谋大事。”孙安祖认为窦建德说得对，就离开军营上了高鸡泊。窦建德帮助他招集逃亡士兵及无产业的游民，得数百人，都由孙安祖统领。孙安祖由偷羊起家，因此自称“摸羊公”。

在此前后，四方豪杰纷纷而起。清河鄃县人张金称结众万余人，蓨县人高士达结众千余人。上谷人王须拔结众十余万，建国号为燕，自称漫天王。王须拔死后，其部下魏刀儿也有众十余万，自称历山飞，北连突厥，纵横燕赵间。唐县人宋子贤自称弥勒佛出世，聚集民众召开无遮大会，意欲起兵袭杀隋炀帝，事泄被杀，死者千余家。河间人格谦拥众十余万，称燕王，死后由部将高开道收其余众，军势复盛。平原人郝孝德、渤海人孙宣雅也各自起兵，多者十余万，少者数万人。

群盗纵横往来，屡屡袭劫漳南，惟独不去窦建德乡闾，郡县以为窦建德与贼寇暗通，收捕其家属，无论长幼都被斩杀。窦建德听到消息以后，就率领麾下二百人落草为寇，投奔了高士达。高士达自称为“东海公”，任窦建德为司兵。这时“摸羊公”孙安祖已被张金称所杀，其部下数千人也都转投到窦建德麾下，有众一万人，势力大盛。窦建德仍然踞守在高鸡泊，由于他一向与士卒同甘苦，诚恳仁厚，士卒们都乐于为他死战。

大业九年(613)，隋炀帝第二次远征高丽。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叛隋。隋炀帝派右卫将军冯孝慈平定清河张金称，张金称激战取胜，冯孝慈战死。

大业十二年(616)，隋炀帝分遣使者十二道发兵平定豪杰义军，涿郡通守郭徇率兵万余人征讨高士达。高士达悉以兵授窦建德，窦建德意欲以智取胜，就让高士达守卫辎重，自己带领精兵七千人迎接郭徇，诈称逃亡。高士达挑选了几名掳掠来的百姓，诈称窦建德的妻子子女，抓起来杀了。然后窦建德送书信给郭徇约降，请求领先攻打高士达以自效。郭徇相信了，带兵跟随窦建德到达长河，准备和他结盟，军队松懈毫无戒备。窦建德突然袭击，击杀郭徇军数千，获马千余匹，郭徇仅以数十骑逃走，到平原时被窦建德追上，斩首献给了高士达。窦建德足智多谋，善于用兵，初战大获全胜，从此威震山东。

隋太仆卿杨义臣在清河打败张金称，余众尽归窦建德。杨义臣乘胜欲入高鸡泊，铲平豪杰根穴，窦建德对高士达说，“杨义臣善于用兵，又乘胜而来，其锋不可当，仍应以智胜之。宜引兵退避，彼欲战不得，军老乏食，我军乘之，可以建功”。高士达不听，派窦建德留守，亲自率兵迎战。临战前，高士达置酒犒军，窦建德听到后说：“东海公还没有取胜就妄自尊大，灾祸不日而至了!隋兵如取胜，必定长驱而来，我也独立难支。”就率领士卒据险而守，留好退路。五天以后，杨义臣斩高士达于阵前，高士达军队溃败，窦建德坚守不住，带领百余骑突围到达饶阳。

杨义臣已杀高士达，以为余党已散去，不足忧，引兵而还，窦建德因而得以回到平原郡，收拾战士死骸，为高士达发丧，全军都服缟素。招收溃卒，得数千人，自称将军。

起初，各支豪杰往来盗掠，遇到隋朝官吏及士人一律斩杀不留，惟独窦建德不滥杀无辜，心存宽厚，有远志。在饶阳，他征召饶阳县令宋正本为他做谋主，信任他，隋朝所属郡县听到消息纷纷向他归降，势力大张，兵至十余万人。宋正本博学有才，为窦建德规划取河北之策，不久，窦建德以计袭杀“历山飞”魏刀儿，尽有其兵众土地。

河北大乱。隋涿郡留守罗艺也趁机起兵，自任幽州总管。

大业十三年(617)正月，窦建德于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置百官，建年号，筑坛场祭天地。

五月，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

七月，隋炀帝诏令右翊卫大将军薛世雄率燕地精兵三万人征讨窦建德，兵屯河间七里井。窦建德以劲兵伏于近旁泽中，自所有郡县中撤出，诈为遁逃。薛世雄以为窦建德畏怯，守备稍弛，窦建德率敢死之士千人突袭，正逢天下大雾，白日如黑夜，数步之间已不可视。隋军大为惊怕，顿时分崩离析，互相腾践，死者堆积如丘，薛世雄仅带数百骑逃去。

这年十一月，李渊兵入长安，拥立代王杨侑，是为隋恭帝。

大业十四年(618)，三月，隋炀帝在江都为宇文化及所杀。

五月，李渊废隋恭帝自立，是为唐高祖。建国号唐，改元武德。

九月，宇文化及在魏县自立为帝。

十月，李密为王世充所败，奔长安降唐，不久被杀。

十一月，窦建德建国号曰夏，改称夏王，建元五凤。

窦建德破薛世雄时，擒河间郡丞王琮，随即放归。王琮重新固守河间，窦建德久攻不下。后值城中食尽，又值隋炀帝遇弑，城中发丧，而窦建德也遣使入吊，王琮遂降。王琮与其郡属缟素自缚行至军门，窦建德亲解其缚，与言隋亡之事，王琮伏地大哭，窦建德亦为之泣。麾下将士对他说：“河间久拒守，今力穷而降。请烹之。”窦建德说：“王琮是义士，我正要褒扬他以奖励忠君的人。况且往日我们为盗寇，可以随意杀人。现在正要安辑百姓，平定天下，怎么可以杀害忠良?”任命王琮为瀛州刺史，河北郡县闻风争附。

宇文化及称帝以后，窦建德对宋正本说：“我是隋民，隋帝是我君主，现在宇文化及弑君自立，大逆不道，这就是我的仇敌，我要为天下人诛讨他。”于是引兵征讨宇文化及，连战破之。宇文化及退保聊城，窦建德发撞车机石，攻克聊城。进城后，窦建德先去拜谒了隋炀帝萧皇后，自称臣。斩宇文化及并其子等，召隋文武官观斩。后萧皇后入突厥投义成公主，窦建德亲率千余骑护送。越王杨侗称帝，封窦建德为夏王。

窦建德称夏王以后，更加勤俭宽厚。他为人一向深自约束，又不喜欢食肉，每顿饭食略备蔬菜而已，妻子曹氏以下从未身着纨绮。每次攻城克敌，所得财物都散与将士。他为夏王，妾侍才只有十几人，到打败宇文化及，得隋宫女千余人，窦建德全令遣散，不留一人。隋朝的文武官吏尚有万余人，窦建德任裴矩为尚书右仆射，任崔君肃为侍中，任何稠为工部尚书，均随才能高下委以官职。其余不愿为官的也各听所之，有愿去洛阳投王世充及去长安投李渊的，仍发给路费，派兵护送出境。 此时天下未定，战乱未止，窦建德已开始在境内兴修水利，疏通了清漳渠入柳沟，与永济渠水合流。

唐武德二年，也就是夏五凤二年(619)，幽州总管罗艺降唐，窦建德屡攻幽州不克。但是窦建德也连结突厥，接连攻占了邢州、赵州、沧州、冀州、洺州、相州、卫州、滑州、齐州和济州。十月，窦建德迁都，洺州，筑万春宫，在洺州劝课农桑，境内安定，商旅野宿无盗贼之患。

这一年窦建德与唐军初次交锋，在卫州俘获了唐朝河北大使淮安王李神通、李渊之妹同安长公主和黎阳守将徐世勣，又都放了他们。徐世勣原为李密的部将，窦建德任用他仍为黎阳守将，还以王、公主的宾礼对待李神通、同安长公主。不久，徐世勣袭杀窦建德兵三百余人，投奔长安。官吏们劝窦建德杀死徐世勣的父亲徐盖。窦建德说：“徐世勣是唐臣，不忘其主，这是忠。他的父亲又有何罪?”就不再追问。唐朝损失了李神通和同安长公主，遣使向窦建德修好，窦建德就送公主等回长安。 与同安长公主同时被俘的还有魏征。魏征是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弃资产不营，有大志，通贯书术。隋乱，诡称道士。先投李密，后随之降唐。此时被俘，任窦建德起居舍人。到窦建德败后，他先投太子建成，后又归李世民，成为一代名臣。

又有一次，窦建德俘获了赵州刺史张志昂、邢州刺史陈君宾、大使张道源等人，准备杀了他们。国子祭酒凌敬劝阻说：“犬吠非其主，他们拼力坚守，力尽被擒，都是节义之士。现在如果杀了他们，何以劝勉别人?”窦建德盛怒说：“我围了城，还不投降，劳师费旅，将士多死伤，岂可宽赦?”凌敬说：“大王的将军高士兴与罗艺在幽州相抗，如果兵未交就投降，大王认为可以吗?”窦建德马上领悟过来，都释放了他们。

五凤四年，唐兵进逼洛阳，王世充遣使求救，窦建德发大兵三十万驰援，兵屯荥阳，运粮溯河西上，舟车连属不绝。唐秦王李世民屯兵虎牢，与窦建德对垒。李世民率五百骑觇营，设伏于道侧，仅以数骑诱敌。窦建德军中出骑追之，遇伏，败走，被追斩三百骑。窦建德知唐军兵精，犹豫六十日不敢进兵。

众将在山东掠获甚多，辎重家眷俱在河北，因之不欲出战，日夜思归。凌敬为窦建德谋划说：“现在唐军尽在洛阳、虎牢。我若悉兵渡河，攻取怀州、河阳，以重兵守之。然后鸣鼓建旗过太行，入上党，进壶口，逼蒲津，收取河东之地。唐军皆河东之人，河东一失，必然汹怕。我军收取河东，乘虚而入，可保全胜，并且可解洛阳之围。”窦建德准备听从，但是王世充的将领只愿窦建德早日西进与唐决战，都说：“凌敬是书生，岂知兵战?”并且又多送金银财物给窦建德身边的人，窦建德就改变了想法。凌敬极力谏止，窦建德大怒，命人将他扶出。妻子曹氏也说：“凌敬说得很对，大王何不采纳?从滏口道乘唐空虚，连营北上，又得突厥之助，唐必还师自救，洛阳之围自解。何必像现在这样困于虎牢，双方苦战，恐无功。”窦建德说：“王世充日夜待我前来，我已经答应了他，又怎么能见难而退，示天下以无信!”

