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燕地胡化研究文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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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唐代河北藩镇统治下的粟特人
安史之乱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河朔胡化PDF文件)》《从鹿泉胡神铺说中亚粟特人内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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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河北藩鎮研究的最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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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至唐中前期河朔地区汉人胡化探微》

北魏至唐中前期河朔地区汉人_胡化_探微 (1)北魏至唐中前期河朔地区汉人_胡化_探微 (2)北魏至唐中前期河朔地区汉人_胡化_探微 (3)北魏至唐中前期河朔地区汉人_胡化_探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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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你身上流淌着粟特人的血液吗?》

你身上流淌着粟特人的血液吗?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讲者 荣新江 日期:2014-09-26

讲者 荣新江
编辑 杨潇 实习记者 黄睿颖 rwzkfeature@163.com

现在正经的字典上还查不到粟特,不过互联网非常发达,一查就知道安禄山、史思明都是粟特人。但是粟特人不光是“叛贼”,更多的是“好人”,所以我今天把历史上粟特人的面貌展现出来,让他们登场,给大家亮亮相。
粟特人基本上活跃于中古时期,大概在汉唐这段时间,这是陆上丝绸之路最活跃、最发达的时期。丝绸之路从中国汉代的首都长安到罗马世界、地中海世界,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者就是粟特人。
粟特人在古代生活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这次我们去了泽拉夫善河,在里面分布着很多绿洲的小城邦,最大的就是撒马尔干,还有布哈拉。跟咱们新疆一样,一个绿洲养活一方人,一个绿洲就是一个小国家。撒马尔干和布哈拉在古代是最大的,现在是塔什干比较大。这些国家的人来到中国要起一个汉姓,从撒马尔干来的姓康,从布哈拉来的姓安。康、安、米这三姓的,差不多都是胡人的后裔。
今天的撒马尔干已经完全是伊斯兰的世界了,原来粟特地区的人都是信琐罗亚斯德教的,在中国叫祆教。现在已经没有那些遗迹了,甚至粟特的语言、文字都被当地的突厥人或者塔吉克人同化掉了,而粟特人最多的文字出在了敦煌、吐鲁番,中国出的粟特文文献比粟特本土出的文献要多得多。
今天粟特最重要的考古城市是片吉肯特。前不久我们在去片吉肯特的路上撞了车,那两个撞车的人交谈了一下就分道扬镳了,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在另外一个车经常经过的地方,撞车者才把钱赔给人家。那个人先到另外一个地方检查他的车,哪些地方坏了要赔多少钱,到这个地方他们俩汇合的时候再交钱。这跟古代的丝绸之路一样,就是这个路,没有别的路可跑,所以还是会碰到的,都是凭信用在做的。
粟特人从小就跟着父母做生意,只要有利,再远的地方都要跑去做生意。我们看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正是丝绸之路上一个东西南北的通道,就是我们所说文明的十字路口,或者商业的十字路口。向南就是印度,向北就是那些游牧的突厥、柔然、匈奴这些王国,往东到中国,向西就是波斯、罗马。所以粟特何国有一个门楼,东边画中华皇帝,北面画突厥可汗,南面画印度的国王,东面画拂菻(东罗马)王。他们的民族性也是这样,四海为家,是一个世界国家。比如安禄山、史思明这些人到了中国就变成中国人,他到了突厥里面就是突厥人,他到日本也可能就是日本人。当然韩国肯定能找很多,韩国姓安的那么多。
有意思的是,在粟特地区一直做考古的法国中亚考古学家葛乐耐(F.Grenet),多年在粟特本土却没有见过一张商人像,就是说粟特人不表现自己为商人。玄奘也说,粟特人本来是商人,很有钱,但是平常好像穿得很一般。其实玄奘一路就是搭着粟特商队走的。季羡林先生讲过,商人和僧侣一直是结伴而行的。
在中国发现的这些粟特首领的墓葬里面,几乎都有商队的场面。商队一般都要两三百人一起走,过帕米尔高原的那些山口,否则就会被干掉。商队最后面的人戴着一个船形的帽,拿着一个望筒,看远处有没有敌情。又有赶牲口的,也有周边的警卫。队伍很有一个行进规则,走的时候是牲口在中间,护卫队在外面,到了一个地方,就建立一个殖民地。
在《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这本新书的这张图里,我基本上勾勒出从布哈拉、撒马尔干,一直到安禄山的老家,就是今天的辽宁朝阳,唐代的营州。安禄山母亲是突厥人,他父亲是粟特人,唐朝人管这种人叫杂种胡。安禄山懂多国外语,粟特人做生意的时候要懂得多种语言。唐朝管理市场的都用粟特人,因为他可以当翻译,一个突厥人,一个汉人说不清楚的时候,粟特人跑到那里就明白了。
粟特人迁徙到一个地方,不好在城市里面插脚,一般就在城边上建立一个自己的殖民地,粟特人自己在里面生存。北朝的时候比较乱,也不管它,到了北朝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想控制它,主要是利用它里面的兵力,把一个萨保就当作中国的官了。所以中国的官僚体制里面唯一一个带外语名字的就是萨保。你看安家、史君这些萨保,他们后来都兼了一个什么军府首长的职务,其实是双面的身份。就是既是粟特聚落的首领,又是中央或者地方军府的官员,所以带兵打仗。粟特人做生意做多了,所以他们非常会押宝。在隋末唐初的时候,两个史家都押宝跟着李唐干了。
我们在敦煌吐鲁番等丝绸之路沿线上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文书和墓志,特别是文书。这一封最完整的就是武威的一个萨保,向撒马尔干给他出钱的人汇报他经商的情况。粟特人做生意是非常有系统的,他是在那里有一个资本家,拿出一笔钱来委托一个人。这个人接受了这笔资金,就率着一个商队出行了。到一个中心的城市据点,比如说以武威作为大本营,这个人就到处派人。像这封312年、313年前后写的古信札里面涉及到的地名有安阳、洛阳、金城、酒泉、敦煌……哪批商人要把什么东西运到哪个地方。粟特本土地区突厥化以后,他的语言变成了死文字,他们买卖什么东西,这些词很难破解。现在已经破解出来的,基本上是一些香料、药材、金、银、黄铜。还有一些只知道字面的意思,比如“白面”,是不是毒品不知道。他们以香料、药材这些又轻又容易携带的东西,来换取丝绸。粟特人就是这样做商业的,他的丝绸到了罗马世界是跟金子一样贵的。
粟特人过来的是批发商,这就是古代丝绸之路,不是长途贩运,长途贩运能赚多少钱?卖一个东西到长安,中间要耗费这么大。他们都是中转贸易,当然,中转贸易越转价钱越高,而地方政府,像高昌国这些丝绸之路城市就是靠这个商税来支撑着国家经济命脉的。
粟特人建立了一个贸易网络之后,他们基本上控制了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我们在《太平广记》里看到阿拉伯人、波斯人在东南沿海非常活跃,但为什么丝绸之路没有他们的身影呢?就是因为粟特人,粟特人就是要隔着波斯去跟东罗马帝国、跟中国做生意。
作为贸易网络的一个结果,我们今天所说的唐朝的辉煌文化里面有相当大的因素是来自粟特的背景,一直到今天,许多源自粟特文化的东西实际上是经过大唐的洗礼变成了唐朝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的音乐、舞蹈,如果要是没有粟特人,就会像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的那样,呆呆板板的,像兵马俑。粟特人到了中国之后,舞蹈全部转变了,九部乐主体上都变成了西方的乐,变成了康国乐、安国乐、印度乐,都是西方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安伽、史君这些人的墓葬图像里,看到的都是大量的音乐舞蹈的画面。这些墓葬出土之后,中国的音乐史、中国的乐器史、中国的舞蹈史都要重写。当然,粟特也往西传播中国的文化,他们也把丝绸传到西方。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丝绸之路看成是一个活生生的交流,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承担了活生生的贸易的角色。粟特人的商业血液实际上是流在汉人的血液里,流在回族的血液里,流在维吾尔族的血液里面,都有的。维吾尔文就是用的粟特文,他们继承的关系更多。回族里面有那么多姓安的,姓康的。中国现在的很多文化应该保存着唐朝的文化,中国人现在多能做生意啊?把全世界的钱都赚来了,这里面能没有粟特人的基因吗?一定有的。
(为纪念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创建二十周年,三联书店和腾讯书院自2014年秋起联合举办系列学术讲座。本文未经发言者审阅)

原文:http://www.nfpeople.com/story_view.php?id=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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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主义与河北藩镇》

藩镇割据是唐代后期重要的政治现象,也是唐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仅据中国知网统计,发表于各种期刊的以“藩镇”为题的论文及硕博论文不下百余篇,其中有关“藩镇割据”的论文就有四十篇左右,并且多为新世纪以来之作。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近年以来的藩镇割据研究呈现出不断扩大和深入的趋势。然而,有关藩镇割据的专门性论著,尚仅见张国刚先生《唐代藩镇研究》一部,综合性研究成果数量无疑是相对极少的。河北藩镇以其割据时间之长、影响之烈而成为唐代割据藩镇的典型。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冯金忠副研究员的《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以下简称冯著)在对不少已有研究成果推陈出新的同时,又发掘出河北藩镇研究本应注意但前人并未注意的问题,这在河北藩镇的割据思想之源、河北藩镇的政治制度建置及河北藩镇与唐廷之间的关系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英国史学家柯林武德认为:“每一桩历史事件都是人的产物,是人的思想的产物;所以,不通过人的思想就无由加以理解或说明。”“只有了解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才能算是真正了解了历史。”[1]若不考虑经济与思想的关系及经济与思想在历史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柯林武德的这一见解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正确的。经济与思想影响历史,思想本是经济环境的产物,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经济对历史的影响,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无悖谬。在唐代河北藩镇割据这一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背后,同样隐含一个河北地域特殊的地域性的割据思想之源。

张国刚先生在其《唐代藩镇研究》中认为:“河朔型藩镇只有在政治上游离于中央集权之外,才能实现拥重兵瓜分王赋不上供的经济利益。”[2]这是对河北藩镇割据思想的开拓性探索。冯著认为,河北藩镇虽有强大的实力,“为方镇跋扈之最者,几次同唐廷兵戎相见,甚至使唐廷命悬一线,不绝如缕”,但在镇压唐末黄巢起义的过程中,河北藩镇的影响力却大为下降,甚至沦为朱温、李克用的附庸并为其所灭,其原因则在于以求得节度使的世袭、以土地传子孙为核心的“河朔故事”这一河北藩镇中的严重的地域主义,消弭了河北藩镇的斗志,使其缺乏向外扩张的野心和干预朝政的欲望,并成为最终灭亡的历史文化根源[3]。

冯著如是之论,无疑揭示了河北藩镇割据经济思想根源之外的政治思想渊源,揭示了这种思想根源对河北藩镇命运的影响,推动了唐代藩镇割据研究的深入发展,这一独立研究与孙继民先生所言唐代河北藩镇“最大限度地追求以藩镇最高权力世袭化为主要目标的地方自治”[4]有异曲同工之处。唐代河北藩镇的地域主义的提出,既是对史料中的“河朔故事”内涵的新发掘,又是对“河朔故事”内涵的高度概括,其史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贯穿整个冯著大部分内容的一条隐性红线,是考察其某些研究内容之特性时,无法分割开去的思想文化前提。

河北地域主义的要义之一是求得节度使的世袭、以土地传子孙,河北藩镇首先确立的是藩镇领导阶层的权力继承体制,冯著称其为节度使培养和任用的“唐代河北藩镇储帅制度”[5]。客观而言,这一制度与河北地域主义互为表里。厘清藩镇的领导体制的形势是剖析唐廷中央权力在河北地区运行局限、地方藩镇与中央关系及藩镇性质的基础,可谓是藩镇研究之“眼”。这是以往研究并未注意到藩镇问题,说冯著对河北藩镇储帅之制度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和先见性并不为过。

正是因为这种研究的开创性和先见性,使冯著划分出中央能够控制的顺地藩镇的僚佐储帅制和河北地区的世袭性的副大使储帅制两种形式[6],从而突出了河北藩镇领导制度上的特殊性。河北藩镇节度使一般以其嫡长子为副大使作为储帅,与其他顺地藩镇存在很大不同;其制则大体出现于德宗以后,并一直持续到唐亡时期,比其他顺地藩镇的僚佐储帅制形成晚,结束也晚[7]。副大使储帅制度虽然在维系河北藩镇内部稳定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储帅暗弱、疑忌诛杀大将、兵乱由之而起之弊。这种研究结论无疑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之感,对人颇具启发之意义。至于河北藩镇储帅制度形成相对较晚的原因,冯著似仍可通过适当说明来深化人们对河北藩镇割据之特殊史象的认识,作者对这一方面的用力稍显不足。

其次,河北藩镇的地域主义必然导致藩镇政治守成有余而创置不足。换句话说,也可叫做政治野心的非宏大化。这本身也是河北藩镇地域主义的另一方面。按《唐六典》所载藩镇军事体制,在藩镇(道)之下有军、城、镇、守捉之节级设置。唐前期之幽州镇即是由雄武军、高阳军、唐兴军诸军构成。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之魏博、成德(镇冀)二镇各以天雄、成德为军号,是只一军之置,结构相对单一。学界对唐代藩镇的军事组织结构,按对藩镇的地方行政组织的不同理解,划分为二级或三级、四级等复式层级。专著则通过对史料的挖掘,以军区设置为依据,对唐代藩镇提出一个新的整体性认识,认为唐代藩镇有单一型藩镇和复合型藩镇两类,复合型藩镇中又有淮南、岭南这类的“一元数府体制”[8],幽州即属复合型藩镇,而魏博、成德则属单一型藩镇。

冯著还在幽州复合型藩镇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了河北幽州镇二元体制的变嬗、影响及经济根源,魏博镇之魏博——相卫体制及成德镇德、棣二州与魏博镇相、卫二州地位的相似性。所谓的二元体制,是指幽州镇历任节度使兼卢龙节度使,并存在幽州、卢龙两套使府僚佐系统的制度。这一制度萌芽于唐初,直接源自开天之际,安史之乱后最终定型,而两府僚佐则在两镇间流动迁转[9]。这种鞭辟入里的考证既突出了河北藩镇与其他藩镇在组织结构上的差异,又突出了河北藩镇内部组织结构的差异,发掘了前人所未见之特殊历史现象,成为河北藩镇制度研究史中一个无法忽视的成果,彰显着该书著者在政治制度研究领域所具有的深厚实力。

藩镇不同的军区构成,体现着藩镇不同的军事、政治权力的分配特点。多军区构成的藩镇,各军区将领权力相对较强,节度使权力则相对较弱;单一型藩镇则将领军权较弱,节度使权力相对较强。再对不同组织结构的藩镇权力加以引申,复合型藩镇节度使权力虽相对较弱,但整个藩镇的军事力量却相对较强,因整体军事实力相对较强而可划分出多个军区;单一型藩镇节度使权力虽相对较强,但整个藩镇的军事力量却相对较弱,藩镇军事力量相对较弱则无需再行划分出新的军区。就此而言,冯著对藩镇不同组织形式的新认识,无疑为客观分析河北藩镇实力差异及不同命运奠定了基础,深刻地揭示了河北藩镇的组织结构对河北藩镇的重要影响,其与“地域主义与唐代河北藩镇之命运”全新的诠释了河北藩镇错失历史扩张时机、于强藩最终环伺中最终衰落的命运之源。

冯著认为,除了元和末长庆初这极为短暂的时间,河北藩镇武职僚佐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中央朝廷为官的机会很少,唐廷派朝官进入河北藩镇任职一般也是很困难的。河北藩镇武职僚佐主要通过弃帅来投式、节帅推荐、随节度使朝觐入朝、因军乱而入朝等方式实现的。唐朝野内外对河北社会的歧视政策并没有影响到河北武职僚佐入朝后的仕途发展。他们领先过硬的军事才能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为朝廷所重视,并位居高位,在唐后期政治舞台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河北藩镇武职僚佐与顺地藩镇间的流动是经常的,但我们不能对河北藩镇武职僚佐与顺地藩镇间的迁转流动程度估计得过高。河北藩镇武职僚佐同顺地藩镇相比,流动性较弱,主要于当地任职[10]。
河北藩镇在政治诉求上的重要特点是,“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赋税、刑杀皆自专之”[11]。“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12]。这就决定了河北藩镇对唐廷既有排斥(实质上的“不用其法令”)又有认同(形式上的“奉事朝廷”)的双重政治特点。冯著指出,河北藩镇虽然与唐中央地域存在政治、文化上的共性,但长期的割据统治,河北人士的价值观念与以长安洛阳为代表的唐中央意识形态产生了很大距离。安史之乱中绝大部分河北人叛乱持反对和抵制态度,现在却接受了叛乱的结果,在安史余孽建立的割据政权中任职,对割据予以认同,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变化[13]。据如上所论,河北藩镇对唐廷之排斥力较认同力更强。

在河北藩镇与唐廷之间的文化关系上,冯著以僧传及房山石刻题记记载为资料,对唐后期河北藩镇统治下的人口流动进行了探讨,指出唐后期河北藩镇中在地理上自成一个独立单元,但境内全国各地高僧游历活动是经常的、频繁的,河北僧人流出及外地僧人的流入,构成了河北藩镇僧人流动的两个方面,河北藩镇与其他地区的联系仍是较为紧密的。河北藩镇之间同样存在定期性往返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人口流动[14]。由于资料的缺失,唐代河北藩镇人口问题长期以来很少有人问津,冯著由此掀开了河北藩镇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在此基础上,冯著进一步指出,河北藩镇割据时期的河北佛教除仍然保留着恒州、定州等传统的发达地区之外,又形成了魏州、幽州、沧州等新的佛教中心,南禅传入并基本上奠定了唐以后河北佛教的发展格局[15]。开元初南禅开始在河北南部、中部、北部地区广为传播。弘法者多为源于南岳怀让——马祖一系的外来僧人,他们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弘法中有所变通,表现出调和诸宗的特点。虽然他们没有形成很大的势力,但阐扬了南禅的观念,为日后义玄、从谂的到来打下了民众心理基础和思想基础[16]。学界对唐后期河北藩镇佛教发展的研究历来比较薄弱,这一研究无疑深化了学界对河北藩镇佛教文化发展的认识。

在对唐代后期藩镇的认识上,河北藩镇与中央截然对立的观点被逐渐摒弃,但过多强调河北藩镇的独立性,将河北地域视为与其他顺地截然不同区域的观点仍较普遍。冯著如上研究则揭示了河北藩镇与唐廷、顺地藩镇之间及河北藩镇内部之间的文化交流的经常性和频繁性,客观上说明了河北藩镇政治、文化发展并非脱节于时代之外;河北藩镇对唐廷的排斥,更多地表现为政治上的排斥,在文化上之认同性是相对较强的。这对我们进一步思考唐代河北藩镇的性质和作用颇具启发意义。

此外,冯著还对河北藩镇的军事防御体系、屯田、河北藩镇中的粟特民族问题进行了可贵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河北藩镇的某些特性,学术价值同样不菲。但就整部专著而言,这些内容所占比重不大。限于篇幅和本文作者的学识之囿,不做赘论。

东周至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的多发期。与这一时期之魏、蜀、吴三国鼎立,南北朝南北对峙及五代十国等政权间的分裂割据不同,唐代河北藩镇割据基本是唐统一政权形式下的、“最大限度地追求以藩镇最高权力世袭化为主要目标的地方自治”[17],河北藩镇在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特殊性自不待言,冯著具有的史学价值是无需再论的。

然而,明月之珠有瑕,夜光之璧存戭,作者著书,或有病累,古今贤哲,概莫能免。就冯著而言,正如作者自身意识到的那样,由于著作各章独立成篇而产生有重复的地方,如对河北地域的界定、河朔三镇的说明于著中就不仅见于一处。又全书十三章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类交相错杂,似可在著作体例的系统化方面适当着力。这些都是著作再版时可以再行改进之处。当然,冯著是在著者多年研究唐代河北藩镇问题的基础上完成的,著作各部分内容本是各专题研究的综合,将这样的内容进行适度整合并达到相对完美的程度,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这也应是此类著作难以避免的白璧微瑕之处。

