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和北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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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焘,语文出版社 2000 年

普通话和北京话
林 焘著 语文出版社 2000 年

一 从雅言到官话
二 国语运动
三 普通话——现代汉语的标准语
四 北京话——最开放的汉语方言
五 普通话和北京话得关系
六 推广普通话

一 从雅言到官话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幅员辽阔、方言复杂的大国。远在春秋战国时期,方言之间的分歧就已经相当明显。孟子在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的时候,就曾经以当时方言的分歧作为例证:“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 (喧扰) 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 (齐国闹市名) 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孟子·滕文公下》)要想让楚国的孩子学会说齐国方言,必须把他送到齐国去住几年才行,可见当时齐国方言和楚国方言之间的差别有多么大了。《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乳毂,谓虎於菟(wū tú)”,更明确地记载下了楚国人把“乳”称作“毂”、把“虎”称作“於菟”的特有方言词。当时各诸侯国之间交往频繁,并不是各说自己的方音,各用自己的方言词汇,而是有一种共同使用的语言,就是所谓“雅言”。“雅”是“正”的意思,“雅言”就是正确的语言,是大家都应该遵循的语言。孔子非常重视这种雅言,《论语·述而》里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孔子在他诵读诗书和执行典礼的时候并不是说他自己的家乡话鲁国方言,而是用各地都通行的雅言。
从周朝到秦朝,王室每年秋天都要派官员到全国各地去搜集地方歌谣和方言,集中保存在朝廷的“密室 (档案室) ”里,可见当时的统治者是十分重视方言的,可惜这些宝贵的资料在秦末战乱中全部散失了。西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扬雄见到了一些残存的资料,就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向全国各地到长安来的人作广泛的方言调查,用 27 年的时间编成《方言》一书,记录下了大量的各地方言词语,而且一一加以解释。全书的第一条:“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知”是对所收方言词“党、晓、哲”的解释词,书中每一条都有这样的解释词,这些解释词应该是各地都能通行的词语,而不会是一个地方的方言词。《方言》还多次使用“通语”“凡语”“通名”这些名称,例如卷一:“汝颍之间曰怜,宋鲁之间曰牟,或曰怜。怜,通语也。”“嫁、逝、徂、适,往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通语”“凡语”这些名称显然指的是当时各地都能通行的语言。
“雅言”和“通语”这些名称的出现,说明中国至少从春秋战国起,在正式交际场合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大家都要遵循的共同语,写在书面上就是大家都能看懂的书面语言。这种共同语在形成的时候也可能还没有十分严格的语音标准,但是,既然说话和写文章都要遵循,就必然有一种具有权威性的方言作为各地方的人学习的基础。在古代,只有能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都城方言才有可能具备这样的权威性。中国从商周直到北宋的两千年时间里,都城一直在中原地区,而且主要是在长安(西安)和洛阳两地。因此,这种全国都能通行的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应该就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方言。在这两千年里,中间虽然经过晋室东迁建康(南京)的二百多年,形成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中原地区被入居内地的各族所统治,但是,统治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不断更替,始终没有形成巩固的政治力量,而且最终被汉族所同化。偏安于南方的汉族政权和人民一直把这种分裂局面看成是暂时的现象,仍旧认为中原地区是中国的中心。因此,在这二百多年的南北分裂时期,中原地区方言在全国的权威性地位并没有动摇。
到了公元十世纪左右,这种权威性地位才受到挑战。北宋时期,契丹族已经在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建立起了巩固的辽政权,但还没有占领中原地区,为了加强和北宋的对抗力量,辽把毗邻北宋边界的燕京(北京)定为陪都,是辽国的五京之一。女真族灭辽建立了金政权以后,占领了中原地区,并于 1153 年正式迁都北京。从此北京成为一国的首都。
在金统治的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内,长安和洛阳已经不再是政治中心,这个地区的方言也就逐渐丧失了原来的权威性地位。到了元代(1206—1368 年),蒙古族统一了中国,在北京地区兴建起了世界闻名的元大都,取代了过去的长安和洛阳成为全国惟一的政治中心,元大都话也就逐渐取代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方言,成为具有新的权威性的方言。这个时期,元杂剧的盛行也对大都话的普及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元杂剧初期主要在大都等几个北方城市演出,元杂剧的四大作家中,除白朴外,关汉卿、马致远和王实甫都是大都人,他们的作品应该能够反映出当时大都话的面貌。元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所归纳出的声韵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现代的北京话。这部书的书名虽然仍旧沿用“中原”这个名称,实际上已经不是只指长安、洛阳一带,而是包括了以元大都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
到了明代中叶,出现了“官话”这个名称。“官话”名称的出现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已经形成的主要标志。从字面上看,“官话”是指官吏所说的话,也就是官场上通行的话。当时的官吏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到外省做官,都不可能说京城人和外省人听不懂的家乡话,客观的需要迫使他们必须学说官话。这些官吏也许并不十分明确这种官话是以什么方言作为标准的,反正不说自己的家乡话,改说官场里通行的话就算是说官话。实际上在明代中叶的时候,官话已经不限于只在官场上应用,说官话已经成为当时文人的一时风尚。明嘉靖年间的著名学者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里提到当时的大书画家雅宜山人王宠“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话”,王宠是今苏州一带人,一生未作官,也那么爱说官话,可见当时的官话已经不是只在官场上流行。差不多同时代,身居高官的张位在《问奇集》里说:“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今天江浙人说普通话往往分不清 j,q,x 和z,c,s,大约就是张位所说的“齿音不清”,原来江浙人说普通话常出现的毛病在四百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张位能够分辨出“齿音不清”是“官话中乡音”,可见他的心目中一定有一个全国都能通行的官话语音标准,能成为这个语音标准的方言只可能是当时最具有权威性的都城方言北京话。自然,当时人也可能还没有如此明确的认识,因此往往把比较接近北京话的其他方言也看成是“官话”,于是有所谓“西南官话”“西北官话”和“下江官话(即江淮官话)”等等说法,这些名称在客观上相当符合汉语方言区划分的实际情况,因此一直沿用下来。到今天,“官话”这个名称仍然在使用,但并不是指以北京话为语音标准的汉民族共同语,而是汉语北方方言的统称。
