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幽燕移民

幽燕地区最早的原住民为夷人,秦汉大一统后一部分中原人融入进来,成为古典燕人。在公元3世纪起燕人开始经历长达一千年的胡化时期,陆续有乌桓、鲜卑、羯胡、奚人、高句丽、粟特、契丹、党项、女真等异族与古典燕人通婚融合,其中以鲜卑、粟特与契丹人为主,使得血缘构成发生显著改变,形成了中世燕人。
在明代起幽燕一带才开始再次纳入南方汉人的帝国统治,不再有大规模的异族血缘融入,人口结构主要受移民的影响。明洪武年间开始有非自发的由朝廷官府组织的移民流入,其中有自黄淮及江南一带的移民进入京津一带,影响了当地原有的语言,另有自晋南一带迁往燕地南境的真定府、顺德府、河间府等地,即所谓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其中还有将晋人迁往宣化府(今张家口一带)屯兵的移民,以及由燕山地区大宁都司内迁平原地带的小兴州移民,这些村落往往以“xx营”为名,还有一部分自枣强起迁往山东的移民,另有大量回民由南方随着明军迁往境内,如廊坊与沧州一带的回民。明初移民潮中其中外来移民最少,保留原住民最多的为保定府、以及热河(今承德与辽西地区)的燕山一带因为环境封闭,所受动乱波及很小,因而人口构成也很稳定。到了清代,旗人封禁燕山的长城关口,将满洲境内控制为旗人为主的地区,原为燕地北境的辽西与承德一带开始有大量的满族旗人迁入,另有许多满人与蒙古人迁到平原地带,但他们都没有与当地燕人通婚融合。直到晚清正式开放关口之后,有大量永平府(今唐山一带)一带的居民闯关东,迁往以辽西为主的地区,使得当地再次以燕人为主要居民,又有许多晋人通过走西口移民到宣化府,使得当地成为了晋语为主的地区。在经历明清六百年帝国统治时数次移民潮之后,逐渐形成了近代燕人。一直到现在,幽燕地区的人口血缘构成基本稳定下来。
中世燕人的原住民后裔主要是在现在的保定与承德一带,当地自13世纪后的人口结构未发生重大改变,廊坊唐山秦皇岛一带主要为中世燕人的北部山地军民后裔,保定有其部分后裔,辽西赤峰除部分原本的中世燕人山民外,多为永平府近代燕人的后裔,以上几地都是中世燕人原住民血缘为主的;北京作为帝国首都其中世燕人保留的最少,特别是城区人口,历次改朝换代的战争破坏首当其冲,因此多为近代外地移民,其中一部分为北部山地的中世燕人后裔,一部分为江淮或江南的官僚或商户移民,一部分晋南一带的大槐树移民,还有许多满族旗人改汉姓的后裔,当代数十年城市化时期则有来自外省许多地方杂乱的移民人口,并且远远超过了此前的原住民,成为幽燕一带血缘构成最为复杂多样的地区;天津郊县与北京郊县类似,中世原住民保留较多,也不乏山后移民,而城内在明初有不少江淮军兵移民,当代则作为环渤海的最大商业城市充斥着大量外地人;张家口已多为晋人后裔;石衡沧三市多为晋南讲中原官话的移民后裔,因其遭受的战争破坏最严重,是明初移民潮在河北的主要输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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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以下几篇资料了解详情:

明初河北地区移民初探洪武时期河北地区的人口迁徙永乐年间河北地区的人口迁移晋方言向外的几次扩散清代冀东地区移民研究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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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河北移民的传说与历史

— 梁勇

第三讲,河北移民的来源

上次,我们讲了明代河北移民的历史背景。今天,我向大家介绍河北明代移民的类型,分析移民的来源和迁入地点。这些确凿的历史或许真的与您的祖先有着密切的关系。

广义来说,明代的河北移民包括三种类型――军事移民,流落到河北的自由流民及商民,还有就是官方组织的迁民――包括永乐皇帝下诏从经济富庶地区迁来的部分富商。

首先,我们讲第一种类型移民――“明政府组织的移民”。

提起明代移民,老百姓大都说是从山西洪洞县迁来了。其实,官方组织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移民,仅是明代河北官方移民的一部分。

