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奎那的神权政治观

st-thomas-aquinas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生于意大利罗卡塞卡一个贵族家庭,身为伯爵的父亲一直希望他能成为修道院院长。他在孩提时代于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受了9年初等教育,14岁那年进入那不勒斯大学学习,接触到大量的科学与哲学著作,5年后加入天主教组织“多明我教团”,这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转折。1245年,他前往巴黎受教于著名神学家、阿尔伯特,学习哲学和神学,1256年获硕士学位。
从1257年开始,阿奎那在著名的巴黎大学讲授神学,用10年时间专心从事教学和著作活动。这位因沉默、温顺而被称为“哑牛”的神学教授,年纪轻轻却以才华横溢而崭露头角,并被罗马教廷任命为神学顾问与讲师,一些有名望的学者对他亦极为赏识,尤其是声名卓尔的阿尔伯特曾断言:“哑牛”之声必将闻名于世。
阿奎那一生着有18部巨著,包括集基督教思想之大成的《神学大全》,以及《哲学大全》、《论存在和本质》与《论正统信仰和真理、异教徒议论大全》等著作。其中,《神学大全》被认为是基督教的百科全书。现有其节录作品《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已译介到中国学界。
阿奎那的思想体系,在西欧中世纪思想领域中长期占绝对统治地位,对基督教世界乃至世俗生活领域的影响极为深远。至于后世言及法政问题的思想家们,在溯及中世纪哲学与法学思想源流时,更是谁都不可能绕过他的思想。

一、阿奎那思想体系中的神学理念
在阿奎那的神学思想体系上,他几乎把所有的知识都纳入到神学体系中,建立了一套庞大的经院哲学和神学体系,并在伦理学、逻辑学、政治学、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等方面都作出重要贡献,其中最为出名的是在宗教哲学方面提出著名的证明上帝存在的五种论证,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进入阿奎那的法政思想世界前,首先需要了解他的神学哲学理念。正如学界早已定论的,阿奎那的全部理论都是为天主教的信条服务的。他明确提出哲学必须为神学服务,使之成为神学的“奴婢”,并为上帝之存在这一神学的最高信条作了哲学的论证。他的论证方式是借助哲学中的目的论,沿袭其唯心主义的思想进路,推论出万物创造者——上帝的存在。他认为世界是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断言世界的创造是有时间开端的。根据他的推论,上帝还创造了一个等级制的宇宙系,最低层是大地及由水土火气四种元素构成的一切物质,之上是植物、动物和人,再上是天体,再之上就是整个世界所追求的最高目的——三位一体的上帝。
他进而探讨了个别和一般的关系,认为存在于个别事物中的一般,并不是个别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寄居或隐藏在个别事物中的某种特殊实体。物体之间的不同特性,是由于潜入物体的这种稳秘的质所决定的。例如,铜之所以为铜,是因为它里面潜藏着“铜”这种特殊实体,铜之所以能压延,是因为它里面潜藏着“压延性”这种隐秘的质。所以,有多少种物体的特性,就有多少种“稳秘的质”,那就不必深入研究事物内部结构和相互关系。这套理论在哲学史上被称为“唯实论”,在受到神学哲学家的普遍推崇。
除神学理念中的秩序观之外,还有必要把握阿奎那对中世纪封建经济与社会的认识。步入13世纪渐趋繁荣的欧洲封建社会,伴随而来的是一些在天主教义中难以合理解答的经济问题。阿奎那把财富分成两种,即自然财富和人为财富,并根据宗教教义提出处理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强调分配的公正与交换的公正,认为自然经济是一国幸福的基础,金银财富作为人为财富,不应成为国家和个人追求的目标。个人拥有的财富只要与其身份相称,就算实现了分配的公正。
阿奎那对以获取金银为目的的经商行为颇为鄙视。但是,如果为维持生计、赡济穷人和办公共福利,从事经商行为也是值得肯定的。至于高利贷,他基本持反对态度,因为在他看来,从宗教教义看,偿还借款只是延期支付,时间属于上帝,债主无权取息;而从世俗伦理看,根据罗马法的一般原理,货币属于所有权与使用权不可分的物品,故而出借货币取息不合法。这一神学经济思想的支配地位,在欧洲思想界盛行了两个世纪。