除如上这些略显遗憾之处外,冯著某些观点亦可再行细化探讨。如冯著认为,河北地区世袭性副大使制度,“是河北三镇节帅为父子相袭而制定出来的办法”。但河北地区的节度使的世袭,并非完全限于父子相袭,亦可有兄终弟及,如田绪杀田悦而为节度使[18]、李匡筹逐兄李匡威[19]等;亦可由诸将推举,如田兴[20]、何进滔[21]、张仲武[22]等;还可由大将夺取,如王武俊[23]、张公素[24]等。另外,冯著认为,在镇压唐末黄巢起义的过程中,河北藩镇的影响力却大为下降,甚至沦为朱温、李克用的附庸并为其所灭[25]。河北藩镇确乎于五代时期最终消亡,但河北藩镇世袭制的最终消亡已至后唐天成年间定州王都之乱时,河北藩镇疆域的瓦解也在后晋期间。河北藩镇灭于朱温、李克用之说,似值得仔细推敲。

最后,冯著其实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课题,那就是河北藩镇与唐廷之间的排斥与认同关系。河北藩镇与唐廷之间的排斥与认同,客观上就是河北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问题。学界对唐代河北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缺乏专论,但对整个藩镇割据社会基础的探讨,客观上都是以河北割据藩镇为主体的探讨,如韩国磐的《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26]、杨志玖的《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27]、黄新亚的《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辨》[28]等。前贤的上述研究,对我们认识河北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不无意义。但其所指的社会基础,更似藩镇割据的核心力量,代表的社会基础面相对狭窄;其与藩镇割据的破坏性传统认知互为表里,成为藩镇割据研究的重要特点。事实上,河北藩镇割据于唐五代时期存在近二百年之久。河北藩镇割据的长期存在,必然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河北藩镇割据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只考虑河北藩镇割据的核心力量,以这一核心力量作为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必然会视藩镇割据为特殊阶层利益的代表,否认或无视其政权的社会基础的广泛性,从而得出藩镇割据统治极具破坏性与藩镇割据长期性共生的悖论。
冯著在河北藩镇割据的认同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指出在河北割据时期,唐朝野内外在正统观念支配下大多对河北地区抱有仇视和偏见。安史之乱中绝大部分河北士人对叛乱持反对和抵制态度,乱后却接受了叛乱的结果,在安史余党建立的割据政权中任职,对割据现实予以认同[30]。地域主义是与国家认同相参照的。冯著在河北藩镇割据认同问题的探索,在广度和深度上无疑是并不完美的,这也是冯著以地域主义研究河北藩镇问题的局限所在。深入研究唐代河北藩镇问题中的排斥与认同发生、发展的根源及对唐藩双方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就冯著的史学价值及学术启发性而言,该著仍是多年以来河北藩镇研究乃至整个唐代藩镇研究中的一部难得之作。

注释:
[1][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2]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第12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3][5][6][7][8][9][10][13][14][15][16][25][29][30]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第194-207、21、21、28、5、5-19、29-53、38、54-66、141、142-154、194-207、39、5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4][17]孙继民:《唐代割据藩镇政治诉求的制度表达》,载《光明日报》2010年3月23日。
[1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72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
[12][18][19][20][21][22][23][24][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第5921、5932、5984、5934、5937、5982、5951、59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26]韩国磐:《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载《历史教学》1958年第8期。
[27]杨志玖:《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载《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
[28]黄新亚:《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辨》,载《青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
原文:http://www.xzbu.com/4/view-41880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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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河北藩镇的统治特色及其地域特点浅析》

摘 要:自唐后期以来,河北藩镇问题就为世人所重视。在中央史观和正统史观的支配下,对河北藩镇有许多曲解甚至刻意丑诋之处。为了廓清历史上唐朝中央政府对河北藩镇之政策及河北的地域社会对河北藩镇独立性之影响,有必要做一浅析。

关键词:中央政策;河北地域社会;河北藩镇

一、河北藩镇的统治特色
安史乱后,河北陷入割据局面,形成了以幽州(卢龙)、成德、魏博三镇为代表的河北藩镇, 史称河北三镇或河朔三镇。河北藩镇在地理上连成一片,西邻太行,东至大海,南距黄河,北尽幽燕,“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和经济单元。直至五代时期三镇才被次第消灭,长达一百五十余年的割据统治,给河北地域社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提到河北藩镇,首先不能不提到所谓的“河朔旧事”,作为典型的割据型藩镇的主要体现,内容包括河北诸镇世袭,不输朝廷贡赋,不受朝廷征发。其核心则是节度使的世袭权。
在河北藩镇中武职僚佐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代为将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武职僚佐在各藩镇间的迁转也是河北社会流动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顺地藩镇人士游宦河北,河北人士于顺地藩镇任职的例子并不鲜见。但同顺地藩镇相比,河北藩镇武职僚佐的流动性较弱,他们主要还是于当镇和其他河北藩镇任职。另外,在河北藩镇统治下,武职僚佐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中央朝廷为官的机会较少。因此,除特殊时期外,河北藩镇武职僚佐同顺地藩镇相比,在进入朝廷为官的方式上有很大区别。顺地藩镇主要有朝廷征召、随节度使入朝以及由于入卫等原因而被留在朝中等方式。而三镇武职僚佐进入朝廷为官多是一种非正常的途径。主要为弃帅来奔、主帅推荐和随帅来朝式,征召几无一例。这反映了朝廷意志在河北武职僚佐入朝为官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大,这也是与中央对河北藩镇控制最弱相一致的。
自魏晋以来,河北就是世家大族集中之地,士族本来具有血缘性和地域性两大特征,是一种地方性的社会力量。自唐初以来,这些本籍士族虽然许多已经外迁,但留在河北的仍有相当数量。除了本籍士族外,还有许多外籍士族。河北藩镇的统治支柱和社会基础是以牙兵为核心的职业军人集团。安史之乱后,以藩镇节度使、军将为代表的职业军人家族,取代传统的世家大族,成为在地方上最有势力和影响的力量。但河北世家大族 (包括在籍士族和外籍士族 )仍是不可忽视的势力,他们许多于藩镇中任职,参与到了藩镇体制中,许多还放弃了传统的家学门风,完成了由文到武的蜕变。河北地区的士子仍以科举为仕进正途,与其他地区并无二致。他们为了政治上的较好出路和物质利益,许多人选择在当地任职,许多在科举中第后,又回河北任职。一些仕途不顺的各地士人和官员也到河北谋求发展。士人回流滞留地方,构成了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一道独特的景观。这无疑是隋唐以来“中央化”进程中的一个反动。大量的文士留居和迁至河北,保存和延续了河北的文化薪火。虽然安史之乱后,由于战乱和政局的动荡以及人才的流失等因素,河北学术文化的发展受到了相当的影响,但在河北藩镇统治下经济一直在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一定的起色。安史之乱爆发后,幽州和营州境内的内附少数部落随叛军南下,散居于河北各地,使河北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河北成为当时胡化最重的地区。成德镇节度使相继由李宝臣、王武俊和王庭凑三个家族所统治,其中李宝臣为奚族,王武俊为契丹族,王庭凑为回纥,都出身于少数民族。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何进滔等人都属于粟特人,罗弘信也很有可能为粟特人。他们手下军将出身少数民族的更是不胜枚举。胡风胡俗虽然深切浸染河北当地的文化生活和风习,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即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社会组织层次等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走向融合、走向汉化则是河北诸民族不可避免的共同趋势。

二、河北藩镇的地域特点
“河朔旧事”,说到底就是河北地域主义。虽然唐玄宗开天时代,幽州节度使控制的河北地区租赋多以折留方式归本镇支配,很少上交中央,士兵和官吏本土化,已开始显露出地域主义的苗头,但正式确立则是在唐德宗建中之乱后。河北藩镇拒绝中央染指河北事务,同时也无心向外扩展和推翻唐中央。在这种利益分割格局之下,河北藩镇与唐王朝达成了一种妥协。长庆河北复叛之后直至唐亡,河北藩镇与唐廷维持了一个长时期的相对和平局面。地域主义是河北藩镇经过长期斗争所取得的成果,但它对河北藩镇来说,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对维持河北的稳定,恢复发展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消弭了三镇的斗志,满足于既得利益,缺乏向外扩张之野心和干预乃至控制朝政的欲望。长期以来,河北藩镇与中央及顺地藩镇之间的对立程度被过度夸大,似乎河北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唐人杜牧曾称:“成德一军,自六十年来,世与昭义为 敌,访闻无事 之日,村落邻里,不相往来。陈寅恪先生更进一步指出:“当时大唐帝国版图以内实有截然不同之二分域”。
在河北藩镇统治下,河北社会风尚也出现了新的特点。除了前面所说的胡化背景下的任侠尚武之风、优崇军士、歧视文士之风之外,另外一个表现是纵横之风的复活。这种局面为辩士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些纵横之士,不拘小节,有宏大的抱负和建功立业的雄心。他们以如簧之舌,穿梭于诸镇,合纵连横,其作用决不可低估。尤为甚者,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几乎倾覆唐室。在唐官方意识形态来看实为十恶不赦的逆臣,但河北人仍对其很尊崇,被奉为地方的英雄。大历八年,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建立祠堂, 谓之“四圣”。穆宗时,中央委派的幽州节度使张弘靖发掘安禄山之墓,结果竟然激起一场变乱。唐后期日益滋长的夷夏之辨,也无形中增大了唐王朝与河北藩镇之间的心理鸿沟。当时朝野内外对河北人士往往抱有很深的成见。例如刘栖楚,出身寒微,曾为吏镇州,王承宗甚奇之,荐之于朝,官至京兆尹。由于曾任职河北藩镇这个特殊的背景,在一次奏请中失当而被人讥为“栖楚出河北,大率不读书史,乖于闻识”。在时人眼里,刘栖楚学识上的欠缺并非个别,而是河北社会的普遍反映。河北军士情况更甚,即使在归顺中央后还动辄被视为 反虏、河北贼。《新唐书•卷一四八•史孝章传》记载史孝章对其父魏博节度使史宪诚说:“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总之,安史之乱后,在河北藩镇统治下,原先已经萌生的地域因素最终演化为“河北故事”这种极端的地域主义,与其他地区相比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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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http://www.xzbu.com/6/view-23352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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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唐代以幽州为中心地区人口流动》

更新时间:2015-03-15 14:29:05
提要: 以蓟城(或称幽州城)为中心的幽州地区,处于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接的特殊地理区位,在社会与民族变迁剧烈、人口流动频繁的唐代,幽州地区在中古时期历史格局变迁的大势中,从政治重心边缘次中心逐渐向政治重心中心区转移,成为对中国历史大局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地区。本文试图通过归纳唐代以幽州为中心人口流动的种种表现和特点,探讨这一地区社会变迁中的人口基础。

关 键 词: 唐代 幽州 人口流动

一、唐代幽州历史地位及地理界定

中国历史上,社会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口变动而体现的,人口流动和人口迁徙不仅有空间位移和区域转换,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还反映了社会结构深层改造和社会群体与地域空间的互动关系。

在这一历史时期,以蓟城(或称幽州城)为中心的幽州地区(大致相当于今京、津大部分地区及河北部分地区),其人口流动的趋向及由所引起的社会变化,既是唐代社会变迁的

反映,也是幽州本地区历史地位变化的关键时期。

幽州的地理位置有三大特征:首先,它处于中国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接、过渡、转换区,使得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民族构成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经济形态和民族构成、文化取向的转换频率高;其次,以幽州为中心形成多点次中心和向四外辐射的交通线,是东北亚大区域的主要交通干线,是东北亚贸易往来的中心枢纽,幽州的社会环境和统治集团所属群体意识直接关系到这一贸易枢纽的兴衰与位置;其三,幽州地区是北方民族南下大通道的东缘,是东北民族南下的主要通道,也是中亚民族沿草原边缘两侧向河北、东北地区流徙、进而南下的主要聚居区,在整个东北亚局势变换中,幽州的得失与倾向至关重要。

唐宋时期,幽州地区的社会变迁和人口的空间流动,揭开了东北亚政治民族变动的新格局,引发了民族和区域文化的重组。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重心东北移及经济重心的东南移,幽州在全国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从过去政治重心边缘次中心逐渐向政治重心中心区转移,这种转变的枢机正是自唐代开始启动,到元朝定型。而人口流动的大趋势,与西北、西南边境人口自天宝末年被迫不断外迁的局面相反,以幽州为中心的河北、东北地区,人口内迁的趋势不仅没有中断,而且继续发展。唐末五代,西北与中原地区之间人口双向流动呈现停滞状态时,以幽州为枢纽的河北地区仍然是东北、北方人口南下和北方各地区横向流动的大通道。[1]

赵翼有言“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1] (卷二0,p443)赵翼所谓的“地气”,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经济重心”。我们讲重心转移,讲唐宋社会变革,幽州地区的变化至关重要。

唐代幽州做为一个行政地理单位,其空间概念可析分为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属狭义概念,指幽州城(或称蓟城);第二层含义,指包括州(刺史)一级辖区所属各县;第三层含义属广义概念,指幽州总管府或节度使所统。囿于史料,狭义的幽州人口流动无法具体和深入;广义的幽州,范围又过大,似不利于集中。因此,本文重点探讨第二层次意义上的幽州。唐幽州刺史辖境、属县前后期屡有变化,大致范围包括今京、津大部分地区及河北部分地区。唐开元年间分幽州辖县渔阳、三河、玉田置蓟州,大历四年置涿州,割幽州之范阳、归义、固安隶之,属幽州都督管辖。因此,幽、蓟、涿仍是三位一体。

唐代,东北地区形势变化非常剧烈,幽州与平、营地区的关系日益紧密,在开元、天宝年间幽州(或称范阳)节度使往往兼平卢节度使,一开始虽然分合不定,但到天宝三载(744)安禄山兼有二镇之后,玄宗委安禄山以重任,使其兼二镇十余年,以后幽州节度使实际上兼领平卢。安史之乱后,肃宗广德元年(763)闰正月,唐廷“仍故地”以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改范阳节度使为幽州节度使。时平卢已陷,又兼卢龙节度使”, [2](卷二二二,p7141)卢龙最终取代了平卢。幽州(范阳)节度使兼卢龙节度使遂成为定制。[2]但仍有两套使府,二府同处于幽州城内。[3]因此,在叙述中,幽州的人口变化也经常和相关及周边地区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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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111-1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2] 安史之乱爆发后,侯希逸被任为平卢节度使,后被迫“浮海入青州据之,平卢遂陷。肃宗因以希逸为平卢、淄青节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卢冠使。” 见《新唐书》卷一四四《侯希逸传》,第4703页,中华书局,1975年。
[3] 王永兴先生推测“幽州节度使府可能设在幽州牙城的南部,可以称为南衙,卢龙节度使府位于幽州牙城之北,可以称为北衙”。(见《关于唐代后期方镇官制新史料考释》第403页,收《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鉴于此,平卢(后为卢龙)军与幽州往往不能分开论述,因此,必要时也将平卢纳入讨论范围。

二、唐前期幽州地区人口流动脉络

由于幽州特殊的地理区位,北部草原、东北乃至中亚民族的进出是一种经常性的流动。唐初至安史之乱爆发(755),为少数民族的大量流入期;安史之乱至代宗广德元年(763),社会变动引起幽州地区的人口流动,既有少数民族的流动,因此,我们探讨的重点也是围绕着各民族人口流动。

(一)幽州内外少数民族流动情况

1、唐初—安史之乱 : 以少数民族内迁为主

唐承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之趋势,统一王朝为各地区、各民族的交往和流动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区域空间,不论官方抑或民间这种流动都很活跃。少数民族大量流入幽州主要集中在安史之乱前,大规模流入集中在武则天、玄宗时期。

这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隋末唐初阶段

少数民族进入幽州的幅度并不大,数量也有限。东北民族进入幽州的主要有两次,一是武德年间靺鞨突地稽的安置,一是贞观年间高丽降户的安置。

靺鞨突地稽(唐以其部为燕州)是在武德四年(621)唐王朝平定刘黑闼起义时引兵助唐平叛而迁于“幽州之昌平城(后治所有所移易)” [2] (卷一九0,p5968)的,燕州因之成为幽州界内安置最早的一个羁縻州,但与都督、刺史世袭的羁縻州在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燕州刺史很早就已由中央派遣汉族为官,突地稽死后,其子李谨行并没有接任他的职位,武德九年(626)燕州剌史为王诜,[2](卷一九一,p6015)先天元年(712)燕州刺史为李琎。[2] (卷二一0,p6672)燕州在建中二年(781)为朱滔所灭,废为县。同年,取幽州罗城内废燕州廨署,置幽都县,在府北一里,管郭下西界,与蓟分理,燕州至此而废[6]。[3](卷四三下,p1019-1020)

高丽降户是因唐太宗征辽而带来的,征辽期间曾将“先集幽州”的“所虏高丽民万四千口”留在了幽州。[2](卷一九八,p6231)

贞观四年,击败东突厥后,如何安置降众朝廷曾有很大争议,这场争论主要形成三方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化胡虏为农民”,促其迅速汉化;一种意见主张保留其原有部落组织,以羁縻方式安置在边地;一种意见主张戎狄人面兽心,“宜纵之使还故土,不可留之中国”。“上(太宗)卒用(温)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 ,[2] (卷一九三,p6075-6077)实际上是采纳了第二种意见,因此,幽州境内也杂居着不少突厥人。

武德、贞观年间,幽州在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关系中仍处于边缘地区,北方的突厥和西北诸民族是民族关系中的重心,少数民族主动与被动的内徙,关注点也主要集中在西北和北边地区,流入幽州的少数民族并未形成规模。当时,虽在燕州设置羁縻州,但对少数民族向幽州的流动影响并不大,因这时期的流动群还没有大规模向幽州渗透,东北和北方少数民族内徙的主要聚集地和枢纽仍在更靠东北的营州一带。[1]

一部分粟末靺鞨、东突、契丹和奚内迁的过程有一个反复,大致是从唐初于营州设置羁縻州,然后内迁到河南道的青、淄、徐、宋等州,高宗、武则天时北返至幽州境内侨置,集中在良乡、潞县(今通州区)、范阳(今涿县),都离幽州城不远。

第二阶段:武则天、玄宗时期。

周边民族人口向幽州大规模迁移的高潮是在武则天、玄宗时期,以东北各族为主。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营州契丹反叛,引起东北形势的变化,唐遂在幽州设置了数量众多的蕃州,幽州遂成为侨置番州最为集中的州。[4](p200-213)安禄山执掌幽州以后,少数民族继续大量进入幽州。流入的形式主要有几种:

⑴ 以蕃州形式安置流入幽州的少数民族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营州界内的契丹因不堪忍受营州都督赵文翙的欺凌,在其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窟哥孙)及其内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孙敖曹孙)的率领下,举兵反叛,杀死赵文翙,攻陷营州,原在营州界内安置的羁縻州纷纷南迁,南迁情况如下:崇州奚可汗部落、威州契丹内稽部被安置在幽州,分别侨治在幽州潞县之古潞城(今北京通县东)、幽州良乡之石窟堡(在今北京周口店北);另将玄州迁至徐(今江苏徐州)、宋(今河南商丘)二州;慎州迁于淄(今山东淄博)、青(今山东益都)二州;鲜州、师州、信州、昌州、带州徙至青州;黎州、瑞州徙至宋州;夷宾州迁于徐州。中宗神龙初年(705),契丹之乱平息,这些南迁徐、宋、青、淄等地的羁縻州又纷纷北返,但因当时营州在此次动乱中破坏很大,遂将这些羁縻州安置在幽州界内,以幽州城为中心,分布在潞县、良乡县、范阳县、安次县、昌平县等地,来自奚、契丹、靺鞨、室韦、东突厥等不同民族部落。除了这次较大规模的少数民族流入幽州外,在万岁通天元年以前以及中宗神龙以后,在幽州界内陆陆续续设立的蕃州有:燕州(后称归德郡,前已述)、顺州、归义州、顺化州、凛州、归顺州(归化郡)、沃州、青山州等。[4](p199-213)

这样从武德年间将原隶营州、安置突地稽所率粟末靺鞨降人的燕州徙至幽州开始,到天宝初凛州的设立为止,这期间侨治幽州的蕃州共有21个。[4](p200-203)从安置年代来看,除归顺州(归化郡)安置幽州的年代不详外,从武德元年到万岁通天元年(618—696)这78年中只有燕州、顺州、归义州三州;其余十六州设置时间集中在万岁通天元年(696)至天宝元年(742)将近50年的时间内,中宗神龙年间和玄宗开元年间成为蕃州集中大量安置于幽州时期。

⑵ 安禄山执掌幽州时期的人口流动情况

除以蕃州形式安置在幽州的少数民族外,少数民族陆续零散进入幽州也不少,以开元、天宝年间为多,特别是安禄山在天宝三载(744)为范阳节度使之后,使开元、天宝年间少数民族大量进入幽州的趋势继续发展。这时期人口流动的还有几点值得注意:

安禄山积极招集胡商的举措。

幽、营一带已成为胡商云集之地,南来北往的商人极为活跃。安禄山在其执掌幽州后利用其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优势笼络广大的胡族民众,利用手中权力,以更积极的态度发展转运贸易,“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群胡于诸道潜市罗帛,及造绯紫袍、金银鱼袋、腰带等百万计,将为叛逆之资,已八九年矣。” [5](卷上,p12)不仅招进来,还走出去,安禄山派人四出牟利经营和采购所需物资。粟特商人以善于经营和流动性大而著名,营州是粟特人聚落所在,[6](p37-110)境内外有大量粟特商人,更为这种因商业引发的流动提供了方便。商人特有的流动性,是一种主动性的流动,这种流动数量越大、流动频率越高,对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及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就越有利,同时也促进本地区人口结构中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和工商业人口等新成分的增加。以经商为媒介也加强了幽州与各地的商业联系,并且由于安禄山长期任职,而得以延续。

收编各族战俘的举措。

安禄山在民族交错的河北之地,能够迅速崛起,除“狡猾,善揣人情”等个人性格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抓住了河北民族成分日益复杂和军事政治地位攀升契机,施展他的种族文化优势和个人才能,有效的制服奚、契丹两蕃。在战争中被俘的少数民族,安禄山将其中一部分进献朝廷,这些人大多被唐王朝安置于内地或比较边远的地区,如:天宝十三载,玄宗就曾将安禄山所献奚族俘虏中的“骁壮”戍云南。[3](卷二一九,p6175)但大部分俘虏则是留在了幽州或又由朝廷赐还给安禄山。这些人一部分被安禄山用作家奴,如李猪儿,“猪儿出契丹部落,十数岁事禄山,甚黠慧。禄山持刃尽去其势,血流数升,欲死,禄山以灰火傅之,尽日而苏。因为阉人”。[7](卷二00上,p5371)另外,天宝九载玄宗在接受安禄山所献奚俘八千的同时,也将“契丹生女口,大小五十人”赐给安禄山,这些契丹生女口当然成为安禄山的家奴。

更多的俘虏被安禄山编入军队。史称“禄山专制河朔已来,七年余,蕴蓄奸谋,潜行恩惠,东至靺鞨,北及匈奴,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国之柄,十得二三,行军用兵皆在掌握。藩人归降者以恩煦之,不伏者以劲兵讨之,生得者皆释而待,锡以衣资,赏之妻妾。前后节度使招怀夷狄,皆重译告谕夷夏之意,因人而传,往往不孚,禄山悉解九夷之语,躬自抚慰,曲宣威惠,夷人朝为俘囚,暮为战士,莫不乐输死节,而况幽蓟之士乎?及狼顾负恩,其所由来者渐矣。” [5](卷中,p24-25)这种“朝为俘囚,暮为战士”的情况应是安置降俘的经常的和最一般的方法,这些降俘的精锐成为安禄山坐大的重要资本,“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及家童教弓矢者百余人,推以恩信,厚其所给,皆感恩竭诚,一以当百”。[5](卷上,p12)这样,在安禄山执掌幽州期间有大量少数民族降俘转而为其所用,安禄山“赏之妻妾”,他们就在幽州界内安定下来,成为其反叛的重要兵源,也促使幽州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结构中的民族成分更加多元化。

徙置收编少数民族部落。

北方草原、辽东和河北山西北部是一条没有遮拦的通道,北方、西北和东北各民族在这条通道上的流动非常频繁和活跃,越接近农牧分界过渡区域的民族,持续南下的趋势就越明显。安禄山利用这一地理优势,屡屡将一些活跃在此而且有南迁趋势的少数族部落收置于幽州境内。如徙置阿布思部落就是突出的例子。阿布思为突厥九姓首领,开元三年(715)率其部落降附,[7] (卷一九四上,p5173)“上厚礼之,赐姓名李献忠,累迁朔方节度副使,赐爵奉信王”,天宝十一载(752)三月,安禄山以击契丹为名“奏请献忠帅同罗数万骑,与俱击契丹。献忠恐为禄山所害,白留后张暐,请奏留不行,暐不许。献忠乃帅所部大掠仓库,叛归漠北,禄山遂顿兵不进”。[2](卷二一六,p6910)安禄山此举意在收编将阿布思部落,这次虽然没有得逞,但在天宝十二载乘阿布思为回纥所破之际“诱其部落而降之”,最终将其部落收归己有,成为其军队中的精锐力量,史称“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2](卷二一六,p6918)安禄山还曾以御寇筑雄武城为由,请河东、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助役,实欲收归其手下军队,“忠嗣先期而往,不见禄山而还” [2](卷二一五,p6877)而没有成功。[2]

如上所述,安禄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手中职权,在其执掌幽州的十一年的时间里,带动了大量的胡商、降俘、蕃汉官员到幽州,与万岁通天开始至玄宗开天之际的那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有很大的不同,这次各少数民族不是以设立蕃州的形式整部落的流入幽州,而是由安禄山直接编入军队。这样的流动,增加了包括军事物资在内的需求,使胡商更加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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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也”;史思明,“营州宁夷州突厥杂种胡也”。(见《旧唐书》卷二00,第5376页,中华书局1975年) 据荣新江考证,安禄山、史思明和另一个安史之乱的重要人物李怀仙等都属于从中亚辗转至漠北再聚集到营州的粟特家族,参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一篇:2《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第222-233页,三联出版社,2001年。还请参见马驰《唐幽州境侨治羁縻州与河朔藩镇割据》第199-213页,《唐研究》第四卷,北大出版社,1999年。 .
[2] 王忠嗣所领军队中,有奚、突厥、回纥等少数民族成分。(见《旧唐书》卷一0三《王忠嗣传》)

三、安史之乱以后人口流动特点

持续八年(755—763)之久的安史之乱,对唐王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仅就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而言,以安史之乱为契机,引起了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迁,作为安史之乱的肇始地幽州更是如此。与安史之乱前的流入相比,这八年期间是本地人口(包括此前迁入的各少数族)大量外流,而北方后起民族继续流入幽州为特征,北方民族南下的趋势在唐后期又兴起一个次高潮。北方及东北民族的南下,引起中原北部和河北地区民族结构的再次调整,并决定了此后数百年中国北方偏东北地区的政治和民族格局的新局面。

流出幽州的主体是安禄山麾下的将领、兵士和士人。这部分人情况又有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部分是随安禄山、史思明叛乱者,这部分人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或平定后,没有再回到幽州;还有一部分官员或将领原属于安禄山帐下或者属于其统领范围,但不愿跟随安禄山叛乱,从而设法离开幽州者。下面就对这两类人口的流动方向、过程分别加以详细的梳理。

(1)随安禄山叛乱者

在唐王朝的姑息下,随安史叛乱的旧将在叛乱平定后转而成为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即张忠志)、相卫(节度使薛嵩)等藩镇统帅,他们胶固朋比,网罗安、史余党,原来隶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军队以及散处于河北各地的安史余孽也相应留在了各藩镇界内。侨治于幽州界内各羁縻州下的少数民族由于被驱使作战,其相对聚居的组织被打破,史称“(河北道)自燕以下十七州(燕、威、慎、玄、崇、夷宾、师、鲜、带、黎、沃、昌、归义、瑞、信、青山、凛),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德之后,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7](卷三九,p1527)安史之乱后,原幽州界内的少数民族大量外流,散处于河北各州。如李宝臣部将王武俊属于契丹怒皆部落,与王武俊齐名的张孝忠,“本奚之种类”,二人皆“以勇闻于燕、赵。时号张阿劳(张孝忠始名阿劳)、王没诺干(即王武俊),二人齐名”,[7](卷一四一,p3854)张孝忠与李宝臣还同出于幽州界内侨治蕃州—信州。

另外,安史手下一些自动归顺唐廷的官员在河朔逐渐平定后,也有一部分被唐中央就近发留在各藩镇手下,如成德节度使下的曹闰国即是一例:

“公字闰国,含州河曲人… …公行旅边蓟,幼闲戎律,于天宝载,遇安禄山作孽,思明袭祸,公陷从其中,厄于锋刃,拔擢高用,为署公云麾将军… …夫天不长恶,二凶殄丧,皇威再曜,公归顺本朝,不削官品,改授公试光禄卿,发留河北成德节下”。[8](p1787-1788)

(2)自主离开幽州者

安史之乱期间除了上述追随安史叛乱、在河朔平定后没有再回到幽州者外,还有一部分人自动离开幽州,他们中有集体行为,也有个人行为。

集体行为主要是平卢军的南迁,先有田神功、李忠臣等人,后有侯希逸等人。田、李、侯等人后来成为汴宋、淮西、淄青等镇藩帅。在安禄山叛乱之后,其发迹之地——平卢内部发生了较大的变故:刘客奴(即刘正臣)、侯希逸等一些不愿意服从安禄山的将领发动政变,但因不敌向润客、李怀仙(镇守幽州)的进攻,“既淹岁月,且无救援,又为奚虏所侵”,肃宗上元二年(761),侯希逸率领平卢部将二万余人南迁,到达青州(今属山东),唐朝廷“诏就加希逸为平卢、淄青节度使”,[7](卷一二四,p 3534)淄青节度带平卢之号亦始于此时。在侯希逸南迁青州之前,田神功、李忠臣等平卢将领已离开平卢,田神功先为淄青节度使,[9](卷三,p331)后又为汴宋等州节度使。[7](卷一二四,p3533)与田神功相继南来的还有阳惠元、[7](卷一四四,p3914)李忠臣(即董秦)、李希烈 [7](卷一四五,p3939-3943)等人。李忠臣(即董秦)、李希烈先后为淮西节度。继侯希逸为平卢淄青节度的高丽人李正己(本名怀玉)也是随侯希逸南迁青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原属于平卢节度的这些将领是后来淄青、淮西、汴宋等藩镇的主体,与魏博、成德、卢龙等镇共同构成了河朔型藩镇。[1]

这样,在安史之乱期间,幽州人口流动出现以下趋势:安史旧将特别是幽州界内的少数民族大量流入河北一带,平卢军主体则流入山东、河南等地,构成河朔藩镇的主体,一些不愿意从叛的汉族官员设法辗转离开,随着这些人的流动,幽州与成德、魏博、淮西、淄青等州关系日益紧密,“胡风浸染”,随着这些人的流动而扩延到整个河朔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前,“由于安禄山的经营,河北地区成为胡人向往之地,安史乱后,唐朝出现排斥蕃人的情绪,大量粟特胡人迁居河北,加重了河北的胡化倾向”。[6](p110)

(二)官员流动趋向及幽州与中央王朝的交流

官员因任职的流动也可以反映一些情况。也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由武德、贞观时期的初步稳定到安禄山执掌幽州十一年的特殊现象再到幽州镇时期的相对凝滞。

安史之乱爆发前,幽州与中央的人员交流是经常进行的,虽然人数不多,但幽州方面采取比较经济主动的态度。文职官员的动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昭示幽州与唐朝廷(以中原地区为主)中上层人员的流动。虽然高层官员流动的数量所占比例很小,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幽州人口社会变迁的阶段性特点。

唐前期选任官制度基本属于中央集散型,[10]后期呈现多元化趋向,各地藩镇的不同类型决定了本地区官员任免、流动的主导类型。幽州政治结构和官员构成的变化,导致官员流动呈现阶段性的特点。唐高祖武德年间基本上保持隋末幽州原班人马,变动不大。武德六年(623)罗艺入朝,幽州事务一直由素孚人望的幽州长史王诜代为掌管,罗艺虽然入朝,但对幽州仍有很大的控制力,这从李建成与李世民的对抗中可见一斑,武德七年“建成擅募长安及四方骁勇二千余人为东宫卫士,分屯左、右长林,号长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发幽州突骑三百,置宫东诸坊,欲以补东宫长上”,[2](卷一九一,p5985)后虽为人告发未果,但李建成这一举动也证明罗艺虽然已经入朝,但对幽州仍有实际的控制权,也说明此时唐王朝还无力或无暇对幽州人事进行大的变动。武德八年“王君廓破突厥于幽州,俘斩二千馀人”,[2] (卷一九一,p5998)之后河北地方割据势力基本上肃清,突利可汗牙帐虽在幽州直北,但距离幽州较远,且突厥主要活动于关陇地区,幽州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后突厥虽仍为唐王朝北部一大边患,但幽州的战略位置仅是侧翼的作用。

官员的有序调动在贞观年间,也即在王君廓为幽州都督(626—627)以后才逐步稳定。据统计,贞观元年李玄道继王君廓为幽州都督后,一直到安禄山天宝三载(744)执掌幽州期间,共有47任长官执掌幽州,除去两位亲王遥领外,有45人,[11](卷一一六,p1392-1406)平均每人任职2.6年,都由中央派遣,流动频率属于正常。

安禄山执掌幽州时,节度使体制已经确立。由于东北局势的严峻,河北战略地位不断得到加强,河北安危不仅关系到唐帝国东北边防的巩固,也关系到西北、中原局势。因此,中央更加倚重能控制河北局面的安禄山。他利用可奏授职衔的权力,或辟用各地有较好名声的人士来幽州,以提高他的声誉,扩大影响。一些汉族官员,如以文雅著称却隐居不仕的甄济,天宝十载,被安禄山奏授范阳掌书记,“居府中,论议正直”。[3](卷一九四,p5567)另外李芳、权皋等人也被安禄山引入幕府,皆为有较好声誉者。因此,安禄山在叛乱前表面上是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加强与中央的沟通和联系。为表示忠诚,还不惜人力、物力,“(叛乱前)安禄山岁献俘虏、杂畜、奇禽、异兽、珍玩之物,不绝于路,郡县疲于递运。” [2](卷二一五,p6876)

这种有规律的官员流动在安禄山执掌幽州以后被打破。开元二十八年(740)安禄山出任平卢兵马使,二十九年为营州都督,天宝元年(742)为平卢节度使,天宝三载,兼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十载,又兼河东节度使,今河北、辽宁西部、山西一带的军事、民政及财政权集于一身。由此安禄山得“专三道劲兵,处十四年不徙”,执掌幽州大权十一年(从天宝三载到十四载叛乱为止)。

在安禄山反意已显露后,部分不肯从叛的官员往往选择离开幽州。如甄济、权皋、马燧等人即是,三人属于三种不同类型和来自不同地域。权皋为江南文人世家子弟,被安禄山表署在幕府;[3](卷一九四)甄济,家居卫州,因隐居青岩山有操行而有名,安禄山奏充范阳郡掌书记;[7](卷一八七下)马燧,汝州人,父季龙曾任岚州刺史、幽州经略军使,属幽州当地军将子弟。[7](卷一三四)

官员的流动人数所占比例很少,但内涵却很丰富,从中可以得知中央与幽州的互动关系趋向信息。

幽州镇时期流动趋向变化又有变化。

宝应元年(762)末,安史之乱已近尾声,叛军败局已定,安史旧党于是纷纷降唐。广德元年(763)正月,唐“仍故地”以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2](卷二二二,p7141)幽州镇由此发端,到后梁乾化三年(913)被后唐攻灭为止,幽州镇长达150年。这个时期的幽州在政治上与唐中央的关系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人口构成相对比较稳定,没有象上述安史之乱以前和安史之乱期间的大规模的流入和流出,官吏的任免与流动也呈现出本土化的趋向。节度使的任免最能说明问题,从李怀仙开始继袭幽州节度使[i]的共有29位,只有王缙、张弘靖为中央派遣的,王缙因难制朱希彩,仅在幽州任职三个月就被迫归朝,张弘靖也仅在职五个月就发生军乱被囚。其他27任节度使,李怀仙为柳城胡人;朱希彩、史元忠、陈行泰、张绛、周琳、李茂勋、李可举等七人籍贯不详,但在任节度使之前都是在幽州供职;刘仁恭、刘守光为深州人;其余17人均明确记载为幽州本地人。这种本地化的趋向,表明割据、半割据局面形成后,幽州地区人口流动的趋向也发生了变化,与唐王朝直接控辖区上层的交流减少,本地区内部的流动以及与北方、东北各民族的交流更为活跃。

以蓟城(或称幽州城)为中心的幽州地区,处于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接的特殊地理区位,在唐代经历了一场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于幽州的人口构成、商业、风俗演变以及幽州与中央及其它地区的关系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若再将视角拉长一些,唐代幽州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其前的世家大族的南迁、开元天宝时期东北民族的南下以及东北唐末五代以后幽州当地人口的逐步南移,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序列,促进了全国政治重心东北移这一过程的实现。也正是在这种流动中,幽州的社会文化才不断的得以重组再塑。西北地区民族文化交接区域在唐及此前的历史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随着东亚民族及政治格局的变迁,已逐渐疏离了中心区,对中国王朝及民族和文化的影响力,也大大削弱。而东部地区以及作为东、北、东北交接的枢纽之地,幽州及周边地区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影响力无疑成为此后中国乃至东亚历史格局变迁的最关键地区。本文未能涵盖唐代幽州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关系等诸问题,容俟后再论。[2]

参考文献:
[1] 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 《长安地气》. [m]. 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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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欧阳修.新唐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马驰.唐幽州境侨治羁縻州与河朔藩镇割据. [j ]《唐研究》第四卷,北大出版社,1999 . [5]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一篇:2《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m]. 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 .
[7] 刘昫 . 旧唐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8]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唐故试光禄卿曹府君墓志并序》大历○四三.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787-1788 .
[9] 吴廷燮.唐代藩镇年表. [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 宁欣. 《唐代长安的举选人群体》. [j]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1).
[11] 郁贤皓.《唐刺史考》. [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英文题目
study population fluxion aboat the region of you zhou around in the tang dynasty

英文提要:
abstract: the region of you zhou around the city of ji (the city of you zhou) was a special geography area in the tang dynasty, when the whole society and all kinds of peoples changed a lot and the population fluxion was frequent. the region of you zhou went from time center on the edge of the political center of gravity to the positive center in the great changing trendy during the medieval times, and therefore became the very important area to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in this article, we try to sum up all kinds of forms and traits of the population fluxion centered on you zhou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in this way, we can study the population base in the social change.
key words: the tang dynasty, you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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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国刚将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等四类,参见《唐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2]本文并没有涵盖幽州人口流动的所有问题.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等问题,容俟后再论。

原文:http://www.3648.top/shehui/qygllw/201503/569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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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幽州地区的文化特征》

第 32 卷第 4 期 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Vol. 32 No. 4 2012 年 7 月
Academic Forum of Nandu(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ul. 2012
收稿日期: 2012 - 04 - 06
作者简介:尤 李( 1981— ),女,四川省成都市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馆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北方 民族史研究。

唐代幽州地区的文化特征
尤 李 (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北京 100084)
摘要:唐代河北北部地区位于农耕与游牧文化交界处,是各族群频繁交流之地和东北边防重 镇。这一地区的居民成分相当复杂,胡汉混居,战争频繁,沾染胡化之风。位于这一区域的幽州 镇在东北族群与中原王朝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契丹和奚常常通过幽州镇跟唐中央政府打 交道。“情报战”也是两蕃和幽州镇之间特殊的文化交流和互动方式。
关键词:唐朝;河北;幽州;胡化;汉化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6320( 2012) 04 - 0027 - 05

正文:
唐代的幽州地区( 今北京、天津及河北省北 部)位于河北北部,是一个特殊的地理文化单元, 具有相对独立的区域性社会和文化特征。陈寅恪 先生早就指出河朔地区的胡化问题:唐前期,不少 胡人迁入河北地区是当地沾染胡风的重要原 因[1]( P230 - 234)。“玄宗后半期以蕃将代府兵,为其 武力之中坚,而安史以蕃将之资格,根据河北之 地,施行胡化政策”,于是河北之地转变为一胡化 地域[2]( P309 - 310) 。安史之乱以后,河北藩镇与中央 政府,不仅政治、军事、财政不能统一,社会文化亦 完全不同。谷霁光[3]( P180 - 191) 、吴光华[4]( P227 - 234) 、 马驰[5]( P199 - 213) 、李鸿宾[6]( P120 - 124) 、李松涛[7]等先 生已经分析过:在安史之乱前,幽州在政治、军事、 文化方面已经存在跟唐中央政府分离的倾向。本 文拟单独专门分析作为中原和河北边缘区的幽州 地域的特殊文化风貌。