官话的普及起初只是官吏们自发的行为,至于一向不出乡里的平民百姓,并没有感觉到有说官话的需要,自然就没有兴趣去学,尤其是远在福建、广东一带的居民,自己的方言和官话的差别是那样的大,学起来困难重重,更是很少有人愿意去学。到了清雍正年间,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人还是不大懂官话,语言的障碍影响到政令的推行,于是在雍正八年(1730 年)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八年以内在福建和广东推行官话,首先在福建省城四门设立“正音书院”,教当地人说官话,并且规定,八年以后凡是举人、秀才、贡生、童生不懂官话的一律不准参加考试。但是,这项相当严格的命令并没有能够长期实行,到乾隆十年(1745 年),福建省城四门的正音书院就被裁撤了,举人、秀才们也并没有因为不会说官话不准参加考试。尽管如此,雍正的这道谕旨对官话的推行和普及仍然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国语运动
十九世纪末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从惟我独尊的泱泱大国沦为向列强割地赔款的战败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有识之士忧心忡仲,纷纷向西方国家,尤其是明治维新后强盛起来的日本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1898 年,在戊戌变法维新的浪潮中,成立了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1902 年,桐城派古文大家、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总教习吴汝纶去日本考察学政,深受日本教育普及和国语(东京语)统一的影响,回国后写信给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张百熙,建议学习日本的经验,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认为“此音尽是京城口音,尤可使天下语言一律”。张百熙采纳了他的意见,在第二年和荣庆、张之洞一起奏定学部章程时,明确规定“兹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到了宣统元年(1909 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在当时,这是非常大胆的建议,因为清朝一直是把满语称为“国语”的。这时清政府已处于崩溃前夕,只能采纳了这个建议。1910 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法案”,决定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立分会,准备审定“国音”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和国语词典等。这些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实行,清政府就被推翻了。
1912 年初中华民国成立后,当年 7 月在北京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上肯定了“国语”这个名称,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国语。次年 2 月召开了有各省代表参加的“读音统一会”,议定汉字的国定读音(即“国音”)和拼写国音的字母“注音字母”,由于与会代表意见分歧,会议一直开到 5 月底才结束。在过去的“官话”时期,大家对官话的认识和理解并不一致,现在要议定汉字的国定读音,各省代表自然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意见,北方的代表主张以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遭到南方一些省份代表的强烈反对,双方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论,互不相让,最后以投票的方式议定,“国音”应该以北京语音为基础,但同时要吸收其他方言的一语音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所谓区分尖团音,就是要把“尖”“墙”“小”“需”等在一些方言里读成尖音的字读成 ziān,ciáng,siǎo,sǖ 等,不能像北京话那样,和团音字“坚 jiān” “强 qiáng” “晓 xiǎo” “虚 xǖ”等读成同音。所谓保留入声,是因为北京话的入声早已消失,“屋 wū,国 guó,尺 chǐ,玉 yù ”这些古代的入声字在不少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里仍旧保留入声的读法,在北京话里,这些入声字已经分别读成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了。国音是否应该保留入声,是“读音统一会”代表争论的焦点,最后虽然议定保留入声,但是入声字应该怎样读,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当时正值袁世凯篡权,政局动荡不安,读音统一会议定的这条议案一直被悬置起来,并没有公布实施。
1916 年,北京的一些知名学者为了促进推行国语,组成了“国语研究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准备调查各省方言,选定标准音,编辑国语教科书等。在社会的强烈要求下,北洋政府教育部在1918 年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并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所”,讲授注音字母和国语,出版国语教科书和留声片。当时的国语自然仍旧保留入声,一般都只是把入声字读得比其他字短一些而已。
“读音统一会”在 1913 年议定出来的“国音”标准实际上是一种南北方言混合的杂糅音,后来被称为“老国音”。这种老国音完全是生造出来的,全国没有一个人用这种语音标准说话,自然很难真正推行。1918 年正式公布后不久,就遭到强烈反对,许多人主张应该从实际出发,改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于是又引起了一场“国音”和“京音”的辩论,辩论的焦点仍旧在是否应该保留入声。在中国传统诗词的平仄格律中,入声属于仄声,北京话把一部分入声字如“八 bā,黑 hēi,白 bái,独 dú”等等读成平声,打乱了传统诗词的平仄规律,也影响到朗读古文时的节奏感,这是当时主张保留入声的最主要依据,受到不少文人的支持。在传统诗词和文言文仍旧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要想取消入声,对老国音进行彻底的修订,自然是很难真正做到的。