二、阿奎那的神权政治思想
在政治与法律思想领域,阿奎那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核心论点,大体集中于如下方面:一是国家的起源、目的及政体的重新认识,在神权政治论的前提下竭力为君主制政体辩护;二是影响深远的法律定义,提出法律的首要目的是公共幸福的安排,法律是由管理社会的人公布的以共同福利为目的的理性的命令;三是独具特色的法律四层分类说;四是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交融。
仔细梳理阿奎那的法政思想,可以看到特定时代背景所留下的烙印。在教会统治一切的中世纪,教会的观点也支配着几乎整个法律哲学的发展。阿奎那也不能例外,其思想学说体现和反映了天主教压倒一切的情形。在这样一个宗教神权处于上升的历史时期,他作为天主教的重要理论家,有意制造一个包罗万象的神学体系,以天主教的信仰来代替知识,从神到人、从自然到社会、从教会到国家,无不纳入其中进行阐释。
作为法政思想的一个前提,阿奎那一方面承认并拥护社会不平等,一方面又极力拥护封建所有制。他巧妙地把世俗理论与神学理论进行了交融贯通,首先是在国家起源论上巧妙交融,然后是在国家目的论上巧妙交融,并在承认社会不平等、拥护封建所有制的前提下,完成了政治认识论的第一步交融,随后进一步阐释法律的内涵,初步融合法与道德的边界。
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他对不平等与服从的认识。他认为人类具有天然的不平等,这便是统治与服从的根基。他的出发点建立在自然界与上帝相和谐一致的基础上:根据上帝的安排,自然秩序存在不平等,社会也同样如此,存在体力或智力的差别,因此统治与服从皆是符合自然的。他进而分解了三种情况的服从:无罪状态下的服从,为赎罪而服从,以及宗教意义的服从,后者是最高和最终的服从。
阿奎那依照天主教教义解释了不平等与服从的要旨。宇宙是一个系列的集合体,上帝处在最高位置,各种生物则依各自的本性和内在的冲动行事。在他看来,上帝统治世界,灵魂统治肉体:“在上帝所建立的自然秩序中,低级的东西必须始终服从高级的东西,在人类事务中,低级的人也必须按照自然法和神法所建立的秩序,服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阿奎那政治著作选》:146)。至于不平等与服从的政治关系,一种是奴隶式的(作为犯罪的结果),一种是主人统治对他服从的人(在犯罪以前便存在),“如果人类社会不受那些比较聪明的人的管理,它就会证明是缺乏合理的秩序”(阿奎那:146)。
在此基础上,阿奎那引申出一套完整的神权政治哲学。他认为,上帝主宰一切,“必须承认,宇宙是由一人统治的”(阿奎那:102)。在他的著作中,他多次引用保禄宗徒:“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国王被称为上帝的仆人”,“惟有上帝的恩赐才是永生”,借以说明统治权只能属于上帝,属于基督,属于主,以此证成神权政治体系的基础。由此,他力主教会的权力至高无上。因为如同神高于人,灵魂高于肉体一样,教会高于世俗的国家。教皇是基督的代理人,政权应由他掌握,国家必须服从教会,国王必须顺从教皇。
与维护教皇权威相一致,他还极力维护君主的统治权力,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治形式,并认为没有一个统治者控制和指导民众,社会就会解体。而根据灵魂不死和“来世幸福”的观点,尘世生活的幸福并非最高幸福,最高幸福是对上帝的静观而使灵魂得救,而这只有在来世的彼岸世界才能做到。因此,他认为一切为争取现实生活的幸福而进行的斗争,就是恶,就是犯罪。在他看来,最大的犯罪行为则是异端或异教行为,据此,一切异教徒均应活活烧死,“将他们从世界上消灭掉”。由此,他建构的一套秩序便是如此格局:世俗的秩序必须符合上天的秩序,尘世生活必须依附精神生活,政治必须隶属于宗教,国家必须服从教会,皇帝必须服从教皇,人法必须服从于神法。
这套神权政治哲学关注的原初问题,是关于世俗国家起源的宗教学解释。阿奎那认为国家起源于人天然的合群性,人之行为受理性支配,“人天然是个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注定比其它一切动物要过更多的合群生活”(阿奎那:401);但它要靠指导者指导而非自发形成,“除非其中有一个人被赋予权力来照管公共幸福,是不可能有社会生活的”(阿奎那:102)。