这一次，窦建德犯了不可挽回的大错。

五月，窦建德自板渚西至汜南鹊山下连营二十里列阵，鼓行而前，首先向唐军发起进攻。秦王李世民登虎牢城望见窦建德军，决定按甲不战，说：“敌兵起自山东，未曾遇见劲敌，现在依据险阻，倚仗人多势众，军令不整，进逼城下，有轻我之心。我按甲不战，待其饥疲，破之必矣!”唐军作战，一向是以轻骑突发，又往往以奇为正，从背后包抄。窦建德这次作战正违反了他一向以智取胜的传统，而使自己处于被动，使唐军的特长得以完全发挥出来。 日中，窦建德军都在阵中坐下来，口渴争饮，士气倦怠。李世民麾军突起，又一马当先，一时烟尘大起，喊声连天。唐将史大奈、秦叔宝率轻骑绕出阵后，高张旗帜，窦建德军前后惊顾，因之大溃。窦建德身受重创，奔至牛口谷，被唐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擒获，斩首于长安，时年四十九岁。

起初，民间有谣谚流行说：“豆入牛口，势不得久。”这时窦建德果然败于牛口谷，人们说这是天意，非人力所能及。

窦建德死后，妻子曹氏等人共数百骑逃还洺州，有人建议立窦建德养子为王，左仆射齐善行说：“夏王威振河北，现在一出而不返，岂非有天命?不如委心为臣，不要使生民再临战乱之苦!”于是曹氏等人都归降了唐朝，府库余财都分赠给将士，兵卒各令解散为民。

但是唐朝对河北的控制并未因此而结束。仅仅两个月后，河北又爆发了刘黑闼的举义。

刘黑闼与窦建德同乡，少与窦建德相友善，其为人嗜酒，好蒲博，不治产业，无赖，父兄患之。每蒲博必输，窦建德常资助其费，虽尽输亦不与之计较。刘黑闼的名字，陈寅恪认为刘姓是胡人改为汉姓时用得最普遍的一姓，黑闼是拓跋鲜卑族常用的名字黑獭的改写。北周开创之君宇文泰又称宇文黑獭、黑泰，改称宇文泰是仍用胡名原音而雅译之。

隋末，刘黑闼先跟从郝孝德为盗，后来跟从李密为裨将。李密败后，王世充俘获他，认为他武健，任为马军总管，镇守新乡。徐世勣归降窦建德时，为窦建德攻打新乡，俘获了刘黑闼，把他献给窦建德。故人相见，窦建德重新任用刘黑闼为将，还封他为汉东郡公。

刘黑闼有此经历，与豪杰多相熟，在豪杰中一向有武健之称，为人强狠，且多智诈。窦建德每次将要征讨大敌，都先派刘黑闼前去侦候，刘黑闼就暗中混入敌军中觇视虚实，并且常常乘隙出击，予敌重创，而后凯旋，在军中号称神勇。

五凤四年七月窦建德死后，刘黑闼隐匿于漳南，闭门不出。这时，唐高祖突然下诏征召窦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四人入长安。四人疑惑畏惧，相与计谋说：“从前王世充举洛阳降唐，骁将杨公卿、单雄信等人都遭杀害。我们如果西入长安，想必也不能保全。况且夏王往日对唐有恩，俘获淮安王、同安长公主以后都厚待放回，但是唐朝一得到夏王，即加害于他。我们如果不以余生为夏王复仇，有何面目见天下义士!”于是一时俱起。四人先推故将刘雅为主，刘雅不从，四人杀之而去。去漳南拜谒刘黑闼，说：“汉东公果敢多奇略，又宽仁容众，恩结士卒。民间传闻刘氏当王，今欲举大事，非汉东公不可。”刘黑闼听后大喜，立即椎牛飨士，再揭义旗。

刘黑闼举义后，唐高祖果然对太宗李世民说：“前破窦建德，欲令尽杀其党，使空山东。不用吾言，至有今日。”可见范愿等四人如果前往长安，确实难保性命。

刘黑闼起初有兵百余人，袭漳南县，取之。贝州刺史与魏州刺史合兵讨之，均战败被杀，刘黑闼得其兵械，有众千人。于是设坛于漳南，祭奠窦建德，告以举兵之意，旧将士率皆来归之，众渐盛。刘黑闼移兵攻克深州、瀛州、定州，移檄赵、魏，原属窦建德将吏纷纷杀唐令尉响应。徐世勣发兵征讨，被刘黑闼打得大败，所率五千步卒尽灭，徐世勣单身逃回。刘黑闼又联合兖州徐圆朗、妫州高开道和突厥颉利可汗，军威大振，不到半年，尽有窦建德故地。

唐淮安王李神通率关内兵至冀州，与罗艺会合，征讨刘黑闼。又发邢、洺、相、魏、恒、赵等州兵五万余人，与刘黑闼战于饶阳城南，布阵十余里。刘黑闼以少胜多，大败李神通，唐军士马军资亡失三分之二。罗艺先胜高雅贤，闻唐军不利，退保藁城，刘黑闼麾兵击藁城，罗艺亦大败，引兵退归幽州。不久，高开道复称燕王，在怀戎再次击破罗艺。洺州百姓响应刘黑闼，杀长吏，刘黑闼于城东南筑坛告天，祭窦建德而后入城。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正月，刘黑闼自称汉东王，仍定都洺州，改元天造。以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左领军，王小胡为右领军，原窦建德所属官吏悉复用之，设法行政一仍其旧。

唐朝以秦王李世民征讨刘黑闼，幽州总管罗艺自北面配合，唐军攻下获嘉、相州、洺水、邢州、井州、定州、栾州、藁城、赵州。李世民在列人打败刘黑闼，派勇将罗士信守洺水。刘黑闼攻破洺水，杀罗士信。李世民又阻水为连营，另派奇兵绝刘黑闼粮道。刘黑闼数挑战，李世民坚壁不动。刘黑闼粮尽，李世民知刘黑闼意欲决战，预先壅塞洺水上游，刘黑闼果然率二万骑渡河决战。唐军在上游放水，水暴至，刘黑闼败走，投奔突厥。

六月，刘黑闼复引突厥兵回攻河北，旧将曹湛、董康买在鲜虞策应，河北很快又重归刘黑闼。刘黑闼仍以洺州为都城。唐以淮阳王李道玄为河北总管，刘黑闼与之战于下博，杀李道玄，河北震骇。又以齐王李元吉征讨，李元吉迟迟不进兵。唐高祖诏令太子李建成与李元吉合兵，刘黑闼亦引兵南下，自相州以北郡县皆争相归附。两军在昌乐相持，刘黑闼粮尽，唐军败之于馆陶。刘黑闼退至永济渠，不得过，又败。

武德六年正月，刘黑闼退至饶阳，旧将崔元逊、诸葛德威叛之，擒以降唐，为李建成所杀。以窦建德、刘黑闼为首领的河北豪杰前后抗争十二年，至此完全失败。 刘黑闼死后，唐高祖又准备派唐俭前往河北，凡十五岁以上男子悉坑杀之，少弱及妇女总驱入关。后来虽未果行，但仍可见出唐朝对河北豪杰忌惮之深。

二十一、余音遗响，不绝如缕——明末清初的北方学者

基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南北方学者的治学路径确有不同。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十《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比较北学南学说：“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长制度为政治之本(封建与宗法皆族长政治之圆满者也)。敬老年，尊先祖，随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南地则反是，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又其发达较迟，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谓为野蛮，故其对于北方学派，有吐弃之意，有破坏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北方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的独特性格，有时体现为河北豪侠之举，有时体现为世族士大夫之经史文章。河北豪侠在乱世中是群雄逐鹿、椎掠行侠，在太平之世是饮酒狎妓、摴蒱六博，总之是勇武好气，但是这并不妨碍北方产生发达和成熟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因为勇武好气与经史文章二者在精神性格上是相通的，都是本之质朴务实，而以救济时艰为目的。北学这种独特性格的形成，除了生存环境艰苦恶劣的自然地理原因以外，也还有政治地位卑弱、战争频繁惨烈与民族冲突持续不断等许多人文地理方面的原因。所以，每到王朝兴替的时期，北学的独特性格就表现得尤其明显，凌厉切实，激昂感人。

明末清初，既是王朝兴替的时期，也是民族冲突剧烈的时期，因此产生出一代性格慷慨的北方学者，再一次以其独特的性格卓绝士林。这一代北方学者首先有孙奇逢、鹿善继，然后有王余佑、颜元、李塨，最后有王源。

孙奇逢与李顒、黄宗羲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儒。《清史稿·儒林列传》又说：“当是时，海内硕儒，推容城、盩厔、余姚、崑山。”将其与李顒、黄宗羲、顾炎武并称。四人都是由明入清的学者，对明朝的灭亡感怀至深，清朝建立以后均终身不仕，为此《清史稿》推崇四人说：“诸人肥遯甘，声望益炳，虽荐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

孙奇逢，字启泰，又字钟元。容城人。少倜傥，好奇节，而又克己好学，笃修内行，负经世之学，欲以功业自著。十七岁时，举明万历二十八年的顺天府乡试，但遭父母连丧，守墓六年，孝行闻于乡里。平生与鹿善继最为交好，常相与切磋学问，默契于心，均以圣贤相期许。

明末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都遭惨杀，而这三人在京师时，都与孙奇逢交好。当时鹿善继在京师大学士、兵部尚书孙承宗幕中任主事，孙奇逢闻难急忙给鹿善继写信，责以大义，请他急急相救，但鹿善继尚未能入朝皇帝，左光斗等人就已遇害了。魏忠贤在左光斗死后，还诬陷他贪赃数万银两，追逼其家属，并且不准将遗骸运回桐城原籍。孙奇逢就同鹿善继的父亲鹿正及新城人张果中三人，率先筹措银两，又召集士民募捐，从而使左光斗等人的遗骸运回，孙奇逢、鹿正、张果中因此被传称为“范阳三烈士”。

孙奇逢名声大起，朝廷交章屡征，他都推辞不就。大学士孙承宗和兵部尚书范景文都征召他赞画军事，他也推辞。时值明末，京畿乱起，贼盗纵横，孙奇逢就携家人入易州五峰山避难，门生亲故相携同往的有数百家。孙奇逢为众人部署设防，但讲学仍不止。到顺治七年，孙奇逢南迁辉县苏门，九年又南迁苏州夏峰，在夏峰一住二十五年，当时学者因此又尊称他为孙苏门、孙夏峰。他一面亲率子弟耕田，一面讲学不辍，四方学者都来求教于他，所居成聚。这期间，国子祭酒薛所蕴请他主讲太学，比他作元代的许衡和吴澄，他以病推辞。

孙奇逢为清初大儒、理学家，其学说原本于陆九渊、王阳明，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其生平之学，皆主于实用。他修身务于刻苦自励，但待人却十分平易宽容。人无论贤愚，苟问学，必以其性之所近相开导，使人人都能身体力行，而不务于虚名。因此他与人从来不存介蒂，即使是武夫、悍卒、野夫、牧竖，也都能与他相近，名动天下而从不遭人忌嫉。

著《读易大旨》五卷、《理学传心纂要》八卷。康熙十四年(1675)卒，享年九十二岁。死时，河北河南的学者同到百泉书院祭奠他。有弟子甚众，早期以新安人魏一鳌、清苑人高鐈、范阳人耿极最著名，南迁后以睢州人汤斌、登封人耿介最著名。

鹿善继，字伯顺，定兴人。祖鹿久征为荥泽知县。父鹿正。苦节自砺，急人之难，倾其家不惜，远近尊之为鹿太公。鹿善继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授户部主事。天启元年(1621)辽阳城陷，改兵部职方主事，大学士孙承宗理兵部，推心任之，到他驻守山海关时，就带鹿善继随行，表请他任赞画。

鹿善继在边关，布衣羸马，出入亭障烽燧间，与将士共拓地四百里，收复城堡数十座，孙承宗倚任他如左右手。在关四年，累升至员外郎、郎中。孙承宗御任，鹿善继也告归。

鹿善继为人勤谨，性情慷慨。还在魏忠贤陷害东林党杨涟、左光斗、魏大中时，就有胆略与阉党抗争。魏大中之子魏学洢、左光斗之弟左光明赴京师，未进城，都先投奔鹿太公家，由鹿太公与孙奇逢代为四处奔走救助。鹿善继和孙承宗在京师也力图援救，准备以带兵巡视蓟门为由特别谨见天子，然后设法陈情。事一提出，阉党大哗，说兵部将提兵清君侧，严旨阻止。阉党对左光斗三人拷问益急，搒掠甚酷，五日一追赃，家属百般无奈。鹿太公急切募捐得数百金，可惜送到京师时，左光斗等人均已被害。

