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中世纪政教关系的大体走势

注释:
[1][古罗马]优西比乌:《教会史》,瞿旭彤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398-399页。
[2] 同上, 457-464页。
[3] 同上,437页。
[4]阿塔那修与优西比乌是公元4世纪很重要的主教,其中优西比乌则是公元4世纪有关《尼西亚信经》争论的主要见证者,他在神学立场上倾向于同情阿里乌派(亚流派),而阿塔那修则至死捍卫《尼西亚信经》,并曾为此五度被皇帝驱逐和流放。由阿塔那修的辩护信中可以得知,当时重大会议的主持和决断最后都是由皇帝拍板的,如阿塔那修在《沙尔底卡公会议致埃及、亚历山大教会并全体教会的信》中提到的:“然而,尽管优西比乌及其同伙恬不知耻地一意孤行,扰乱教会,阴谋毁灭许多人,最敬虔的皇帝康士坦丢和康斯坦斯得知这一切之后,就命令东西方的主教在沙尔底卡城聚会。”参[古罗马]阿塔那修:《论道成肉身》,石敏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282页
[5][古罗马]优西比乌:《教会史》,瞿旭彤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419页。
[6]阿塔那修曾控告优西比乌仗势欺人,即以皇帝权威来偏袒自己的阵营,如他所言:“然而,优西比乌及其追随者,这些不可思议的人,表示拒不接受事实真相及此信里所包含的陈述,同时提出某次公会议的名字,说它的程序是以皇帝的权威为根基的。所谓权威,就是说有一位伯爵(Count)来参加他们的会议,有士兵作主教的护卫,有皇帝的信函给他们作后盾,他们想要谁参加,就可以强迫谁参加。”参[古罗马]阿塔那修:《论道成肉身》,石敏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253-254页
[7]有关尤利安对基督教的迫害,参见爱德华·吉本551-555页。
[8] [美]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译,1991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42-148页。
[9][德]毕尔麦尔等:《古代教会史》,雷立柏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148-149页。
[10]当时,由于提奥多西为报手下副将博特里克被杀的仇,竟然授权手下兵团对塞萨洛尼卡市民进行大屠杀,据估计大约15000名平民被杀害。为此当时大主教安布罗斯一度拒绝见皇帝,并禁止他进入米兰大教堂,之后经过提奥多西“痛哭流泪”请求教会宽恕长达8个月后才获得正常的信仰生活。由此可见,当时基督教会在信仰上已开始成为决定帝国政府精神意识的主导理念。参见[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600-605页。
[11][古罗马]安波罗修:《论基督教信仰》,杨凌峰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中译本导言。
[12][德]毕尔麦尔等:《古代教会史》,雷立柏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150页。
[13]一般来讲,这七次大公会议天主教和东正教都认可。此外,就整个基督教历史而言,天主教共认同二十一次大公会议,而主流新教教派则只认同前四次大公会议,即尼西亚会议、君士坦丁堡会议、以弗所会议、迦克墩会议。
[14][古罗马]阿塔那修:《论道成肉身》,石敏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175页。
[15] 同上, 306页。
[16] 同上,307页。
[17][古罗马]优西比乌:《教会史》,瞿旭彤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435-470页。
[18] [古罗马]安波罗修:《论基督教信仰》,杨凌峰译,2010年,188、262页。
[19]此外,占领罗马西部不久的“蛮族”各政权尽管大多接受基督教信仰,但其中不少接受的是大公体系外的阿里乌派,因此罗马教廷在当时处境下不仅缺乏政治上的影响力,甚至在宗教方面亦无统一的号召力。
[20]早期东罗马人都以“罗马人”自居,认为自己才是罗马帝国一切的当然继承者,之后随着地理、文化、政治因素的演变,东罗马帝国逐渐形成自己固有的特色,因此后人逐渐以“拜占庭帝国”这一称呼来特指东罗马帝国。[南斯拉夫]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庭帝国》,陈志强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23页。
[21][南斯拉夫]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庭帝国》,陈志强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7页。
[22]教皇吉莱西厄斯在致东罗马皇帝阿纳泰西厄斯的信中这样说到:“统治这个世界的主要有两大权威:教皇神圣的权威和君主的权威。其中,祭司的权威远较王权伟大,因为在末日审判时,即令人间贵为君王者,他们的行为也得由祭司向上帝交待。”。参见[美]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译,1991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56页。
[23]当时,由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一些北部如日耳曼部落的入侵始终被罗马教廷(西部)视为外来“野蛮”民族(尽管日尔曼部落之法兰克王国在克洛维带领下已于大约公元496年接受大公信仰),因此教廷眼中的“上帝之世俗宗教代表”始终是指东罗马帝国。
[24]此后,借由教廷与法兰克王国的亲密关系,以及借由伦巴第王国对东罗马帝国的牵制,便逐渐与日益衰落的东罗马帝国疏远,由此“教皇国”的形态开始出现。
[25]《拜占庭帝国》一书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751年拉文那被伦巴底人占领,该总总督区不复存在。这使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的统治被总结,也使罗马主教彻底丧失了从拜占庭皇帝那里寻求援助的希望。同时,法兰克人势力的崛起给罗马主教的外交政策带来了新的因素,法兰克人的保护能给罗马教区抵抗伦巴底人提供更有效的帮助,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他比异端的拜占庭帝国更受罗马教会欢迎。”[南斯拉夫]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庭帝国》,陈志强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42-143页。