1919 年爆发了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中形成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大大促进了国语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胡适发表了著名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并且作出如下的解释:“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方才算得真正的国语。”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国语的推行和五四以后席卷全国的白话文运动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很有声势的国语运动,“国语研究会”的会员很快就达到一万多人,北洋政府教育部也在 1919 年正式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作为教育部的一个附属机构,专门负责推行国语的行政事务,并且把全国国民学校的“国文”科改为“国语”科。1924 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对过去公布的老国音和注音字母进行修订,这时白话文运动已经取得全面胜利,字音的平仄问题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重要了,在这种新形势的促进下,会议相当顺利地通过了取消入声的决定,彻底放弃“老国音”,改为以北京语音作为国音的标准,后来就被称为“新国音”。新国音以实际存在的口语语音作为标准,明确了必须以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这是国语运动的一项很重要的贡献。
1928 年北伐成功以后,国民党国民政府把“国语统一筹备会”改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聘请一些知名学者和语言学家担任委员,负责筹划国语的推行和统一工作。国语运动从此成为一项长期持久的工作,直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停顿。从 1919 年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算起,在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培养了大批国语师资,出版了国语辞典、国语留声片,发表了大量的研究和宣传国语的文章,为汉民族共同语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尽快扫除台湾人民和大陆同胞之间的语言障碍,在台湾刚刚光复不久,就从大陆派学者专家去开展国语运动,由于过去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也由于台湾人民对回归祖国充满了热情,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在台湾全省完成了国语的普及工作。

三 普通话——现代汉语的标准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 1955 年 10 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会议确定以“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并且对普通话的内容和推广普通话的具体措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1956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正式规定普通话的内容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式的规定除了继承新国音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外,增加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两项内容,对普通话作出了全面的、明确的解释。
“普通话”这个名称早在清朝末年就已经存在,和“国语”差不多是同时出现的,社会上也一直有人使用,但是当时所指的内容并不十分明确。鲁迅曾经不只一次提到普通话这个名称,1934 年在《门外文谈》一文里这样说:“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已有着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中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且介亭杂文》)这是当时对普通话很具有代表性的看法。三十年代,上海一些文化教育界人士正在倡导所谓“大众语”,形成颇有声势的大众语运动。运动号召向大众学习语言,强调大众语不等同于“国语”,应该以北方话为主流,逐步发展成为“话文合一”的现代中国普通话。大众语运动还介绍了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认为这种新文字是大众语最理想的书写工具。
二十年代末,在当时苏联倡导的文字拉丁化运动的影响下,正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员瞿秋白、吴玉章等人和苏联的汉学家一起拟定了“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方案中的一条原则明确指出:“这种拼音文字拼写的不是文言,也不是以北京一地方言为标准的‘国语’,而是各大方言区的大众口语。”当时计划为各大方言区都拟定拉丁化方案,但公布和推行的只是北方话的拉丁化方案,语音标准相当接近“老国音”,区分尖团,但不标声调,因此不存在入声问题。这个方案先在苏联远东地区的中国工人中推行,取得很大成绩,三十年代初传入中国,很快就在青年学生和青年职工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也得到以鲁迅为首的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大力支持,各地纷纷成立拉丁化新文字的团体,开办学习班,形成了和国语运动并行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在全国各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有成千上万的人学习这种拉丁化新文字,声势大大超过当时已基本陷于停顿的国语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种拉丁化新文字仍然有相当广泛的影响。
1955 年的两个会议认真总结了过去几十年国语运动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经验教训,确定以“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代替了过去通行的“国语”,同时确定普通话应该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在过去几十年国语运动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不同思想基础上取得了共同的认识,这是两个会议非常重要的成就。从此汉民族共同语有了明确的规范,普通话作为现代汉语的标准语在全国范围内通行。
明代的官话实际上就已经是以当时的北京语音作为学习的对象,清雍正时在福建省城设立的正音书院也是由能够说纯正北京话的驻地八旗军担任教习。但是,在明清两代,始终没有正式明确认定应该以北京语音作为官话的标准音。国语运动时期,从南北杂糅的“老国音”改定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新国音”,整整用了十年的时间。到了三十年代,大众语运动和北方话拉丁化运动强调大众语的作用,又提出了不应该以北京一地方音作为大众语标准的主张。一直到1955 年召开的两个会议上,才在“普通话”的正式名称下对民族共同语的语音标准取得各方面都同意的认识。从官话到普通话,经过几百年时间才真正取得共识,这个过程应该说是相当漫长而且曲折的。