鹿善继归乡后，又逢阉党陷害周顺昌。鹿善继又为之募捐得数百金，送到京城，无奈周顺昌也已被害。天下士人与阉党的斗争更加激化，鹿善继的家江村邻近京城，多有阉党四处侦察，而遇难之家的子弟也不断前来投奔。有人劝鹿太公留意，鹿太公说：“吾不惧也!”在明末，大兴江村由于有鹿太公、鹿善继父子的抗争，已成为东林党与天下义士最为倾重的圣地。

崇祯元年(1628)，阉党尽诛，鹿善继重新被任用为太常少卿，世人尊称之为鹿太常。数年又告归。崇祯九年(1636)七月，清兵攻定兴，鹿善继告别鹿太公自江村入守定兴城，誓抗清兵，与知州薛一鹗共同守城。坚守六日，城破，鹿善继死难。家人还告鹿太公，鹿太公说：“我儿素来以身许国，现在果然为国而死，吾复何憾!”明朝褒扬鹿善继的功绩，追赠他为大理卿，谥忠节，敕建祭祠。史臣评论他说：士大夫居官、归里，并无封疆守土保民之责，隐迹自全也是可以的，不一定必死才是勇敢。然而有人慷慨捐躯，甘冒白刃而不悔，以至宗族覆灭，家财荡尽。这样的人气节凛然，倾重名义，知道他们的人不能不对他们感到痛惜。其英风烈义，名不可泯。

王余佑字申之，一字介祺，号五公山人，卒后门人私谥文节，世称文节先生。其先世为小兴州(今河北栾平北)人，本姓宓，自八世祖时徙居新城，赘于王氏，因改姓王。晚年徙居献县，子孙亦自称献县人。王余佑是明末清初之际燕赵的一位奇士，因不守章句，所以不甚知名，但他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很不小，是上承孙奇逢、鹿善继，下启颜元、李塨的一位学者。王源评论说：“北方学者多暗晦寡交游，著述亦不传于天下。以予所闻，孙徵君(孙奇逢)而外，不过山右傅青主(傅山)、关中李中孚(李顒)数先生而已。既与李刚主(李塨)、张文升订交，乃知有五公山人及颜习斋(颜元)诸君子。然则燕赵之士之持高节抱经世大略，负绝学不愧通儒，而名不出乡里者固多也，岂遂淹没而无传乎!”王余佑等人因其生前不求闻达，死后家徒四壁，以至遗稿流散，故此不为人所知，但是凡有知道他的人，对他都十分敬佩。颜元和李塨后来共创“颜李学派”，声望超过了孙奇逢，但二人对王余佑都雅相敬重。颜元曾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介祺得其二，温、恭是也。”称王余佑气度包罗，可资师法，自谓生平不能及，以至对王余佑“以父道事之”。李塨也说：“春风满座，经济满怀，吾不及五公。”而王余佑卒后，其长子王孚则亦以为李塨最能传其父之学。 王余佑的父亲王延善，明末为县诸生，尚义，值天下乱，散万金产结客。伯父王建善，字恢婴，明崇祯十三年(1642)任山西临县知县，后又调河南鲁山知县。王余佑自幼过继给伯父，曾随其到临县及鲁山。王余佑有一兄一弟，兄王余恪，弟王余岩，也都以果敢尚义知名。王余佑幼伟岸，有大志，聪颖，读书识大体。十六岁时，补博士弟子员。其为学，初随鹿善继学，后受业于孙奇逢，又与茅元仪(号石民)、杜越(号紫峰)、刁包(字蒙吉)等人为师友，并曾得到左光斗的赏识。鹿善继、孙奇逢二人为明末北方的学术大师，对王余佑甚为器重，亟称之，而清初北方的学术大师颜元、李塨则为王余佑弟子。

王余佑是理学家，《清史稿·儒林列传》有传，但是他不是死守章句，也不是空谈心性。其治学以性理为根本，以实学及物为宗旨。以明体达用为宗，以间邪存诚为要。其治身心专以主敬为主，其于日用专以躬行实践为事。待人则教以忠孝，和易简谅，持己则立身孤介、刻苦砥砺。喜通任侠，敦尚气节，有古人狷介独行之风。他治学是沿着实学一派的传统独开一径，所以举凡天文地理、礼乐政刑、耕桑医卜，以至西洋语文，无不穷析端委，上下数千年如指掌。他书法遒逸，而于考据则多所疏略，盖其心意不重在此。喜作诗文，但都由兴所之，本乎性情，不重推敲，且多不合格律。兴酣笔落，顷刻数纸，写后复随手散失。王余佑倾重的是实学，他的门人李兴祖说他“极纵横上下之说，数千百年间事，如烛照数计。及指陈得失，蒿目时艰，真有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他的实学和才能在当时就已被誉称为具有本之学、王佐之才、命世之才、皆霸王大略、足以安民济世。李兴祖说：“从来讲理学者弊在拘方而不适用，谈经济者流为功利而不入于纯”，王余佑则能“本理学为经济”，明体达用一以贯之。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尹会一也极力称赞说：“嗟呼!吾尝怪世之人动以儒术迂疏为道学诟病，如先生者隐而未见耳。使获见用于世，其不一雪斯言也与?”

王余佑生长幽燕之地，自幼受性理实学的熏陶，又遭逢明末与阉党斗争及明亡的激变，故其为人颇有燕赵慷慨悲歌之遗风。有几件事很能表明王余佑躬行实践的实学精神和慷慨悲歌的侠义性格。

一是明末天启五年(1625)魏大中、杨涟、左光斗等人被魏忠贤逮捕入狱，魏大中长子魏学洢(字子敬)至京师抗争。当时阉党逻卒四布，王余佑与鹿善继、孙奇逢、杜越等人予以掩护，奋不顾身，相与周旋患难。

二是随继父在山西临县时，条列时弊数千言上之，由于拂忤当事之意，继父被调鲁山，实欲困之。王余佑见时世不可为，遂力劝继父解印归田，隐居易州五公山双峰村。

三是在明末清初，经历了父兄的死难。明末兵乱，王余佑正校试易州，遂投笔而归。路经容城，与孙奇逢谋起兵。王延善率三子及二从子余厚、余慎联合雄县人马鲁建义旗，传檄起兵，聚众千余人。孙奇逢也在容城起兵，共同收复了雄县、新城、容城三县。这时清兵入关，诸人遣散。不料王延善遭仇家陷害，以抗清的罪名被逮捕入京。余恪、余佑、余岩三人准备进京赴难，余恪以余佑过继伯父为后不可轻死，于是偕余岩赴京。二人驰马至琉璃河，夜闻人唱《伍员出关曲》，余恪说：“阿弟误矣!吾二人俱死，谁可复仇者?弟壮，可复仇，我死之!”挥余岩去，自赴京，大呼道：“我起义生员王某长子也，来赴死!”于是父子俱死燕市。余岩归新城，夜率壮士入仇家，尽歼其老幼三十口，无孑遗。官府急捕余佑、余岩兄弟，幸得保定知府朱嵚、易州道副使黄国安知其冤，为之力解乃免。王余佑闻父兄罹难，痛不欲生，招魂葬父兄毕，即奉继父母入五公山，躬耕养亲，不求闻达，垂三十年不入城市，而为学益勤。

王延善敦尚气节，王余佑也和其父一样，任侠重友，慷慨好施。困者周之，危者拯之，殁者敛之。“信道笃而任道勇，近仁之质，得诸刚毅”。王余佑一生生活困苦，他在五公山时的情形，是“一闲牧竖，藜藿不充耳”。晚年主讲献陵书院，赖得他的布衣朋友河间知府王奂为他购置宅舍，副将孔毅为他买下二百亩田，才略为安顿。四方豪俊争相造访，他典衣剉荐接之，有时遇人有缓急，即为之筹措，百数十金无难事。及交游有餽赠，则介然不屑受，却金之节世咸重之。王余佑教弟子学诗时曾说：子美(杜甫)入蜀，子瞻(苏轼)海外，才有忠孝之情发为歌咏。孙奇逢曾告王余佑说：“余五十年始识一‘贫’字。我辈以贫贱之身，值流离忧患之际，典琴书，质簪珥，忍病停药，日不再食者屡矣!对妻子似难快心，对同志应无愧色。此字不明，终非真实学问。”这两段话很能说明当时诸人贫贱不移的性格和真才实学出于贫贱的治学精神。由此可知王余佑虽身列儒林，但是他的治学态度的确与一般俗儒、腐儒迥然不同。

王余佑一生著述有《居诸编》十卷、《诸葛八阵图》一卷、《万胜车图说》一卷、《兵民经略图》一卷、《十三刀法》一卷、《乾坤大略》十卷、《文集》三十二卷、《湧

幢草》三十卷，以及《认理说》、《前著集》、《通鉴独观》、《茅檐款议》等。其中兵书占了很大部分，《乾坤大略》是专门讲述战略大势的，十卷依次而进，共征引古代战事一百七十余条，是揣摩霸王大略、经纶天下而堪为实用的一部奇书。王源读其书后，抚卷流涕说：“此诸葛武乡之流也!”《居诸编》汇集古人经世之事，为作者十年所作，实际所述均为军事地理，书的大部内容后被收入蠡吾人李培编《灰画集》(共二十卷)中。《前著集》、《通鉴独观》、《茅檐款议》三书估计应有不少篇幅仍是论述军事地理和军国大略。《十三刀法》又称《太极连环刀法》，今存《蟫隐庐丛书》中。

王余佑研究兵法战略是由来有本的，这也是他治有用之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早年跟随孙奇逢学兵家言，以学《孙子兵法》为主。他跟随鹿善继受学，而鹿善继曾协助兵部尚书孙承宗守榆关四年，任赞画，著有《车营百八叩》传世。茅元仪更是明末杰出的军事家，所撰《武备志》是中国古代篇幅最大的综合性兵书，有二百四十卷，约二百万字，附图七百三十余幅，他本人也曾随孙承宗督师辽东，任赞画、副总兵，方以智称他是“下帷称学者，上马即将军”。明末清初，军事问题已成为注重实学一派儒士所共同关心的焦点，王余佑对兵法战略的研究是在共同的传统和风气影响之下进行的，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王余佑还身负武学，他研究兵法战略也是身体力行的。早年他跟随孙奇逢受学时，就是一面学兵家言，一面习骑射、击刺，无不工。人们说他才兼文武，精于技击，说他“恒以谈兵说剑为事”。他常与弟子歌诗饮酒、骑射技击。直到晚年，他谈兵述往事，仍能目光炯炯如电，声若洪钟。有时持刀指画，胡须戟张，蹲身一跃丈许。驰马弯弓，矢无虚发，观者莫不震栗色动，啧啧称叹。王余佑自己也说他平生性不平，好武健，生来一点血性，不肯以涂朱傅粉争妍取怜于世人。有时居家郁闷，一室叫跳，须眉如刀槊立，倚天而号，提剑而舞，击节徘徊，欲歌欲泣。王余佑在新城时，李塨曾将他车迎至家，授枪法刀法。他研究兵法战略是将兵法、理学、武学和慷慨任侠的精神合为一体，这样贯通成一种有根基、有渊源、有活力的实学。就此而言王余佑实非寻常文弱书生纸上谈兵之可比。

颜元，字浑然，一字易直。博野人。其父颜昹（永在下）蠡县朱翁义子，因改姓朱为蠡县人。后颜昹（永在下）被掳去戍守辽东，久无音信，殁于关外，母改嫁。颜元于是跟从朱翁朱媪，朱媪死，颜元守丧至孝，泣血数日，不食，几饿死。后有老人怜之，告非朱翁嫡孙，又遭朱翁子谗害，遂归博野颜氏。