一、胡汉文化交融之地

在唐代,幽州大都督府或总管府“管幽、易、 平、檀、燕、北燕、营、辽等八州”[8](卷39《地理志二》) 。幽 州卢龙镇在后晋天福二年( 937) 入辽之前,长期 统辖幽、涿、瀛、莫、檀、蓟、平、营、妫等九州。唐穆 宗长庆初,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总“累疏求入觐,兼 请分割所理之地,然后归朝。其意欲以幽、涿、营 州为一道,请弘靖理之; 瀛州、漠( 莫) 州为一道, 请卢士玫理之; 平、蓟、妫、檀为一道,请薛平理 之”[8](卷143《刘济传》) 。即中唐时期幽州卢龙节度使 的辖区为: 幽、涿、营、瀛、莫、平、蓟、妫、檀九州。 文献材料中又常称幽州 -卢龙地区为“燕地”、“燕土”,称卢龙镇军队为“燕军”。随着形势变 化,幽州节度使辖区略有变动,但大致不出这个范 围。这也是本文讨论的地理范围。

(一)边防重地

幽州地区居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之 地,是各族群频繁交流和东北边防之重地。幽州 城地处河北通往东北的咽喉,是大运河的起点,既 是唐北方军事重镇,又是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 可惜《元和郡县图志》的幽州卷已经散佚。《太平 寰宇记》引《元和郡县图志》云: “蓟城( 幽州城) 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9](卷69《河北道一八》) 《唐六典》曰,河北道“其幽、营、安东,各管羁 縻州。东并于海,南迫于河,西距太行、恒山,北通 渝关、蓟门”。小注曰: “渝关在平州东,蓟门在幽 州北。”[10](卷3《尚书户部》) 其名山有“碣石之山”,小注 曰: “碣石在营州东。”[10](卷3《尚书户部》) 河北道“远夷则 控契丹、奚、靺羯、室韦之贡献焉”[10](卷3《尚书户部》)。这 暗示了河北地区在中原和东北族群交往中的纽带 作用。

幽州地处东北边疆地区,也担负着防御东北 族群入侵的重任。所以唐廷在此地驻重兵。据 《旧唐书·地理志》载,“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 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 兴、横海等九军”[8](卷38《地理志一》) 。小注曰: “经略 军,在幽州城内,管军三万人,马五千四百匹。威 武军,在檀州城内,管兵万人,马三百匹。清夷军, 在妫州城内,管兵万人,马三百匹。静塞军,在蓟 州城内,管兵万六千人,马五百匹。恒阳军,在恒 州城东,管兵三千五百人。北平军,在定州城西,管兵六千人。高阳军,在易州城内,管兵六千人。 唐兴军,在莫州城内,管兵六千人。横海军,在沧 州城内,管兵六千人。”[8](卷38《地理志一》) 李

白有诗《出自蓟北门行》[11]( P314 - 315) ,其中 描写的“画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挥刃斩楼兰, 弯射贤王”反映的是盛唐时候幽州的情况,说明 幽州地区沾染胡化之风,有防御塞外族群的重任。

高适有诗《蓟门五首》,是高适于唐玄宗开元 二十年( 732)冬自蓟北归所著[12]( P6) ,诗中曰: “幽 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纷纷猎秋草,相向角弓 鸣。”因此,这五首诗描述的也是盛唐时幽州的 景象。

贾至《燕歌行》曰: “国之重镇惟幽都,东威九夷 北制胡……我唐区夏余十纪,军容武备赫万祀。彤 弓黄钺授元帅,垦耕大漠为内地。”[13](卷19,卷235) 张九龄 也说: “渔阳、平卢,东北重镇,匈奴断臂,山戎扼喉, 节制之权,莫不在此。”[14](卷8《敕幽州节度( 副大使) 张守珪书》) 这 些都说明幽州在防御东北、北方族群方面的重要 作用。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 734),屈烈跟可突于 被斩之后,《敕宴幽州老人》曰: “林胡翻覆,荐岁 不宁。戎马之乡,良亦艰苦。”[14](卷7) 在唐代的文 献中,常用春秋时的戎狄林胡借指契丹和 奚[14](卷5《开元纪功德颂并序》) 。可突于被杀后,张九龄写 于开元二十三年( 735) 的《开元纪功德颂并序》 曰: “而东夏郡县、北隙山戎,先是四十年,侵轶数 百里……幽鄣未遑以灭烽,边城安得而弛柝? 旷 日持久,兵连祸结,率由事边,是无宁岁。”[14](卷5) 可见,幽州作为边境要塞战争频繁。

易州( 今河北省易县) 地处边境,民风彪悍。 《唐故义武军节度支度营田易定观察处置等使检 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太傅上谷郡王张公邓 国夫人谷氏墓志铭并序》曰,谷氏之“考崇义,天 宝末以雄略气,敢从渔阳之师,每建奇功,亟摧北 狄”[15]( P411) 。唐广明中,文林郎、守满城县令、辟 军事衙推王悚撰《开元寺陇西公经幢赞并叙》云: “上谷郡(易州)扼燕赵之中枢,标河山之壮观,俗 惟犷悍,兵本骁雄。苟非正人,孰董斯任? 洎天子 忧边,乃心北眷,爰命陇西公付之是理……由是西 临朔塞,北拒胡尘。或雕斗昼惊,或烽烟□起。虽 军兵示勇,壁垒争雄。而蜂虿难防,犬羊 易扰。”[16](卷7)

幽州当地虽然有儒学,但在时人心目中,尤其是跟中原正统文化的中心长安相比,仍然是“指 河朔若夷狄然”[17](卷148《史孝章传》) 。后晋的史臣对 幽州仍然评论道: “彼幽州者,列九围之一,地方 千里而遥,其民刚强,厥田沃壤。远则慕田光、荆 卿之义,近则染禄山、思明之风。二百余年,自相 崇树,虽朝廷有时命帅,而土人多务逐君。习苦忘 非,尾大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8](卷180) 后晋 史臣赞曰: “碣石之野,气劲人豪。二百余载,自 相尊高。”[8](卷180)

唐代的河北北部地区屯田数量大,范围广,大 力发展稻田种植,以益军储。燕北宜畜牧,盛产 马、羊等牲畜[18]( P163 - 165) 。但幽州地区战争频繁, 因此民众负担颇重。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 ( 734),张守珪利用契丹内讧杀可突于后,幽州民 众的徭役负担暂时缓解。玄宗《敕宴幽州老人》 曰: “而贼虏自叛,天实诱之。主将致诛,略无遗 噍。实除边患,且减征徭。”[14](卷7) 这一年六月,张 九龄所撰《敕择日告庙》云: “边境为患,莫甚于林 胡。朝廷是虞,几烦于将帅,车徒屡出,刍粟载劳, 使燕赵黎氓,略无宁岁……幽州节度[使]、副大 使张守珪等,乘间电发,表里奋讨。积年逋诛,一 朝翦灭。则东北之祲,便以廓清;河朔之人,差宽 征戍。”[14](卷7) 这些记载均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二)胡汉杂居相处

幽州地域居民成分相当复杂,既有汉人,也有 各种胡人。

幽州地区在安史之乱前就有大量胡人居住。 契丹李尽忠叛乱,许多胡人部落寄住在幽州城 内[5]( P199 - 213) 。安禄山还在幽州城北筑雄武城,养 骁勇善战的曳落河八千余人。《安禄山事迹》曰: 天宝十载( 751),“(禄山)日增骄恣。尝以曩时不 拜肃宗之嫌,虑玄宗年高,国中事变,遂包藏祸心, 将生逆节。乃于范阳筑雄武城,外示御寇,内贮兵 器,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 小注: 蕃人谓健 儿为曳落河) 八千余人为假子,及家童教弓矢者 百余人,以推恩信,厚其所给,皆感恩竭诚,一以当 百。又畜单于、护真大马习战斗者数万匹,牛羊五 万余头”[19](卷上)。《旧唐书 · 安禄山传》也载: “禄山阴有逆谋,于范阳北筑雄武城,外示御寇, 内贮兵器,积谷为保守之计,战马万五千匹,牛羊 称是。”[8](卷200,《安禄山传》) 显然,安禄山亲自统领的 腹心部队就驻扎在幽州城北面的雄武城①。

其实,唐幽州城内也是既有汉人,也有胡人居住。这从安史之乱爆发后的一些史料可以看出一 些蛛丝马迹。据吴光华先生研究,安史之乱末期, 史朝义杀史思明之后,胡人和汉人在幽州发生了 一场流血大斗争,很多胡人被杀,结果是汉人势力 击溃胡人势力[4]( P227 - 234) 。从这场血斗可以推知: 安史之乱前后,幽州城内是胡汉杂居的。

关于此次胡汉血斗,《通鉴·考异》所引《蓟 门纪乱》叙述最详: “时朝义已杀思明,僭位,潜勒 伪左散骑常侍张通儒、户部尚书康孝忠与朝兴衙 将高鞫仁、高如震等谋诛朝兴……城中蕃军家口 尽逾城相继而去。鞫仁令城中,杀胡者皆重赏。 于是羯、胡俱殪,小儿皆掷于空中,以戈承之,高鼻 类胡而滥死者甚众。”[20](卷222) “城中蕃军家口”很 可能于安史之乱前和叛乱期间都住在幽州城内。 前文提及安禄山在幽州城北建雄武城,其中有众 多善战的健儿曳落河,那么,这些胡兵的家属很可 能当时就住在幽州城内,《蓟门纪乱》中的“城中 蕃军家口”就包括了他们。《蓟门纪乱》又曰: “时 鞫仁在城中最尊……朝义以鞫仁为燕京都知兵马 使。”后来,命李怀仙“为御史大夫、范阳节度使”, 李怀仙又杀高鞫仁,“自暮春至夏中,两月间,城 中相攻杀凡四五,死者数千,战斗皆在坊市闾巷 间。但两敌相向,不入人家剽劫一物,盖家家自有 军人之故,又百姓至于妇人小童,皆闲习弓矢,以 此无虞”[20](卷222) 。这说明幽州城内几乎全民皆 兵,受胡化之风沾染之深。

另外,北宋出使辽朝的使者路振的《乘轺录》 描述幽州的情况,说: “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 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 坊名也。”[21]( P48) 从“罽宾”、“肃慎”这些坊名可以 推断:唐幽州城某些坊可能有外来胡人集中居住。 大中十一年( 857) 四月三十日《故幽州大都督府 兵曹参军陈君墓志铭并序》说陈立行“没于府城 之肃慎里”[22]( P2352) 。大中十二年( 858) 五月六日 《唐故朝议大夫前行幽州大都督府录事参军幽州 节度押衙使持节蓟州诸军事守蓟州刺史静塞军营 田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 国吴郡陆府君故夫人王氏墓志铭并序》称王氏之 夫陆岘于元和九年( 814) “终于肃慎坊之私 第”[22]( P2361 - 2362) 。这二人看起来是汉人,表明中 晚唐时期,肃慎坊有汉人居住。

安禄山从小在蕃部里长大,信奉祆教。他 “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 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 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 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19](卷上) 。荣新江 先生把此条材料对照《朝野佥载》所记河南府立德 坊等处祆庙祭祀情形,指出这实为安禄山与胡人祭祀祆神的活动[23](P239 - 240) 。这条记录在安禄山任范 阳、平卢节度使以后,地点当在幽州[24]( P159 - 160) 。 这一祭祀活动可能在幽州胡人经常聚集的某祆祠 或官衙或安禄山的某处私宅[25]( P406) ,具体位置已 不可考。但这至少说明幽州城内有一批粟特人在 活动。

二、胡汉文化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一)沟通两蕃和中原王朝的媒介

《唐六典》称河北道“远夷则控契丹、奚、靺 羯、室韦之贡献焉”[10](卷3《尚书户部》) ,已经暗示了河 北地区在中原和东北族群的交往中的纽带作用。 无论在安史之乱前还是之后,都是如此。

按新、旧《唐书》的记载,“故事,常以范阳节度使 为押奚、契丹两蕃使”[8](卷199《奚传》)[17](卷219《契丹传》)。黎 虎先生专门提及幽州-卢龙节度使押奚、契丹两蕃 使的情况。押蕃使主要由本道节度使兼领,有自己 的官印、自己的属官(副使、判官、巡官),其职能有: 管理羁縻府州、督军镇抚、怀柔安抚、朝贡管理、接 转贡献、上报蕃情、过所公验管理[26]( P115 - 130) 。他 关注到押蕃使在沟通边疆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作 用,但侧重于政治、军事方面的考察。苏航认为: 节度使兼押蕃使,重点监察蕃部,协调蕃部与唐政 府的关系,协调境内诸蕃,更好地利用蕃部武力。 如押蕃使统领蕃部武装的军事职能在幽营地区体 现[27]( P82 - 86) 。他还是重在强调押蕃使的外交、族 群和军事职能。本文的切入点和讨论重点跟黎、 苏不同,但对节度使兼押蕃使在沟通蕃部与王朝 之间的重要作用有一致的看法。

武周时期,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打破了唐 朝原来的东北防御体系,外围防线安东都护府、营 州都督府不再能起到抵御东北诸族入侵的作用。 唐被迫后撤自己的东北边防,加强幽州的力量,抬 升其地位,使东北防务完全倚仗幽州节度 使[28]( P94 - 130) 。换言之,在安史之乱前,幽州( 范 阳)节度使已经起到了防止“两蕃”入侵的作用。

幽州节度使要辅助中央政府处置东北投降的 契丹、奚,在中间起着重要的沟通和中介作用。如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 735),幽州节度使张守珪 利用契丹内讧,挑动李过折杀可突于之后,唐玄宗 命李过折 “可与张守珪量事处置契丹部众”[14](卷11《敕契丹知兵马中郎李过折书》) 。

安史之乱后,朝廷也通过幽州节度使封赏契 丹。唐武宗会昌二年( 842),回鹘汗国崩溃之后, “契丹酋屈戍请内附”[17](卷219《契丹传》),“制: ‘契丹 新立王屈戍,可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员外置同 正员。’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上言: ‘屈戍等云,契丹 旧用回鹘印,今恳请闻奏,乞国家赐印。’许之,以‘奉国契丹之印’为文”[8](卷199《契丹传》) 。契丹从回 鹘汗国的属国变成唐朝的藩属,向唐廷请求赐印, 还是通过幽州节度使上奏。

张国刚先生提出:安禄山叛乱后,由于东北边 疆契丹和奚的压力,河朔诸镇为“自安”,有防遏 两蕃的作用,这也是唐廷对其采取“姑息”政策、 藩镇割据长期存在的原因[29]( P135) 。黄永年先生也 注意到幽州镇从唐到五代,在防御和遏制契丹、奚南 下中的积极作用[30](P263 - 291) 。安史之乱后,两蕃和幽 州镇(即卢龙镇)的关系主要还是和平相处。“自至 德之后,藩臣多擅封壤,朝廷优容之,彼务自完,不生 边事,故二蕃亦少为寇。”[8](卷199《奚传》)[17](卷219《契丹传》) 正 如牛僧孺对唐文宗所说: “且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 北捍突厥,不令南寇。”[8](卷180《杨志诚传》)

安史之乱后,幽州镇在防御北方回鹘及东北 契丹、奚方面确实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历史是复 杂多样的,幽州镇与两蕃并不只是对抗关系,双方 也有沟通、合作。

契丹和奚在唐宪宗元和十一年( 816) 之后 “每岁朝贡不绝,或岁中二三至……每岁朝贡,常 各遣数百人至幽州,则选其酋渠三五十人赴阙,引 见于麟德殿,锡以金帛遣还,余皆驻而馆之,率为 常也”[8](卷199《奚传》)[17](卷219《契丹传》) 。这批住在幽州 的契丹和奚,达几百人,不太可能会无所事事。他 们趁朝贡之机到幽州,除了能直接接触和感受汉 文化外,这也是他们交换农产品、丝帛,或者侦察 和刺探卢龙镇军情和民情的好机会。卢龙镇跟二 蕃一直是战和不定,无论如何,契丹和奚还是把卢 龙镇当成强大的邻藩和对手。因此,每年朝贡之 机,不仅抵达长安的两蕃酋帅能接触汉文化,留在 幽州的契丹和奚也能接触汉文化。

唐文宗大和七年( 833) 三月辛卯,“幽州卢龙 军节度使杨志诚执春衣使边奉鸾、送奚契丹使尹 士恭”[17](卷8《文宗纪》) 。两蕃朝贡时,幽州节度使还临 时委派一位“送奚契丹使”,护送两蕃的使者到长安。 从幽州到长安,首先涉及过太行山的问题。唐中叶 以后,河北藩镇跋扈,河北北部诸州与长安之交通多 取妫、蔚、代州、太原道[31](卷5《河东河北区》,P1368) ,其中居于 妫、幽之间的居庸关是中古太行八陉之最北陉道,为 天下之险[31](卷5《河东河北区》,P1677) 。既然幽州到长安都多 取此道,那幽州节度使委派的“送奚契丹使”护送两 蕃酋豪到长安,也应该经过此道。

(二)幽州镇与两蕃的情报战

幽州镇和契丹、奚之间毕竟是对手,在互相交 流的同时,双方也互相派间谍“潜伏”。“情报战” 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和互动方式。

黎虎先生论及押蕃使的职能时,提到押蕃使 须密切注视蕃国动态,并将蕃情及时上报朝廷,以便中央作出决策[26]( P126 - 127) 。但是,对幽州镇来 讲,掌握两蕃的动静固然有及时上报中央,以便朝 廷决策的一面,但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保护本集团 的利益。“兵贵神速”,在对两蕃的战争中,很难 想象朝廷对千里之外的幽州镇的作战措施能起到 直接、具体的指导作用。而且,中唐以降,幽州镇 相对独立,它刺探到的关于契丹、奚的情报更可能 是留为己用,多数不会上报中央。幽州集团垄断 这些情报,是本利益集团存在的有利条件和基础, 也是可以向朝廷讨价的砝码。

李邕所撰《左羽林大将军臧公神道碑》记载, 开元年间,臧怀亮以羽林大将军兼安东大都护府 都督、摄御史中丞、平卢军节度使、支度营田海运 大使,“往者奚、霫诸蕃之诡信也,西属匈奴,南寇 幽蓟,乘间每钞,无虞亟和”,臧怀亮“以兵数实 多,藉用尤费,轻举则外患不解,大举则内攻更深。 是以传阴符,移间谍,飞言以误其使,重赏以卖其 邻。既伐硕交,且断右臂,所谓以武辟武,以夷攻 夷,虽贾谊计然,晁错策得,无以尚也”[32](卷265) 。 臧怀亮“移间谍,飞言以误其使”,说明他很好地 使用“情报战”;同时“以夷攻夷”,即利用外交手腕 在异族之间纵横捭阖。其中的奚使者八成也是对方 派来的间谍,兼有通使和搜集情报的双重使命。唐 玄宗开元二十二年( 734),张守珪杀契丹军事首领可 突于也利用了间谍刺探的情报[14](卷5) 。

幽州节度使下辖的平卢节度使临近“两蕃” 及东北各族,也刺探这些族群的情报。唐玄宗 《敕平卢(节度)使乌知义书》曰: “委卿重镇,安辑 两蕃,动静须知,节制斯在。”“远加斥候,动静须 知……渤海、黑水,近复归国,亦委卿节度,想所知 之。”[14](卷9) 可见,平卢节度使有专人负责搜集东 北各族的情报。

在回鹘汗国时期,“奚、契丹皆有虏使监护其 国,责以岁遗,且为汉谍。自回鹘啸聚,靡不鸱 张”[33](卷2《幽州纪圣功碑铭》) 。回鹘指使“两蕃”侦察中 原汉地的情况是有传统的。这也是他们接触汉文 化的一个途径。

三、结语

唐代的河北北部地区位于中原王朝和北方游 牧文化交界之处,是唐东北边疆的重镇。居民成 分复杂,既有汉人,又有众多胡人。幽州镇在防御 两蕃入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是东北族群与中 原交往的桥梁和纽带。契丹、奚通过幽州镇跟唐 中央政府联系,或直接跟幽州镇打交道,都是接触 汉文化的途径。在正统汉文化的中心长安看来, 卢龙镇是“胡化”之区域,但在塞外的两蕃看来, 幽州镇无疑是汉文化区。契丹和奚通过幽州接触 汉文化,比通过长安更频繁、更重要。

两蕃与幽州镇的关系不总是和睦、愉悦的,但 双方交流不断,虽然间或有激烈的斗争,但双方相 互依存。因为“两蕃”的强大,对唐东北边疆造成 威胁,使幽州军事集团对唐廷来讲有存在和利用 价值。这也是这一集团赖以生存的基础之一。契丹和奚跟农耕地区交流,又非常需要幽州的资源; 跟唐中央政府打交道,幽州是必须经过的媒介和 中转站。幽州与契丹、奚之间的情报战是特殊的 互动方式。总之,幽州镇与两蕃在竞争中加强了 相互之间的了解。