在传统古诗文独霸文坛的时代,要想把已经没有入声的北京话正式确定为标准音,不可能不遇到十分强大的阻力。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和新诗已经居于文坛的主导地位,仍然有许多人不同意以北京音为标准,这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有的是由于政治思想不同导致语言观的不同,也有的是由于传统的安土重迁、热爱乡土思想的影响,对自己的乡音有所偏爱,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当时还没有能够明确认识到标准音和北京方音的区别,把标准音和所谓“京油子话”混同了起来。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把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作为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包括北京话的声母、韵母和声调以及它们之间的配合关系等等,其中并不包括北京方言土语里的一些语音成分,这些听起来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成分自然不能作为普通话的语音标准。例如,北京话的儿化和轻音特别多,其中大部分都不能被吸收到普通话里去;有一些土语词如“ (打碎) cèi,拽 (扔) zhuāi,挼 (皱) ruá”等语音结构比较特殊,也不能进入普通话的语音系统。
普通话是高于汉语一切方言的现代汉民族标准语,并不等同于北京方言或其他任何地方方言。普通话是以中国使用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的北方话作为基础方言的。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方言就已经是“雅言”和“通语”的基础方言,由此形成的书面语言成为历代古文的规范。到了宋元时期,这种由规范逐步变僵化的书面语言已经严重脱离当时的口语,出现了接近于口语的宋元话本。宋元话本原来是当时的民间说书艺人讲故事所用的底本,以当时广大群众都能听懂的北方话作为基础,语言通俗流畅。宋元以后白话小说盛行,主要就是在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用的语言也都是北方话。五四以后兴起的白话文继承了这个书面语言的传统,并且不断吸收外来词和方言词来充实自己。书面语言经过这几百年的变化,用词造句都远远超出一地方言的局限。对口语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普通话继承了这个传统,以北方话为基础,并且不断充实和锤炼,超越北京方言和汉语其他方言之上,成为现代汉语的标准语。作为标准语,普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都必须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在口语里,语法结构比较灵活松散,除了少数方言区的人有可能说出带有明显方言色彩的“我说不来普通话”“你有看电影没有”之类不规范的句子之外,一般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不大会在口语里出现完全不合乎语法规范的句子。书面语言是在口语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形成的,用词造句必须严谨完整,目前一般的书面语言还不能说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要求,语法不通、句子结构支离破碎的现象在文章里仍然屡见不鲜。为了使书面语言达到语法规范的要求,并由此引导口语向这个方向发展,就必须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书面语言的语法规范。所谓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主要是指现代一些名家的著作和政府公告以及重要政论文章等,这些著作和文章在写作过程中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锤炼,是可以作为普通话的语法规范的。

四 北京话——最开放的汉语方言
北京话,指的是住在北京城区一带的本地人所说的话。以北京城区为中心,东至通县,西至门头沟,南至丰台,北至怀柔,说的都是北京话。在这个只占北京市总面积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内,当地人所说的北京话的语音系统就是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语音标准。
北京是千年古都,北京话也经历了千年以上的发展和变化。至少从隋唐时期开始,北京一直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冲突和融合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当地的汉族人和少数民族长期居住在一起,人口也不断大量流动。一千多年来,北京话始终处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之中,既和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是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不断交流,也和各地的汉语方言有频繁的接触。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越是封闭,发展变化就越慢;越是开放,和其他语言和方言不断接触,发展变化就越快。现代的北京话和汉语其他方言比较,可以说是最开放的语言;现代的北京话保留的古音成分少,语音结构简单,也可以说是发展变化最迅速的汉语方言。
北京在唐代属幽州,公元 936 年,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幽州地区从此脱离中原汉族的统治,北京也就成为辽金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南方重镇,政治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到公元 1153 年成为金代的国都燕京。从辽至金,大量的北方少数民族涌进北京地区,原住在北京地区的汉族人民被迫或自愿和他们居住在一起,加强了和他们的联系,和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广大汉族人民反而在政治上完全分离,交往也受到严重的阻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三百年之久。和外族语言长期密切接触,和广大中原地区的本族语言反而关系疏远,北京话从一千多年以前就开始处于这种和其他汉语方言完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这种语言环境对北京话的发展变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可能早在辽金时期,北京话就已经成为发展最快、结构最简单的汉语方言。
在辽金两代,契丹族和女真族多次入侵中原,不断俘虏汉族人到东北去,次数之多和数量之大是十分惊人的,其中以幽燕地区的汉族人占绝大多数,他们所说的方言自然就是以北京话为中心的幽燕地区方言,这样就把当时的北京话和北京附近的方言扩展到了东北地区。汉族人文化高,以所掌握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影响当地的少数民族,汉语在东北各族语言里也就逐渐占了优势。当地少数民族中有不少人在汉族的长期影响下逐步汉化。最终甚至放弃了自己民族的语言。金在迁都到燕京的时候,女真贵族就已经不大能说本民族的语言了。
蒙古族统治者灭金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元朝,把原来的燕京改建成元大都。大批的蒙古人来到大都,和当地的汉族人生活在一起。元朝的统治者强迫汉族人学蒙语,有少数蒙语词汇如“胡同”等确实也被大都话所吸收,并且一直流传到今天。但是,蒙古族在入主中原以前和汉族的接触远没有契丹和女真族那样频繁,而且统治中国还不到一百年,因此,蒙语对元大都话的影响估计并不很大。所谓元大都话,主要是辽金两代居住在北京地区的汉族人和契丹、女真等族经过几百年的密切交往逐渐形成的,随着元大都的建立而趋于成熟,成为现代北京话的源头。元大都话在形成的过程中虽然会受到当时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但由于这期间汉族的人数和文化始终处于优势的地位,汉语始终是最通行的语言,因此估计直接的影响不会很大,但是这些少数民族语言在客观上确实对汉语本身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元大都话中入声已经消失就是一个明证。
