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商先起源于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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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商先起源于幽燕
艾春明 傅亚庶 (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 吉林 长春 130024)

〔关键词〕先商 ; 商先 ; 起源 ; 辽河源
〔摘 要〕在商先起源问题上历来有多种说法与推测 , 笔者认为现有诸说在具体论证上上存在较大缺陷 , 对于其中的商先源于东北乃至辽河源之说 , 笔者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 从“玄鸟生商”与上巳节时间上所传达出的物候信息可以推定商先之主体应在辽河源地区 ; 而《史记》所载纣王的酒池肉林沙丘之戏也应该是代表了商人对本民族先源时代生活的一种回忆 ; 另外 , 先商在许多经济、文化制度上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色彩 , 结合现有考古发现来看 , 商先源于东北辽河源的可能性更大。
〔中图分类号〕 K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6198(2005)03- 0103- 06
社会科学辑刊 2005 年第 3 期 ( 总第 158 期

一、商族起源诸说及存在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 , 关于商族起源地的探讨主要围绕这样几个地方 : 1. 陕西商洛地区。从郑玄到蒙文通均主张此说。 〔 1 〕 2. 冀南豫北、鲁西豫东地区。支持此说的人最众 , 从王国维商丘、曹县说 , 到邹衡等所谓漳河型、辉卫型文化 , 大致都在此范围内。3. 山西南部。 〔 2 〕 4. 河北北部或东北西南部。其中 , 陕西商洛说现在已少有人提。产生这些说法、歧见的原因 , 除了历代有关文献互有矛盾 , 各家对文献资料的理解不同之外 , 主要是现有的考古资料还不够全面 , 早商、先商 ① 的聚落遗址 , 还没有一处能够支持某种说法并否定其它说法 ,如此看来 , 此问题还有争论的必要。有关早商、先商文化探源的文章往往还存在这样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

1. 考古学文化遗存并不等于一个朝代或部族文化的全部 , 一些文章在讨论先商源头时忽视了精神制度层面的内容。我们知道 , 一个族群很容易接受生活器具等物质层面的新的或外来的文化 , 但风习信仰制度方面则可能保持传统不变 , 而这些内容在考古遗址里反映的不多。族源、器物、制度信仰 , 哪些才是商人的特点 , 难于仅凭一端断言 , 有些持晋南说及豫北冀南说的文章讨论器物之间的联系 , 视作考古学的基础研究可以 , 视作先商探源的最后结论则不妥。考古结论必须结合文献传说反映的制度及意识形态 , 作全面的思考。

2. 一些持豫北冀南说和晋南说的学者 , 往往低估了古人的活动能力 , 认为既然夏商周三族同出自尧舜禹 , 其发祥地就不会离夏的核心地带太远 , 因此寻找先商遗迹主观地圈定在晋南豫西周围的百十里范围内 , 照这样的思路 , 大禹治水能从山西行至浙江不可想象。上世纪 80 年代 , 山海关外秦汉行宫遗址被发现前 , 谁都不相信秦始皇会在离长安这么远的地方修建大型行宫。王国维《北伯鼎跋》在寻求邶国故地时指出 : 自来说邶国者 , 皆于朝歌左右求之。今则殷之故墟得于洹水 , 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出于易州 , 则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于其北求之。同理 , 寻找先商发源地 , 是否也应该“更于其北求之” ? 如果商人像本文谈到的那样有游牧的背景 , 他们活动的范围会超乎想象地广阔 , 若漳河型 ( 或保北型 ,北缘已至拒马河 ) 如有人所推定的“只是上甲微开始的晚期先商文化” 〔 3 〕 , 则王亥以前的先商文化远在塞外就绝非妄谈。
3. 一般先商起源地探讨的归类 , 把冀北河济说放在一起 , 而东北说为独立的一派。我们认为 , 虽然有燕山的一定阻隔作用 , 但辽河源地区与冀北地区在地理、经济、文化等方面常常是属于同一区域的 , 在这一大的区域内 , 其南缘和北缘有共同的文化特点 , 夏家店下层文化基本在这一区域内 , 燕秦长城的北线在它的北缘穿过 , 因而探讨商先文化也应循着这一思路 , 做总体考虑和解释。
4. 族源多不会一脉单传 , 考古源头一元的说法也不尽然 , 综合族属、生产、生活、信仰风俗等方面 , 商族由于经常迁徙或游牧生活 , 族源更复杂 , 其祖源有主次远近之分 , 学界的任务是以现有的资料线索寻找进一步探掘的方向 , 描画还原其主次远近的细节真实。