颜元治学，初遵崇陆九渊、王阳明，后归依程颢、程颐、朱熹。他很早时就已放弃科举，不习八股，但他不久就又发现程朱之学也有空疏不实之处。为朱媪居丧时，他谨依朱子《家礼》而行，觉其有不合情理处，考之古《丧礼》，不合。又认为程朱之学以主静为宗，是杂释老之义，非孔孟之真。于是著《四存编》，曰存性、存学、存治、存人。名其斋曰“习斋”，教其弟子务力行，存忠信，习礼乐射御，开始自立门户，称“颜李学派”。颜元曾说：“正德、利用、厚生曰事。心有事则存，身有事则修。家之齐，国之治，皆有事也，无事则道与治俱废。乾坤之祸莫甚于释老之空无，宋儒之主静，不见诸事，不征诸物。”晚年他主讲肥乡漳南书院，正中之堂名习讲堂。东一斋名文事斋，专讲习礼乐书数天文地理。西一斋名武备斋，专讲习黄帝、太公、孙吴、诸子兵机攻守营阵水陆诸战法及射御技击。东二斋名经史斋，专讲《十三经》及历代史制章奏诗文。西二斋名艺能斋，专讲水火工匠象数。习程朱陆王及八股举业居其最次。颜元的这种治学路径说明他是注重实际和不甘于受成规束缚的。

颜元也同样身负武学。他从二十一岁时，就放弃了八股举业，专事经史及诸儒语录。但到二十四岁时，忽得《武经七书》，一见悦之，相见恨晚，以为其余各家全为空疏，不足为言，此后凡遇兵家之书，颇为留心，朝夕把玩。

后颜元南游中州，于开封市中行医卜，意欲倡明实学，纠程朱之弊，在此期间他结交了李子青和朱越千。商水人李子青，是当世大侠，在开封款待颜元，见颜元携佩刀而往，吃惊地说：“君也擅长此物?”颜元说不精敏。李子青说：“拳法是各门兵器之本，君欲学刀，先学拳。”当时月色正好，酒酣之际，李子青解衣演练诸家拳路，颜元看后说：“如果像这样，愿与君一试身手!”就折竹为刀，相击数合，中李子青腕。李子青大惊，拜伏地上说：“我以为先生是学者，先生有这样好身手吗?”于是深相结交，并令其三子与颜元往来。

又有一次，颜元在开封市上遇见一少年，体甚魁伟，于是沽酒与之共饮。察其志不凡，于是在半醉时为之起舞，唱道：“八月秋风凋白杨，芦荻萧萧天雨霜，有客有客夜彷徨。彷徨良久鸜鹆舞，双眸炯炯空千古，纷纷世儒何足数，直呼小儿杨德祖。尊中有酒盘有餐，倚剑还歌行路难，美人家在青云端，何以赠之双琅。”这名少年就是朱越千。

李塨，字刚主，蠡县人。与王源同师颜元，为颜元最有成就的二名弟子。自幼近于农稼，后虽求学，躬耕不辍，虽岁俭收成必丰。治学主实用，解释经义多不与宋儒相合，而称程朱至静、陆王主证悟皆为空谈。与颜元共创颜李学派，燕赵之士多宗之。

李塨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中举人，晚年曾任通州学正，仅一月即告归。其间曾助其友治理一大郡，一年之后教化大行，由此名动京师。清初大臣明珠、索额图都请他前去教授子弟，他推辞不就。李光地任直隶巡抚，向朝廷荐举他，也坚决推辞。

李塨还擅长诗文，博学工文辞，与慈溪人姜宸英齐名。治文辞初学唐宋八大家，后受王源影响学秦汉文，为文主识议而不尚辞藻，恢奇变化，不可方物。

李塨的父亲李明性也是著名儒士，与孙奇逢相比肩。只不过孙奇逢讲学于河北，四方之士归之者数千人，而李明性却闭户谢绝交游，不求闻达，所以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其为人潜学沉毅，儒行纯笃，尤重孝道，但也十分慷慨勇武。明末兵乱，他与乡人习射自御，常挟利刀大弓，骑生马疾驰，同辈无人比及。至晚年益好射，时时率弟子校射，目光箕张，箭不虚发，说：“文武之道缺一不可，治天下岂可徒尚文乎!”他死时，王余佑和颜元为他发丧，哭之甚哀，私谥之曰孝慤。

王源，字崑绳，一字或庵，大兴人。其父王世德，仕崇祯朝为锦衣卫指挥佥事，明亡后变服为僧，流落江淮，寄居高邮。痛野史所载崇祯皇帝事迹多不实，因著《崇祯遗录》一卷。王源为王世德次子，其为人岸异多英气，性情豪迈不可羁束，于世人均视之蔑如也，虽古人亦视之蔑如也，有不可一世之概。王源之兄王洁随梁以樟游学，梁以樟谈论宋儒，王源当时还年幼，听了以后很表不赞同。王世德辗转江淮间，喜任侠谈兵，所结交多瑰奇隐异之士。王源自幼随其父居高邮，往来游走，因此性情也与其父相近，习知前代典要及关塞险隘攻守之略。他作文章，喜秦汉间文，尤钟情于左丘明、司马迁。于古人文章中，自谓左丘明、司马迁、韩愈而外，无可事之。于古代名臣，独服诸葛亮、王守仁。自称如遇诸葛武侯，当北面事之；如遇陈亮，则当与并驾齐驱，一争先后。

清初明兵法的人，首推宁都人魏禧。王源少从魏禧游学，初见魏禧时，才十几岁，有英气，魏禧一见就很器重他。后来第二次见魏禧，所作文章已经成卷，其中一篇《项羽论》，文辞纵横驰骋，若前无古人者，一时名士争相赞誉。独魏禧未加赞许，王源口虽不言而意甚不平。再后数年，王源第三次见魏禧，颔下胡须已四寸长，目光闪闪逼人，而所著文章已有二三寸高，年龄已近三十岁了。王源将重写过的《项羽论》呈给魏禧，魏禧深表赞许，称其“议论多肯要，法度老成”。王源也对魏禧说：“从前对先生所说心感不平，久之则心悦诚服。”魏禧后来评价说：“今观王源所作文章，可施于用者十之有五。其为人伉爽有大略，为文多法秦汉，我门人中惟有孔尚典文最英悍，我亦避之，然其有用之文犹不及王源。”

到四十余岁时，王源由于父老家贫，始游学京师。有人责难他不作时文，王源笑笑说：“这个也需要学了以后才能写吗?”于是去有司求应试，中康熙三十二年(1693)举人，名列第四。王源说：“我本不想应试，只是想让那些人不要再诟污我。”王源为谋生而来，自然免不了在公卿权贵间周旋。但他又心高气傲，辞气不肯让人，有时于大醉之后嘲谑讥骂诸公，为此权贵对王源表面虽多赞许，暗中却多所诋毁。

崑山人徐乾学在洞庭山开书局，曾招致天下名士，王源也去了，于众人中唯独与刘献廷友善，相与论述霸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及古今兴亡之故，方域要害之处，近代人才之正邪，往往意见皆同，遂引为知己，相见恨晚。到刘献廷死后，王源说起他总要流泪。在京师期间，王源在故乡之地遇见了李塨，相谈，大悦之，说：“自献廷殁后，不想又能遇见君!” 李塨向王源讲述儒学，王源自以为有所归。于是李塨又引介他就学于颜元，执弟子礼。

王源是清初燕赵的一位奇士，他的文章也好，所作叙事古文，有清一代无人能比，世多传其刻本。他的文章，多为明清之际义士、处士、隐侠、孝子、烈妇立传。论史则多将相名臣，为国柱石者及历代豪杰，如庞涓、项羽、赵胜、李广、李陵、费祎、诸葛诞、赵充国、邓禹、张宾、谢安、李密、岳飞、韩世忠、伯颜等，均有议论。文章中多怀忧世济民之志，及反满复明之意，曾说：“余读国史，至魏忠贤乱政，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王源一生不得志，五十岁时，父亲辞世，他安葬完毕，即弃妻子浪游天下。每至名山大川则淹留良久，忽又它往，对人不自道姓名。六十以后归家，但仍常往来于金陵、淮扬之间，最后客死山阳，死时只有其兄王洁的一个外甥蒋衡跟随身边。临死之夕，神色傲然，无一语言及家事。