到了明代,北京地区脱离了四百多年的少数民族的统治,重新归属于汉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经过元末的大动乱,大都城已经残破不堪,明初在元大都的西南建起新的北京城,并且采取大量移民的政策充实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移民范围从山西、山东直到江浙一带。永乐十九年(1421 年)迁都北京后又有大批高级官吏和他们的家属从南京移居到北京。北京的人口结构在这时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北京话接触最频繁的已经不再是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语言,而是来自中原和长江以南的各地汉语方言。方言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同是汉语,差别究竟不大,再加上当时方言来源不一,五方杂处,不可能只向某一地区的方言靠拢,这可能就是中古以后发展迅速的北京话到明代趋于稳定的主要原因。据现存的明代记录当时北京话的资料看,明代的北京话已经和现代相当接近了。
自然,在明代的二百多年中,北京话不可能毫无发展变化,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也必然要受到所接触的各地方言的影响。明沈榜《宛署杂记》记录了明万历年间(1573—1620 年)北京的风土人情,卷十七“方言”条下共收集当时北京方言词语八十多条,至今仍保存在北京话里的还有一半左右,值得注意的是父亲的称呼当时竟有三种之多:“父曰爹,又曰别 平声 ,又曰大”,其中“爹”大约是当时北京话原有的,“别 平声 ”可能来自江淮一带,“大”可能来自山西,至今这些地方仍有这样称呼父亲的。至于今天北京话最常用的“爸”在当时反而没有出现。从《宛署杂记》所记录的父亲称呼正可以看出当时各地方言对北京话的影响。
到了清朝,北京话又处在另一种特殊的语言环境中。清朝是倾八旗兵力入关进占北京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初建八旗时,满族人在八旗中占绝对优势,随着军事活动的需要,八旗组织迅速扩大,已经不可能只依靠人数有限的满族人的力量,于是陆续增加了汉军八旗和蒙军八旗,大批投满的汉族人就这样被补充了进去。到清军入关时,八旗成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族人的数量大增,根据历史档案的记载,在初建八旗时汉族人只占 4%,到入关时迅速上升到 76%,在八旗中占了绝对优势。这些在旗汉人中的大多数原来都是世代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汉族人,他们所说的汉语方言就成为八旗的通用语言,这种方言本是辽金时代随着被掳掠的大批汉族人带到东北地区的,它的基础是以当时的北京话为中心的幽燕方言,在六七百年的漫长时间内和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密切接触,这时又随着八旗兵进入了北京,和直接由元大都话继承下来的当地北京话同时并存在当时的北京城。
明代兴建的北京城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是皇宫所在地,外城在内城之南,起拱卫内城的作用。清军进入北京后,为了保卫皇宫,把内城全部划归八旗驻地,所有原住在内城的汉族人除了已经投充满族的以外,一律强迫迁居到外城去住,内外城居民界限分明,内城主要是新从东北移居来的八旗军,外城则是原来住在北京的汉族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一直到清朝中叶,满汉分居的规定仍然执行得相当严格,外城的汉族人口骤增,各地来京的官宦、商贾以及历年的应试举子也都只能居住在外城,人口密集,各省设立的会馆林立,很快就发展成为北京的商业和文化中心。乾隆以后,满汉分居内外城的规定执行得不十分严格了,但人口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改变,直到本世纪初,八旗人口在内城仍占一半以上,在外城则不足 5%。外城二百多年来一直是汉族人占绝大多数,其中除了历代居住在北京的本地人以外,还包括许多从全国各地来京的说各种方言的汉族人。
现代的北京话就是在三百多年来内外城人口结构完全不同的条件下逐渐形成的。外城汉族人说的是土生土长的北京话,这种方言在元代以后一直和汉语各方言有密切接触。内城八旗人说的是从东北带来的汉语方言,源头是辽金时期以当时的北京话为中心的幽燕方言,一直和东北的少数民族语言有密切的接触。两种方言来源相同,但所处的地区和所接触的语言不同,自然会产生一些差异,不过,从辽代直到明代,由于战争、俘虏和移民等原因,两地区的人口始终在不断大量流动,两种方言也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分歧。到了清代,两种方言在北京汇合,一在内城,一在外城,相互之间的差别本来就不大,再经过长时间的密切交流,就逐渐融为一体,成为现代的北京话。由于内外城人口结构在清代一直没有重大的改变,这个融合的过程是相当缓慢的,本世纪初,内城满族人和外城汉族人的口音还有明显的区别,例如,当时满族人的儿化词语就比汉族人少,“兔儿爷”要说成 tù er yé,并不像汉族人那样儿化成 tùr yé。随着城市交通不断发达,人口经常大量流动,内外城的口音差异今天已经消失,从现在年轻的北京人嘴里,已经完全听不出内外城的北京话还有什么区别了。

五 普通话和北京话的关系
在汉语各方言中,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关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普通话不但是以北京语音作为语音标准,它的基础方言北方话也是以北京话作为中心的。普通话是规范化的汉民族共同语,发音、用词、造句都要求有比较强的规范性,这种规范性在书面语言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北京话只是汉语的一种方言,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一般并没有规范的要求,发音、用词、造句都比较自由随便,显得活泼有生活气息,但是写在书面上,也必须符合书面语言的要求,向规范化的普通话靠拢。老舍是在书面语言里运用北京口语的大师,试看他的名著《茶馆》第一幕里茶馆王掌柜看见房东秦二爷进茶馆时的几句对话:

王利发: 哎哟,秦二爷,您怎么这样闲在,会想起下茶馆来了?也没带个底下人?
秦仲义: 来看看,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做生意不会!
王利发: 唉,一边作一边学吧,指着这个吃饭嘛。谁叫我爸爸死的早,我不干不行啊!好在照顾主儿都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有不周到的地方,都肯包涵,闭闭眼就过去了。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儿顶要紧。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您坐下,我给您沏碗小叶茶去!

这是话剧脚本里的几句对话,其中只有“闲在”一个词没有收进规范性的《现代汉语词典》,可以算是北京方言词语,其余都是相当规范的普通话,但仍旧能够从对话的内容明显地感觉到北京的地方色彩。这正是语言大师运用语言高超之处。舞台和电影是直接用口语的形式来表现的,为了把北京的地方色彩在口语中更充分地表现出来,对原著所用的语言作了不少改动。下面是电影《茶馆》里的这几句对话:

王利发: 哎哟!我秦二爷,您今儿怎么这么闲在呀,想起坐茶馆儿来啦?哎哟,您看您,也没带个底下人哪?
秦仲义: 来看看,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做生意不会!