据明实录等文献记载和我们的考察,洪武年间,官方组织向河北移民一共有9批,分别在洪武四年三月、四月,洪武五年七月八月,洪武十七年夏,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五年。

其中洪武四年、洪武五年、六年的移民,大都来自北部边境山西北部的朔州、张家口以北的云州、承德的宜兴州、秦皇岛的抚宁等地,迁入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兴、宛平,河北三河、滦州、固安、保定等地,成为明代河北地区较早的官方的移民。这些移民,主要是随着攻打元朝残余势力的胜利,为了稳定边境,而潜入内地的边境的移民。

从洪武十七年以后,官方组织向河北移民的来源地,主要是“地少人多”的山西中部泽、潞、沁等州的贫民,根据“狭乡之民移就宽乡“的政策,官府给这些缺少土地的贫民发给河北无人耕种的土地,组织他们迁居到河北真定、大名、广平、彰德等府和北平州县,也就是集中在今石家庄、邯郸、邢台、保定等地。

顾炎武《日知录之余》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十六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分田给之,仍命回沁,招募居民”。三年后,又有598户自愿“徙居彰德、卫辉、怀庆、广平、大名、东昌”等府,集中在河北南部和今河南北部。可见起初官方组织德移民,是自愿迁到河北落籍的。

永乐元年,随着朱棣定都北京,开始着力培植河北的经济基础。

根据明朝官方文献整理的《永乐实录》记载,朱棣效仿秦始皇当年迁六国富商的举措,首先是从南直隶苏州等18郡和浙江等9省简选三千殷实大户迁河北。永乐二年再次“迁大姓实畿辅。”为的是消弱南京周围富商大贾的势力,而促进北京周围河北的经济发展。

永乐二年开始从山西等地组织迁民到河北。据《明永乐实录》和相关的地方志统计,永乐朝组织向河北移民15批次。

时间分别是在永乐二年、三年、四年、五年、七年、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大都是春季、夏季、秋季,只有一次是在冬季的正月。

在移民来源的空间地域上,有两批来自南直隶、苏州、浙江、江南各地。

有五批全部来自山西。另有三批移民中包括山西人。

有三批来自山东,有两批来自湖广地区。

移民迁入地的空间分布上,主要是北京周围的河北地区。其中有六批明确记载迁入冀州、枣强、卢龙、山海关、永平、隆庆州、真定府、晋州、藁城、保安、广平、清河、南宫等地。

如永乐十四年,迁山西民于真定、晋州、藁城等地屯田。

永乐十五年,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地之民,迁于河北中部各县。

永乐六年――1409年农历六月,山东安丘县民刑义等,“以本邑人稠地隘,无以自给,愿于冀州,枣强占籍为民。”经奏准,户部“徙青州诸郡民之无业者居冀州,凡八百余户。”

这些迁民来到河北,除少数到旧村庄与当地人杂居外,多数是另立新村。

根据河北省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全省地名普查资料统计,河间、真定、永平、顺德等府,接受官方移民较多。其中南宫市(明代属真定府)430个自然村中,明代移民创建的村庄200多个;邢台县的604个自然村,有190个创建于明代。沧州是“靖难之役”的重灾区,永乐朝三次移民于此。在全市6200个村庄中,创建于永乐年间的4200多个。原石家庄市郊区的100个村落中,明初迁民建村的有东焦、西焦、马家店、孔寨、王村、槐底等十几处,占自然村总数的 15%。在石家庄桃园村《吕杰夏墓碑》上有“世传家谱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往东古城村邵同社民籍第二甲,又迁至桃园村居住”字样。石家庄谈村《张氏祠堂碑记》也记载张氏与永乐二年从山右迁于此地。都是山西移民。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大名府的魏州,“非土著者什八。”而且“多由山西泽、潞之民填实之。”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河北平原的居民,都承认自己的祖先是从山西前来的呢?

