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河朔胡化

——10222018 游富祥 考古文博学院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从盛世走向了衰弱,是唐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史学界有种种看法,或以为对周边部落和民族实施军事镇压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所酿成,或以为唐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或认为无数的农民参加了这次造反[1],而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2]则从种族和文化方面进行分析,特别强调其与河朔胡化的关系,认为河朔地区大量的蕃胡内附,安禄山等人成为胡族的首领,种族和文化上的矛盾导致了战乱的爆发。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河朔地区从汉魏以来一直就是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交融、冲突的焦点地带,关于这一地区的胡化与汉化问题史学界一直斗争论不休,就笔者所查资料显示,应该是胡化与汉化这两种倾向在这里皆而有之。其实这种现象在多民族混合居住的地区是最正常不过的,因为文化、习俗的交流历来都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安史之乱之前河朔地区的胡、汉形势。

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中国的北方地区大多处于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历史上称之为“五胡乱华”时代。这些游牧民族历史上也笼统地称之为“胡”,他们在接受汉族农耕文化的同时,也对汉地原有的生活习俗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晋时,洛阳贵族“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又以毡为絔头及络带、裤口”。北齐时,颜之推说中国南北方音是:“南染吴越,北杂夷虏。”自两晋时起,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中一些最具特色的部分都发生了变化。如坐卧由用席、跪坐变为用床用椅,烹饪由以烹为主变为多用炙法,服饰由宽口变为紧袖,语言由古雅变为白话。

到隋唐两代,其文化主要继承于北朝的具有鲜卑化倾向的混合文化。[3]且由于其皇室带有鲜卑民族的血统,如隋文帝皇后独孤氏是鲜卑显族,唐高祖李渊之母独孤氏、之妻窦氏,唐太宗李世民之妻长孙氏,也都是鲜卑显族。元初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感慨说:“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所以隋唐两代,特别是唐代在处理同周边各族的关系上,能够视华、夷为一家,并推行民族文化兼容并包的政策。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驾幸翠微宫,回顾他执政以来成就,不无自豪地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 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4]。正因为唐统治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的胸怀,所以唐代各民族文化空前的繁荣,呈现百花争艳的景象。向达先生就曾指出“长安胡化极盛一时”,“洛阳家家学胡乐”。

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河朔地区的胡化则尤其突出。“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陈寅恪先生称“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非复东汉、魏晋、北朝之旧”。河朔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多民族(尤其是北方和东北方游牧民族)活跃的区域。在秦汉时期这里是匈奴人南下的途径之一。随后鲜卑、铁勒、突厥、粟特、回纥、薛延陀、吐谷浑、党项等也迁居或辗转于此。魏晋时此地尚有一些较小的势力如屠各、卢水、铁弗、支胡等[5]。这些民族与当地的汉族彼此之间交往融合,或分解衍化,其间的联系、渗透十分密切。唐朝前期,这里活跃的民族主要有突厥、铁勒、粟特、吐谷浑、党项、回纥、薛延陀等。东突厥灭亡之后,唐太宗处突厥于内地,自幽州属灵州建立顺、祐、化、长四州。原先隶属于突厥的民族如粟特人也散布于这一带。当时河朔地区的柳城便是这些胡人的一个聚居地。而历史上有名的六胡州就在河朔地区[6]。

而安史之乱的发起者安禄山、史思明及其部将等就多为胡人,所以很自然的联想倒河朔地区的胡化是安史之乱的因素之一,但是否如陈寅恪先生所论述的那么重要呢?安禄山为唐河北道营州柳城人,本姓康,母为突厥人,史称“杂种胡”。“康”姓是昭武九姓之一,就是昭武九姓胡,也就是粟特人,以曾居祁连北昭武城故名,史书上有时也称作“羯胡”或“柘胡”。史思明亦是杂种胡人,其余部将为各游牧部落胡人如契丹、奚、高丽、渤海等还有不少。安禄山用来作战的精兵有“曳落河”(罗、奚、契丹降卒)和六州胡(河曲六州突厥)数万人。“曳落河”是一种义子制度,使军中将帅同时也具有父子关系。其军队不论是何种族,实亦同于胡人部落,所以称之为“胡化”。但“胡化”与“汉化”是相对而言的,是在汉化之中保留有胡族的若干特征,而不是完全成为胡族。唐代河北的藩镇可以说是汉族农耕经济与游牧族部落军事制度的结合。司马迁称燕赵之地自古以来就是“地边胡、数被寇”,其民“羯羠不均”、“雕捍少虑”,呈现出“胡汉杂糅”,胡化、汉化同时存在的现象,自古而然。所以将河朔地区的胡化作为安史之乱的主要原因显得有些勉强,也不够充分。当然,河朔地区的胡化趋向以及汉文化保持和提高趋向的发展速度并非一致,但总的来看,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汉人和胡人经历许多摩擦、了解、妥协,逐渐进入相互适应阶段。从总过程来看,摩擦、妥协比了解、适应时间要短一些。胡化与汉化是并行不悖的,河朔地区并不是单方面的胡化,且就逻辑上来说,文化的互相影响、渗透也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关于这个问题崔明德先生有比较详细的论述。[7]

既然我们不能将安史之乱的原因简单的归结于河朔的胡化,我们就来看一下安史之乱之前所面临的背景形势。笔者试从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论述之。