王利发: 我这儿就是——一边儿作一边儿学吧您,指着这个吃饭嚜(mei)。谁叫我爸爸死的早,我不干也不行啊!好在呀,照顾主儿都是我父亲那辈儿上的老朋友,有个周到不周到的都肯包 涵,闭闭眼儿也就都过去了。反正啊,在街面儿上混饭吃,人缘儿顶要紧。我就是一切呀,都按着我父亲那会儿的老规矩,多请安,多说好话儿,讨个人儿人儿喜欢呢就不至于出大岔子。二爷,您这儿坐坐,我给您沏碗小叶儿茶喝!

这几句对话用的是地地道道的北京方言。和原著比较,最明显的改动是大量增加了儿化词。原著只有“主儿”“人缘儿”两个儿化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都是作为普通话词汇收进去的,这两个儿化词如果不儿化,也确实很难读上口。在经过改动的对话里,新增加的儿化词多达 14 个,还出现了“我这儿就是一边儿做一边儿学吧您”这种在普通话不能出现的不规范句子。这些改动用口语说出来,给人的感觉是更贴近北京人的生活,更具有北京方言土语的色彩,还透着有一种北京人特有的“油”劲儿,把王掌柜八面玲珑、善于逢迎的性格更加生动具体地刻画了出来。此外,像把“好在照顾主儿都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改成“好在呀,照顾主儿都是我父亲那辈儿上的老朋友”,把“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来的老办法”改成“我就是一切呀,都按着我父亲那会儿的老规矩”,都是为了显现出更加浓郁的北京方言土语的气氛。老舍对这种气氛其实是最为熟悉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写下来,道理很简单,作为正式的话剧剧本,他必须要尽量用规范的普通话来写。
普通话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规范性。语言是否合乎规范,从根本上说,是约定俗成的。规范的内容也并不是僵死的,要随着语言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每个人的经历和语言背景不同,对一些语言现象是否算是已经约定俗成,已经规范,会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好冷,好漂亮”是大家公认的普通话说法,可是“好高兴,我好进来吗”里“好”的用法是否也可以算是普通话?目前新闻媒体常出现“按揭”“收入不菲”之类的词语,商店餐馆常贴出的“本店有售”“生猛海鲜”之类的招贴,这些词语是否应该仍旧算是方言词语?“打的、面的”现在已经是北京市民最常用的词语,“的”字还由此增加了一个过去没有的阴平读法 d%,这种用法和读法算不算是已经进入了普通话?类似的问题还可以举出很多,不同方言区的人或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回答肯定不会相同,要想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至少在目前恐怕还是不大可能的。
普通话虽然是超越各方言之上的汉民族共同语,但是必须植根于各方言之中,否则就会僵死,就会失去生命力。普通话和方言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想在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划出一条十分清楚明确的界限,又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条界限本来就是模糊的。处在这条模糊界限上的语言成分是不稳定的,有的渐渐被普通话吸收,有的最终被普通话排斥,这要看社会是否共同有需要。在吸收和排斥的过程中,书面语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经常出现在书面语言里的语言成分有比较广阔的社会接触面,就比较容易被普通话所吸收。在这方面,北京话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明代时官话的名称出现,说明北京话在这个时期的口语里已经取得了标准音的地位。也同样是在这个时期,白话小说兴起,口语对书面语言的影响逐渐扩大,北京话也随着在书面语言里逐步占据了优势。从白话小说的发展过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一种趋势,那就是不断抛弃文言成分和当时北方地区的方言词语,向北京话靠拢。到了《红楼梦》时期,曹雪芹纯熟地把北京话引进书面语言,这是在书面上运用口语的一大突破,为后来的《儿女英雄传》等更接近北京口语的作品奠定了基础。五四以后,北京话更常出现在现代各种文艺作品中,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自然是老舍。老舍的作品对北京话在书面语言里的运用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北京话通过老舍的作品介绍到全国甚至国外。在老舍的影响下,近年来还出现了不少所谓京味小说。
北京话早已成为书面语言里最常出现的方言,也是各方言区的人能够直接从书面上学习理解、因而都很熟悉的方言。在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下,北京话特有的方言成分也就最容易被普通话所吸收。这里所说的特有,是就总体而言的,并不排斥其中有些成分也在其他方言里出现。各方言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界限也同样是模糊的,北京话里的一些方言成分在其他方言里,尤其是邻近北京的方言里,也完全有可能存在,但这些方言成分主要是通过北京话才被普通话所吸收。北京话的一些说法被普通话吸收后,一般都仍然保持原来的活泼生动的口语风格,试比较下面的几个例子:

我跟你——我和你
挺高兴——很高兴
总共十五块七毛——一共十五元七角
让人给揍了——被人打了
咱们一块儿去——我们一起去

左边的说法只能用在口语化的文章或日常随随便便的谈话中,写出来或是说出来大家都能懂,也都会用,只不过是有些人并不一定愿意用,这丝毫也不会影响到这些说法进入普通话。还有一些北京话的说法也常出现在书面语言里,大家也都能懂,可是主要作用在于表现北京方言土语特色,例如“甭 (不用) ”“旮旯 (角落) ”“今儿个 (今天) ”“瞅见 (看见) ”“糊弄 (欺骗) ”“腻歪,腻味 (腻烦) ”,这些词语可以认为是正处在普通话和北京话之间的模糊地带,有的可能逐渐会被普通话所吸收,像“(孩子这么闹,)你甭想清静”已经和“你不用想清静”的轻重程度和修辞色彩不完全相同;如果把“墙旮旯”说成“墙角落”,也似乎显得有些文绉绉的。至于像“今儿个”“瞅见”,至少在今天还看不出有被普通话吸收的可能。北京话里还有大量的说法很少在书面语言里出现,例如,把“书、报、杂志等等”说成“书、报、杂志伍的”,把“在北京住”说成“挨北京住”或“跟北京住”,把“什么时候去”说成“多咱去”,把“我根本就不认识他”说成“我地起根儿就不认识他”。这些说法带有十分浓厚的北京方言土语色彩,就更没有资格进入普通话了。
前面已经提到,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就语音系统而言的,并不是北京话里的语音现象都能成为普通话的语音标准。普通话和北京话语音最明显的不同是儿化韵和轻音音节。北京话的儿化和轻音词语特别丰富,成为十分突出的方言特色,普通话也有儿化韵和轻音音节,发音也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但儿化和轻音词语要少得多。儿化词语在书面上的写法很不规范,例如“小孩儿、一点儿、花儿、玩儿,”以及“冰棍儿、馅儿饼”等等,在说普通话的时候也是需要儿化的,可是在书面上写不写出这个“儿”字则是完全随意的,甚至是不写出的时候居多。至于在口语里第二音节必须轻读的普通话词语如“太阳、先生、喜欢、干净、知道”等等在书面上根本就无法表现出来。这种在书面上没有规范和无法表现的语音现象给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带来一定的困难。
