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纵横谈·Li Dazhao

游士往往是用自己的手给自己下判决的人。他们不知不觉把自己的路给锁死了。要把Li Dazhao描写成一个真正的communism圣徒,那就有必要把他早年思想最深刻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给抹掉。

· 接上文 ·

Dazhao(1889-1928)的出身跟章士钊有点相似,但他的学历比章士钊差一点,他是日本留学生,而且成绩是不大好的,他就属于现在那种不大上课但是喜欢搞学生会干部活动的那种人,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缺课记录非常的多,但是搞学生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所以他的专业能力不是章士钊那个级别的,但他搞出的人脉对他很管用①。他回国以后就依靠他的人脉在北洋系统中任职,他扮演的不是一个技术官员,而是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和思想吹鼓手的角色。


1、1907年,Li Dazhao考取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1912年秋,他参加了北洋法政学会,担任编辑部长。同年冬,他为筹办法政学会刊物《言治》与孙洪伊等政界人士接触,并拜访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加入中国社会党。1913年2 月,组建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任干事。

hhh1913年冬,在孙洪伊、汤化龙资助下,东渡日本继续求学。随后结交了章士钊,成为《甲寅》杂志的撰稿者。

hhh1914年9月,Li Dazhao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1915年1月,加入留日学生总会,任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后又参加了“神州学会”和“中国经济财政学会”。1916年2月,早稻田大学以长期缺席为由将他除名。

hhh1916年5月21日,刚从日本归国的Li Dazhao与梁启超、汤化龙、孙洪伊等一起出席了宪法研究会第一次会议。同年7月,Li Dazhao成为汤的私人秘书。中旬,他应汤的邀请前往北京担任《晨钟报》(后改为《晨报》)编辑。尽管他在9月辞去了编辑之职,但他与汤、孙等人的关系并未因此而断绝,特别是与孙洪伊的关系在多年以后仍很密切。

hhh1917年1月,Li Dazhao应章士钊之邀参加《甲寅》日刊的编辑工作。经章士钊介绍,1917年11月11日Li Dazhao离南京北上,到北京大学任职。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Li Dazhao由图书馆主任改任教授。

hhhLi Dazhao也是最早与苏俄建立联系的。苏联方面的材料显示:1919年3月,在鄂姆斯克秘密举行的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决定“在远东建立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1919年夏天,后来成为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人民处负责人的伯特曼会见了Li Dazhao。


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的Li Dazhao

hhh从他那个时期的政治活动和写作活动中你可以看出,他对西方的各种宪法理论和它们可能在中国的运用前景是相当清楚的,他最希望引进的是那种脱胎换骨过的明治国家主义,把北洋政府作为这种国家主义的载体①。国民党所提倡的那套有点左翼色彩的激进民主是要打击的,社会主义也是要打击的。当时中国了解社会主义的人为数甚少,了解Marxism的人更少,而李大钊呢,在他的国家主义阶段,是非常了解Marxism的极少数之一。他打击Marxism的路数用我们现在的黑话来说的话,差不多是一个大保守的路数。所谓大保守指的不是柏克那种英美保守主义,而是欧洲大陆式的施特劳斯学派前身的那种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反对Marxism的理由是共同体主义,共同善,所谓的德治主义,这种德治主义对张作霖和段祺瑞来说是非常顺耳的。


1、1913年4月,Li Dazhao发表《大哀篇》:“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且悍然号于众曰:‘吾为尔民造共和幸福也。’呜呼!……各党之分支部,因选举耗用者,动辄数万金……吾国今之所谓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

hhh1913年4月,Li Dazhao发表《弹劾用语之解纷》,反对革命党人试图借此前发生的张绪武、方维案弹劾袁世凯,批评革命党和《临时约法》误解了弹劾的法律含义,“不独研析斯学者滋其惑误,而政局不时之动摇,法权应及之逃避,亦缘兹而起。”

hhh1913年5月,Li Dazhao发表《暗杀与群德》,将宋教仁被杀的原因归结于“群德”:“桃源渔父,当代贤豪,不幸而殒于奸人之手。死之者吴士英,所以死之者群德也。……群德之衰,武贼之流,乃敢出没于光天化日之下。”并影射革命党人杀了宋:“昔以殄民贼者,今乃伤我国士;昔以功我民国者,今乃祸我民国。”

hhh1913年6月,袁世凯发布裁都督令之前,李大钊发表《裁都督横议》:“夫宪法乃立国之根本,尊严无上……跳梁违宪者,实不在总统,而在都督也。不在中央,而在地方也。……呜呼!裁之此其时矣。失此不图,更无振厉之期,天下岂有宁日乎!”