这是因为,元末明初华北地区灾疫兵乱之时,山西相对风调雨顺,社会相对安定,加上邻省的难民流入,使山西南部的人口比较稠密。据《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记载,洪武十四年,河南的人口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有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相当于河北、河南两省人口的总和还多。所以,明朝政府从山西向华北移民数量确实比较多。

正因为,从山西向外移民人数最多,所以明朝政府在洪洞县广济寺“设局驻员”,成立迁民管理机构。凡被迁的山西人,都集中到此,登记造册,“发给凭照、川资”,编队迁送。移民在告别故乡之时,便把洪洞县广济寺的大槐树记在心里,世代相传,便形成了后来广泛流传的民谣:

这是第一类移民。

那么,第二类移民,就是数量可观的明代军事移民

所谓军事移民,就是明朝从全国各地驻守河北的军队,最后留居河北的移民。

《明洪武实录》记载:明初“乃迁山西、河南之民以实畿辅,并有随大将北征留住者。”说得就是这些军队移民。

那么,为什么明朝的军队会成为河北的移民呢?

这是河北特殊的地位和特殊时代造成的。

明代的兵制实行卫所军屯制。而河北及现在的京津地区是京师所在,大批军队驻守河北,并设置军屯,大部分军队的军卒就地垦种,携带家眷,世代繁衍,最终成建制的落籍到河北,成为河北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不亚于官方组织的移民。

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大将徐达、常遇春等攻克元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朱元璋为巩固北征的胜利,编定军役法,从京师到郡县,设立卫所。在要害之地,一府设所,两府设卫。5600人的军队为卫,112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50人为总旗,10人为小旗。创立了统一的卫所兵制。

河北是明代驻军最多的地区之一。仅驻地在今宣化的宣府就有屯守官军十万人。还有真定卫、山海卫、抚宁卫、北平都司17卫,燕王三护卫,总兵力大约20多万人。其中保定和真定两府设立真定卫,下属若干个千户所和百户所。

为了解决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军需物质,洪武七年(1374年)诏定屯田法,设立军屯,各个督司、卫所的士兵二分戌守,八分屯种。如真定卫各所,共设“军屯七十有二,坐落滹沱河沿河一带与真定、藁城、获鹿、栾城等州县,村社错设,军民杂居屯地”。

朱棣称帝后,将南京的一些军队调往北京附近。其中“迁大宁督司于保定”;移山西行督司所属诸卫军于北平。同时,消减藩王的兵权。“命令诸王军队量留随侍,余调赴北平”。永乐二年――1404年,在他“天子过河”之地,设立“天津三卫”,就是天子渡河之地的意思。

永乐十八年,北京城建成,“在南的诸卫多北调”。就是从南方向北京周边调拨军队。

据《明永乐实录》和《明史·兵志二》的记载统计:永乐时河北兵力达到八十个卫另二十余个守御、牧马千户所,比洪武年间增加了近三倍,总兵力不下五十五万人。

宣宗时,为防止北方少数民族南扰,又大规模向北部调兵,并向河北中部调兵屯田,以补军需。如宣德五年(1430年)拨神武右卫于真定府,军役六千余名,军屯 300余处,坐落冀州、深州、晋州、南宫、衡水、保定、博野等州县,每屯兵卒二三十名、地数十余顷。赵县的杨扈、柏舍屯就是神武右卫左千户所的军屯。石家庄的翟营、留营、高营、东营、西营等村,都是明代真定卫千户所或百户所驻地,大多数村民都是明代军卒后裔。

在石家庄南翟营的《谭氏祖墓碑》记载:“始祖谭政明初从洪武帝北征,留真定卫南翟营军屯”。

在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高营村,保留着《陈氏宗族题名记碑》,刻有陈氏七世祖戍驻真定卫的历史。“一世祖陈佑,扬州府高邮州昌平乡人。洪武元年元月投徐丞相麾下归附,从军豪拨真定卫中(千户)所……洪武二十二年六月升总旗”。立碑人为嘉靖朝“真定卫前所百户陈策”。

井陉威州东街张氏家祠始祖碑载“直隶真定府武功右卫军余厥祖张木卜居井陉县古威州。”说明该村张氏是武功右卫屯种的军余士卒后裔。

康熙十八年,清政府撤消了明代的卫所军屯编制,令军籍改为民籍,大批明朝卫所和军屯士卒从此落籍到河北,成为河北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张家口宣化城和宣化县的青边口、鸡鸣驿、山西河北交界处的娘子关等重要的军事城堡中的原著民,几乎都是明代军事移民的后裔。