还有一些北京话的儿化和轻音词语在普通话里的读法是两可的。儿化的如“(有)事儿、(树)根儿、(左)边儿、(进)门儿、(一百)分儿”,轻读的如“春天、办理、出路、界限、批评”。这类词语在普通话里是否需要儿化和轻读,要看语言环境,正式场合一般不儿化和轻读,比较随便的谈话儿化和轻读的比较多。此外,社会阶层和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在说这类词语的时候儿化和轻读的也比较少。这类词语的儿化和轻音读法能表现出明显的口语风格,至少在目前还不能认为是已经被排斥在普通话之外,也可以认为是正处在普通话和北京话之间的模糊界限上。
普通话里有一些不能儿化和轻读的词语在北京话里是可以儿化和轻读的。儿化的如“时候儿、记性儿、花样儿、东西儿、 (冒)烟儿”,轻读的如“自然、艺术、时间、规模、高明”。这种读法带有明显的北京方言土语色彩,在正式场合讲话,或是社会阶层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北京人,一般也不这样读,实际上这时已经是在说普通话了。
北京话里还有相当多的没有被普通话吸收的方言词语要读儿化和轻音,儿化的如“今儿 (今天) 、天儿 (天气) 、末了儿 (最后) 、老爷儿 (太阳) 、立马儿 (立刻) ”,轻读的如“赶罗 (催促) 、二乎 (畏缩) 、待见 (喜爱) 、真着 (清楚) 、捏咕 (捏) ”,这些词语最能反映北京方言的地方色彩,没有能进入普通话,自然根本不存在普通话里是否应该儿化和轻读问题。
北京话只是汉语的一种方言,并没有严格的规范要求,存在着明显的内部分歧,这种分歧也是北京话发展变化的动力之一,现代的北京话在清代内城话和外城话分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就是明显的例证。现代北京话由于使用人的结构层次交错复杂,形成了多种的语言变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生活区域、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性别都可能有各自的用词造句以及表达方式的特点,甚至语音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应该如何对待标准音内部的这些语音分歧呢?
有一些语音分歧属于词语读音的不同,例如“在 zài 北京住”也可以说成“在 zǎi 北京住”,“把 bǎ 自行车丢了”也可以说成“把bǎi 自行车丢了”,“折腾 teng”也可以说成“折腾 deng”,“耕 gēng 地”也可以说成“耕 jīng 地”,“学 xué 鸡叫”也可以说成“学 xiáo 鸡叫”。这类语音分歧在北京话里很常见,普通话已经有规范的读法,界限十分分明,不存在如何对待的问题。
比较复杂的是北京话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的读法也存在分歧现象。有的分歧很细微,例如,有的人说声母 l 时舌尖抵住齿龈,有的人舌尖翘起抵住硬腭;有的人说 iong 时 i 要圆唇读成 ǖ,有的人并不圆唇。这种细微的差别一般人并不见得能够察觉,是应该也允许在普通话里存在的。
有的分歧比较大,也比较明显,例如,有的人说 w 时用双唇,有的人用唇齿,读成 v 或和 v 类似的声音,“新闻 wén”读成“新闻 vén”,“袜 wà 子”读成“袜 và 子”;有的人把“(刀)把儿 bàr——(花)瓣儿 bànr”“(树)叶儿 yèr——(玩)意儿 yìr”“(这)儿 zhèr——(一)阵儿 zhènr”读成同音,有的人并不读成同音,甚至“(眼)镜儿 jìngr——(有)劲儿 jìnr”“(花)瓶儿 píngr——(粉)皮儿 pír”都有人读成同音。
根据近年来的抽样调查统计,目前把 w 读成 v 的北京人已占一半以上,尤其是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人,已经有近 70%的人把 w读成 v。儿化韵进一步合并的趋势也相当明显,以 ar=anr 一类合并率最高,达到 90%以上,yer=yir 一类接近 70%,er=enr 一类接近60%,ingr—inr,ir 一类也有 10%以上的人读成同音。语音的发展变化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不能只根据这些调查统计结果就完全肯定未来的发展方向,现在虽然有 70%的北京青年人把 w 说成 v,但是目前还很难确定这是代表北京话 w 读音总的发展趋势,还是只代表北京青年人发音的特性。近些年来儿化韵确实有很明显的合并趋势,但合并到一定程度是否就会停止,目前更是难以预料。
北京话内部的这种语音分歧在普通话里也应该允许存在。这不仅仅是因为难于确定哪一种读音更能代表发展的方向,更重要的是普通话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普通话无疑应该有比较强的规范性,但规范并不等于把语言限死不许变化,变化就有可能产生分歧,也可以说,分歧是变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允许北京话里的一些语音分歧在普通话里存在,有可能对普通话的语音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普通话比北京话的使用范围广泛得多,所包含的语言变体也比北京话丰富得多,不同方言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性别的人说普通话都会有各自的特点,同是一个人,日常谈话和正式发言时所说的普通话用词、造句甚至发音都会有相当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形成普通话的多种语言变体,有的和北京话比较接近,有的距离就远一些。以儿化和轻音为例,社会阶层和文化水平高的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儿化和轻音一般都用得比较少,如果是在正式会议上的发言,就更会有意避免用儿化和轻音,但是不能由此认为儿化和轻音用得越少就越像普通话,用得多还是少,要看是普通话里的哪一种变体。在普通话的各种变体中,应该以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北京人在比较正式场合所说的普通话作为核心,其他的变体环绕着这核心,既不断受核心的影响,又不断给核心以影响,共同组成了丰富多彩的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

六 推广普通话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共同语,共同语普及的程度是衡量这个国家和民族现代化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方发达国家早在二百多年以前,日本也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这项任务。中国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如果从二十年代开始的国语运动算起,也已经有了七八十年的历史,但是至今仍然距离普及的要求很远。地域辽阔、方言复杂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二十年代以后政治长期动荡不安,导致经济文化严重落后,影响到普通话的普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除了沿海几个大城市以外,其他地区基本上还属于封闭型的社会,各地人民之间很少交往,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是不会对学习普通话有迫切的要求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正确的政策指引下,推广普通话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56 年 2 月,国务院向全国发布《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由陈毅任主任委员,领导全国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成立了各地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1958 年,几经修订的《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代替了已经推行了四十年的注音字母,普通话有了更为理想的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大大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工作。同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所作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我国汉族人民中努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就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毛泽东主席也向全国干部提出了“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就形成了学习普通话的热潮。