王源所著，有《易传》十卷、《平书》十卷、《兵论》二卷、《居业堂集》二十卷。

附录一 燕赵历代人物简表
赵 雍 战国赵邯郸人，赵武灵王、主父，胡服骑射，拓地千里。
姬 职 战国燕蓟人，燕昭王，筑金台求贤，破齐复仇。
乐 毅 战国赵中山灵寿人，为燕亚卿、上将军，率军下齐七十余城，封昌国君。赵封之观津，称望诸君。
剧 辛 战国赵人，燕昭王时入燕为将。
秦 开 战国燕人，名将，袭破东胡，开地千里。
赵 奢 战国赵人，名将，赵惠文王时大破秦军于阏与，号马服君。
蔺相如 战国赵人，名臣。完璧归赵，不辱使命。将相和，屡败齐、秦。
廉 颇 战国赵人，名将，屡败齐、魏，以善战闻名诸侯，封信平君。 赵 胜 战国赵人，赵惠文王弟，称平原君，战国四公子之一，名相。礼贤下士，门客至数千人。
李 牧 战国赵人，名将。备匈奴，破杀十余万骑，使十余岁不敢近赵。大破秦军于宜安，封武安君。
蔡 泽 战国燕人，游学诸侯，入秦说范雎而代之相秦数月，号纲成君。为秦使于燕，使燕太子丹入质于秦。
姬 丹 战国燕蓟人，燕王喜太子，遣荆轲刺秦王。
田 光 战国燕人，处士，为燕太子丹荐荆轲，又自刎以激之。
秦舞阳 战国燕人，勇士，为副使随荆轲刺秦王。
高渐离 战国燕人，燕市狗屠，善击筑，与荆轲为友。熏目失明入秦宫，以筑击秦始皇。
公孙龙 战国赵人，名家学者，倡坚白同异之说。
荀 况 战国赵人，大儒，法后王，兼王霸，隆礼重法。
卓王孙 战国赵邯郸人，秦时迁蜀，即铁山鼓铸，家巨富。
王次仲 秦上谷人，书法家，作八分书。
赵 佗 秦汉真定人，秦末自立为南越武王，后归服汉朝。
卫 满 秦汉燕人，聚党千余人至真番、朝鲜，自立为朝鲜王，都王险城。中行说 西汉燕人，孝文帝时随公主至匈奴，降，教其疏记战法，为汉大患。
窦 婴 西汉观津人，名将，汉景帝时为大将军，破吴楚七国之乱，封魏其侯。
韩 婴 西汉燕人，汉文帝时立为博士，汉景帝时为常山太傅。学识宏博，传《诗》，为齐、鲁、韩三家之一，又通《易》。有《韩诗内传》、《外传》十卷。毛 苌 西汉赵人，治《毛诗》，号小毛公。
董仲舒 西汉广川人，治《公羊春秋》，汉景帝时立为博士，武帝时倡独尊儒术。有《春秋繁露》十七卷。
刘 德 西汉河间人，河间献王。好学修古，征求先秦古书甚多。
李延年 西汉中山人，音乐家，汉武帝时为协律都尉，善创制新声。
赵广汉 西汉涿郡蠡吾人，名臣。汉宣帝时为京兆尹，执法不避权贵。 鲍 宣 西汉渤海高城人，名臣。好学明经，汉哀帝时为谏大夫，上疏陈述民生凋敝，有七亡七死。
刘 林 西汉邯郸人，汉赵缪王子。西汉末任侠于赵魏间，多通豪侠。立邯郸卜者王郎为帝，经略河北，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望风而从。
耿 纯 东汉巨鹿宋子人，率宗族子弟、宾客二千人助刘秀平河北，为前将军、东郡刺史，封高阳侯。
刘 植 东汉巨鹿昌城人，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助刘秀平河北，为骁骑将军，封昌城侯。
寇 恂 东汉上谷昌平人，世为著姓，素好学。劝上谷太守耿况发铁骑助刘秀平河北，为河内太守，破朱鲔。为汝南太守，修乡校。经明行修，名重朝廷。
崔 骃 东汉涿郡安平人，经学家，与班固、傅毅齐名，又善属文。
崔 瑗 东汉涿郡安平人，书法家，善章草，又通历法。
崔 寔 东汉涿郡安平人，政论家，著《政论》及《四民月令》。
卢 植 东汉涿郡人，师事马融，通今古文经。汉灵帝时任北中郎将，平黄巾军。 高 诱 东汉涿郡人，注《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等。
田 畴 东汉右北平人，避难入徐无山中，百姓相随归附者五千余家，遂为之定制度，设学校，人服其威信。
张 角 东汉巨鹿人，创太平道及黄巾军。
张牛角 东汉博陵人，世乱聚众占据山谷，攻瘿陶中流矢死。
褚飞燕 东汉常山人，世乱聚众，号黑山军，众至百万，朝廷不能讨。后降汉为燕平难中郎将，领河北诸山谷事。
公孙瓒 东汉令支人，汉末占据幽州，尽有其地。
刘 备 三国涿郡涿人，蜀汉昭烈帝，以诸葛亮为辅弼，占据荆、益，南抚诸蛮，东联孙吴，北抗曹魏。
张 飞 三国涿郡涿人，蜀国名将，英勇善战，称“万人敌”。
赵 云 三国常山真定人，蜀国名将。初从公孙瓒，后归刘备，为翊军将军、征南将军，封博昌亭侯。智勇兼备，时称“一身是胆”。
张 郃 三国河间鄚人，魏国名将，攻蜀街亭，破马谡。
程 普 三国右北平土垠人，吴国名将，与周瑜破曹操于赤壁。
刘 邵 三国广平邯郸人，魏散骑常侍、陈留太守，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著《皇览》、《人物志》等百余篇。
卢 毓 三国涿郡涿人，魏国名臣，任安平、广平太守，入为侍中、仆射、司空，为魏定设律令。少有学行。
卢 钦 西晋涿郡涿人，卢毓子，家四世以儒学显。笃志经史，清澹有远识。任阳平太守、淮北都督、伏波将军。有诗赋数十篇。
张 载 西晋安平人，文学家。博学有文章，与弟张协、张亢并称“三张”。张 华 西晋范阳方城人，文学家。任中书令、散骑常侍、司空。以博洽著称，著《博物志》等。
欧阳建 西晋渤海南皮人，任冯翊太守。哲学家，著《言尽意论》等。
束 皙 西晋阳平元城人，史学家，撰《晋书》，整理汲冢竹简。
霍 原 西晋燕国广阳人，官至司徒，后归里山居，教授门徒，闻名于北方。
刁 协 东晋渤海饶安人，名臣，为东晋草创典制。
祖 逖 东晋范阳遒人，名将。为范阳大族，西晋末率亲族数百家南徙，任豫州刺史。北伐后赵，中流出楫，誓收复中原，卒于军中。
刘 琨 东晋中山魏昌人，名将。任并州刺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枕戈待旦，闻鸡起舞，坚守北方十二年。少有俊朗之名，擅诗文。
道 安 东晋常山扶柳人，名僧，佛图澄弟子。翻译佛经，著《众经目录》。竺道生 东晋巨鹿人，名僧，竺法汰弟子，从鸠摩罗什译经，又曾至庐山说法。
张 宾 东晋赵郡中丘人，后赵名相，为石勒谋主，甚见重用，呼为“右侯”，朝政典制多出其手。少好学，博涉经史，阔达有大节。
卢 谌 东晋范阳人，卢钦孙，后赵文学家。博通经史，才高行洁，又精于书法，与清河崔悦齐名。
崔 宏 北魏清河东武城人，道武帝时任黄门侍郎、吏部尚书，封白马公。执掌机要，草创典制。少有俊才，号称冀州神童。
崔 浩 北魏清河东武城人，名臣，官至司徒，参与军国重事。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世为北方大族，长于天文历学，与高允等撰《国记》。 高 允 北魏渤海蓨人，名臣，官至中书令，历五朝，与崔浩共撰《国记》及定制朝典。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传》，著有《高令公集》。李安世 北魏赵郡平棘人，倡行均田制。
郦道元 北魏范阳涿人，任御史中尉。地理学家，著《水经注》四十卷。刁 雍 北魏渤海饶安人，文学家，有诗文百余篇。
平 恒 北魏燕郡蓟城人，任幽州别驾、秘书令等。博通经史，著《略注》百余篇。
杨衒之 北魏北平人，博学能文，精通佛教经典，著《洛阳伽蓝记》五卷。 祖冲之 南朝齐范阳遒人，科学家，博通群书，尤精历法，推算圆周率，又造指南车、水碓磨、千里船等。
卢 辩 西魏范阳涿人，为西魏、北周创制礼仪制度。
邢 邵 东魏河间鄚人，仕东魏、北齐，至中书监、国子祭酒，授特进。文学家，博学善文，与温子升、魏收齐名。有《邢特进集》。
魏 收 东魏巨鹿下曲阳人，仕东魏、北齐，至中书令、著作郎。史学家，少有才名，博通文史，撰《魏书》一百三十卷。
陆法言 隋临漳人，经学家，编《切韵》五卷。
刘 焯 隋信都人，经学家，通经，善历法，制《皇极历》，著《五经述义》。 刘 炫 隋河间景城人，经学家，著《尚书述义》。
卢思道 隋范阳涿人，文学家，善诗文，尤长七言诗，有集三十卷。
展子虔 隋渤海人，画家，善画台阁、人物、鞍马，亦工山水，有《游春图》等。
高 颎 隋渤海蓨人，名臣，为隋文帝荐举多人，均至将相。
张金称 隋清河人，河北豪杰，隋末举义，有众十余万。
格 谦 隋河间人，河北豪杰，隋末拥众十余万，自称燕王，死后由部将高开道领其余众。
孙安祖 隋清河漳南人，河北豪杰，大业七年入高鸡泊举义，号“摸羊公”。窦建德 隋清河漳南人，河北豪杰，举义称夏王，定都洺州，建元五凤，有兵马三十万。
刘黑闼 隋清河漳南人，河北豪杰，窦建德部将。窦建德死后再起，称汉东王，仍都洺州，改元天造，一度拥有窦建德旧境，屡败唐军。
崔民干 唐博陵人，山东望族，隋末仕唐为黄门侍郎，唐初高士廉修《氏族志》，以之为第一等。
魏 征 唐魏州馆陶人，名臣，唐太宗时任谏议大夫、侍中，封郑国公。直言极谏，前后陈二百余事。撰《隋书》，编《群书治要》。言论多载于《贞观政要》。
傅 奕 唐相州邺人，唐太宗时任太史令。博学，精天文历数。著《老子注》、《高识传》等。
孔颖达 唐冀州衡水人，经学家，唐太宗时任国子博士，与颜师古、贾公彦共撰《五经正义》。
李百药 唐定州安平人，史学家，任中书舍人、散骑常侍，授命修订五礼、律令。著《北齐书》五十卷。
苏定方 唐冀州武邑人，名将，征突厥、高丽、百济，皆大胜。
卢照邻 唐幽州范阳人，诗人，初唐四杰之一，以七言诗见长，有文集二十卷。
卢 鸿 唐幽州范阳人，画家，隐居嵩山，擅山水树木，又工书法。
慧 能 唐幽州范阳人，名僧，为禅宗中土初祖，著《坛经》。
一 行 唐巨鹿人，名僧，精天文历法，测定子午线及修《大衍历》。
宋 璟 唐邢州南和人，名相，唐玄宗初期与姚崇共创开元之治，以崇尚吏治见称。
张 鷟 唐深州陆泽人，文学家，有《朝野佥载》及小说《游仙窟》。 李阳冰 唐赵郡人，文字学家，善篆书，刊定《说文解字》。
高 适 唐渤海蓨人，诗人，盛唐时期著名边塞诗人，与岑参齐名。官至淮南、西川节度使，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有《高常侍集》。
李 华 唐赵州赞皇人，文学家，能诗善文，其文与萧颖士齐名。有《李遐叔文集》。
刘长卿 唐河间人，诗人，官至随州刺史。尤长五言诗，号“五言长城”。有《刘随州集》。
贾 耽 唐沧州南皮人，地理学家。曾任礼部郎中、鸿胪卿，官至右仆射，卦魏国公。著《海内华夷图》、《贞元十道录》等。
李吉甫 唐赵州赞皇人，名相，唐宪宗时两度执朝政。博学能文，著《元和郡县图志》等。
卢 仝 唐幽州范阳人，诗人，诗风奇特，别具一格。有《玉川子诗集》。 刘 叉 唐河朔人，诗人。家境贫困，好任侠，游于齐鲁，曾为韩愈门客。诗风犷放。有《刘叉诗集》。
崔 护 唐博陵人，诗人，官至岭南节度使。少时作《题都城南庄》诗，中有“人面桃花”一语，因成典故。
李 绛 唐赵州赞皇人，名臣，历宪、穆、敬、文诸朝，宪宗时任相，抑制藩镇卓有成效。有《李相国论事集》六卷。
贾 岛 唐幽州范阳人，诗人，曾任长江主簿。为诗重锤炼，有“推敲”的佳话，与孟郊齐名。有《贾长江集》。
李德裕 唐赵州赞皇人，名相，李吉甫子，历宪、穆、敬、文、武诸朝，武宗时任相，主张抑制藩镇。有《会昌一品集》。
奚 鼐 唐易州人，造墨名家，所作“奚鼐墨”驰名一时。
郭 威 五代邢州尧山人，后周太祖，劝课农桑，抑制藩镇，有惠政。 柴 荣 五代邢州龙冈人，后周世宗，劝课农桑，规复河北，有惠政。 冯 道 五代瀛州景城人，大臣，历仕五朝，自称“长乐老”。刻监本《九经》，为官府刻书之始。
韩令坤 五代磁州武安人，后周大将，为周世宗攻略南唐。
赵匡胤 宋涿州人，宋太祖，建立宋朝，统一中国。
赵 普 宋蓟州人，开国勋臣，任太祖、太宗两朝宰相，能断大事，举贤才。
曹 彬 宋真定灵寿人，名将，为宋攻灭后蜀、南唐。
潘 美 宋大名人，大将，为宋灭南汉、南唐、北汉。
李 沆 宋洺州肥乡人，名臣，秉性谅直，内行修谨，时称“圣相”。 柳 开 宋大名人，文学家，以继承韩愈、柳宗元自许，倡导古文运动。有《河东先生集》。
王 则 宋涿州人，河北豪杰，仁宗时率贝州士兵举义，称东平王。
邵 雍 宋范阳人，哲学家，著《皇极经世》等书。
李 昉 宋深州饶阳人，文学家，主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为“宋四大书”之三。
刘 筠 宋大名人，文学家，官至翰林承旨，兼龙图阁直学士。诗与杨亿齐名，与杨亿、钱惟演等人相酬和，结集为《西昆酬唱集》，称“西昆体”。 宋敏求 宋赵州平棘人，史学家，官至史馆修撰，龙图阁直学士。编《唐大诏令集》，著《长安志》、《春明退朝录》。
张世杰 宋范阳人，名将，率兵抗元，兵败后与陆秀夫俱赴海溺死。
韩延徽 辽幽州安次人，大臣，为辽草创制度，劝课农桑，改辽风俗。
蔡松年 金真定人，文学家，随父蔡靖由宋入金，因家真定，仕至右丞相。词，以雄爽见称，风格类苏轼，时称“苏学北行”。
蔡 珪 金真定人，文学家，蔡松年子，官礼部郎中。工词，亦能诗，时称金朝词人自蔡珪始。
赵秉文 金磁州滏阳人，文学家，官至礼部尚书。能诗文，又工草书，有《闲闲老人滏水文集》。
王 寂 金蓟州玉田人，文学家，官至中都路转运使。能诗文，有《拙轩集》。
王若虚 金藁城人，文学家，官翰林直学士，金亡不仕。诗文仿白居易、苏轼，有《滹南遗老集》。
韩道昭 金真定人，音韵学家，著《五音集韵》。
石 鋸（金为石） 金定州人，大臣，金世宗时任右丞相，整顿吏治，荐举贤才。
史天倪 元永清人，大将，随父史秉直降蒙古。为万户，分兵略地。又任马步军都统，从木华黎攻河北、山东、山西，官至兵马都元帅。
史天泽 元永清人，大将，史天倪弟。史天倪战死后袭任都元帅，攻真定，败金。又围汴破蔡，伐宋，任中书右丞相，平章军国重事。为政轻徭薄赋，不自衿其能。
张 柔 元涿州定兴人，大将，初为金经略使，被俘降，仍领旧职。屡败金军，得真定以东三十余城。又从攻金汴京，破蔡州，攻南宋取两淮地，战功甚多，升万户。
李 冶 元真定栾城人，数学家，著《测圆海镜》。
刘秉忠 元邢州人，名臣。刘氏世仕辽为官族。少入云居寺为僧。多才艺，通古今，仕至太保，为元朝奠定制度，奏建国号为大元，以中都为大都。
王 磐 元广平永年人，大臣，助元世祖定官制朝仪。
关汉卿 元大都人，戏剧家，著《窦娥冤》等杂剧六十余种。
卢 挚 元涿州人，文学家，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诗文与刘因、姚燧齐名，又工散曲，有《疏斋集》。
马致远 元大都人，戏剧家，著《汉宫秋》等杂剧十五种。
张埜元 邯郸人，文学家，官翰林修撰，工词，有《古山乐府》。
郭守敬 元顺德邢台人，天文学家。少师从刘秉忠，精历数、仪象、水利之学。定《授时历》，著述百余卷。
刘 因 元雄州容城人，理学家，秉承朱熹之学，又工诗文。
苏天爵 元真定人，文学家，辑《国朝文类》。
李文蔚 元真定人，戏剧家，著《燕青搏鱼》等杂剧。
尚仲贤 元真定人，戏剧家，著《柳毅传书》等杂剧。
韩山童 元真定奕城人，白莲教首领，与刘福通建红巾军，共谋反元。 王 翱 明盐山人，大将，提督辽东军务，甚有建树。
刘 宠 明霸州文安人，河北豪杰，又称刘六。弟刘晨，又称刘七。均善骑射，初州多盗，刘宠、刘晨协捕，常有功，太监刘瑾家人诬为盗，连系妻子，尽破其家，遂反。有众数万，东至山东，南至镇江，北逼京师近郊，而以“建国扶贤”为名。
马中锡 明故城人，文学家，官至右都御史，能诗文，有《东田集》及小说《中山狼传》。
杨继盛 明保定容城人，名臣。少时家贫好学，居官敢直言极谏，因劾严嵩十大罪被杀。有《杨忠愍集》。
余继登 明交河人，文学家，官至礼部侍郎。著《典故纪闻》及《淡然轩集》八卷。
王 森 明蓟州人。白莲教首领，自称闻香教主，教众遍及北方各省。入京师结外戚、中官，行教自如。至天启二年，其子王好贤遂率教众举义。
薛论道 明定兴人，文学家，工散曲。有《林石逸兴》十卷。
赵南星 明高邑人，名臣，东林党领袖之一，官至吏部尚书，因反对魏忠贤专权贬死。能属文，亦工散曲。有《赵忠毅集》、《味檗斋文集》。
孙承宗 明高阳人，名臣，官兵部尚书，经略蓟辽，守山海关抗清多年。明亡后，清兵攻高阳，率家人拒战，城破自杀。
孙奇逢 清直隶容城人，理学家，明万历举人，晚年讲学于苏州夏峰山，自明至清屡征不仕。学本陆九渊、王守仁，与李顒、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儒。著《理学传心纂》、《理学宗传》、《夏峰先生集》等。
傅维鳞 清灵寿人，史学家，官至工部尚书。著《明书》及《四思堂文集》。
谷应泰 清丰润人，史学家，著《明史纪事本末》。
魏裔介 清柏乡人，理学家，官至保和殿大学士。治程朱之学，著《圣学知统录》、《知统翼录》及《兼济堂文集》二十卷。
王余佑 清献县人，儒士，隐居五公山三十年，晚年主讲献陵书院，终身不仕。学本王阳明，讲求经世致用。能诗，有《五公山人集》十四卷。
颜 元 清博野人，理学家。家境贫寒，初用力农事，后以行医教授为业，晚年主讲肥乡漳南书院。讲求经世致用，与弟子李塨共创颜李学派。著《四存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
李 塨 清蠡县人，理学家。少游学南北，晚年居家讲学。师事颜元，共创颜李学派，弟子甚多。著《大学辨业》、《论语传注》、《周易传注》、《瘳忘编》等。
王 源 清大兴人，儒士，颜元弟子。通兵法，习知前代典要及关塞险隘攻守方略。又擅古文，师法秦汉。有大志，以诸葛亮、陈亮自许。著《平书》、《兵论》、《居业堂文集》等。
曹雪芹 清丰润人，文学家，著小说《红楼梦》。
王太岳 清定兴人，文学家，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以文学知名，著《泾渭志》。
纪 昀 清献县人，文学家，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并纂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能诗文，有《纪文达公遗集》、《阅微草堂笔记》等。 崔 述 清大名人，史学家，曾任上杭知县等。著《三代考信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等。
王清任 清玉田人，医学家，行医京师数十年，著《医林改错》。
王兰生 清交河人，音韵学家，官至刑部左侍郎。精通乐律、音韵，旁及诗文、书法。著《律吕正义》、《数理精蕴》、《音韵阐微》等。
张赐宁 清沧州人，画家，官南通州管河判，后辞官居扬州以画为业，擅人物、花鸟、山水。子张百禄、孙张振亦以画知名。
张之洞 清南皮人，大臣。同治进士，光绪初任湖北、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读、侍讲及内阁学士，后任两广、两江、湖广总督近三十年，光绪末为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推崇洋务，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著《张宫保政书》、《輶轩语》、《劝学篇》、《广雅堂集》。