第三类明代的河北移民,就是自发的流民和商民

随着明朝向河北移民,河北成为迅速开发的地区。不少商民和无业流民,自发地流浪或者迁徙到河北,逐步落籍河北,成为河北移民的一部分。一些金元时期南迁的北人,也纷纷还籍河北。比如,万历初徐贞明在《西北水利议》说,过去塞上很少南方人,可如今“南人应募而至者成市”。可见南方人自发到长城一线的很多。他还记载了一位落籍真定的扬某,也是南人,“缘水垦田,岁入甚饶”。明代的真定,有许多水田,只到清朝雍正年间,十三王爷允详和大学士朱轼治理河北水利时,这里还是引种水稻的重点地区。

而河间县盖官庄、齐官庄等村的盖、齐、方、牛等姓氏的始祖,据说都是南方流徙到此的自由移民。明成祖攻入南京后,诛灭的建文帝近臣方孝儒十族。事后,方孝儒以及随之受株连的盖、齐、牛、李等姓的幸免者逃到这里,沦为雇农,繁衍至今。

明朝的正统年间,靖海县曾招抚逃民附籍者七百户在本县居住。

嘉靖《南宫县志》记载:全县之民分为24社,其中土民14社,顺民2社,迁民4社,新徙民4社。而顺民、新徙民就有“永乐以来四方之民流寓于此占籍者。”

最典型的流民村落的代表是我前面讲到的井陉县的于家石头村和定州的一家庄。

大批移民来到河北,无疑对河北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移民和军屯士卒的耕种,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恢复。以真定府为例,万历《真定县志》载,当时真定县户口1856户、24179人。而军户369 ……杂役匠户59,校尉户3户。军户总数占全县总户数的20%。

获鹿县有真定卫人丁2023丁,神武卫人丁166丁,总数占全县总人口的9%。由真定卫和神武右卫屯种的耕地550多顷,占全县耕地总数4673顷的近12%。卫所军屯的垦种,对维持军费开支、减轻封建国家的经济负担,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次,明代和河北移民和卫所军屯将士直接参与了抢险救灾、修建城垣、疏浚河道、兴修水利等工程建设。如宣德六年(1431年)“山水暴涨,冲毁(滹沱河)堤岸”。真定府、真定卫“发军民浚之,并修真定护城堤。”

再有,明代的卫所、军屯的许多关城、寨堡、营所、仓储、屯舍等设施,后来发展为著名的城垣和村镇,对河北城市和村落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如著名的天津市就是在明代的军事建制――天津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张家口市的部分县城和很多村、镇,都是在明朝军事设施基础上形成的,如万全、怀来是明代万全右卫和怀来卫的驻地。而宣化城,就是明朝宣府的城垣。而青边口就是在长城关隘基础上形成的村落。村民的住宅一半是用长城砖建造的。

石家庄市内五区的113个自然村中,有11个是真定卫下属千户所、百户所或军屯。正定212 个村落中,有13个是营所或军屯;栾城县205个村落中,有柳林屯、北屯、南屯、东马坊营、西马坊营等11个村,原是神武右卫的军屯和牧马坊营地。

石家庄市的北高营万历三年《重修三官庙碑》说:“其地系军屯,其乡俗名高家营”。石家庄市城市起源的母体――石家庄村《于氏家谱》、义堂村《戚氏家谱》、南高营《何氏家谱》等谱牒中也都记载,他们的祖先都是明代真定卫的军校,屯戍落籍于此,繁衍至今。

明代河北移民究竟有多少?很难统计。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张岗先生估计,洪武、永乐两朝政府组织的移民大约15万多户,75万人,占全省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强。而我们分析,落籍河北的明代卫所军屯士卒家眷不少于35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宣府(今宣化周围的张家口市各县区)明朝军卒移民人数远远超过土族民数量。

明代移民,是河北历史上厚重的一页。

来源:http://www.ywpw.com/forums/mosaic/p0/html/6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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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明代“兴州”移民之谜

作者:王少堂 来源:燕赵都市网

2014年03月21日13:40

受东方文化影响,国人有着很深的故乡情结。由于明朝初年,大量的移民迁徙保定,于是寻根也便成为数百年来沉积于民众之中的一种深沉怀念。无论是家族谱谍,还是碑铭墓志,更有祖辈口耳相传,保定地区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某村某姓,祖上来自山西小兴州。对此,近年来不少人提出质疑:认为小兴州实在今河北省滦平县,而所谓“山西小兴州”有误。这一说法无论是对于民众的传统观念,还是保定乃至河北的移民史,都是一种新的挑战。有先生撰文反驳,更多的是不以为然。然而,上升的学术的层面,这其中确实有许多东西很值得认真探讨。