从 1956 年到 1966 年的十年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培训了大批的普通话师资,汉语方言普查工作也在各地顺利展开,在方言普查的基础上编写出了许多种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的手册,对普通话的普及和推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普通话里有一些词语过去不只有一种读法,例如“卡 kǎ 片”也可以读成“卡 qiǎ 片”,“供给 jǐ”也可以读成“供给 gěi”,一些地名也有不同的读音,例如当地人读“济 jì 南”,外地人往往根据汉字读成“济 jǐ 南”。为了统一普通话异读词的读音,1956 年成立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对一千八百多条异读词和一百九十多个地名的读音进行审议,于 1963 年公布了《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在这十年中,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还联合召开过 4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在全国许多地区,学习普通话可以说是已经蔚然成风。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推广普通话工作完全陷于停顿,各地讲当地方言的风气明显抬头。十年浩劫之后,推广普通话工作得到逐步恢复,1978 年,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1979 年,召开了第 5 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1982年,恢复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1985 年通过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广播电影电视部正式公布。1985 年 11 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9 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在此以后发布的义务教育法、教育法等多种法律法规都列入了推广普通话的内容,从此推广普通话有了法律依据,成为国家的任务。1986 年,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把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作为今后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任务,推广普通话的范围更加广泛,由重点在南方方言区推行发展到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此外,根据推广普通话工作日益深入的需要,制定了《普通话水平等级标准》,为衡量普通话水平提供了较为客观的量化手段。推广普通话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阶段。
1986 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迅速发展,并且日趋完善,全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商品流通空前活跃,人员流动日益频繁,有将近一亿的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全国各地、尤其是沿海各大城市去工作或谋生,他们中的大部分需要用普通话和当地人交往,这就为推广普通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回顾已经取得的推广普通话的成绩,还不能说是十分理想,还不能满足目前经济建设和生活发展的需要。除了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阶段性任务还不够明确,宣传力度还不够强以外,更重要的是社会上对推广普通话还存在一些片面的认识,例如,一些人把普通话和方言对立起来,误以为推广普通话就是要消灭方言;一些人还有方言优越感,误以为自己的方言最生动,表现力最强,不愿意学普通话;另外还有一些人虽然会说普通话,但是在公共场合不愿意说,或者是不好意思说。这些思想障碍都影响到了普通话的进一步推广和普及。
普通话虽然是超越汉语各方言之上的汉民族共同语,但和汉语方言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普通话要不断从各个方言甚至外语中吸取有用的成分充实自己,各方言更要在普通话的影响下改善自己,逐步向普通话靠拢,但仍旧保持着自己方言的特色,否则就不成其为方言了。普通话是现代汉语的主体,并不排斥主体之外还存在方言。有了主体,才能够克服方言隔阂,促进社会交往;存在方言,才能够表现出语言的多样化色彩。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求十亿多的汉族人都只会说纯正的普通话,不再会说方言;如果是那样,全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汉语也就未免过于单调平板了。
为了进一步明确今后推广普通话的任务,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 1997 年底再度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重申今后一个阶段推广普通话的任务是“大力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争取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能够初步普及普通话。会议还确定了跨世纪的推广普通话目标,争取到 2010 年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普及普通话,交际中的方言隔阂能够基本消除;在下世纪中叶以前能够做到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普通话,交际中不再存在方言隔阂。1998 年,经国务院批准,决定每年 9 月份的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这是非常适时的正确决定,今后推广普通话工作无疑将会更加深入持久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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