注释:
①据宿白先生考证,安禄山开始筑雄武城,唐末五代称武州,入辽后改为归化州,即今河北宣化( 《宣化考古三题———宣化古建筑· 宣化城沿革·下八里辽墓群》,《文物》1998 年第 1 期,第 49 - 50 页) 。其他研究有张建设《唐代雄武军考》(《历史地理》第 12 辑,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08 - 211 页) 、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中华书局2002 年版,第173 - 174 页) 。李鸿宾先生利用传世文献 与新刊布的河北宣化唐墓中雄武军信息比对,认为雄武军城当在幽州之西北的妫州界内( 今河北宣化) 。还推测:最早建立的是雄武城, 其位置即在幽州城之东北蓟州的广汉川,后来雄武城扩大为雄武军,驻地自蓟州东北处迁往幽州西北之妫州境,即今张家口宣化界内。 其位置之所以转变,可能是由“城”到“军”的扩张决定的( 《唐幽州雄武军( 城) 位置再考》,《唐研究》第 16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版,第 249 - 26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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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Cultural Features in the Region of Youzhou in the Tang Dynasty
YOU Li ( Yuanmingyuan Administration,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The northern area of Hebei in the Tang Dynasty was a boundary of agricultural and nomadic cultures. Many ethnic groups frequently communicated in this district. Also,Youzhou,located in the zone,was a garrison post of northeastern boundary. Its population composition was very complicated. Many kinds of people lived in the zone,including Han-Chinese and ethnic groups. Wars occurred frequently and people in Youzhou were influenced by ethnic culture. Youzhou acted the role of a bridge and tie between China Proper and northeastern ethnic groups. Khitan and Xi contact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Tang through Youzhou. Information war was also a special means of cultural association and mutu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se two ethnic countries Liangfan and Youzhou.
Key words: the Tang Dynasty; Hebei; Youzhou; ethnic assimilation; Han-Chinese assimilation

[责任编辑:岳 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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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对河北地区的经营及其变化》

李鸿宾
2004-07-09 06:19:09
作者提供,原刊《民族史研究》第4辑(总第6辑),民族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96-112页

河北作为一个地区在唐朝属于河北道。道的概念在当时是自然地理范畴,而非行政系统。《唐六典》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记载:

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州县户口之事,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为贡赋之差。

《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也说:

自隋季丧乱,群盗初附,权置州郡,倍于开皇、大业之间。贞观元年(627),悉令并省。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一曰关内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东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陇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南道,九曰剑南道,十曰岭南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检查非法,如汉刺史之职。

上述引文记载的道,按照《唐六典》的说法纯粹是经济概念,即是说政府为收税而设置的地理划分;《旧唐书》所说的“山河形便”也属于地理观念,到开元时则仿照汉朝的刺史体例,划分十五道,设置采访使检查各地官员,这虽属新动向,但始终没有突破地理概念的范畴。河北道在唐朝大部分时代里,就是置于这种形势之下。

地理概念中的河北毗邻中原,自古以来是中国本土的核心区域之一,是各个朝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的组成部分。冀朝鼎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中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即:“中国的经济结构,最初是由千万个在不同程度上能自给自足的村落所组成,这些村落一般都是为了行政管理与军事行动上的需要而编制成的一种较大的组织形式。……在缺乏机械工业、现代运输与通讯设备和先进经济组织的条件下,要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则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1]这就是说,所谓的基本经济区是王朝国家的本土核心区域。从人口分布的角度而论,河北地区与四川盆地、汾渭平原和江南地区在唐朝前期是四个人口密度最大的分布区。这四个地区的面积占全国的八分之一,但人口却占四分之三。到中期玄宗时代,华北平原的人口密度增加到全国的五分之二,其地位更加重要[2]。
唐朝河北道的范围,根据文献的记载,包括怀、卫、相、幽、安东等25个州府,其北部则是安置突厥、奚、契丹、靺鞨、降胡和高丽等共46州、14府[3]。这就是说河北道分别由南北两部分组成,南部是核心区域,而北部则是广袤的边疆和蛮荒地带。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北部延伸到今俄罗斯萨哈林(库页)岛和鄂霍次克海[4],这不仅包括华北平原,而且也涵盖了东北地区直至大海。史念海在《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一文中将燕山视为河北道的农牧分界线,这以南是农耕地区;燕山北部桑干河中游和玄水、白狼河流域属于半农半牧地区,再北部是游牧地区,而东北则属于渔猎和游耕地带[5]。河北道的南部是唐朝的核心地区,人口众多,经济发达;而北部则是契丹和奚人等游牧势力分布的地域。唐朝对这两个地区的经营和管理当然也就不完全一样。

唐朝建国后对河北地区的经营,首先表现在剪除窦建德和刘黑闼的势力上。窦建德是贝州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南)人,于隋末乘乱起兵,攻占河北大部,他向突厥称臣,获得突厥的支持,形成河朔地区的强大势力。李唐建立后,随着其势力的扩张,窦建德的河北亦成为李唐兼并的目标,于是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武德三年(620),李世民与隋将王世充激战在洛阳,窦建德支援王世充,但被唐军所截,导致失败,“秦王俘建德至京师,斩于长安市,年四十九。自起军至灭,凡六岁,河北悉平”[6]。
但不久之后,刘黑闼继之又起,且恢复了河北大部,他亦借助突厥力量,构成对唐朝的严重威胁。至武德六年,唐太子李建成终将其消灭[7]。至此,河北道南部地区正式归属唐朝的管辖。
窦建德、刘黑闼以及河北西部沿长处边地薛举、李轨、刘武周、梁师都等势力的剪除,是唐朝建国后征服异己势力的组成部分。唐朝先后将他们消灭,表明唐朝政权对全国控制的开始。而上述地区的被纳入,也极大地增强了唐朝的实力。接下来唐朝就开始开边拓土的第二步方略,即沿此步骤进一步向外扩展。这个战略就是对外围地区各族势力的征服。就北方而言,唐朝开始向最强大的东突厥展开攻势。太宗贞观四年(630),唐朝乘东突厥内乱和天灾之际,发兵进攻,东突厥颉利可汗被擒,汗国灭亡。唐廷为缓和矛盾,决定对东突厥降户采取安抚政策,设立羁縻府州体制,目的则是乘胜向东、西两方向发展[8]。果然,此后不久,唐军就开始进攻西域,并相继征服西突厥和当地其他势力,在西域腹地设立军府,控制西陲[9]。
贞观十九年(645),高丽西部大人泉盖苏文杀其王建武,唐太宗以此为借口向高丽用兵,此后唐朝对高丽的军事进攻持续到高宗总章元年(668),高丽被迫臣服,唐分其地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又设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10]。关于唐朝用兵高丽的原因,学术界有不少的讨论。韩昇说:“七世纪三十年代,唐朝已确定并着手建立东亚国际关系秩序,在朝鲜北部,要臣服高句丽,解决两国间的既存问题;在南部,可以看出以新罗为重心的倾向,在不允许藩国新罗受到侵略瓜分的同时,争取将百济和日本纳入国际关系体制。”[11] 韩昇在这里提出唐朝对朝鲜半岛用兵的意图是着眼于当时国际局势的调整,即唐朝力图建立自己在东方世界大国的地位并主宰它所预料到的周边地区的,这个观点现在越来越被学术界所接受[12]。事实上,虽然现存的史料并没有直接涉及到唐朝对周边地区的整体战略,但是从它剪除活动在中原和北方边地的其他割据势力之后,唐朝又开始对各边地,尤其是北方(从东北到西部)外族所在的地区经营等行为上不难看出,唐朝的统治集团确实有自己整体发展的考虑的。这种考虑在上文中它平定东突厥后又向西域和东北朝鲜半岛用兵的活动中得到生动的体现。

正是在这种整体战略的指导下,唐朝开始了经营河北北部及其活跃在那里各族的活动。初期的唐朝,在河北道北部所遇到的势力,以契丹和奚人的力量最为强盛,契丹尤为突出。唐朝与契丹发生关系早在高祖武德年间。其酋长孙敖曹入唐朝会。太宗用兵高丽时,曾经征发契丹和奚人的力量,太宗亲自召见契丹酋长窟哥等人,并以窟哥为左武卫将军。后窟哥内属,唐置松漠都督府,任命窟哥为都督,又赐姓李氏。在这前后,唐朝在河北北部契丹人活动的地区设置了许多羁縻府州,即如《新唐书·地理志》所记。
窟哥死后,其两个儿子枯莫离、尽忠和孙敖曹之孙万荣掌握权力,他们因唐营州都督赵文翙表现傲慢骄横而反叛,这对唐朝的打击很大,当时正处在武则天当权时代,朝廷先后派出大军北上缴击,直至神功元年(697)才将契丹叛乱镇压下去[13]。契丹人的势力经过这些磨难遭到严重的削弱,而突厥后汗国乘机向东发展,“契丹不能立,遂附突厥”[14]。
到玄宗开元年间,契丹李尽忠的堂弟李失活脱离突厥,率部众重新归唐,同来者还有奚酋李大酺等,唐玄宗下令恢复松漠都督府建置,以失活为都督,同时任命薛泰为押蕃落史,监管这些羁縻府州。这一套程序,都属于中央控制蕃族部落的典型措施[15]。
玄宗在位的时期,契丹内部仍旧处于贵族争夺权力的斗争之中。李失活死后,其权力落入可突于的手里,他掌控契丹的王位,是个实权人物。开元十八年(730),可突于击杀亲唐的首领邵固,另立新人,并胁迫奚人与他一同归附突厥,唐遂再次对其用兵。根据文献记载,唐朝所动用的军队仍旧是原来经常使用的行军系统,比如“拜忠王浚河北道行军元帅,以御史大夫李朝隐……等八总管兵击契丹”、“以礼部尚书信安郡王禕持节河北道行军副元帅”、“幽州长史薛楚玉、副总管郭英杰……率万骑及奚击之”等等[16],这里出现的“行军”、“总管”等都是典型的行军系统用语。
然而在这同时,以节度史为标志的防边新型军事体制也开始建立起来。《新唐书》卷66《方镇表三》记载,开元二年(714),唐廷在河北道设置幽州节度使;七年又置平卢节度使,经略河北支度使、管内诸蕃及营田使,兼领安东都护;八年,幽州节度使节度河北诸军大使;天宝元年(742),幽州节度使改名范阳节度使。《资治通鉴》记载说:“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恒、定、漠、沧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手捉,安东都护府,屯营、平二州之境,治营州,兵三万七千五百人。”[17]《新唐书》说幽州节度使改名范阳节度使是在天宝元年,而《资治通鉴》所记十节度使防边体系的构筑也在同一年里叙述,至少说明范阳节度使体系的完成是在这一年里。它防范的对象就是契丹和奚人;平卢节度使则防御室韦、靺鞨等民族。

从上文中我们看到,唐朝在用兵契丹人的过程中,既使用早期的行军,也开始建立节度使防边的新体系。到天宝初期,河北道中北部已经形成了范阳和平卢两个节度使系统。这种军事体制的转变,是唐朝前期中央王朝为处理与周边民族势力的关系而采取的新措施。
唐朝建国之后,它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消灭中原和北方边地的各个割据的武装势力,这项任务在高祖和太宗执政的前期已经完成;接下来唐朝就开始对周边外围地区进行开拓,而这些地区以各族势力为主,有些并不归属中央王朝,特别是分布在北方草原地区的突厥势力,早在此前就雄霸亚洲北部。唐朝的建立使突厥人受到威胁,于是双方的争雄就成为7世纪初期的主要内容。最终,唐朝占据上风,迫使东突厥臣服,随后是西突厥的破灭;唐朝乘胜向西域腹地和东北朝鲜半岛进军,完成其整体战略。但是从青藏高原迅速崛起的吐蕃人打破了唐朝的战略意图,特别是吐蕃在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相继击败唐朝重兵,所以唐长孺先生认为,仪凤年间唐蕃的战争使得双方的战略格局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这之前,唐朝军事上处于攻势,呈现开拓进取的姿态;而在这之后,唐朝则转为战略守势,其西边不断地遭受吐蕃的攻击[18]。就在次年,突厥降户又趁机起兵,建立了突厥第二汗国。这样,唐朝的周边(尤其体现在北方)环境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攻势战略的形势下唐朝对周边各族采取的羁縻府州和都护府的措施只能应付各族较小规模的叛乱或军事行为,而数万人或更大规模的叛乱,仅靠这些措施无论如何也应付不了。朝廷对付边族的大规模叛乱,从上文里我们可以看出,仍旧运用行军进行镇压。行军当然有它的好处:临时征调,任务完成后即行解散,免去了政府对它长期的财政支持;但是行军的临时征调只能满足于一次或若干次的大战,一旦遇到敌方的长期持续的进攻和骚扰,它的拙笨和耗费资财,特别是效率不高的致命弱点就暴露无遗[19]。这对游牧骑兵和农耕步兵的优劣利弊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弥补行军的弊端,唐朝就将行军转变为驻守的镇兵,并将原来的地方镇戍和都护府等军队纳入其中,开始形成镇守一方的以节度使为名称的驻防军队。于是,唐朝进攻的军队就转化为防守遏边的体制。其转变的完成是在玄宗开元天宝之际。
军事体制的转变,本质上是唐朝与周边民族势力关系调整的产物。唐朝前期军事上的进攻到中期的防守,是中央王朝与北方各个势力力量对比和转化的结果。唐廷在河北道设置的范阳和平卢节度使,是在这个整体局势变化之下采取的局部调整,它受到整个战略的影响。本来契丹或奚人的力量还不足以对唐朝构成巨大的威胁,况且奚人并不总是跟在契丹人后面对抗唐朝,相反,它经常与唐朝联合对付契丹。所以河北道北部设置的节度使势力,是当时整个局势的反映。易言之,如果就河北道自身而言,唐朝犯不上设立节度使体系,因为那里的民族势力不具备与唐朝进行大规模对抗的实力,或者说他们的挑战够不成对唐朝的整体威胁。

人们熟知的安禄山控制范阳和平卢等镇的军事力量,并以此构成对抗中央王朝的基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成为唐史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着重强调的是,河北道节度使原本是防备外族而设,但是它却被军事将领所利用,成为他们进攻中央的工具。而这种情况在开天时期十节度使中是比较特殊的现象。换句话说,唐朝为防御边疆地区而设立的节度使体制在当时发挥着有效的作用,它确实缓解了边疆外族势力对唐廷构成的压力。问题是,唐朝忽略了地方节度使个人权力的膨胀,而这种权力恰恰就来自于这种防御体制本身。此话怎讲?
我们知道,行军时期的将领都是朝廷为了出征打仗而临时委派的,打完仗之后将领和士兵就各自返回原来的单位,将领与士兵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其权力十分有限。但是到节度使时代,每个节度使都领属数万军队,士兵归将领领导,形成双方长期而密切的关系。节度使从掌握所属地区的兵权,发展到掌管监察、经济、财政、民事等权力,成为各项事务和权力的控制者[20]。这样,节度使个人的权力就迅速增大。情况之所以会这样,用《旧唐书》的解释,是因为玄宗晚年的宰相李林甫害怕其他大臣与他争权而刻意任用蕃将导致的结果,该书卷106《李林甫传》记载:

国家自武德、贞观已来,蕃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任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开元中,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以为然,乃用(安)思顺代林甫领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是得专大将之任故也。

这种解释只提供了朝臣斗争的关系,实际上是唐朝前后整个形势变化而导致的现象。节度使集权的目的是他能够有效地调动军队对抗外族的反叛,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由中央掌握的调兵权和领兵权就全都由节度使掌握了。岑仲勉从军事布局的角度谈到玄宗时期增强节度使边兵的问题时,认为安史之乱不是边兵之弊,而在于节度使之权过重。“玄宗之误,在于不善运用此种制度,而不在于边置重兵。”[21] 可见,从行军到节度使军队防边,是唐朝形势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问题正如岑仲勉所说,唐玄宗在如何安排节度使人选或如何对之进行制约的措施上出现了问题。这应该从两方面说。
就朝廷而言,唐玄宗完成了军事布局的调整,这种防边的体系的确有效地防御了王朝的核心腹地,十节度使形成拱卫中央的力量。朝廷内部则有李林甫掌管日常事务,内外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当中。这正是玄宗所追寻的目标。到了玄宗晚年,他本人滋长出安逸享乐的情绪,沉湎于歌舞声平之中,对边地节度使的制约逐渐地放松了。
从安禄山这方面讲,他个人怀有政治图谋,力图趁机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为此,他长期暗中积蓄力量,在防御契丹和奚人的过程中有意地发展胡人势力,特别是他本人又是粟特人[22],“以同罗、契丹、室韦曳洛河,兼范阳、平卢、河东、幽、蓟之众,号为父子军”[23],形成叛军的中坚力量。同时,安禄山在玄宗面前善于伪装,博取玄宗的信任。到天宝十四载(755)年底,安禄山终于反叛,进而打乱了唐朝的整体部署。

安史之乱对唐朝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就河北地区而言,叛乱的结果是河北地区事实上不再听命于朝廷。如果说这个时期西北地区的安西、北庭距离唐朝本土过远,朝廷无力经营,河西、陇右因唐廷抽调兵力对付东北的叛乱而使吐蕃有机可乘相继地占领,我们将其归结为有外力作用的话;那么,河北地区的自行独立,并非是外力促使的结果,而直接是叛乱导致的。如上所言,河北北部外族对唐朝的威胁远未达到让朝廷不安的程度,但是叛乱却使河北的大部分,特别是南部的核心之地落入到不听朝廷旨命的节度使手中。而这些节度使恰恰就是安史叛军的组成部分。《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传》说:

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协百姓,加锯其颈,利怵逆污,遂使其人自视由羌狄然。一寇死,一寇生,迄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

唐朝之所以对这些叛将予以保留,原因就是它不能消灭叛军,而叛军也达不到推翻唐朝取而代之的目的,经过八年的僵持,代宗终于下令免除追究叛军的责任,与之妥协。结果使朝廷丧失了经营和控制河北地区节度使的能力。在后期相当长的时期内,唐廷与河北藩镇如何处理关系,成为朝廷不可避免的首要问题之一。它花费并耗尽了德宗和宪宗政府的巨大代价和精力,但德宗以失败告终,宪宗总算比较成功地遏制了河北藩镇的跋扈。然而到穆宗上台后一切又都复旧,此后,唐朝政府就丧失了控制河北藩镇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河北北部的蕃族看来并没有向南挺进,特别是契丹人与唐朝的关系反而少见了[24]。《新唐书》卷219《北狄·契丹传》说:“自至德后,藩镇擅地务自安,鄣戍斥候益谨,不生事于边,奚、契丹亦鲜入寇,岁选酋豪数十人入长安朝会,每引见,赐与有秩,其下率数百皆驻馆幽州。”这段文字给我们提供如下的信息:
第一,尽管河北藩镇有很强的独立性,甚至与朝廷长期对抗,但是他们也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与中央完全脱离干系。实际上,河北藩镇仍旧维持着节度使御边的责任。他们“擅地务自安”,说明只要朝廷不找他们的麻烦,他们自己也不想滋生事端;“鄣戍斥候益谨,不生事于边”,则说明他们对外族的防范还是时刻予以关注和谨慎行事的。
第二,奚和契丹人与唐朝交往,仍像以前那样经过幽州。说明河北藩镇沟通外族与朝廷联系的职能继续维持[25]。
从整个情况看,唐朝后期河北藩镇的矗立及其对契丹的防备,是契丹人与中原关系减少的重要因素;而回鹘势力兴起并向东控制契丹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契丹人的南向发展。这种情况只是到晚唐时才有所改变。武宗时,回鹘势力在黠戛斯的攻击下破灭,分成若干支系南下和西迁。回鹘人西走之后,契丹就与他们脱离了关系。但这时候唐朝地方势力的格局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枭雄一时的河北藩镇这时逐渐地被其他势力所超越,特别是割据在河南开封地区的宣武节度使朱温、河东节度使沙陀人李克用、关中诸镇的势力迅速崛升,他们控制朝廷,干权弄政,甚至于玩弄皇帝于掌股之上。处于这样情况之下的唐朝,已经自顾不暇,昔日的权威早已湮没无闻,特别是农民起义的普遍兴起,表明朝廷存在的合法性开始受到普通民众的质疑,所以地方藩镇才有凌驾于皇权之上的野心和行动。
正是在中原纷繁斗争的情况下,契丹人迅速发展自己,他们脱离了原有的政权模式,开始朝向国家政权的方向发展。《旧五代史》卷137《外国列传》记载说:“及钦德(唐末契丹王)政衰,有别部长耶律阿保机,最为雄劲,族帐渐盛,遂代钦德为主。先是,契丹之先大贺氏有胜兵四万,分为八部,每部皆号大人,内推一人为主,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及阿保机为主,乃怙强恃勇,不受诸族之代,遂自称国王。”阿保机称国王的举动与此前有很大的差别,那就是他要做有统治权的君主,而不是游牧民族一般的王侯。这种政权如同突厥或吐蕃,是与中央王朝直接对等的王朝。契丹人之有如此的变化,正是在唐朝中央政权衰弱和解体的时候出现的。朱温取代唐朝建立后梁,打破了晚唐以来藩镇对中央的隶属关系,对整个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唐朝内外,相继地建立起大大小小若干个王朝,契丹人的举措也是顺随中原,从而在中原外围地区兴建了外族王朝。

以上,我们就唐朝经营河北地区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讨论。现将本文主要观点简述如下:
河北地区在唐朝时属于自然地理观念中的河北道,由南北两部分组成,其南部地区是中央王朝的本土核心区域,北部则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分界线大致在燕山地区,以南属传统的农耕地区,燕山周围是半农半牧的生活,往北是牧区,往东北则是渔猎地区。在前期,朝廷倚靠河北南部,该地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朝廷为控制东北边疆,先征服高丽,设置安东都护府,同时安抚契丹和奚人,在北部设置了大量的羁縻府州。
但是,吐蕃的崛起打破了唐朝的攻势战略,东突厥降户乘机复国,频繁进攻唐朝州县,迫使唐朝的战略由进攻转向防守,于是在军事布局上就由原来的行军转变为节度使防边体系。而驻守河北的安禄山利用手中的权力,召集胡族民众和节度使军士挑起叛乱。叛乱的结局是叛军与中央妥协,叛军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形成割据河北的强藩势力。尽管如此,它们仍旧驻守北部防御外族,阻隔了契丹人与唐朝的联系。
唐后期的形势主要表现为河北道南部地区与朝廷联系的疏远,这在前期是不可想象的,其原因是王朝对该地区控制权的减弱甚至丧失。到晚唐时,由于地方藩镇势力的坐大,特别是农民起义严重地削弱了唐朝的实力,使地方军阀在藩镇割据的基础上向独立王朝转化;与此同时,河北北部契丹人则建立自己独立的王朝。
唐朝对河北的经营,在前后期之明显不同,主因是中央王朝控制能力的强弱造成的。中央有力量的时候,河北处于稳定的状态,成为王朝的核心区域;当王朝威势减弱之后,王朝不能行使有效的治理,河北的腹心地位不再,这里转而成为与朝廷对抗的地区,最后形成东北自立政权、割地独立的局面。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从中央王朝强弱的变化出发,对之讨论,不知读者以为如何?