(一)明初山西并无“兴州”移民
受元朝末年及明初“靖难”之役战乱的影响,中原地区人口锐减。而此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甚是稠密。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于是,洪武初年和永乐年间,在朝廷的统一组织下,从山西大量地移民到河北、北京一带。这也是为什么民间盛传许多旧家多来自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的缘由。然而,查寻史料,尽管确有大量山西移民迁徙河北,但却无山西“兴州”移民的半点记载。
《明史》卷七十七记载:“明初,当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馀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馀户,散处诸府卫,籍为军者给衣粮,民给田。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馀户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开地千三百四十三顷。复徙江南民十四万於凤阳。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於河北。众屡徙浙西及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於东昌、兗州。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於京师,充仓脚夫。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处之。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据以上记载,明洪武年和永乐年间,确曾大规模地从山西的部分地区移民至河北、北京一带。迁徙的地区共有七个州:太原、平阳(今临汾市)、泽州(今晋城市的高平)、潞州(今长治市)、辽州(今晋中市的左权县)、沁州(今长治市的沁县)、汾州(今吕梁市的汾阳和晋中市的介休市一带)。从以上州县可以看出,移民地点为晋中、南地区,是经济富饶,民居稠密的地方,亦即《明史》所言“狭乡之民”迁至河北、北京地多人少的“宽乡”。
我们看到,以上七州,并无“兴州”。那么,所谓的山西“兴州”是否也有移民的可能呢?抑或,《明史》对此有所遗漏呢?通过对“兴州”历史沿革和其历史地理环境的分析,结论应该是否定的。
山西兴州,即今兴县。据《山西通志》记载:“兴州:(唐、宋名合河县)金升兴州,隶太原路。元仍为兴州,隶太原路。县志:中统二年改为合河县,三年复旧。明名为兴县,隶太原府岢岚州。”“兴县,明初改兴州为县。”《山西日报》刊载的马晓东先生的文章“兴县——新兴故郡毓兴州”对此说的更为具体:“明洪武二年(1369年)始改兴州为兴县。改名之由除了当时革故鼎新的大气候因素外,更主要原因是,兴县已失去了边防军事重地和交通要道的地位,而且经过元末战乱,兴县人口仅有7806人,田赋来源还不及一个小县,其降州为县也就势在必然了。”由此可见,兴州是金、元时期的建制,明朝山西并无兴州名称,已经降州为县,改名为兴县,直至今日。同时,在历朝历代,兴县也从没有“小兴州”的称谓。可见,有些移民称先祖来自山西小兴州只是误传。兴县除史籍无任何移民史记载以外,从其历史地理环境分析,也无规模性移民的可能。兴县今属吕梁市,地处山西西北部,与陕西、内蒙接壤,历史上属荒远之地。也正因其人少地辟,明初才被“降州为县”。而当时明朝廷移民的原则是“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因此,明初保定大量的移民不可能来自山西的兴县。而且,在当代有关山西移民史的研究中,至今并未发现兴县移民的任何记载。