附录二 燕赵历代著述简表
荀子二十卷 (战国赵)荀况撰春秋繁露十七卷 董子文集一卷 (汉)董仲舒撰韩诗外传十卷 (汉)韩婴撰战国策三十三卷 (汉)高诱注人物志三卷 （魏)刘邵撰古今注三卷 (晋)崔豹撰高令公集一卷 （北魏)高允撰刘子十卷 (北齐)刘昼撰蒙求三卷 (唐)李瀚撰尚书故实一卷 (唐)李绰撰封氏闻见记十卷 (唐)封演撰朝野佥载一卷 (唐)张鷟撰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 (唐)李吉甫撰魏郑公文集三卷诗集一卷 (唐)魏征撰魏郑公谏录五卷 (唐)王方庆辑李相国论事集六卷遗文一卷 (唐)李绛撰卢升之集七卷 (唐)卢照邻撰高常侍集二卷 (唐)高适撰刘随州集十一卷 (唐)刘长卿撰卢仝集三卷 (唐)卢仝撰刘宾客文集三十卷补遗一卷 (唐)刘禹锡撰李元宾文集六卷 (唐)李观撰长江集十卷阆仙诗附集一卷 (唐)贾岛撰李卫公会昌一品集二十卷 别集十卷 外集四卷 补遗一卷 (唐)李德裕撰群经音辨七卷 (宋)贾昌朝撰明本释三卷 (宋)刘荀撰元城语录三卷 (宋)马永卿撰近事会元五卷 (宋)李上交撰春明退朝录三卷 (宋)宋敏求撰尽言集十三卷 (宋)刘安世撰忠肃集二十卷 (宋)刘挚撰学易集八卷 (宋)刘跂撰李忠愍公集一卷 (宋)李若水撰姑溪题跋二卷 (宋)李之仪撰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二十卷补遗一卷 (金)赵秉文撰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诗集一卷续编诗集一卷 (金)王若虚撰敬斋古今黈八卷 (元)李冶撰西使记一卷 (元)刘郁撰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 (元)苏天爵撰汝南遗事四卷 (元)王鹗撰困学斋杂录一卷 (元)鲜于枢撰静修先生文集十二卷 (元)刘因撰安默庵先生文集五卷 (元)安熙撰易经增注十卷 (明)张镜心撰古今律历考七十二卷 戊申立春考证一卷 (明)邢云路撰典故纪闻十八卷 (明)余继登撰平播全书十五卷 (明)李化龙撰乡约一卷塞语一卷 (明)尹畊撰车营百八叩一卷 (明)孙承宗撰观心约一卷 (明)邹森撰洨滨语录二十卷 (明)蔡叆撰认真草十六卷 (明)鹿善继撰兰台奏疏三卷 (明)马从聘撰王少司马奏疏二卷 (明)王家桢撰金忠洁集六卷 (明)金铉撰东田文集三卷诗集三卷 (明)马中锡撰花王阁剩稿一卷 (明)纪坤撰杨忠愍公集二卷 (明)杨继盛撰昧檗斋文集十五卷 (明)赵南星撰范文忠公文集十五卷 (明)范景文撰宋布衣集三卷 清平阁唱和诗一卷 (明)宋登春撰史忠正公集四卷首一卷附录一卷 (明)史可法撰申端愍公文集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申端愍公诗集八卷 (明)申佳胤撰聪山集三卷 聪山诗选八卷 荆园进语一卷 荆园小语一卷（清)申涵光撰省心短语一卷 通鉴评语五卷 (清)申涵煜撰忠裕堂集一卷 (清)申涵盼撰西岩赘语一卷 (清)申居郧撰耐俗轩新乐府一卷 (清)申颋撰习斋记余十卷存学编四卷存治编一卷存人编四卷存性编二卷 (清)颜元撰圣经学规纂二卷论学二卷小学稽业五卷大学辨业四卷学礼五卷学射录二卷阅史郄视四卷续一卷拟太平策七卷评乙古文一卷恕谷后集十三卷平书订十四卷 (清)李塨撰夏峰先生集十四卷语录二卷答问二卷孝友堂家规一卷孝友堂家训一卷 (清)孙奇逢撰尹少宰奏议十卷健余先生文集十卷君鉴录四卷臣鉴录四卷士鉴录四卷女鉴录四卷吕语集粹四卷健余劄记四卷 (清)尹会一撰考信录提要二卷补上古考信录二卷唐虞考信录四卷夏考信录二卷商考信录二卷丰镐考信录八卷洙泗考信录四卷丰镐考信别录三卷洙泗考信余录三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信附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读风偶识四卷五服异同汇考三卷 (清)崔述撰介庵经说十卷补一卷 (清)雷学淇撰王制管窥一卷 (清)耿极撰论语附记二卷孟子附记二卷诗附记四卷礼记附记六卷 (清)翁方纲撰古本大学辑解二卷中庸本解二卷中庸提要一卷 (清)杨亶骅撰唐韵考五卷 (清)纪容舒撰玉台新咏考异十卷沈氏四声考二卷 (清)纪昀撰歌麻古韵考四卷 (清)吴树声撰周秦名字解故附录一卷 （清)王萱龄撰潞城考古录二卷历代讳名考一卷 (清)刘锡信撰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唐两京城坊考五卷 (清)徐松撰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 (清)谷应泰撰明书一百七十一卷 (清)傅维鳞撰台海使槎录八卷 (清)黄叔璥撰广阳杂记五卷 (清)刘献廷撰潜室劄记二卷 (清)刁包撰樵香小记二卷 (清)何琇撰简通录二卷 (清)马煇撰政学录五卷 (清)郑端撰成周彻法演四卷 (清)何贻霈撰乾坤大略十卷补遗一卷 (清)王余佑撰魏文毅公奏议三卷兼济堂集九卷琼琚珮语一卷 (清)魏裔介撰寒松堂集十卷诗集三卷 (清)魏象枢撰居业堂文集二十卷 (清)王源撰陈学士文集十五卷 (清)陈仪撰笥河文集十六卷首一卷 (清)朱筠撰瓶水斋诗集十七卷别集二卷 (清)舒位撰知足斋文集六卷进呈文稿二卷 (清)朱珪撰万善花室文稿七卷 (清)方履篯撰郝雪海先生笔记三卷 (清)郝浴撰留耕堂诗集一卷 (清)殷岳撰积书岩诗集一卷 (清)刘逢源撰玉晖堂诗集五卷 (清)赵湛撰柿叶玉庵诗选一卷 (清)张盖撰