注释:
[1] 见该书第9-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2月版。
[2] 参见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87、95页。
[3] 见《唐六典》卷3“户部尚书郎中员外郎”条;《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
[4] 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48-49、50-51页。
[5] 载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11-130页。
[6] 见《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
[7] 见《旧唐书》卷55《刘黑闼传》。
[8] 关于唐朝攻灭东突厥的详细情况,参阅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07-226页;有关唐廷对突厥降户采取安抚措施,参见拙著:《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4-37页。
[9] 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九至十一章。
[10] 见《旧唐书》卷199上《东夷·高丽传》。
[11] 见韩昇:《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33页。
[12] 参见黄约瑟:《没有兵戎相见的战争——公元七世纪朝鲜半岛几次战争的前奏》,《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11期;韩昇:《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东北亚研究》1995年第2期;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55-171页。
[13] 以上参见《新唐书》卷219《北狄·契丹传》。
[14] 见《新唐书》卷219《北狄·契丹传》。芮传明在突厥碑铭的考证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阙碑、毗碑、暾碑所言‘东征’一事,发生在默啜可汗在位期间;突厥于696、697年对契丹的奔袭和征服,乃是‘东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突厥人在‘东征’中接近或抵达的‘大洋’系指今辽东弯,‘绿河’则是指今西拉木伦河。”见《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5页。
[15] 唐朝对蕃族施行羁縻府州,今人有不少的研究,此可参阅谭其骧:《唐代羁縻州述论》,《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33-155页;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
[16] 见《新唐书》卷219《北狄·契丹传》。
[17] 见《资治通鉴》卷215,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正月条。
[18] 参见唐长孺:《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9卷第1号,1948年;此处转引自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1-22页
[19] 关于行军的作用和影响,参见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第361-389页。
[20] 关于这些,参见《新唐书》卷64-69《方镇表》、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全三册),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
[21] 见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5月新1版,第225-238页。
[22] 参见E.G. Pulleyblank,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London 1955, p.7-23;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中国唐代学会编委会编《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唐代学会1997年6月版,第231-241页。
[23] [唐]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曾贻芬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9月版。
[24] 关于这时期契丹与唐朝的交往,参见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黄山书社1998年10月版,第163-175页。
[25] 关于河北藩镇与外族的关系,参见马驰:《唐幽州境侨置羁縻州与河朔藩镇割据》,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99-213页。

原文: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a02/5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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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初王朝统辖之下的河北》

李鸿宾
2004-07-13 16:15:45
作者提供,原载《史事探微——陈连开教授从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第107-136页

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地区,在隋朝时期,是中原核心地区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河北始终是中原文明赖以存在的中心区域之一,用冀朝鼎先生创立的“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来概括,河北就是属于这个基本经济区的范围之内。[1] 对于王朝而言,所谓核心区域,就是“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2] 从历史上看,中国王朝的本部核心地区,自秦汉确立的定都关中,到北宋会聚的中原开封,再到元明清的迁移河北,可以看出,元朝以前的时代,王朝都城所建,始终在黄河的中游和下游地区;元朝以后则溢出该地,向北发展。[3] 本文所论及的隋朝时代,河北(南部)属于王朝的核心之地,但它距离都城还是十分遥远的。这个地区在隋朝如何发展和变迁,特别是隋朝用兵高丽,河北所发生的各项事件,不论对该地区还是整个王朝,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说它重大,是因为河北地区在晚期发生了一系列的农民造反和叛乱,使隋朝最终灭亡。说它深远,则是引发出唐朝中期以后河北的自行独立,并演化成晚唐五代河北契丹等民族势力的崛起和王朝的再建,并与中原王朝鼎峙而立,即所谓10世纪以后中国南北对峙局势的重现。正是在这个时代中,王朝的都城从关中转向黄河东部的开封地区。所以,河北地区在上述时代内,它自身的功用和地位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古时代整个王朝转化变迁的状况。本文所议论的河北,也正是从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但是,我在下文里主要着眼于隋朝的河北,隋朝以后的则有待于其他论述。[4]

关于河北的地理分区,唐人和唐以前有一定的区别。《通典》卷172《州郡二·序目下》记云:
自因隋季分割州府,倍多前代。贞观初,并省州县,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一曰关内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东 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陇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南道,九曰剑南道,十曰岭南道。[5]

就在此书的前一卷叙述隋朝地理划分时则说:“隋文帝开皇三年,迁都大兴城,遂废诸郡,以州治人。自九载廓定江表,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炀帝大业初,移治阳城,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并省诸州。三年,改州为郡,乃置司隶刺史,分布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浑,更置四郡。大凡郡百九十,县千二百五十五,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极于此矣。”[6] 这里丝毫没有涉及隋朝的地理区划问题,说明十道或十五道是唐朝的概念。《隋书·地理志》只是按照郡的级别进行排列,《通典》则是以古代的九州区划将河北划在古冀州的范围之内。又《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说:

至隋灭陈,天下始合为一,乃改州县为郡,依汉制置太守,以司隶、刺史相统治……。唐兴,高祖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权置州郡颇多。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7]

这段文字与上引《通典》的记载意思相同。说明十道的概念是唐太宗时出现的。若按此说法,隋朝在统一南北后,为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隋朝政府曾经进行多方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条理制度,而且对地方体制也进行清理和整顿,这里并没有道的设置。看来,道的产生应该是唐初的事情。隋朝没有对此有所作为,是否是社会尚未有所需求,抑或隋朝未及措意?我认为应属前者。《隋书》卷29《地理志上》记云:

高祖受终,惟新朝政,开皇三年,遂废诸郡。洎于九载,廓定江表,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炀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并省诸州,寻即改州为郡,乃置司隶刺史,分部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浑,更置四郡。

这里将高祖和炀帝二人经营全国各地的措施说得清清楚楚,可见,当时对道的分化似乎尚无必要。[8] 那么,隋朝建立后,它对全国各地的控制和经营是如何进行的?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第一,扬坚的隋朝是直接承袭北周,他没有通过战争一点一点打下来的,因而继承的是整个北方地区。在他当政前后,除尉迟迥、司马消难等数支力量起兵反叛后,基本上没有遭遇太大的波折。第二,杨坚朝廷经过8年稳定,又兼并了南朝陈。而在此之前后,隋朝又拿出很大的精力处置边疆问题。这持续文帝和炀帝,到它灭亡之际仍未解决。处在这样形势之下的河北问题,必然受整个局势的制约和影响。关于这个问题,下文将有讨论。在第三节里,我们简要地论述上文第二个问题。

《隋书》卷70史臣曰:
高祖北却强胡,南并百越,十有余载,戎车屡动,民亦劳止,不为无事。然其动也,思以安之,其劳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时雍,师无怨讟,诚在于爱利,故其兴也勃焉。炀帝嗣乘平之基,守已安之业,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雠,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天夺之魄,人益其灾,群盗并兴,百殃俱起,自绝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讯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兴,而炀帝之所以灭者也。可不谓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

同书卷82《南蛮传》:
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炀帝篡业,咸加八荒。甘心远夷,志求珍异,故师出于流求,兵加于林邑,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虽有荒外之功,无救域中之败。

这两段是将高祖和炀帝经营周边的政策和效果进行对比,指出高祖与炀帝的区别。过去史家对炀帝边疆政策多有指责,甚至征发高丽导致亡国,这样的批评史不绝书。但撇开炀帝周边政策及行为不论,这里都展示出隋朝的统治者对周边四夷之地有着全盘的战略意图的。[9] 崔瑞德说:

作为重新统一的中华帝国的主人,隋唐两代都充分意识到自己是汉代的继承者。在六和七世纪,它们想收复汉朝领土的野心为中国在越南北部的扩张,为一再发动旨在恢复中国对以前汉朝在南满和朝鲜的领土控制的征战,和为占领位于通往中亚和西方的丝绸之路上的绿洲王国的行动提供了动力。[10]

如上所言,文帝继承的是中原北方完整的土地,他所遇到大阻力不大,很快就将反对者消灭。所以文帝向周边地区深入,即开展第二层次的拓展,就成为隋朝立国强盛的不可或缺的手段。《隋书》卷62《刘行本传》:
(开皇初)于时天下大同,四夷内附,行本以党项羌密迩封御,最为后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闻南蛮遵校尉之统,西域仰都护之威。比见西羌鼠窃狗盗,不父不子, 无君无臣,异类殊方,于斯为下。不悟羁縻之惠,讵知含养之恩,很戾为心,独乖正朔。使人近至,请付推科。”上奇其志焉。

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指出隋朝向四周开拓的政策,但是“天下大同,四夷内附”无疑地指明王朝强盛所必须具备的特征和传统。刘行本向文帝的上表我们虽不清楚是否被采纳,但从文帝收表后的态度可以想见,他所谈及王朝四土经略,的确是文帝的一项战略。就当时的局势而言,隋朝建立后所面临的形势也迫使统治集团做出决策。[11]《隋书》卷50《李礼成传》云:“时突厥屡为寇患,缘边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宁州刺史。”同书卷84《北狄·突厥传》说:

(突厥)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及高祖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12] 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榆镇。上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以备之。[13]

早在隋朝建立以前,突厥就立国与北方草原,北朝后期中原分割为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的对立,突厥人各自支持二者,而北周和北齐也竟相结好突厥以备奥援。突厥可汗他钵不无得意地对其属下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14] 然而隋朝承袭北周统辖黄河地区建立起强大的王朝,也正是突厥一分为二,力量格局的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突厥面临着南部王朝的直接威胁,它原来的战略意图遭到重大挫折,所以代周而立的隋朝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也正是北方草原的东部突厥。[15] 对隋朝而言,不管它主观是否意识到还是忽略,北方的形势是很明显的,这种局势必然迫使隋朝的统治集团做出安排。《隋书》卷53《刘方传》云:

开皇时,有冯昱、王树、李充、杨武通、陈永贵、房兆,俱为边将,名显当时。昱、树,并不知何许人也。昱多权略,有武艺。高祖初为丞相,以行军总管与王谊、李威等讨叛蛮,平之,拜柱国。开皇初,又以行军总管屯乙弗泊以备胡。突厥数万骑来掩之,昱力战类日,众寡不敌,竟为虏所败,亡失数千人,杀虏亦过当。……充,陇西成纪人也。少慷慨,有英略。开皇中,频以行军总管击突厥有功,官至上柱国、武阳郡公,拜朔州总管,甚有威名,为虏所惮。……武通,弘农华阴人,性果烈,善骑射。数以行军总管讨西南夷,每有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卫大将军。时党项羌屡为边患,朝廷以其有威名,历岷、兰二州总管以镇之。……永贵,陇右胡人也,本姓白氏,以勇烈知名.高祖甚亲爱之,数以行军总管镇边,每战必单骑陷阵。官至柱国、兰利二州总管,封北陈郡公.兆,代人业也,本姓屋引氏,刚毅有武略。频为行军总管击胡,以功官至柱国、徐州总管。

事实上,隋朝为了防备突厥的南下,在北方边区各地都派驻精锐军队防守,其将领的任用几乎充斥着《隋书》各传。譬如:《隋书》卷52《韩擒虎传》云:
以行军总管屯金城,御备胡寇,即拜凉州总管。

同书卷52《韩僧寿传》云:
(擒虎弟)寻以行军总管击突厥于鸡头山,破之。后坐事免。数岁,复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惮之。十七年,屯兰州以备胡。明年,辽东之役,领行军总管,还,检校灵州总管事。

同卷《韩洪传》:
(擒虎季弟,开皇中)时突厥屡为边患,朝廷以洪骁勇,检校朔州总管事。寻拜代州总管事。仁寿元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刘隆、大将军李药王拒之。

同书卷53《达奚长儒传》:
(开皇二年)起为夏州总管三州六镇都将事,匈奴(突厥)惮之,不敢窥塞。以病免。又除襄州总管,在职二年,转兰州总管。高祖遣凉州总管独孤罗、原州总管元褒、灵州总管贺若谊等发卒备胡,皆受长儒节度。长儒率众出祁连山北,西至蒲类海,无虏而还。复转荆州总管三十六州诸军事,高祖谓之曰:“江陵要害,国之南门,今以委公,朕无虑也。”

同卷《贺娄子干传》:
开皇元年,……高祖虑边塞位安,即令子干镇凉州。明年,突厥寇兰州,子干率众拒之。……高祖以子干晓习边事,授榆关总管十镇诸军事。岁余,拜云州总管,甚为虏所惮。后数年,突厥雍虞闾遣使请降,并献羊马。诏以子干为行军总管,出西北道应接之。还拜云州总管,以突厥所献马百匹、羊千口以赐之,乃下书曰:“自公守北门,风尘不警。突厥所献,还以赐公。”母忧去职。朝廷以榆关重镇,非子干不可,寻起视事。

同书卷55《杜彦传》:
(开皇初)云州总管贺娄子干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谓侍臣曰:“榆林国之重镇,安得子干之辈乎?”后数日,上曰:“吾思可以镇榆林者,莫过杜彦。”于是征拜云州总管。突厥来寇,彦辄擒斩之,北夷畏惮,胡马不敢至塞。……十八年,辽东之役,以行军总管从汉王至营州。上以彦晓习军旅,令总统五十营事。及还,拜朔州总管。突厥复寇云州,上令杨素击走之,是后尤恐为边患,以彦素为突厥所惮,复拜云州总管。

同书卷55《乞伏慧传》:
(开皇初)迁凉州总管。先是,突厥屡为寇抄,慧于是严警烽燧,远为斥候,虏亦素惮其名,竟不入境。

同书卷60《于仲文传》:
(开皇初)诏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备胡。明年,拜行军元帅,统十二总管以击胡。……明年,复官爵,率兵屯马邑以备胡。

同卷《段文振传》:
(开皇中)寻转并州总管司马,……后数年,拜云州总管,寻为太仆卿。十九年,突厥犯塞,文振以行军总管拒之,遇达头可汗于沃野,击破之。……明年,率众出灵州道以备胡,无虏而还。(仁寿时)拜灵州总管。

同书卷61《郭衍传》:
开皇元年,……突厥犯塞,以衍为行军总管,领兵屯于平凉。数岁,虏不入。……(五年)选授朔州总管。所部有恒安镇,北接蕃境,常劳转运。衍乃选沃饶地,置屯田,岁剩粟万余石,民免转输之劳。又筑桑乾镇,皆称旨。

同书卷65《吐万绪传》:
(开皇初)寻转青州总管,颇有治名。岁余,突厥寇边,朝廷以绪有威略,徙为朔州总管,甚为北夷所惮。其后高祖潜有吞陈之志,转徐州总管,令修战具。及大举济江,以绪领行军总管,与西河公纥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陈平,拜夏州总管。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说明一个问题,即隋朝对北方边地进行了严密的防守,这说明隋朝受到北方突厥人的强大压力(反过来说隋朝也构成对突厥人的压力),北部形势的严峻迫使隋朝做出上述举措。与此同时,隋朝在其他边区所受到的压力就小得多。譬如西北,《隋书》卷65《慕容三藏传》:
(开皇)十二年(592),授廓州刺史。州极西界,与吐谷浑邻接,奸宄犯法者迁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纳抚绥,百姓爱悦,襁负日至,吏民歌颂之。……
十五年,授叠州总管。党项羌时有翻叛,三藏随便讨平之,部内夷夏咸得安辑。[16]
慕容三藏被派到廓州(治化成,今青海化隆西)当刺史,主管当地政务,他对吐谷浑等势力缴抚并用,特别着重招纳,使当地局势好转。这种情况之快速出现,显然在北方是办不到的。因为那里的势力虽多,但彼此不一,力量分散,对隋朝够不成强大的威胁,所以隋朝对西部采取的政策也多加安抚,或征缴与安抚并重。[17] 而对南方,情况也与此相似。《隋书》卷80《列女·谯国夫人传》:
后遇陈国亡,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保境安民。高祖遣总管韦洸安抚岭外,陈将徐‘王登’以南康拒守。洸至岭下,逡巡不敢进。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献于陈主,至此,晋王广遣陈主遗夫人书,谕以国亡,令其归化,并以犀杖及兵符为信。夫人见杖,验知陈亡,集首领数千,尽日恸哭。遣其孙魂帅众迎洸,入至广州,岭南悉定。表魂为仪同三司,册夫人为宋康郡夫人。

同卷《钟士雄母传》:
钟士雄母者,临贺蒋氏女也。士雄仕陈,为伏波将军。陈主以士雄岭南酋帅,虑其反覆,每质蒋氏于都下。及晋王广平江南,以士雄在岭表,欲以恩义致之,遣蒋氏归临贺。既而同郡虞子茂、钟文华等作乱,举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将应之,蒋氏谓士雄曰:“……汝若禽兽其心,背德忘义者,我当自杀于汝前。”士雄于是遂止。……上闻蒋氏,甚异之,封为安乐县君。

同书卷62《卫玄传》:
仁寿初,山獠作乱,出为资州刺史以镇服之。玄既到官,时獠攻围大牢镇,玄单骑造其营,谓獠曰:“我是刺史,衔天子诏安养汝等,勿惊惧也。”诸贼莫敢动。于是说以利害,渠帅感悦,解兵而去,前后归附者十余万口。高祖大悦。

同书卷82《南蛮传》史臣曰:
南蛮杂类,举与华人错居,……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
隋朝对南方的和缓政策,主要出于双方力量不平均的形势,易言之,南方没有类似突厥那样与隋朝抗衡的势力,隋朝的战略意图是只要南方降附,就达到目的。所以采取安抚或缴抚并重的政策自然是首选。在这种政策的支配下,隋朝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经营除北方以外边区的任务。

处于这种形势之下的河北地区,其具体情况如何呢?这是本节要讨论的问题。

如上所述,河北道属于冀朝鼎先生所划定的“基本经济区”的范畴之内,但这是指河北地区中南部而言。根据《唐六典》卷3《户部尚书》的记载:

河北道,古幽冀二州之境,今怀、卫、相、洺、邢、赵、定、易、幽、莫、瀛、深、冀、贝、魏、博、德、沧、棣、妫、澶、营、平、安东,凡二十有五焉。其幽、营、安东各管羁縻州。东并于海,南迫于河,西距太行恒山,北通渝关、蓟门。

《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和卷43下《地理志七下》分别记载了河北道南部和北部羁縻府州的情况,与《唐六典》相互印证。这里引用的文献虽然说的是唐朝的情况,但就当时形势而言,隋朝的情况应该与此差别不大。可见,河北道从地理条件上看,是分作南北两个区域的。史念海先生说,自西汉时起,河北道所在的地区北部有一条农牧分界线,即由现在的河北省秦皇岛附近经北京和太原之北而至于山西河津县的龙门山,到隋唐时稍向北推移,至燕山山脉之下。这以南是农耕地区,以北属于半农半牧地区,再北就是游牧地区了。[18] 他说:

既然有了半农半牧地区,那么,它和游牧地区的界线在什么地方?对此,隋唐两代都曾经尽力探索,并加以巩固。隋代在灵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和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省绥德县)之间修筑了一条长城。另一条长城是由蔚汾县(今山西兴县西),东经幽州(今北京市),延袤千余里。还有一条是由繁畤县(今山西繁峙县)东入飞狐县(今河北涞源县)。长城的修筑可以说是人为地构成的一条农牧界线。这显示出当时在这条长城之北的突厥族人依然从事游牧生涯,而没有什么改变。[19]

从上面的研究可知,河北地区在隋唐时期是分成南北两大区域的,即以今北京地区燕山山脉为分界线,以北是半农半牧和游牧地区,以南则属于农耕地区。[20] 隋朝对这两个地区的经营是不同的。首先,南部地区属于冀朝鼎先生所划定的“基本经济区”之内。史念海先生也将河北南部视为黄河流域富庶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他的说法就是:

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富庶地区,大致可以分为四处,最为广大的当推黄河下游。这是由荥阳(今河南郑州市西)以下,以至于东海之滨,北起于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和瀛州(治所在今河北河间县),南至于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和颍州(治所在今安徽阜阳市)。[21]

河北的中部以南属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开发最早,气候温和,雨量适中,适合于灌溉农业生产,农业发达,精耕细作,人口稠密,物产丰饶,《唐六典》卷3《户部尚书》条说:河北道“厥赋绢、绵及丝;厥贡罗绫、平绸、丝、布、绵绸”。《唐六典》的

记载反映的是唐朝前期的状况,河北道以生产丝绸业著名,是唐朝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发达、富庶之地。隋朝之前的北齐,河北与山东、河南,构成北齐的腹心,其经济之发达,自古已然。严耕望先生也说:

大河南北自古为桑蚕区域,丝纺工业之发达,亦以此区为盛。……是则汉世丝纺织业最盛之地为齐梁地区,在大河之南。而《隋书·百官志》述北齐尚方署领泾州丝局、雍州丝局、定州绸局、定州绫局。又《太平广记》一七四引《谈籔》述北齐末年事云:

“定州人以绫绮为宝。”《太平广记》引《隋图经》云:“清河绢为天下第一。”《隋文帝纪》,开皇十五年,“相州刺史贡绫文布,命焚之于朝堂。”按定州(博陵郡,今河北定县)、贝州(清河郡,今河北清河县北)、相州(魏郡,今河南安阳县)皆在大河以北。是南北朝末年,丝纺织业最盛之区在大河以北,与汉颇异。……南北朝末期及隋世纺织工业,各地区情形之可知者,惟丝之纺织可略得梗概如此。大约言之,以河北之博陵、魏郡、清河为最发达,河南北其他诸郡及蜀郡次之。江南豫章诸郡决非其比也。[22]

就人口的分布讲,据学者研究,唐朝初年,全国有四个较大的人口密集分布区,即四川盆地、汾渭平原、江南地区和华北平原。这四个地区的面积约为全国的八分之一,人口却占全国的四分之三。[23] 隋朝河北地区的人口情况,目前记载较好的材料是《隋书·地理志》。现将有关河北地区人口户数统计如下表:

《隋书》卷30《地理志中》所载兖、冀二州部分郡户数统计表

郡 名 ; 户 数
辽西郡(治柳城,今辽宁朝阳)751
安乐郡(治燕乐,今北京密云水库东北)7,599
渔阳郡(治无终,今天津蓟县)3,925
上谷郡(治易县,今河北易县)38,700
北平郡(治卢龙,今河北卢龙)2,269
涿郡(治蓟县,今北京城南)84,059
博陵郡(治鲜虞,今河北定县)102,817
河间郡(治河间,今河北河间)173,883
恒山郡(治真定,今河北石家庄东北)177,571
赵郡(治平棘,今河北赵县)148,156
襄国郡(治襄国,今河北邢台)105,873
武阳郡(治贵乡,今河北大名东北)213,035
武安郡(治永年,今河北永年东南)118,595
信都郡(治长乐,今河北冀县)168,718
清河郡(治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306,544
魏郡(治安阳,今河南安阳)120,227
汲郡(治卫县,今河南淇县东)111,721
渤海郡(治阳信,今山东阳信西南)122,909
平原郡(治安德,今山东陵县)135,822

按照《隋书·地理志》的记载,兖、冀二州还包括兖州属下的东郡、东平、济北等郡,冀州属下的今河南境内的河内郡,今山西境内的长平、上党、文城、西河、马邑、河东、临汾、离石、定襄(在今内蒙古境内)、绛郡、龙泉、雁门、楼烦和太原等郡。这些与本文所讨论的河北地区并不在一起,故而舍弃不用。本文所讨论的河北,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时期》划定的为准。[24]

冻国栋先生对隋朝的户口问题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他统计的结果,“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大都在北方。其中冀州即今河北一带,兖、青、豫、徐州等今河南、山东一带为最高;雍州即关中含渭、泾、洛水流域其次;梁州和荆、扬两州较疏阔”。[25] 在冻书统计的全国大业五年各州郡户数中,冀州(包括今河北、山西及河南部分地区)的户数达267万,高居全国之首。[26] 我们再来看上表。

在上表统计的21个郡中,如果以今燕山山脉为分界线,则上谷、涿郡、南部均属于农业地区;上谷、涿郡北部和渔阳、安乐、北平、辽西等郡则是半农半牧的地区。史念海先生上文划定的定、瀛二州即隋朝时期的博陵、河间二郡,如果以此为计算,则二郡与恒山郡以南属于农业区,即除三郡外,有渤海、平原、信都、赵郡、襄国、清河、武安、魏郡、武阳和汲郡,共计13郡;北部地区包括上谷、涿郡、渔阳、安乐、北平和辽西6郡。南部13郡户数之合是2,005,871,北部6郡户数之合是137,303,南北之合为2,143,174户。南部户数所占19郡总户数的93.6%,而北部户数只占总户数的6.4%,两者不成比例。应当说,这个统计只是表明官府所能控制的在编户数,至于不在隋朝管辖的外族或游牧、渔猎人口则不在统计之列。[27] 尽管如此,河北地区南北人口的分布是极为悬殊的。这与史念海先生上文划定的农牧区分是吻合的。

那么,隋朝对河北南北部的经营措施是否有所差别?我认为是有差别的。

从区域上看,隋朝对河北的经营可以分作南部和北部两方面。南部地区属于核心即所谓本部,而北部则是边疆。

就南部而言,隋朝面对的形势并非一帆风顺。早在杨坚柄执周政之时,他遭到北周地方势力的强烈反抗。据《周书》卷21《尉迟迥传》记载:

(周)宣帝即位,以迥为大前疑,出为相州总管。宣帝崩,隋文帝辅政,以迥望位夙重,惧为异图,乃令迥子魏安公惇赉诏书以会葬征迥。寻以郧公韦孝宽代迥为总管。迥以隋文帝当权,将图篡夺,遂谋举兵,留惇而不受代。……迥弟子勤,时为青州总管,亦从迥。迥所管相(治今河北磁县南)、卫(治朝歌,今河南淇县)、黎(治今河南濮阳西)、毛、洺(治广年,今河北永年东南)、贝(治武城,今河北南宫东南)、赵(治广阿,今河北隆尧东旧城)、冀(治信都,今河北冀县)、瀛(治赵都军城,今河北河间)、沧(治饶安,今河北盐山西南),勤所统青(治益都,今山东益都)、胶(治今山东诸城)、光(治今山东掖县)、莒(治今山东莒县)诸州,皆从之。众数十万。荥州刺史邵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东潼州刺史曹孝达,各据州以应迥。迥又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南连陈人,许割江、淮之地。[28]

与尉迟迥同时起兵的还有益州总管王谦、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等,范围涉及到西南部和长江中游北部。[29] 尉迟迥的管辖范围以今河北中南部,特别是相州为核心,包括今河南北部地区;他的弟弟尉迟勤则统辖今山东中部偏东南,加上其他几个协同者,叛军的势力以河北南部为中心,涉及西南、南方等多处地点,这对杨坚而言,是一次空前的挑战。然而,叛乱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迥末年衰耄,及起兵,以小御正崔达拏为长史。达拏,暹之子也,文士,无筹略,举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败”。[30]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尉迟迥用人不当而导致失败,但是从整个形势看,叛乱的一方不论是军事实力还是政治局面,都不能与杨坚这一方相比,失败是迟早的事情。[31]

杨坚在剪灭尉迟迥势力的过程中,相州治所邺城遭到严重的破坏,而杨坚也不想让邺城继续成为相州的核心之地,于是就分割相州,另建毛、魏二州;相州的治所南移至安阳城(今河南安阳)。[32] 杨坚的这个措施,对当时的地区格局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我们在上文里看到,河北分为南北两大地区,以及两个区域的不同。事实上,河北地区在东魏和北齐统治时代,是其核心之地。尤其南部的邺城是北齐的首都,[33] 清人顾祖禹说:邺城所居之地,“山川雄险,原隰平旷,据河北之襟喉,为天下之要膂”。[34] 邺城即相州为北齐之都城,河北南部是都城周围,其战略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守住河北亦即屏障河南,两河之地在古代王朝经营之位置,自为人所重,这是十分明显的。谭其骧先生说:

邺处于古代“山东”(一般指黄河流域东部大河南北、太行山东西)地区的中心,背靠山西高原,东南北三面是古代经济最发达的黄淮海大平原,所以它在军事上是无险可守的,不及长安,也不及洛阳;在地理位置上不如洛阳那么适中;但以经济条件而言,则在长安、洛阳之上,凡是控制山东地区而不能奄有整个黄河流域的政权,一般都要宅都于此。[35]

所以历代东部区域王朝对河南河北的看重,都首当其冲。处在河北南部的邺城,它南倚河南,北进东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周攻灭北齐后,邺城的地位下降成北周政权的一个州。现在杨坚又借着剪灭尉迟迥的机会,将相州分裂,治所南迁。杨坚的这个举动,如果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上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同谭其骧先生所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凡局限在东部地区的政权,它们多数选择邺城作为首都控制所属地区,其原因十分简单,即该地位于中原偏北,可南下洛阳,直至黄淮海;西进关中,北上河东,这在以东部为核心腹地的东魏、北齐王朝表现得十分典型。然而,以关陇为核心的北周灭亡北齐,其统治中心亦在关中,邺城的战略地位与前相比大为降低。尉迟迥的叛乱,至少给杨坚造成河北地区政治势力对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杨坚在不能忍受这种威胁的同时,也大大地削弱了以邺城为核心的河北南部的地位,而这种地位的下降,是与杨坚将要代替北周建立隋朝以关中为核心统辖全国的战略意图是同步的。在那个时候,统治者不希望全国有若干个政治中心以威胁自己。所以邺城战略地位的下降是自然的。[36]

然而,河北作为隋朝统辖范围之内的重要地区,它也丝毫没有脱离王朝的管制。但这个重要与邺城那种政治上的核心地位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它的重要,更多地体现在作为中央王朝控制地方的角色之上。《隋书》卷46《长孙平传》云:

(平深受高祖信任,开皇中)以尚书检校汴州事。岁余,除汴州刺史。其后历许、贝二州,俱有善政。邺都俗薄,旧号难治,前后刺史多不称职。朝廷以平所在善称,转相州刺史,甚有能名。

《隋书》卷46《赵煚传》说:

及践祚,煚授玺绂,进位大将军,赐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户,拜相州刺史。……俄转冀州刺史,甚有威德。……冀州俗薄,市井多奸诈,煚为铜斗铁尺,置之于肆,百姓便之。上(杨坚)闻而嘉焉,颁告天下,以为常法。尝有人盗煚田中蒿者,为吏所执。煚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风化,彼何罪也。”慰喻而遣之,令人载蒿一车以赐盗者,盗者愧恧,过于重刑。其以德化民,皆此类也。上幸洛阳,煚来朝,上劳之曰:“冀州大藩,民用殷实,卿之为政,深副朕怀。”

同书卷46《元晖传》云:

开皇初,拜都官尚书,兼领太仆。……顷之,拜魏州刺史,颇有惠政。在任数年, 以疾去职。

同书卷48《杨文思传》:(杨素从父)开皇元年,进爵正平郡公,加邑二千户。后为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职,吏民思之,为立碑颂德。转冀州刺史。

同书卷55《和洪传》:

时东夏初平(指尉迟迥),物情尚梗,高祖以洪有威名,令领冀州事,甚得人和。……属突厥寇边,诏洪为北道行军总管,击走虏。

上述五条史料说的是相州和其临近魏州以及冀州的情况。第一条材料赞扬长孙平有管理才干,将平素难于治理的邺都管理得井井有条。第二条说赵煚先是充任相州刺史,后调到冀州,这二州都有“俗薄”的称号,赵煚转到冀州后,“百姓便之”,将该州也管理得非常好,并深受文帝的赞赏。第三条和第四条则称赞元晖、杨文思在魏州的善政。第五条材料说和洪在冀州“甚得人和”,说明他也有十分出色的政绩。可见,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有治理河北南部州县的能力,而且深获当地百姓的支持,代表朝廷有效地治理,州务处置得当,获得民心。用《隋书》卷46史臣的话说,都属于“内外所履,咸称贞干,并任开皇之初,盖当时之选也”。这正是隋朝政府所追求的目标。同书46卷《韦师传》:

高祖受禅,拜吏部侍郎,赐爵井陉侯,邑五百户。数年,迁河北道行台兵部尚书,诏为山东河南十八州安抚大使。

同书46卷《李雄传》:

高祖总百揆,……后数年,晋王广出镇并州,以雄为河北行台兵部尚书。上谓雄曰:“吾儿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诚相委,吾无北顾之忧矣。”

46卷《张煚传》:

煚性和厚,有识度,甚有当时之誉。后拜冀州刺史,晋王广颇表请之,复为晋王长史,检校蒋州事。及晋王为皇太子,复为冀州刺史,进位上开府,吏民悦服,称为良二千石。

同书卷56《令狐熙传》:

(开皇初)拜沧州刺史。时山东承齐之弊,户口簿籍类不以实。熙晓谕之,令自归首,至者一万户。在职数年,风教大恰,称为良二千石。开皇四年,上幸洛阳,熙来朝,吏民恐其迁易,悲泣于道。及熙复还,百姓出境迎谒,欢声盈路。……八年,徙为河北道行台度支尚书,吏民追思,相与立碑颂德。

这四条史料反映的是韦师等人都是晋王杨广属官。据《隋书》卷62《元岩传》记载:

时高祖初即位,每惩周代诸侯微弱,以致灭亡,由是分王诸子,权侔王室,以为磐石之固,遣晋王广镇并州,蜀王秀镇益州。二王年并幼稚,于是盛选贞良有重望者为之僚佐。于是岩与王韶俱以骨鲠知名,物议称二人才具侔于高熲,由是拜岩为益州总管长史,韶为河北道行台右仆射。

按晋王杨广充任并州总管是在杨坚刚刚即位之时,与此同时,元景山任安州总管、贺若弼任楚州总管、韩擒虎任庐州总管、窦毅任定州总管、尔朱敞任金州总管、元衮任廓州总管。次年春正月,隋廷设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杨广为尚书令;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于洛阳,秦王俊为尚书令;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于益州,蜀往秀为尚书令。[37] 从这些任命的情况看,隋文帝篡权建立政权之后,在安排中央官职的同时,也对地方行政体制作出安置。尤其是关中东部的河南、河北,是政权稳定不可缺少的基础,他特别指派杨广担任并州总管,管理河东、河北之地。而辅佐杨广的属下,也都属于一时的俊杰之辈。[38]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隋朝对河北地区进行治理的特点表现在:

第一,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设立州县进行管理;第二,在重要地区设置总官府,其上则有并州道行台机构,监控河北、河东。

对于河北北部地区,杨坚也指派重要人物但当地方官。河北北部以幽州为核心,是中原王朝东北边地重要的战略城市,此地扼守东北边外与中原衔接之处,素为中原王朝所重。[39] 据《周书》卷30《于翼传》记载:

及尉迟迥据相州举兵,以书招翼(时任幽州总管)。翼执其使,并书送之。于时隋文帝执政,……翼又遣子让通表劝进,并请入朝。……开皇初,拜太尉。

同书同卷《李穆传》也提及李穆之子李荣欲联结尉迟迥对抗杨坚,但是被并州总管李穆所拒绝,李穆遣使联通杨坚,其态度与于翼一样,最终选择了杨坚。看来,幽州与并州在尉迟迥的心目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而对杨坚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隋书》卷50《庞晃传》记载:

(北)周武帝时,晃为常山太守,高祖(杨坚)为定州总管,屡相往来。俄而高祖转亳州总管,将行,意甚不悦。晃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处,今若动众,天下不足图也。”高祖握晃手曰:“时未可也。”晃亦转为车骑将军。

杨坚与庞晃都在河北做官,杨坚南下转往亳州,很不情愿,其原因就是河北、河东之地布有精锐部队,这些人马是控制天下不可或缺的力量,杨坚若离开河北,就与他们脱离干系,这当然是他所不能承受的。这段文字非常清晰地解释了河北与河东地区的战略位置。这些地区成为时人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北部突厥等游牧势力对中原的威胁,迫使中原王朝配置重兵防守,这些地区自然就为掌政者注意。就河北地区而言,除了上述尉迟迥等人发生的叛乱外,高宝宁事件也足以引起隋朝当政者的关注。

高宝宁本为北齐大将,驻守营州(治昌黎城,今辽宁朝阳),北周攻灭北齐之后,高宝宁拒不投降,与突厥联合,抗衡北周。[40] 北周在河北地区设置了幽、定(治中山,今河北定州)等总官府,以此控制河北北部地区。然而北齐文宣帝第三子高绍义逃入突厥后,被突厥推立为齐帝,高宝宁为丞相,纠集北齐残余势力发动复国战争。578年,突厥进攻幽州,高绍义、高宝宁等借机复国,而北周武帝宇文邕又病逝,政权处于交替当中,幽州人卢昌期亦趁机起兵范阳,迎合高氏。[41] 周军进攻范阳,高宝宁亦援兵范阳,但因卢昌期失败,遂退兵。北周直至灭亡,仍未能有效地控制河北北部及今辽宁西部。隋朝建立后,倍感受到威胁的突厥曾一度联络高宝宁南下骚扰,“隋主患之,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命上柱国武威阴寿镇幽州,京兆尹虞庆则镇并州,屯兵数万以备之”。[42] 开皇二年(582)初,隋又在并州设置河北道行台,杨广为尚书令;蜀王杨秀任西南道行台尚书令。“隋主惩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二子分莅方面。以二王年少,盛选贞良有才望者为之僚佐”。[43] 次年,杨坚命令卫王爽等分八道出击突厥,幽州总管阴寿率步骑十万进攻高宝宁,高失败逃亡契丹,为其麾下所杀。[44]

但是高宝宁死后,幽州局势并未平定。突厥人向该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继阴寿之后任幽州总管的是李穆族人李崇。李崇率领3000人抗击突厥,后被围,力战而死。[45] 隋朝又任命周摇主掌幽州。周摇“修障塞,谨斥候,边民以安”。[46] 在这之间,文帝吸收大臣长孙晟的建议,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分化瓦解突厥内部力量,突厥分裂成东西互不统属的对立关系,隋朝则联络一方,打击另外的势力,极大地削弱了突厥势力。[47]

幽州以北的营州,是隋朝另一个战略要地。这以前的东北都在边区政权的控制之下。自高宝宁失败后,营州掌握在隋朝手里。《隋书》卷47《韦艺传》:

为政清简,士庶怀惠。在(齐州刺史)职数年(开皇初),迁营州总管。艺容貌环伟,每戎狄参谒,必整仪卫,盛服以见之,独坐满一榻。番人畏惧,莫敢仰视。而大治产业,与北夷贸易,家资巨万,颇为清论所讥。

同卷《韦冲传》:

(开皇中)寻拜营州总管。冲容貌都雅,宽厚得众心。怀抚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惧,朝贡相续。高丽尝入寇,冲率兵击走之。

营州地区的民族成分主要是靺鞨、契丹等势力,他们与隋朝之间并不象突厥那样战争频繁,他们与隋朝的厉害关系也没有凸显出来,隋朝的目的是尽可能地维持该地区的稳定,指派较有能力而性情平和的官员管理。像韦冲那样,宽厚平和,抚慰当地各族民众,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韦艺与外族贸易交流,用经济贸易的方式联络各种势力,则极大地满足了东北边地各势力的需求。事实上,至少在这个时期,北方民族与中原交往争斗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他们的经济和贸易需要。[48]

隋朝对河北地区南部和北部统治的手段因其形势不同而有区别。南部地区是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核心区域,是王朝得以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给予特别的关注。在控制的方式上,以州县为核心,重要地区设立总管府,由晋王杨广管理。在北部,因为突厥的强盛,则增加军事防御,修建长城、边城要塞设施,出派通晓军事事务的重量级人物掌管边州,尤其是总管府机构。[49]⑧从后来的情况看,隋朝的措施是相当成功的。隋朝在短期内之强盛,边疆地区的建设所带来的稳定是其强盛的必要条件。

从上面的讨论情况,我们可以略作总结如下:

河北地区,在北周与隋朝的嬗替转变之中,其地位的转移,不仅反映出6世纪后期中国政治力量和政治中心变化的特质;而且它在这样的转变过程里还能保持自身的重要地位,同样也十分清晰地展现它在割据性王朝和全国性王朝中的地位。当然,这两者的角色定位是不一样的。

隋朝建立之前的河北,自从东汉王朝衰弱后,河北先后出和经历现过袁绍势力、曹魏政权、后赵、冉魏、前燕、后燕、北魏、东魏、北齐等政权,这些政权或势力均系地方性或区域性王朝,河北地区是他们经营的中心腹地,其地位之重要,实系王朝建立稳固之基础。换句话说,河北地区的占有,是这些东部政权能否成功的关键。

就地理位置而论,河北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历代王朝在这里设置的地方机构也都如此。其南部地区自古以来属于中原王朝的核心腹地,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南部地区自然条件比较优越,气候温和,雨水适中,适宜灌溉性的农业生产,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稠密,是王朝的支柱地区。其北部地区则呈现出与此迥异的特征。自燕山之北至辽东迤北,生活着众多的游牧、半游牧和渔猎民族,鲜卑、契丹、奚等势力频繁南下,特别是鲜卑各部西进南下,建立了若干政权,分布于河北等地。他们以此向中原拓展,失败后则由此退回北方。河北的战略位置使它成为众多民族建立政权的有利条件,这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发挥的地理优势。

北周兼并北齐,统一了北部中国,北周以关中为其腹地,北齐旧地往昔的战略地位被削弱。杨坚掌控北周朝政时,爆发了尉迟迥等人的叛乱,这至少蕴示出河北南部地区还存在着政治性的对抗势力。杨坚不能允许异己的政治势力存在,在消灭尉迟迥叛乱的同时,以行政变革的方式进一步削弱了以邺城为核心的河北南部地位。对即将出现的隋朝而言,邺城的削弱,是建立长安为都城的全国性政权的必要条件。这种政权的建立必须是在削弱长安以外特别是河北的战略地位为前提的。但是,作为王朝兴盛不可或缺的核心腹地之一,河北在新王朝的经营者们眼里,仍旧为他们所关注、重视。不过这种关注只是以河北作为朝廷经营全国的地区之一来看待的。在北周与隋朝的嬗替过程中,河北(特别是北部)又承担着防制突厥等游牧势力而被朝廷刻意关注。河北南部为新王朝输送优质的粮食、丝绸、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北部则为新王朝保卫疆域、拱卫黄河中原腹心,这样的作用不仅贯穿于整个隋朝,而且持续到唐朝,只是到唐朝中期,河北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不过这种变化伴随了中央王朝整个局势的转变,这个问题我打算另文撰述。

注释:
[1] 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9-10页。
[2] 同上书,第10页。
[3] 中国内部各地区因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不同而呈现诸多差别,历史上一直成为各个王朝经营运作基础,其地区之间的差别是相当明显的。所谓本土、边地,或腹地、边疆就是非常明显的区位划分。许倬云先生在《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一文中提出“核心-中间-边陲”的模式讨论各地区之间的层次,对深化这个问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该文载同作者《求古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版。
[4] 就河北地区而言,今人和前人都有不少的研究。明清和民国时期修撰的河北省、地、县志无疑是我们研究该地区可利用的资料,但对于本文所讨论的时代,隋唐及宋朝遗留下来的文献显然更有权威。此外,金毓黻《东北通史》(台北乐天出版社1971年版)、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5卷《河南河北卷》(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近年编著的《河北省志》、严兰绅主编的《河北通史》中的(牛润珍主编)《魏晋北朝卷》(主编)《隋唐五代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邓绶林《河北省地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都是对该地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本文的出发点是从隋朝中央王朝的角度论述河北,与前文略有不同。
[5] 本文所用《通典》系王文锦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版。
[6] 参见《隋书》卷29《地理志上》。
[7]参见《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
[8]道的出现是在唐朝。史念海先生认为,道之创立,类似与西汉中叶州的制度,目的是派遣官吏以时巡查,强调国家对地方的治理。见《论唐代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载同作者《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2页。谭其骧先生认为唐代初期的道是地理观念,中期时转变成具有检察的职能,并向节度使体系转化。见《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载同作者《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994年版,第41页。又见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70页。参见郭锋《唐代三级道》,载同作者《唐史与敦煌学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9]日本史学界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更多地是从东(北)亚整体格局的角度着眼,譬如西嶋定生先生提出“册封体制”的观点,论证中国与周边各政权之间的关系(见氏著《六-八世纪的东亚》,同作者《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堀敏一先生从中、日、朝鲜三方论述亚洲东部各国的交往(见氏著《隋唐帝国与东亚》上篇第一章,韩昇、刘建英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继此之后,港台学者相继地发表论文,其视野扩展到隋唐帝国之外,如林天蔚、黄约瑟编《古代中日韩关系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7年)等。国内学者近年也多打破隋唐单一视角,开始更多地从当时国际关系方面着眼。如韩昇《隋朝与高丽国际政治关系分析》(载《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1995年)、《王小甫《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四卷)等(唐朝的情况从略)。
[10]见[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隋朝的整体战略,在墓志铭里也有反映。据《唐故赵君墓志铭并序》记载:“皇隋并吞八荒,奄有万国,因官流派,迁寓神都。”墓志的主人赵义之祖是德州条县的县丞,父亲不载,按一般惯例属于无仕之人,他本人也没有官职,大概属于乡绅之列。墓志的上述记载虽然不是主要内容,但文中所说的现象则反映出民间社会对隋朝的周边战略也有所了解。看来这在当时是人们所习知的事情。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第505页。
[11]关于隋朝国际政策,可参见高明士《论倭给隋的“无礼”国书件——兼论隋代的天下秩序》,载《中国与亚洲论集》,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版。
[12]关于高宝宁事件所展示的隋朝与东北高丽等势力的关系,参见王小甫《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四卷。
[13]《隋书》卷60《崔仲方传》也有记载:开皇初,“令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明年(二年),上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
[14] 见《周书》卷50《异域下·突厥传》。参见林恩显《突厥对隋唐两代的分化政策研究》,载《民族社会学报》17卷,1979年5月。
[15]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97页。
[16]慕容三藏的墓志铭也已出土,参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第564-465页。墓志记载的内容较《隋书·本传》详细,但《隋书》上面的内容不见于墓志。按墓志记载的内容多于《隋书》乃属正常,后者因系官修史书而对撰主有相应的规定,这是可以理解的,唯二者有些记载相互抵牾,本人拟撰他文以详辨。
[17]参见王民信《隋唐对于吐谷浑之经营》上下,载《大陆杂志》18卷6、7期,1959年3、4月;李存福《隋唐与吐谷浑关系述略》,载《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陆庆夫《略论隋朝对丝路的经营》,载《兰州大学学报(中国古代史论文专辑)》1983年1月。
[18]见《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载同作者《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11-130页。
[19]见《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载同作者《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50-271页。
[20]唐代的文献专门对河北道北部边地的州作过规定,《唐六典》卷3《户部尚书》记载了全国边州的名称,其中属于河北道者有:安东、平、营、檀、妫等五州府。实际上,河北地区的南北两部,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以隋朝以前的魏晋北朝为例,河北南北之间界限一直分明如此。有关的情况,牛润珍撰著的《河北通史·魏晋北朝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有详细的说明,具体参见该书第136页。
[21] 同2。
[22]见《唐代纺织工业之地理分布》,载氏著《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关于魏晋北朝时期河北的丝纺织业、瓷器制造等情况,参见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第240、260页。
[23]见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24]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6页。
[25]见《中国人口史》第2卷《隋唐五代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但文中所谓的冀州即今河北一带,按照《隋书·地理志》的划分,应该包括今山西,冻书仅指河北不确。
[26]同上书,第185页。另有洪廷彦《对〈隋书·地理志〉所记南北户数的分析》一文,可参见,文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
[27]这部分人口在隋朝河北的情况不明确,现存的文献也没有记载。有一些学者关注过
唐朝东北内迁到河北等地外族的情况,而且数量也不算少,但是这些都是唐朝的事情,隋朝时期东北以外的民族势力内迁似乎不明显。所以河北北部地区的外族分布是不能与唐朝等量齐观的。关于唐朝外族内迁河北等地的研究,参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3卷《隋唐五代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135页;马驰专门探讨了唐朝幽州境内的外族人口,见《唐幽州境侨治羁縻州与河朔藩镇割据》,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213页。
[28]参见《北史》卷62《尉迟迥传》。按《资治通鉴》卷174陈宣帝太建十二年(580)七月条《考异》曰:“《周书迥传》又有毛州。按迥灭后,隋高祖始置毛州。《迥传》误也。”
[29]见《周书》卷21《王谦传》、《司马消难传》。
[30]《资治通鉴》卷174陈宣帝太建十二年(580)九月条。
[31]尉迟迥等人反叛的性质,清人王夫之认为他与杨坚一样,都是争权者,并非出自维护北周的利益。他说:“尉迟迥可以为宇文氏之忠臣乎?……迥可为忠臣,则刘裕之讨刘毅,萧道成之拒沈攸之,使其败而死也,亦晋、宋仗节死义之臣乎?杨坚无功而欲夺人之国,于是乎有兵可拥者,皆欲未坚之为,迥亦一坚也,司马消难亦一迥也,王谦亦一消难也。”见《读通鉴论》卷18《宣帝十》,中华书局1975年版。胡如雷先生亦有同论,见《周隋之际的“三方之乱”及其平定》,载《河北学刊》1989年第6期,又收作者《隋唐政治史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参见汤承业《论隋文帝勘平三方之乱与剪除六王之谋》,载《幼狮学志》(台北)7卷2期,1968年4月。而英国学者杜德桥是将尉迟迥作为北周政权的维护者看待的,他所撰写的《尉迟迥在安阳:一个8世纪的宗教仪式及其神话传说》(王立群译文)则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文载乐黛云等编选《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杜德桥的观点实际上继承了西方学术界主流的看法,参见[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汉译本第60-62页。
[32]见《资治通鉴》卷174陈宣帝太建十二年(580)九月条。
[33]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解释,见毛汉光《北魏东魏北齐之核心集团与核心区》,原载《史语所集刊》第57版。参见牛润珍《河北通史·魏晋北朝卷》第六章。本第2分,又收录同作者《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34]见《读史方舆纪要》卷49《河南四》,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第343页。
[35]见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载同作者《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参见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12页;按该书当承续谭说。
[36]我认为,隋文帝借平尉迟迥的机会削弱邺城,将其治所南移安阳,就此打破了邺城先前的战略地位。从隋朝建国定都关中,旋又大修洛阳城的时间来看,隋朝的意图是以长安制衡全国,以构筑洛阳而展露东向发展的意图,其战略是以西部制衡东部,进而控制全国。在这种情况下,邺城的战略地位不被削弱,就不可能实现全局意图。所以杨坚借消灭尉迟迥之机削弱邺城,表明以地区割据性为特征的王朝时代的结束,以关中为核心的覆盖全国性政权时代的开始。
[37]并见《隋书》卷1《高祖纪上》。
[38]这种情况在出土的墓志铭里也有反映,参见《□□□国洛州长史金乡县开国公杨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第12页,下同)、《大唐故田夫人墓志并序》(第36页)、《大唐潘府君墓志铭》(第49页)、《隋故越王府司兵参军事贾君墓志铭并序》(第31页)等。
[39]关于幽州城的战略地位,程存洁有论述,他着眼于唐朝东北边防的体系,论证幽州的战略位置,此文虽然没有涉及隋朝,但是唐初的情形有助于我们观察隋朝。对于东北地区而言,隋唐二朝有诸多相似之处。程文见氏著《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第五章《唐王朝东北边城防御体系的形成》,中华书局2002年版。
[40]《隋书》卷39《阴寿传》说:“时有高宝宁者,齐氏之疏属也,为人桀黠,有筹算,在齐久镇黄龙(今辽宁朝阳)。及齐灭,周武帝拜为营州刺史,甚得华夷之心。高祖(杨坚)为丞相,虽连结契丹、靺鞨举兵反。”
[41]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可参阅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89-91页。
[42]见《通鉴》卷175宣帝太建十三年(581)十二月条。参见《隋书》卷51《长孙晟传》。
[43]同上引《通鉴》。
[44]见《通鉴》卷175长城公至德元年(583)四月条。关于高宝宁事件,参见王小甫《隋初与高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
[45]见《隋书》卷37《李崇传》。
[46]见《隋书》卷55《周摇传》。
[47]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97-105页。
[48]同上,第93-94页。
[49]同上,第96-97页。

原文: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a02/5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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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河北地方社会的变迁与新兴文士阶层的兴起》

作者: 赵满
论文语种: 中文
专业代码: 060200
学科名称: 中国史
专业名称: 中国史
学位: 历史学硕士
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系所: 历史学系
第一导师姓名: 牟发松
论文完成日期: 2017-03-01
论文题目(外文): The Rise of Emerging Literati Class and the Changes of Hebei Locial Society in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关键字(中文): 河北地方社会 新兴文士 藩镇体制 河北优势
关键字(外文): Hebei local society the emerging literati the military governorship system the preponderance of Hebei

论文文摘(中文): ︿
五代宋初,河北地域出身的文武官僚崛起,在北方中央政权中形成了为学界称为“河北优势”的特殊现象。本文旨在探求“河北优势”形成的社会根源,由此考察了唐玄宗朝到五代这两百余年间河北地方人群的变动与社会变迁,并对作为“河北优势”主体的新兴文士阶层的兴起历程进行了研究。
开元天宝年间,因羁縻州的设置、东北少数族的内徙定居,河北北部地方社会胡化日益加深。少数族逐渐融入当地基层社会,并改变了当地人群构成状况。在胡化语境之外,因地方士族的普遍“中央化”,造成河北地方精英人群结构的变动,地方州县官、因宦寓居的士族、土著类地方精英在宗教等基层社会活动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这反映了后“中央化”时代,河北地方社会精英人群的构成与社会秩序状况。在这一社会变迁中,河北本土新兴文士崭露头角,以高尚、严庄等为代表的新兴文士在安禄山起兵叛乱和政权建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安史之乱后,河北进入藩镇割据时代。藩镇体制给地方新兴文士阶层提供了仕宦孔道和成长空间。河北藩镇奉行“河朔故事”的地域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导致了河北文士任官本土化的倾向,又由河北尚武文化的浸染,本土文士具备了允文允武的个人素质,并在仕宦上呈现出文武合一的特征。河北文士因任官本地而能够在仕进和地方利益的经营上相辅相成,从而形成了植根于地方社会的土著化势力。同时因出仕所在藩镇的下级幕职官以及管内州县低级摄官,河北新兴文士具备了精于吏干的政治素质。长庆元年(821)以降,河朔复叛,河北藩镇独立性增强,外来士人更为不足,这使得处于藩镇政权下级的地方新兴文士能够突破藩府下级、上级幕职官之间“天然”的身份“藩篱”,成功进身藩镇高层,这预示着河北新兴文士阶层的兴起。
唐末五代初期,河北成为李克用、朱全忠两大军事集团争夺的焦点。晋唐政权在经略河北的进程中,有效吸纳了河北地方文士,并予以重用。随着梁唐易代的完成,河北地方文士从地方政权进入了北方中央政权,形成了后唐以降官僚群体中的“河北优势”。“河北优势”局面的形成与唐末河北藩镇相对稳定、安全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而作为“河北优势”主体的河北新兴文士在河北藩镇之下长期积累并形成的精于吏干、允文允武的实干型政治素质,是他们在军事化的五代政权中取得仕宦成功并形成“河北优势”的重要原因。
综而观之,从开元天宝年间到五代初期,伴随着河北政治环境的变化,河北地方社会也悄然发生了变迁,河北本土新兴文士阶层势力不断成长,从下级升至高层,又从“地方”走向“中央”,他们在唐宋之际社会变迁以及政治精英身份转型的进程中,不无先行者的意味。

绪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2
第三节 基本史料及运用 12
第一章 开元天宝年间的河北地方人群与社会秩序 14
第一节 开天之际河北北部的胡化与人群构成 15
一、 东北少数族内徙与定居幽州 16
二、开元天宝年间幽州地方人群构成——以《大般若波维密多经》天宝六载四月八日造经题记为例 18
第二节 胡/汉语境之外的河北地方人群及社会秩序——以恒州鹿泉县为例 26
一、土门崔氏家族的迁居历程 27
二、开元天宝年间的鹿泉县地方社会秩序——以本愿寺石刻为中心的考察 34
第三节 河北新兴文士与安禄山叛乱——以高尚、严庄为中心 41
第二章 藩镇体制下的河北地方社会与新兴文士阶层的成长 47
第一节 河北地方人群与外来人群的土著化 48
一、乡居士族 49
二、土著化的外来士族 51
三、“北走河朔”的外来士人 53
第二节 地域主义与河北文士的特殊任官形态 57
一、河北文士的任官本土化 58
二、文武合一的迁转途径 62
第三节 藩府体制之下河北新兴文士的仕宦路径与势力成长 69
一、藩府下级幕职 70
二、河北地方州县摄职 78
第四节 从“下级”到“高层”:唐末河北新兴文士仕宦上的突破 ——以幽州马实、王公淑、张建章为例 83
一、马实 83
二、王公淑 87
三、张建章 89
第三章 从地方到中央:五代时期河北新兴文士阶层的兴起 97
第一节 “河北优势”:五代政权中的河北籍文官 97
第二节 晋梁争霸中的河北文士动向 99
一、刘仁恭父子暴政、晋王灭燕与幽州文士的去燕入晋 100
二、庄宗入魏与后唐政权中的魏博文士 107
第三节 “河北优势”的形成及河北新兴文士的持续性影响 111
结论 115
参考书目 118
后 记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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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世文献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
《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礼记》,阮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新五代史》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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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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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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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
(清)沈涛编《常山贞石志》,《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
(清)黄本骥辑《古志石华》,《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
(清)董涛撰《重修曲阳县志》,《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2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
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一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三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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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藏志专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
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编《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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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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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石经组编《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三、工具书与资料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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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仁井田陞《唐令拾遗》,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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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今人研究论著(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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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陈光崇《唐史所见张建章其人》,《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8期。
陈磊《唐代后期河北地区的文化分区与社会分群》,收于李鸿宾主编《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
陈弱水《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阶层兴起的几点观察》,收于氏著《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陈翔《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陈小玲《安定张氏家族墓志研究》,《苏州文博论丛》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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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收于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邓小南《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文史哲》2005年第5期。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方积六《论唐代河朔三镇的长期割据》,《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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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琰琰《近三十余年唐代胥吏问题研究述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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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井一臣《唐代前半期の郷望》,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の都市と農村》,東京: 汲古書院,1992年。
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2, No. 2. (Dec, 1982)
Wang Gungwu,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Eberhard Wolfram, 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E. J. Brill,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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