首先是政治方面,唐政治的上层矛盾激化。武韦之变以后,唐朝政治表面上趋于平静无波,而矛盾激化的程度及其广泛性比于唐朝前期显然并没有减弱。首先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斗争,唐玄宗意图集权于皇帝,分宰相职权,即位之初宰相多至17人,台省要职就更不必说。后姚崇建议罢冗职,希望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到开元末,官僚始比较精简。但是天宝年间唐玄宗志得意满,荒怠朝政,宠幸杨贵妃及其亲党,加上生活奢侈,政治日趋败坏,《新唐书‧玄宗纪》谓:“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所入,于是钱谷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杨崇礼勾剥分铢,有欠折渍损者,州县督送,历年不止。王谼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银百亿万缗,非但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因玄宗生活奢侈,其钱则取于民间,使百姓“卖田帖舍,以供王役”仍不足填其欲壑。既怠于政事,自拒梗直贤臣及逆耳忠言,小人遂乘时掌政,先有李林甫;后有杨国忠,朝政大坏。李林甫任宰相十几年,权倾朝野,以至于“帝或不朝,群司要官,悉走其门,台省为空”,“天子耳目谏官,皆持禄两端无敢言正者”。其后继者杨国忠更以宰相兼领四十军使,独揽大权。除此之外,蕃汉官员的斗争亦相当激烈,一般来说,外蕃将领虽有大功,却不得为上讲,更没有做宰相的资格,这种不平衡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失衡而激烈的爆发。另外士族与寒士之间的不平等也造成相当一部分人心怀怨恨,如安禄山手下的高尚就尝曰:“无当作贼死,不能龁草根求活也”。所有的这些都造成了唐上层统治的危机,一旦这些斗争势力的力量失衡,动乱就不可避免。

其次是经济上的原因。大的背景是均田制的瓦解使得唐初缓和的各阶层的矛盾激化。具体到河朔地区,史载其富庶虽比不上扬州和益州,但也是农产品富足,蚕锦开可以有余以供国用。唐太宗就曾对高祖说:“山东人物之所,河北蚕锦之乡”,杜佑在《战论》中对这一地区也有描述:“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可见这一地区地区虽不十分富庶,但可以自给自足,不假于人,这正是割据的重要的基本条件。

然后是军事的因素。首先是府兵制瓦解。武韦之变以至开元、天宝之世边疆局势日趋紧张,而唐帝国在与边疆各族的作战中屡次失败,对唐帝国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而曾经使唐朝雄踞东方的府兵制亦已腐朽,不合时代的要求。在这样的局势下,开元年间,玄宗完成了对兵制的调整,确立了以职业兵长期屯防边地的军事体制。同时还扩大节度使的职权,将原来的由京官遥领变为地方将领担任,将领常驻边疆,不仅控制地方的军事,还总揽地方地行政,财政和监察等职权,俨然成为地方行政的一级。在这种体制下,将帅长期控制某一支军队,就为他培植个人势力、拥兵自重甚至发动兵变提供了条件。据《旧唐书官志二》载“凡诸军镇,使、副使已上,皆四年一替”,知节度使正常的调动换防周期是四年,像安禄山这样长期的兼领三镇实属罕见,他的久任,兼统为他发动叛乱提供了充分条件。另外中央和地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新唐书‧兵志》谓:“大者连州八九,小者亦兼三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布于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 再则唐初虽用蕃将,但未任为将领。玄宗开元中,为防制新兴的契丹、回纥入侵,提高蕃将地位,加上李林甫为保个人权位,杜绝以边将入相之局,因为边将功绩超着,可调升宰相,故建议节度使全由归化的胡人充任,因为胡人无入相的机会。安禄山、哥舒翰、高仙芝、史思明等皆因而得到重用,其中以安禄山最强。他得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重用,更获玄宗信任,打破唐朝节度使「不兼统、不遥领、不久任」的规定,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辖地包括内蒙古南部,辽宁、河北、山西等省,拥兵近20万,成为其作乱的资本。

此外河朔虽然是京畿地屏藩,但在唐初却深受唐统治者的猜忌,其中尤以河北为甚,其中主要原因当是窦建德的旧部反复抗唐,令唐政府如芒刺在背,且建成、元吉的党羽也以河北为基地活动,所以唐政府对这里采取“弱枝”以及“高压”的政策,甚至无辜屠戮。朝廷的刻薄寡恩使得一般平民对朝廷心生怨恨。虽然在武后以后朝廷对河朔的态度有所改观,但是积恨的痕迹仍然存在,一遇到时机成熟,就足以促成事件的扩大。

总之,安史之乱爆发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不能将它和河朔的胡化简单的联系在一起。河朔地区是唐北方的屏藩,政治军事地位都比较特殊,由于这里是各民族混居,所以其文化亦呈现百花争艳的局面,笼统的说是胡化,或是汉化恐怕都不是很妥当,应该是各种文化并行,相互渗透,既融合又冲突。正是这种文化上的交融和碰撞使得这一地区的人在文化传统上与长安、洛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安禄山则乘势加以利用,收买人心。而此时唐帝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也给了安禄山可乘之机。再加上蕃汉将领的矛盾重重,朝廷的排挤,权臣当道。这一切积累起来,最终导致了安禄山的造反。

注释:
[1]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第201页。
[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
[3]关于隋唐文化的历史渊源,我国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陈寅恪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伦中认为隋唐制度有三种来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北周”。张承宗等主编的《六朝史》中则认为“唐代文化上的成就。大体上是南朝文化的更高发展”,即六朝文化是隋唐文化的主要渊源。还有学者认为随唐文化具有南北文化交融的特点,它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南朝文化,也继承和发展了北朝文化。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比较多。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卷198。
[5]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杂胡考》,三联书店,1955年。
[6]《新唐书》志第二十七,地理一:“宥州宁朔郡,上。调露元年,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长安四年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置兰池都督府,分六州为县。开元十年复置鲁州、丽州、契州、塞州。十年平康待宾,迁其人于河南及江、淮。十八年复置匡、长二州。二十六年还所迁胡户置宥州及延恩等县,其后侨治经略军。”
[7]崔明德:《试论安史乱军的民族构成及其民族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9月,第10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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