部分引用和参考文献
《山海经》《诗经》《周易》《周礼》《礼记》《大戴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老子》《庄子》《论语》《孟子》《荀子》《管子》《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盐铁论》《白虎通义》《风俗通义》《春秋繁露》《论衡》《四民月令》《齐民要术》《颜氏家训》《尚书》《逸周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元史》《清史稿》《资治通鉴》(汉) 宋 衷 《世本八种》王国维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王国维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战国) 佚 名 《穆天子传》(战国) 佚 名 《燕丹子》(晋) 皇甫谧 《帝王世纪》(宋) 罗 泌 《路史》(清) 郝懿行辑 《燕子春秋》(清) 郝懿行 《山海经笺疏》袁 珂 《山海经校注》(唐) 李 肇 《唐国史补》(宋) 徐 兢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宋) 沈 括 《梦溪笔谈》(元) 郭罗洛·纳新 《河朔访古记》(清) 顾炎武 《日知录》(清) 顾炎武 《历代帝王宅京记》(清) 顾炎武 《京东考古录》(清) 顾炎武 《昌平山水记》(清) 赵 翼 《廿二史劄记》(清) 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清) 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清) 梁玉绳 《史记志疑》(清) 梁玉绳 《汉书人表考》(清) 王先谦 《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补释》(汉) 郑 玄 《毛诗笺》(汉) 王 逸 《楚辞校补》(梁) 萧 统 《文选》(唐) 裴 鉶 《裴鉶传奇》(唐) 李 玫 《纂异记》(唐) 袁 效 《甘泽谣》(宋) 郭茂倩 《乐府诗集》(宋) 李 昉等 《太平御览》(清) 董诰等 《全唐文》(清) 彭定求等 《全唐诗》(魏) 曹 操 《魏武帝集》(魏) 曹 植 《陈思王集》(晋) 阮 籍 《阮步兵咏怀诗注》(唐) 高 适 《高常诗集》(唐) 韩 愈 《昌黎先生集》(金) 元好问 《中州乐府》(清) 陈维崧 《湖海楼集》(清) 颜 元 《恕谷后集》(清) 王余佑 《五公山人集》(清) 王 源 《居业堂集》(清) 汤 斌 《孙夏峰先生(奇逢)年谱》(清) 李 塨 《颜习斋先生(元)年谱》(清) 冯 辰 《李恕谷先生(塨)年谱》(清) 陈 鋐 《鹿忠节公(善继)年谱》(汉) 许 慎 《说文解字》(北魏) 郦道元 《水经注》(唐) 李 泰 《括地志》(唐)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宋) 王应麟 《通鉴地理通释》(清) 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清) 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清) 钱仪吉 《碑传记》(清) 尹会一 《北学编》(清) 李元度 《清朝先正事略》(清) 李 恒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清国史馆 《清史列传》徐世昌 《大清畿辅先哲传》徐世昌 《颜李师承记》孙静菴 《明遗民录》邓之诚 《清诗纪事初编》唐 鑑（皿上为三竖）《清儒学案小识》(清) 黄彭年等(光绪) 《畿辅通志》河北省通志馆(台) 《河北通志稿》(明) （弘治) 《易州志》(清) （顺治) 《易水志》(清) (康熙) 《易水续志》(清) (乾隆) 《直隶易州志》(民国)寿鹏飞 《易县志稿》陈瑞泉主编 《易县志》初稿河北人民出版社编 《河北风物志》河北省社科院编 《河北古代历史编年》王明远主编 《中国人口·河北分册》朝盼山、李远杰等编 《河北名人小传》河北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编 《河北歌谣》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 《河北民间歌曲选》河北省易县政协编 《易县风采》河北省易县政府编 《易县》缪荃孙抄 《顺天府志》(元) 熊梦祥 《析津志辑佚》(明) 沈 榜 《宛署杂记》(清) 朱尊彝、于敏中 《日下旧闻考》(清) 孙承泽 《天府广记》(清) 吴长元 《宸垣识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 《北京史》曹子西主编 《北京通史》陈 平 《燕史纪事编年会按》王 玲 《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北京市社科所编 《北京历史编年》苏天钧主编 《京华旧事存真》(一)苏天钧主编 《京华旧事存真》(二)曹子西主编 《先秦时期燕史资料》曹子西主编 《秦汉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蓟城资料》范文澜主编 《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主编 《中国史纲要》王国维 《观堂集林》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王献唐 《炎黄氏族文化考》王献唐 《黄县其(上为己)器》丁 山 《商周史料考证》郭沫若 《卜辞通纂》孙 淼 《夏商史稿》许倬云(美) 《西周史》许倬云(美) 《求古编》张光直(美) 《中国青铜时代》二集杨 宽 《战国史》邹 衡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李学勤 《走出疑古时代》吴 泽 《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彭邦炯 《商史探微》王贵民(台) 《商周制度考信》严一萍(台) 《殷商史记》白川静(日) 《金文的世界：殷周社会史》吕振羽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金景芳 《中国奴隶社会史》高 亨 《周易古经今注》金景芳、吕绍纲 《〈尚书·虞夏书〉新解》黄 凡 《周易-商周之交史事录》陆思贤 《神话考古》刘玉建 《中国古代龟卜文化》何光岳 《炎黄源流史》何光岳 《秦赵源流史》陈正祥 《中国文化地理》宛敏渭、刘秀珍 《中国动植物物候图集》刘东生等 《中国的黄土堆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第四纪地质问题》竺可桢 《竺可桢文集》何炳棣(美) 《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史念海 《河山集》黄耀能 《中国古代农业水利史研究》冀朝鼎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章 楷 《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王毓瑚 《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吴 慧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黄宗智(美)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刘 岱(台)主编 《中国文化新论·生民的开拓》李剑农 《宋元明经济史稿》张家驹 《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郑家檬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石 方 《中国人口迁移史稿》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韩国磐《北朝经济试探》张鸿翔 《关隘考》张鸿翔 《长城关堡录》王国良 《中国长城沿革考》寿鹏飞 《历代长城考》张维华 《中国长城建置考》胡朴安 《中华风俗志》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燕下都》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清)梁诗正 《西清古鉴》罗振玉 《三代吉金文存》陈梦家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陈梦家 《殷墟卜辞综述》唐 兰 《武英殿彝器考释》吴浩坤、潘悠 《中国甲骨文研究》王宇信 《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孙海波 《甲骨文编》高 明 《古文字类编》徐中舒主编 《甲骨文字典》徐无闻主编 《金甲篆隶大字典》联贯出版社(台) 《字形汇典》朱凤瀚 《古代中国青铜器》马承源 《中国青铜器》杜廼松 《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何琳仪 《战国文字通论》

(以下为论文)

董作宾 《关于殷代之气候》董作宾 《再谈殷代气候》董作宾 《卜辞中的亳与商》董作宾 《大龟四版考释》吴其昌 《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傅斯年 《夷夏东西说》傅斯年 《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 乃东迁》徐中舒 《再论小屯与仰韶》徐中舒 《井田制度探渊》徐中舒 《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丁山 《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丁山 《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丁山 《殷商氏族方国考》丁山 《召穆公传》童书业 《古燕国辩》齐思和 《燕吴非周封国说》刘盼遂 《冀州即中原说》唐 兰 《辩冀州之“冀”》唐 兰 《释四方风名》唐 兰 《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说起》 顾颉刚 《〈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顾颉刚 《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陈梦家 《西周青铜器断代》于省吾 《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胡厚宣 《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遗迹》胡厚宣 《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闻一多 《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杨向奎 《释“不玄冥”》杨 宽 《鲧共工与玄冥冯夷》傅衣凌 《秦汉的豪族》杨联陛 《东汉的豪族》钱 穆 《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夏 鼐 《中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一 凌 《北朝胡族统治下的北方文物》夷 姤 《河北风俗之变迁与古礼教》唐长孺 《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马培棠 《冀州考原》吴梧轩 《南人与北人》张家驹 《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侯仁之 《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李学勤(晏琬) 《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葛英会 《关于燕国历史上的几个问题》葛英会 《燕国的部落及部落联合》吴国曾 《周代邻近于燕的子姓邦国考述》彭邦炯 《从商的竹国论及商代北疆诸氏》金景芳 《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王玉哲 《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干志耿等 《商先起源于幽燕说》曹定云 《亚其考》尤仁德 《商代玉鸟与商代社会》孙作云 《飞廉考：中国古代鸟民族研究》容肇祖 《占卜的源流》韩嘉谷 《燕史源流的考古学考察》裘锡圭 《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唐云明 《试论河北的商代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王彩梅 《古燕国考》王彩梅 《论周初封燕及其相关问题》王彩梅 《燕国历史溯源与夏家店下、上层文化》王彩梅 《召公奭与西周燕国的建立》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张亚初 《燕国青铜器铭文研究》张忠培等 《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曹淑琴、殷玮璋 《亚█（上匕下矢）器及其相关问题》赵光贤 《关于琉璃河1193号周墓的几个问题》张博泉 《关于殷人的起源地问题》

后记

读历史已将二十年，始终没读出个一名半利，从来不入流派，前年索性到出版社做个刀笔小吏，八小时以内全是在写“隶书”棗繁剧小吏所创之简体文字，对于历史专业，私淑诸人也好，只识皮毛也好，随人说。幸而所学所居的最高学府，其史学渊源深厚，气度恢宏，我虽零花弱草，多少也沾染到几分光辉，心中有着一份自信。二十年来，衣带渐窄终不悔，为伊消得人蛮好。

十几年以前我开始注意区域史，1984年骑单车溯易水游太行北岳五台，意识已很明显，到1990年与出版社签合同，已收集了不少资料，有了大纲。

学生时代不知天高地厚，曾私下以为读历史重要的不在于研究古代史册，而在于撰著现代历史，以考据学为余绪，以太史公为正宗。这当然只是幻想，但是不久我就着手物色某一区域，准备先练一练笔，于是有了“河北文化的历史变迁”的想法。

全国可以划分出许多区域，按照人文地理的划分方法，许多区域是很有特征的，比如巴蜀、楚汉、吴越、康藏，其独特的血缘继承和衣食住行式样一直延续到今天。另外一些地方虽然也可以划分出区域，但是特征并不明显，甚至于没有什么特征，比如中原的一些省。沿着京广、京沪线南北行，处处是同样的旱地，同样的农屋，分不出齐鲁豫皖。其实所谓的没有特征仍然是有特征的，天生万物各有仪则，凡是存在的都有其合理性，经济发展可比高低，文化发展不可比高低。经济发达的地区固然有其经济发达的文化，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也自有其经济不发达的文化，你可以说前者的经济比后者发达，但后者的文化未必比前者不好。所谓文化上没有特征，是没有从更大的范围上进行概括，天地无私载，范围大到天地，没有什么特征显露不出来。