据此他强调,孤立的人必须联合才能组成社会,“在社会之中必须要有某种治理的原则”,最初形成的是父权制家庭,进而则演化为君主制国家,“在这样的社会中间,存在着不同的种类和等级,其中最高等的是政治社会,它在安排上以满足人生的一切需要为目的,因而它是最完善的社会”(阿奎那:159)。这一“政治社会”即“国家”。
随后,他关注国家的目的。强调国家存在的伦理性。国家是为谋求人的“公共幸福”,即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他认为惟有置身于国家之下,人们才得以享受上帝的快乐。国家帮助人们取得的公共幸福,包括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阿奎那:156),根本目的则在过“美好生活”,即按道德原则的生活,即基督教的宗教生活。为此,国家须提供条件保证公共幸福,这些条件就是促使社会团结一致、丰裕的物质条件、坚持以行善为目标,其中物质条件最为重要。
与“国家”相关的问题往往是政体问题。他认为人类社会应该有政治统治的控制力量来维护秩序,认为“如果一个自由人的社会是在为公众谋幸福的统治的治理之下,这种政治就是正义的,是适合于自由人的。相反,如果那个社会的一切设施服从于统治者的私人利益而不是服从于公共福利,这就是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也就不再是正义的”(阿奎那:46)。
随后,他详细论证了统治的基本类型及其优劣。他把正义统治分为三种:平民政治、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标准则在统治者“应当念念不忘公共的幸福,而不去追求个人的私利”(阿奎那:47)。至于不正义的统治,也有三种:暴民政治、寡头政治和暴君政治(阿奎那:46)。他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因为“由一个人掌握的政府比那种由许多人掌握的政府更容易获得成功”,意见分歧须由一人归总。这一论点的逻辑依据在于,自然界已经证明了这一法则:万物皆有最高一物的全权支配。而且,上帝也答应只给一个君主来统治民众,因此,“人类社会最好的政体就是由一人所掌握的政体”(阿奎那:49)。
在阿奎那看来,正义的政权所凭借统一的规模越大,该政权越有益,所以君主制优于贵族制、进而优于市民政治;反之则越有害,暴君政治成为最可恶的。由此衍生的问题是,需要防止君主政治蜕变为暴君政治。他对此提出的解决之道,一是君主须有不蜕变的德行;二是组织上没有机会使其蜕化,对王权须加以适当限制;三是一旦人民不能忍受则有权杀死暴君;四是克服暴政弊端要以公众意见为准;五是若靠人之力量无法改变暴政,就必须求助于上帝,但前提条件是人们必须避免作恶。

三、阿奎那的神权法律观
由政体问题继续深化和细化,便是关乎具体治道的法律与伦理问题。经过阿奎那的巧妙融合,古希腊时代的法律观、理性观、正义论和古罗马时代的自然法思想得以与神权政治哲学交融一体,这些获得新生的古典思想的一些积极意义亦被更加明确地表示出来。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彰显了法律的伦理目的,重点分析法的正当性问题,着重从法的目的来考察法的正当性,并把理性作为法律的合法性的普遍要求,由此而涉及到法律与道德的内在关联。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法包括道德”这样一个具有时代突破性的观点,将两者在神学的熔炉里锻造,为我们研究法与道德的交融性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使我们在理性的前提下重新认识法与道德的关系。他宣称,道德与否就是善恶问题。而人的行为道德性,就在于是否遵循理智。因为理智基于人的自然本性,追求善,以善为目的;理智向人们发而命令,规定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凡遵循理智所规定的法则是道德的,否则是不道德的,所以“理智是人性行为的原则”。他还强调,由于理智基于自然本性,所规定的行为规则是自然的和合理的。行为法则在现实生活中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主观的行为法则是人的“良知”,客观的行为法则是“法律”,进而通过对两者的分析,论证了人类行为的道德性。
阿奎那的法律分类说,尤其体现出他在法与道德关系上的交融的努力,而且这种努力的效果是十分成功的。在此按照他设计的顺序,逐个剖析其中蕴涵的法与道德的交融。