hhh1917年2月9日,Li Dazhao发表《我国外交之曙光》,为段祺瑞政府欢呼:“我政府对于德国已表示不赞成之态度。此等表示实为我国数十年来于外交历史上,特放一线曙光也。”

hhh为了批驳当时的反段限段言论,2月17日,他又发表《论国人不可以外交问题为攘权之武器》:“对德抗议之举,既成为国家的行动,吾侪继今所当问者,非追谏政府为此之是非可否问题,乃群筹今后对此之利害得失问题。……似此关系国家存亡之外交问题,不惟不可资以为攻诘政府之柄,即欲利用此机会以攘取一部之政权,而因以自效,亦非爱国之士所当出。……对于此次政府所执之外交政策,而怀疑其将为政治上之隐忧者,则虑政府将借对外为口实,而久尸军事内阁之名,以行其武断政治,余谓是亦非足虑者。……方今世界各国,罔不投于战争旋涡之中,一时军事内阁之成,自为其应有之象。顾余敢断言,战场之硝烟一散,此昙华幻见之军事内阁,即将告终,而一复其平民政治之精神。”


在北大图书馆任职时的Li Dazhao

hhh有些人把它误认为是对儒家的赞赏,说Li Dazhao曾经赞赏过中国传统美德,那其实不一样。儒家在这方面的理论是相当散漫的。Li Dazhao跟19世纪德国思想家鼓吹的那种跟先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主义是非常密切的。他反对Marxism主要不是从经济学角度和政治自由的角度上来反对,他反对的是Marxism所代表的那种高度理性的功利的精神,对先验的共同体纽带有腐蚀和破坏作用①。这种逻辑如果让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古典观念论代表之一。在拿破仑占领柏林之时,他在柏林科学院连续发表14次演讲,鼓吹“精神的本质就把我们完全摆脱一切压迫我们的苦难的解放事业同我们光复民族和振兴祖国的事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在形而上学、语言、历史和民族精神中为德意志民族招魂,点燃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那些追随者来理解,是很容易理解的,他们认为民族没有共同体存在,一切权力都是无法落实的,而共同体的存在不是依靠理性和契约做到的,而是依靠某种先验的神秘的存在。你如果用理性的方式用利益的方式去建构共同体,造成的结果恰好是适得其反②,你会收到一种解构性的结果,哪怕你的初衷是为了建构,但是你收到的结果就是破坏了神秘的不可详细分析的共同体自然,就像是佛教徒所描写的观察就是对观察者的破坏,你只要研究它就是破坏它。共同体只能用神秘的方式、创造神话的方式来维持,比如像格林兄弟和哥廷根学派(“哥廷根七教授”之一的雅各布·格林既是《德语语法》、《德语词典》的编撰者、《格林童话》的收集者和改编者,又是哥廷根历史法学派的先驱者、德国民族自由主义(1849年哥达议员团)的力行者。他毕生行迹就是以发掘民俗文化为重构民族神话打基础。参见阿姨《发现人民、创造民族——从大众文化到民族国家》)所说的那样,不能分析、不能搞契约、不能有什么权利概念,德不是道德,而是一种近乎神秘的维持共同体的纽带。