(二)所谓“兴州”移民应来自北口外“小兴州”
既然明初保定大量的移民不可能来自山西的兴县,那么民间盛传的“根源”小兴州又在哪里呢?许多史料证明,“小兴州”确有其地,然不在山西,而在今河北省承德市的滦平县。《钦定热河志》卷九十七载:“宜兴故城在滦平县西北七十五里。金初为兴华县之白檀镇,泰和三年置宜兴县,属兴州。元初因之。致和元年升为宜兴州,以旧有兴州,故俗称小兴州。明初改置宜兴守御千户所。永乐初废。今其地有令利塔,拉川,俗亦称为兴州河,迤南三里为小城子,盖宜兴故城址也。” 康熙朝《畿辅通志》卷二十一载:“滦河……东南流古北口边外小兴州。” 《方舆纪要》载:“城西为新营,口外三十五里为青沙岭,又五十四里即小兴州,其东即古北口。”《潜邱剳记》卷三载:“古北口外旧有小兴州、大兴州、宜兴、凤州等处。宋苏辙《古北道中》诗:‘乱山环合疑无路,小径萦回常傍溪。仿佛梦中寻蜀道,兴州古谷凤州西。’明初隶版图,永乐中弃大宁,沦沙漠矣。”
十分巧合的是,这里不仅有名副其实的“小兴州”,而且明初小兴州军民还“倾巢而出”地迁徙到了保定一带。与山西移民不同的是,小兴州移民是属于“卫所”移民的范畴。据《明史兵志》记载:在古北口外 设大宁都司,辖大宁前、后、左、右、中五卫及会州卫、营州中护卫 、兴州中护卫。当时的小兴州在大宁都司的管辖范围。《明史》卷六载:(永乐元年一月)“壬午,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司,徙保定,始以大宁地畀乌梁海。” 《明史》卷九十载:“永乐元年,罢北平都司,设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迁大宁都司于保定。” 《明史》卷四十载:“北平行都指挥使司 本大宁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年九月置。治大宁卫。二十一年七月更名。领卫十。永乐元年三月复故名,侨治保定府,而其地遂虚。”当时的卫所迁移是军民一起悉数迁移的,以致“其地遂虚”。大宁都司内迁之后约五十年,这里仍是一片荒原,无人居住。景泰四年(1453)“三卫乞居大废城,不许。令去塞二百里外居住。”(《明史》卷四十)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明成祖朱棣要放弃大宁卫所,将口外广袤的土地留给鞑靼、瓦剌呢?对此,史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传统的说法是由于外围据点远离内地,无民人居住,一旦蒙古入侵,难以固守,故而退据长城为守。还有史家认为,朱棣为报答争夺皇位有功而将大宁都司的土地给兀良哈三卫。复旦大学史地所邹逸麟教授则认为:“15世纪初诸卫内迁的根本原因是北边地区气候转寒、环境恶化造成的。”(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但无论是什么原因使大宁都司内迁,其迁移保定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小兴州的百姓也随同卫所的迁移而移徙到保定附近的各个县乡。清同治十二年《清苑县志》也明确地记载了这一事件:“明永乐初,迁大宁等卫军实内地,故旧家多自北口外小兴州而来我。”
明清时期许多名人的文集、碑记对此也有许多记述。明杨继盛《杨忠愍集》卷三《自著年谱》称:“予家原口外小兴州人,国初被寇患,徙入内地,远祖之在小兴州者不可考。祖杨百源徙保定府容城县。”明卢象升撰《鹿善继传》载:“公讳善继,字伯顺,人称之为乾岳先生。永乐初自小兴州徙于定兴。”明朝汤斌撰《樊梦斗传》载:“樊梦斗,字北一,号文成。崇祯壬午乡贡廷试第二人……其先小兴州人。明成祖时奉诏迁文安,遂为文安人。”明孙承宗撰《陕西按察使邢公墓志》载:“公邢姓,讳云路,字士登,号泽宇,世为安肃龙山里人,其自小兴州来者。”清康熙朝大学士魏裔介撰《斗山高先生传》载:“高三位,保定之新安人也。其先自小兴州徙畿内者讳鹏举。”清康熙朝大学士陈廷敬撰《通议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加詹事府詹事定斋崔公墓碑》载:“公讳蔚林,学者称为定斋先生,其上世小兴州人,明初徙保定之新安。”以上史料撰书者及所涉人物,均为明朝末年及清朝初年名流,比之民间传说与清末民初纂修的族谱更为真实可靠。

(三)结语
由于山西移民影响的广泛深入,难免传闻与史实混杂乃至相悖。明初迁徙到保定一带的移民应该不少,但至今能见到的有价值的史料不多。对保定移民史的研究毕竟不能凭借感情与传闻。如果我们说,明初保定大量的移民来自北口外,可能仍缺乏证据。然而据以上史料分析,民间传闻或族谱、碑铭记载的所谓“山西小兴州”移民只能是两种情况:其一,本是山西移民,而其“兴州”有误。其二,本是口外小兴州移民,而其山西有误。当然,如果能确定是来自小兴州移民的,那么其“根”就应该是今河北省的滦平县了。

来源: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4/0321/c372327-24702216.html

另见《小兴州——历史上的移民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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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民史》P346:

中国移民史P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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