(一)“永恒法”中的道德因素。所谓永恒法,就是上帝理智内的一种智慧原则,上帝由此创造和指导宇宙万物的活动,使之朝向整个宇宙的公益。永恒法是必然存在的,并且是可以认识的。
(二)“自然法”中的道德因素。自然法不等于自然规律。自然法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对事物本性的反应,而是人的理智通过反省事物本性,特别是自己的本性,而给自己宣布的命令。他所谓的自然法,是从伦理的角度去考虑的。自然法既是规范人类行为的伦理道德的普遍法则,又是人间一切法律的基础。如果有某一些违背了自然法,它就不再是法律,而是对法律的破坏。至于自然法的本质,在阿奎那心中是明显不过的,“自然法无非就是理性的创造物所分享的永恒法”。自然法是从永恒法中派生出来的,是永恒法中的一部分。自然法是必然的、永恒的,来自于上帝的永恒法,因此自然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三)“神法”中的道德因素。阿奎那论述的神法,是从基督教《圣经》中归纳出来的,包括“旧约”和“福音书”,即上帝宣布的“神圣法律”,“为了指导人性,必须有神法”。神法是永恒法和自然法的具体化,但依然是原则性的,所以同永恒法和自然法一样,它是必然的和永恒不变的,是规范人类思想和行为避免出现差错而颁布的,是人间一切法律的根据。
(四)“人法”中的道德因素。在他看来,“人法”是为了公共利益而由具体负责者颁布的理智命令,人法是一种“理智”命令,强调人法的理智特性。“人从自己的本性说明,人是一种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动物,需要过集体生活,可是,使许多人一起过社会生活,这是件不可能的事,除非有人负责管理,谋求公共的利益,所以,为了人间的和平与行善,制订法律是必要的”。在人法的性质和必要性被确定之后,阿奎那论述人法的归属问题,提出“人法派生于自然法”:任何人法原则上不应该触犯自然法,如果有某一点违背自然法,它就不再是法律,而是法律的破坏。人法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和可变的,不可能像自然法、特别是像永恒法那样无条件、绝对不变、永远正确而完美无缺。
随后阐述的是人法的局限与正义的法律。关于人法的局限性,人法只能制裁人的外在罪恶行为,对于人的内在行为是否罪恶则无法过问。可是,人的行为是否属于道德行为,首先指人的内在行为,即内心思想和意志。由此可见,人法是不完整的,难以全面判断人的行为,需要由神法来指导。
谈及何为“正义的法律”时,他提出了三个标准:一、当它们以公共福利为目的时;二、当所制定的法律并不超出制订者的权力时;三、当它们使公民承担的义务是按促进公共幸福的程度实行分配时,法律即是正义的。反之,当法律由于违反我们在刚才所确定的标准,而对人类幸福不利时,或由于与神的善性相抵触而成为非正义时,这些标准就表现出人法从其根源(永恒法)中汲取的力量。当我们按照以上标准制订人法时,便可以使之成为正义的法律,从而避免其局限性,这正体现着神法对人法的指导。
据此可见,在阿奎那的视角中,无论是调节人们内心行动的良知,还是调节人们外部行为的法律,无不服从于道德或者说理智。道德成为法律的理想,法律成为道德的手段,法与道德不但没有得以明确的划分,反而被阿奎那锤炼得水乳交融。这正体现了阿奎那的神学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契合。
阿奎那的历史影响极为深远。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又出现“新托马斯主义”,即神学的新自然法学说的复兴,表现为法国哲学家马里旦的自然法理论。马里旦继承了阿奎那的思想,认为自然法是基于人性的道德法,是对上帝永恒法的参与,本性来自上帝,不成文的自然法是从上帝的永恒法而来(参阅马里旦:《人与国家》)。
总而言之,法首先包括道德规范,法律即实在法又在其分支地位上与道德发生交叉关系,这便是阿奎那的思想之精义,而正是这种法与道德的巧妙交融,成就其思想的不朽魅力。

本文作者:何志辉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徽标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

这个站点使用 Akismet 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你的评论数据如何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