1、Li Dazhao于1916年5月发表的《民彝与政治》中说:“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英伦宪法之美,世称为最。戴雪尝论之曰:‘英伦宪法,吾人自束发受书,即稔闻之。匪制造而成者,乃发育而成者也;非空玄理论之果,乃英人固有本能之果也。此固有本能,乃以致英人建此基础巩固之制度,不必经建筑方术之研究,正如蜂之构巢,何种技艺不足拟其良巧焉。故英宪时优之质,不一而足。吾人祖若宗,所由崇为宝典,决非近百年来世界开化诸邦之模拟赝造、剽窃,所可同日而语也。但英宪之发生,究在何时?创造之者,究为谁某?均非能明。其记载章条之成典何在,亦无能示。要之,英宪实自然发育之物,无论英人外人,纵遇不能晰解之处,而亦不可不尊信者也。’此其所云英人固有之本能,即英之民彝也。所云固有本能之果,即以明英宪乃顺民彝自然之演进,而能一循其常轨,积习成性,遂为不文之典,不惟勿需编纂之劳,且力避编纂之举,以柔其性,而宽其量也。吾民彝之屈而不信、郁而不彰于宪典也久矣。……盖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以承后世崇敬者,不在其法制典章示人以守成之规,而在其卓越天才示人以创造之力也。吾人生千百年后,俯仰今昔,惟有秘契先民创造之灵,而以创造新国民之新历史,庶以无愧于先民。”“国民全体,亦有其大生命焉,其与环境相战,所需之秉彝之能,努力之勇,正不减于小己之求生。”

2、《民彝与政治》:“凡事之涉及民生利害者,其是非真妄宜听民彝之自择,未遽可以专擅之动作云为,以为屏斥杜绝之方也。天之所赋人焉能夺,天之所禁人何能予。道在听民彝之自为趋向,因势而利导之,为容相当之余裕,俾得尽形于政,以收自然之成。……群演之道,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图其进步。……必使法之力与理之力,息息相攻,即息息相守,无时不在相摩相荡相克相复之天,即无时不得相调相剂相蓄相容之分。既以理之力为法之力开其基,更以理之力为法之力去其障,使法外之理,无不有其机会以入法之中,理外之法,无不有其因缘以失法之力。平流并进,递演递嬗,即法即理,即理即法,而后突发之革命可免,日新之改进可图。”


hhh它的好处就在于你不能分析,不能分析你就用本能赞同,用这种本能的赞同来维持一个较低层次的和谐,在这种和谐的基础上你才能维持一种较好的高级文化,才能够抵制那种粗鄙的功利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攻击。在这种粗鄙的功利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攻击之下,任何古老光荣的民族都会丧失它的传统,首先变成一盘无法连接的散沙,然后迅速地被世界资本主义的无根力量所吞噬,变得面目全非甚至完全不复存在。他那些语言如果翻译成白话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种话很像是德国人或者受德国人影响的日本学者所说出来的①,而不大像是丢不开传统文化的儒家学者所说出来的,更不像是民主派或者是socialist说出来的。当然那时候的李大钊他当然也不可能是民主主义者或者是socialist,但是他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开始阶段他是不了解socialism才反对socialism,后来了解socialism就皈依socialism”,实际上他一开始就是了解socialism,而且按照他自己的路数他是一定要反对socialism。在这个时代他的政治行为和思想路数之间有着强烈的逻辑,有着逻辑和现实的高度一致性。


1、Li Dazhao深受日本学者茅原华山(本名茅原廉太郎,1870-1952)的影响。茅原著有《世界文明推移史论》、《地人论》、《第三帝国论》、《人类生活史》等。他在《人类生活史》中大量引用了爱默生、卡莱尔、柏格森、倭铿等人的言论,认为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以现在为起点或终点,“普遍共通心”流入时间成为历史,而捕捉这个“普遍共通心”即是历史学家的使命;文明只能是人类力量的扩大继承过程,因此各个民族生活的状态才成为各个文明的特质;他认为东方文明为“静”的文明,西方文明为“动”的文明,若要防止带有“机械主义”、“物质主义”缺点的 “动”的文明沦为“破坏的文明”,就必须与“平静”、“调和”的文明合体。

hhhLi Dazhao在1915年8月10日发表的《厌世心与自觉心》中说:“东西政俗之精神,本自不同。东方特质,则在自贬以奉人;西方特质,则在自存以相安。风俗名教,既以此种特质精神为之基,政治亦即建于其上,无或异致。”

hhhLi Dazhao在1916年9月发表的《青春》中说:“吾人宜如宗教信士之信仰上帝者信人类有无尽之青春,更宜悚然于生物学者之旨,以深自警惕,力图于背逆自然生活之中,而能依人为之工夫,致其背逆自然之生活,无异于顺适自然之生活。……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