我们见到一个中原农民，衣服是旧的，头发是灰的，房屋是土的，两手是空的，一天说不上几十句话，所有话加起来不超过几百个单字。但是他有文化，他有他的生存方式，尤其是他能让你产生出许多有关文化的感慨，其忧思之深远贯通古今，及于三代。

年轻时喜欢听民族音乐，听了几场民族音乐演奏会，满、回、蒙、藏俱全，就是没有汉族的音乐，汉族不是一个民族吗?我想听的是汉族音乐，确切说是汉族的传统音乐、古典音乐，直接地说，我想听古琴。我把古琴看做是汉族的传统音乐，但是在民族音乐演奏会上听不到。 我由此想写一写汉民族的文化史，地非山岭江海，人非深目高鼻，但是它有它的生存，有它的文化，有它的苦难，有它所最为急待的现代变革。汉民族文化是一种平凡而寻常的文化，给它下个定义，它就是一种平原地区的旱地农耕文化。我以燕赵区域作为汉民族文化的一个典型，而汉民族文化又是全国各民族文化的典型。我这样来读我的历史学专业，本书中几乎用到了我大学时期所有因为感兴趣而涉猎到的知识和心得，说来确是一桩乐事。

本书共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从生态、农耕方式、政治、战争和民族融合几个方面，比较宏观地叙述燕赵区域棗黄河以北平原地区的历史发展。中篇专论燕国的早期历史，叙述燕国与商民族的关系。下篇叙述燕、赵二地的人物、文学、学术著作，是狭义的文化概念。在较宏观的叙述上，燕赵区域的历史发展对于全国具有典型意义和重要寓意；在狭义的文化概念上，燕赵区域同样具有完整的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这就是好气任侠、慷慨悲歌的文化特征。我这样写，希望不要被学历史与学文学的学者两弃之，是所厚望。

书成不敢言作，是以不敢有前言后记，不敢设二级标题，引文脚注均糅于正文中。此次借重印之机，全为阅读方便，增补了图片、引用参考文献和后记，惶恐之至。厉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

本书的出版要特别感谢辽宁教育出版社责任编辑沈放先生、编辑室主任赵中男先生，以及我的同学辽宁大学出版社刘雪枫先生、北京行政学院高寿仙先生，没有他们的支持和督促，本书不可能出版。我还要感谢河北省《易县志》的主编陈瑞泉老先生，以及易县地方志办公室、易县文物保管所、燕下都文物保管所的陈书江、张洪印、高全福先生，他们的帮助使本书倍添光彩。

1997年7月

===============================

附文一：慷慨悲歌何处寻──读张京华近著《燕赵文化》 张 胜

《燕赵文化》为辽宁教育出版社《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共24种）之一，1995年出版，1998年再版。该书洋洋26万字，上篇对历史上称为“燕赵”的黄河以北平原地区文化，从生态、农业、经济、政治、战争和民族融合背景上横向探讨，下篇从赵地文化的形成和特点、燕地文化的卑弱和激变、中古士大夫与经史学术、文学艺术及其风格、隋末唐初的山东豪杰、明末清初的北方学者等方面纵向描述，另有中篇专门讨论商周时期的燕国古史。作者认为，“燕赵文化”这个命题之所以成立，是因为燕赵区域自古以来都存在的“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精神传统，这是为燕赵所独有、而为其他区域所不具备的。

《史记·刺客列传》和古小说《燕丹子》中说荆轲刺秦王时，与燕太子丹在易水告别，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史称荆轲为变徵之声，复为羽声，悲歌慷慨，士皆 … 目发上冲冠。这是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特征的第一次概括。汉末曹魏时，曹操等人以邺都为活动中心，诗风、雄峻古朴，慷慨多气，钟嵘《诗品》评论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唐代诗人元稹说：“建安以后天下文人遭逢兵战，曹氏父子于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这是燕赵文化第二次被称作慷慨悲歌。唐后期藩镇割据，“河朔三镇”雄踞北方，韩愈作《送董邵南序》：“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这是燕赵文化第三次被人称为慷慨悲歌。

可见燕赵地区文学艺术最主要的风格就是慷慨悲歌，慷慨悲歌就是燕赵悲歌，它是为燕赵所独有的固定不变的意象。直到清代，这种文风仍然受到人们的敬重，遗风逸响，千载不绝。东晋南朝诗人左思、陶渊明、庾信，唐代诗人骆宾王都有咏荆轲的诗，金代词人蔡松年、蔡珪、赵秉文、元好问等更是异峰独起，作品悲壮苍凉，慷慨低回。而清代最有成就的词人之一陈维崧，尤其对燕昭王、乐毅、燕丹、荆轲、高渐离等往事屡屡吟咏，有“铅筑无成，不信道，英雄竟死”，“欲倩燕姬，低弹赵瑟，一醉平生足”，“残酒忆荆高，燕赵悲歌事未消”等名句。庾信诗称“声烦《广陵散》，杵急《渔阳掺》”，王骥德则称元曲“南词主激越，北曲主慷慨；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可见慷慨悲歌在艺术上也有体现。

富足的地方产生富足的文化，如所谓大国之风；卑弱的地方产生卑弱的文化，如燕赵悲歌。燕赵悲歌是怎样产生的？作者认为，在燕太子丹和荆轲之间有一种契合，二人的地位、作用不同，而又缺一不可。宋代袁褧《风窗小牍》说：“有燕丹而后有荆轲也。”燕丹的精诚与荆轲的侠士志向契合在一起，就完成了燕地文化由苦寒、局促、卑弱而产生出的激变，就形成和升华了慷慨悲歌的文化风格。袁褧说：“秦威太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轧，所为白虹贯日，和歌变徵。”可谓能理解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的真意。

附文二：一部北方平原地区汉族旱地农耕文化的历史──读《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之《燕赵文化》

白兴华

近几年像《南人与北人》一类的作品已有几部，这样的文章人们一般都喜欢阅读，别忘了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写于30年代，其中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南方与北方”。史学大家李学勤在刚刚出版的《比较考古学随笔》中，盛赞邵望平的一篇文章《〈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因为它证实了一向为人们所怀疑的《禹贡》“九州”与现代考古学中的各个区系基本吻合。中国的地方志，据《中国地方志综录》统计有7400多种，而文笔最佳的“地方志”描述其实是《史记·货殖列传》，它不仅记录商人，也记录地区、交通、物产和风土人情。如说关中、巴蜀沃野千里，燕赵慷慨悲歌，齐国宽缓多智、有大国之风等等，已成经典。然而有关地方文化异同的最早描述，还要上溯到甲骨文中。甲骨文中有记载四方风名族名的大骨：“东方曰析风曰劦，南方曰因风曰长，西方曰夷风曰彝，北方曰丸风曰役。”这四句话在《尚书·尧典》中补充为：东方“……厥民析”，南方“……厥民因”，西方“……厥民夷”，北方“……厥民隩”。想不到人们对于地方文化异同的意识竟是与已知最早的文字一起开始的。

大概夏商时的四方观念到了东周，就变成了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的观念，到了秦朝又变成了三十六郡。而即便是变成了省，自古有之的地方传统以及地方的古称也依然存在，这便有了近年来的《黄河文化史》、《长江文化史》，有了《地域文化丛书》。

最早见到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地域文化丛书》是1991年，先出版了八种，很快增加到十二种，今年即将出版的新版更增加到了二十四种。包括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三秦文化、关东文化、岭南文化、康藏文化、草原文化、台湾文化，等等。这是我们所知出版最早、用力最勤、包罗最全的一套专门研究4介绍地域文化的丛书了，其作用与地位是不言而谕的。

所谓地域文化，就是以自古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地理特征，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路向，以及那里人们的社会行为，包括社会组织、经济体系、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民俗禁忌。“地缘”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划分文化的界线，它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身上，为每个人所乐道，任谁都回避不了。但是叙述地缘只是丛书的第一个特点。丛书的第二个特点是要透过区域文化的特殊性来找出中华文化的同一性；是要透过中华文化的组合形式和流变形式，进而探索其深层结构。区域文化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丛书的第三个特点就在于它视角、理论、方法的新颖。

《燕赵文化》（作者张京华）是《地域文化丛书》中的一种。在此以前出版过河北简史、历史编年、河北人物传、河北风物志等书，但作为“燕赵文化”，该书是迄今为止的第一部专著。书共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八章从这一区域的古地质、古生态讲起，而后依次探讨它的旱地农耕方式、农业经济盛衰、大一统的政治传统、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政治重心的北移、战争对文化的影响和北方民族大融合。中篇集中探讨早商及商周时期燕国的历史和文化。下篇分别论述燕地赵地文化的形成和风格特点、燕赵区域的经史学术和文学艺术、隋末唐初的燕赵豪杰、明末清初的北方实学。

什么是地方文化？又什么才是地方文化的特色？这恐怕永远是一个人言言殊的问题。但是有一点，越是偏远的、生僻的文化，越是让人觉得特色浓郁。山里面来的，草原上来的，高原上来的，深眼窝的，高鼻梁的，奇异装束的，一望而知富有特色，而对于我们身边所熟知的事物，反倒觉不出特色来了。狩猎是有特色的，农耕能有什么特色？山里是有特色的，平原能有什么特色？少数民族是有特色的，汉族能有什么特色？《燕赵文化》所论述的就是华北平原汉族旱地农耕文化的历史，书中告诉我们它是有特色的。为什么选择原生小米，为什么从黄土高原发展到平原，河北的遍地桑田和漂亮丝绸哪里去了，北平的虎、中山的狼、周口店的犀牛和象哪里去了，燕赵人怎样接受一次次的战争，怎样面对一次次的民族大融合……。这些事情是我们所熟知的，正因为是最熟知的，所以才是最典型的。燕赵区域文化的历史发展，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用“同患难，共命运”这句话可以恰当地说明二者的关系。

一条直线虽然简单，但只有人类能够划出来，按一定设计交叉而成的几何图形就更是这样。许慎《说文》：“文，错画也。”广义地说，凡是人类的发明创造都可以叫作人文，叫作文化。但不是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说含有“地域文化”的。地域的界线再模糊，也还是有其历史承传；文化传统不论是一贯始终，还是历经突变，总是有其精神继承；这样才称得上具有“地域文化”。韩愈说过：“燕赵古多感慨悲歌之士”，从燕昭王、乐毅伐齐，燕丹、荆轲刺秦王，历经隋唐、至于明清，“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精神都一如既往。它体现在政治变革中，体现在文学和学术作品中，而它的存在，又与这一区域的经济状况、社会状况息息相关。它是一个情结，那么又如何对此作出心理学的解析？

有人说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发现将它从“四朝古都”向上提前了二千多年，然而在西周燕都之前，在燕山南麓的宽广地带还有一片灿烂天地，这就是商代的北方方国有易、邶、孤竹、箕和长。该书用较多的篇幅论述了殷商联盟、联姻的社会组织，子姓的殷商族与风姓的太暭族的关系，殷商族鸟图腾的诸多内涵，以及古燕国在殷商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考古发现来证实或是修正书中的推论。

燕赵区域文献之富，文物之厚，难于具述。该书内容涉及面广，学科跨度大，时间跨度大，而作者有取有舍，显然费了一番精思。后记中说作者曾骑单车独自一人游历太行诸关隘，字里行间，情溢于中，盖亦性情中人。作者称书中虽未直接涉及，但寓含了其对古代文化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途径的思考，这就需要用些时间在书中细细品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