[26]参见[法兰克]艾因哈德、圣高尔修道院:《查理大帝传》, [英]A.J.格兰特英译,戚国淦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59页。之后教皇们就借由教皇利奥三世册封查理曼为“罗马人的皇帝”一事认为既然教皇有权加冕皇帝,那么就可以废黜皇帝。参见[美]朱迪斯·M·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李韵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116页。
[27]根据该“文献”,公元4世纪时君士坦丁一世曾颁旨,要将罗马城、意大利及西部疆域的宫殿和辖地之统理权赠送给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及日后的继承人,并决定要将罗马帝国的统治中心移转到东罗马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据说教皇以“文献”为据在“丕平献土”事件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此后教皇还以此拒绝了东罗马帝国要求收回赠与土地的要求。历史上对该文献的真实性历来有不同争议,如马西略·帕杜瓦等人都曾质疑它的真实性,直至公元1440年,罗伦佐·瓦拉发表《君士坦丁赠与的辩伪》,其基于古代社会背景、圣经教导原则及对比4世纪与8世纪拉丁文法,认为该文献属于8世纪教皇的伪造。有关罗伦佐·瓦拉对“君士坦丁赠与”文献的批判参见[苏]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1986年,66-78页。
[28]当时教皇对于加冕奥托表示出“追悔莫及”的心态,因为他们本想寻找一位同盟,到头来却找的是一位“主人”。参见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孙秉莹、谢德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116页。
[29]所谓“克吕尼运动“指10世纪末至11世纪天主教的一场影响重大的内部改革运动。10世纪末罗马教廷内部呈现一种纪律松散和体制腐化的趋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以法国克吕尼修道院为核心的整个天主教修道院体系开始发动一场整肃教士的改革运动,具体措施包括禁止买卖圣职、禁止教士婚娶、禁止财产私有。于此同时在政教关系上呼吁独立,即反对世俗君主拥有主教和修道院的叙任权等,并宣称“教权高于皇权”,鉴于这一理念期间教廷与“罗马贵族”及皇室一度产生激烈冲突。但鉴于该运动迅速得到欧洲各国修道院的积极响应,教皇格利高利七世也积极支持并指导了这一运动。
[30][法]菲利普·内莫(P.Nemo):《教会法与神圣帝国的兴衰——中世纪政治思想史讲稿》,张竝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239-243页
[31]所谓“卡诺萨觐见”特指当时格列高利趁德国国内情势处于不稳定之局面,施压亨利四世皇帝劝其放弃对教会主教的任命权;作为回应,亨利四世随之召集主教会议宣布废黜教皇,而格列高利也随之发布敕令革除皇帝教籍。之后随着德国有意独立之各诸侯对教皇敕令的支持,亨利四世最终认输,并特地前往意大利的卡诺萨城向在那里隐修的教皇“负荆请罪”,据说皇帝在雪地里连跪三天才得到教皇的“赦罪的吻”。参见[德]弗里德里希·贝特根等著:《德意志史》,张载扬等译,1999年,北京:商务印书馆,440-442页。
[32][德]弗里德里希·贝特根等著:《德意志史》,张载扬等译,1999年,北京:商务印书馆,442页。
[33] 同上,468页。
[34][南斯拉夫]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庭帝国》,陈志强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204页。
[35][美]朱迪斯·M·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李韵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263页。
[36][英]埃德加·普雷斯蒂奇:《骑士制度》,林中译、粱铁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12页。
[37]同上,277页。
[38]同上,242-243页。
[39][德]毕尔麦尔等:《中世纪教会史》,雷立柏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193页。
[40] 同上,204页。
[41]教廷所发起的十字军东征行为不仅为了对付穆斯林异教徒,有时也是为了对付神圣罗马帝国以取得宗教上的有利形势,如本内特所言:“13世纪时,教皇发起圣战,并不只是为了对付圣地及伊比利亚的穆斯林,有时候也是为了打击一部分欧洲人,甚至包括神圣罗马皇帝。”参见[美]朱迪斯·M·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李韵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253页。
[42]所谓“阿维尼翁之囚”(或称巴比伦之囚),特指公元1305年,腓利四世为了取得对教廷的掌控权便力促法国人出任教皇,即克雷芒五世。之后克雷芒由于惧怕意大利人而始终未去梵蒂冈任职,并于1309年在腓利四世策划下将教廷迁到了法国北部的阿维农。因为这段背景,于是此后出现的六个教皇都任职在阿维农。他们都是法国人,而且都是在法国国王的干预下担任教皇,他们是 约翰二十二世、本笃十二世、克雷芒六世、英诺森六世、乌尔班五世和格列高利十一世。参见[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四卷,上海:东方出版社,1999年,66-76页。
[43][德]马丁·路德:《路德选集》,徐庆誉、汤清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154页。

来自: † Rehoboth(敬虔的奥秘) 2015-03-13 07: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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