hhhLi Dazhao在1918年7月发表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宇宙大化之进行,全赖有二种世界观,鼓驭而前,即静的与动的、保守与进步是也。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蒋梦麟、蔡元培、胡适、Li Dazhao合影

hhh他在政治上垮台的时间跟章士钊是差不多的,他不愿意安心做教授的原因也是跟章士钊差不多的,也是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忍不住,尽管自己已经没有机会发挥实际政治作用,但是至少可以在各派政治势力中间当一个掮客①。他当掮客是玩脱了,最后他变成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代理人,也发挥了替苏联在北方建立情报信息网络的责任,因为承担了这种责任最后他才死在张作霖的手里面,而公使团也才会同意张作霖搜查使馆把他给揪出来,后来张作霖的手下京师警察厅出了一版很完整的Li Dazhao罪行录②,这部罪行录不完全是真实的,但是里面包含的真实史料是相当的多,可以看出是大部分指诉是确实的。李大钊的做法等于是违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各国和国内搞政治活动的一系列默契,所以才会遭到他后来的那种下场。


1、1924年1月,Li Dazhao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

hhh1924年底、1925年初,Li Dazhao在冯玉祥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之间牵线搭桥,确定了苏联援助冯玉祥国民军的具体内容。3月,冯获得步枪5585支、子弹5820万发、机枪230挺、各种炮78门、手榴弹一万多发,还有火焰喷射器、军用器材、药品等。同年6月,冯又得到步枪3500支、子弹15万发、火焰喷射器10具、飞机3架、马力4000把。冯还接受了Deng等三十多名TG负责国民军的政治工作。

2、1926年3月底,Li Dazhao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西院兵营。1926年夏,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张作霖正式向苏方提出,驻华大使加拉罕“完全超越了大使本身应具备的职权范围及国际法所公认的基本准则,因此不再承认加拉罕苏联驻华全权代表的身份”。加拉罕离华返苏。苏联使馆成了一个留守处。1927年3月,张作霖和各国使团接洽,要求允许北京政府军警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搜查,因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4月4日,公使团首领、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召开秘密会议,各国同意了张作霖的要求。4月6日,张作霖派军警对苏联驻华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路办事处进行了9个小时的搜捕,逮捕了藏匿其中的李大钊等60余名中国人以及15名苏联人,截获了一大批来不及焚毁的秘密文件以及枪支弹药和旗帜印信。4月18日,京师警察厅公布了根据这些文件,由精通俄语的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编译的《苏联阴谋文证》。


▋1925年在共产国际代表奥齐罗夫的支持下,Li Dazhao指导创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图为1925年10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成立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及共产国际代表合影。

hhh但是作为思想家来说,他搞这些政治行动和他的下场不是很重要,关键在于他后期转向Marxism,采取了一种逻辑上不大能够自圆其说的立场,从他早年对Marxism的深刻了解来说,情况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的。他一下子就转到庶民的胜利或者是说反对代议制那条道路上去了。初看一下反对代议制好像是他一贯的观点,但是早期和晚期是不一样的。早期他是按照那种德国式的路径,反对国民党或国会政治是因为代议制代表的那种功利主义的算计,选民和他们的代表之间是一个利益交换的关系,就相当于是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它把政治给粗鄙化了,选民之所以要拥戴一个议员,是因为他能给我挣得什么什么利益,然后我们就签订了一个赤裸裸的毫无温情主义色彩和封建色彩的契约。你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就选你,满足不了要求我们选别人也没有什么关系,政治变成一种利益分赃的体系,跟做生意没有什么不同。

hhh在这种市侩精神的组织之下,伟大的民族纽带不复存在了,也许在最初阶段这种市侩能够带来一定的好处,但是由于民族本身的基础解体了,那么在共同体不复存在以后,它肯定会变成其他任何觊觎权力的野心家和外国人的俘虏。照德国人的看法,德国人正因为没有受到法国在拿破仑以后鼓吹的那些世界主义的影响,所以它才能够摆脱做法国附庸的命运,重新在欧洲打出一片天下来。照李大钊早年那些看法,日本人之所以能够在亚洲各民族中间变成唯一一个没有受西方奴役的民族,就恰好在于它在引进西方思想的时候没有不加批判地引用功利主义这些理论,而是采取了保留日本特殊国体从而保留共同体神秘性的做法。他认为中国也应该走这条路。这个逻辑你要攻击它的话,只能攻击它的前提不对,如果你承认它的前提和它的共同体理论正确的话,那么它本身是可以自洽的,是不能进攻的。

▋Li Dazhao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歌颂俄国革命。

hhhLi Dazhao的晚年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庶民的国际性的胜利,是一种很粗浅的喊口号的做法①,即使在早期那些水平并不太高的Marxism当中,也只能说是卑之不算高,卑之无甚高论。他在这里面的地位好像一部分是出于他在现实政治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是属于老一代人,年轻一代人无论如何都必须尊重他,如果仅仅从理论上的角度来讲,他甚至连早年的陶希圣(1899-1988,曾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发起“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论战。1938年任汪政权中宣部长,1940年逃往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起草《中国之命运》,任《中央日报》总主笔。顾颉刚认为,“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郭湛波认为,“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这种人都不如,他讲的社会主义就是讲不出任何道理的,只是泛泛而谈,就像推销商业广告那样去说,未来就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我们要符合社会潮流,社会主义就是代表庶民的,庶民跟精英不一样,代议制就是代表精英。这些话实际上都是非常肤浅的,而且都只有几个点,它根本就形成不了体系。如果你拿这些著作跟他早年的著作一对比,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去比对的话,那你就很清晰地看出,晚年Li Dazhao甚至根本没有资格做早年李大钊在思想上的对手。早年Li Dazhao基本上是不大参加论辩的,但他那套国家主义的深刻性已经超过了同时期的日本许多学者,就中国的情况来讲,它的深刻性和自洽性肯定也是超过梁启超的,超过梁启超那个短暂的新中国和伯伦知理理论的国家主义阶段所达到的思想深度的(梁启超在1903年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称:“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梁启超是个博杂的人,在任何一个点上都没有挖得特别深,但李大钊曾经在他的点上挖得很深。但他晚年把这些东西完全抛弃掉了。


1、Li Dazhao写于1918年11月的《Bolshevism的胜利》:“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hhh我找不出其他更合理的解释,只能说在晚年他更多的是用政治家的标准来看待自己,觉得他既然在政治上已经投靠了苏俄的这一边,变成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总经理,他必须在宣传方面也要配合他的转向,至于太深刻的理论对宣传来说是没有用处的,他也不想去再深究他自己的矛盾了。最后他的结果当然是众所周知的,他自己的肉体生命、政治生命和思想生命都为他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转向做了牺牲。从学者的角度来讲,最可惜的不是他被张作霖弄死了或者被其他政治力量弄死,而是在于他把自己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即使他的支持者都没法划给他一条生路了。

处死李大钊的绞刑架

hhh因为他们要把Li Dazhao描写成一个真正communism思想鼻祖和一个真正的communism圣徒,那就有必要把他早年思想最深刻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给抹掉,当然他们只能这样说,他早年反对communism是因为他思想还不够深刻、了解还不够深的缘故,因此他早年思想必然是肤浅的,晚年思想更深刻以后才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但实际上恰好相反。他晚年的思想就是宣传口号而已,早年那些深刻的思想呢,由于他抛弃那些深刻思想的理由好像是不大正当或者是不大纯洁的,所以大家反倒有必要硬着头皮说那些本来相当富于理解力相当深刻的思想是肤浅的。因此大家不能详细地介绍,只能摘录几句,但是你翻他本人的文集就可以看出有明显的区别。实际上被他的支持者忽视和埋没的东西才是他真正最宝贵的东西。

hhh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由于敌人的打击而被埋没的,像Li Dazhao这种由于自己人的成功,被自己的支持者人为地埋没的人,是非常少见的,但是这个格局恰好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样。所以李大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代表了游士的另外一个侧面,游士往往是用自己的手给自己下判决的人。他们不知不觉把自己的路给锁死了,往往不仅仅是在生前,而且是在死后都给自己锁了一个死局,而且越是聪明的人给自己做的死局越是难以解开,就是这样。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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