二、幽燕说的主要依据

自傅斯年作《夷夏东西说》 ② , 巩固河济说的同时 , 又将探寻路径进一步挥向东北 , 指 出“商 之 先 祖 已 据 东 北 为 大 国矣” 〔 4 〕 。然而东北又是一个广大的地域概念 , 能否进一步缩小范围 ? 金景芳的《关于殷人的起源问题》 ③ 、丁山的《商周史料考证》、徐中舒的《先秦史论集》、干志耿等的《商先起源于幽燕说》 ④ 及晁福林的《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郭大顺的《龙出辽河源》等论著对幽燕—东北说作进一步讨论 , 渐使此说日益走强 , 诸家对早期商亳的地望也逐步推定在易水、滦河流域或凌河、辽河流域。其中 , 《商先起源于幽燕说》采择诸文 , 对传世文献涉及幽燕东北说的材料的排比和 纟 由 绎比较全面 , 主要围绕以下几事辨别文献 : 1 1 《诗经·商颂》、《吕氏春秋》等与“玄鸟生商”神话及商族通婚有 女 戎 事。鸟图腾或卵生神话与东夷族有不解之缘 , 玄鸟、玄王、戎狄均指向北方。 2 1 《荀子》、《山海经》、《水经》、《淮南子》等关于“昭明居砥石”事 , 证砥石在辽河上游。 3 1 指出《左传》、《汉书·地理志》、《礼记》、《水经》等关于“契居蕃”或北亳的信息 , 尽在幽燕境内 ,并通过条析商文化与红山文化的联系指出东山嘴、牛河梁祭坛神殿可能是商族最早亳社。

三、幽燕说的“新”证据

近 20 年 , 辽河源说的声势似不及冀南豫北诸说为盛 , 沁河东、下七垣及豫东等地先商遗址的器物辨析凿凿然 , 也有人对东北说有不屑之意 , 但我们认为中原诸说现有材料观点即便没有丝毫问题 , 也不能完全否掉东北说 , 因为漳河型的前身是来自南面、晋中还是东北 , 尚不能确定 , 有人主张源自晋中地区龙山文化 ⑤ , 其立论基点也只是在器物层面上 , 它无法解释神话、信仰、族源等来自其它方向的文化因素。
我们赞同辽河源说 , 除各家对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甄别、理解之外 , 还有几条文献材料或对材料的理解可以襄助幽燕—辽河源说。

1. “玄鸟生商”与上巳节之物候信息
上巳节 , 一般认为是周代逐渐开始形成的节日或竟认为是周人的节日 , 《中国风俗通史》两周卷收而夏商卷无。实际上它应该是商族的古老节日或习俗。有关商族历史的文献材料最可信的莫过于《诗·商颂·玄鸟》之“天命玄鸟 , 降而生商”。加之简狄吞玄鸟卵而怀孕生契的神话 ⑥ , 学界几乎公认玄鸟 ( 燕子 ) 与商人的历史或生活习俗有着必然的联系 , 作为一个文化符号 ,燕子是商族人的专利。孙作云在《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对上巳祓禊与商族图腾信仰 ( 玄鸟 ) 的关系已揭发得淋漓尽致 ,其“祭祀禖 的节日或行事 , 在后代演变为三月上巳节的祓禊求子之事”之论断言之凿凿。 〔 5 〕 孙氏的推断尚限于传世文献 ,不及甲骨卜辞 , 其实卜辞中也有上述关于玄鸟的记载 , 《屯南》 2505 中“翌日 , 鸟日其矢。”陈邦怀认为“鸟日”是“春分玄鸟至之日。”其中“矢”是陈献之义。 〔 6 〕 参之以《礼记·乐令》 “仲春之月⋯⋯是月也 , 玄鸟至。至之日 , 以大牢祠于禖 , 天子亲往 , 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 , 带以弓  , 授以弓矢 , 于禖 之前” , 则“矢”是专指陈献弓矢 , 是上巳节或祭禖 神的一种重要仪式。
“上巳”即“上 ( 尚 ) 子”。《太平御览》引《逸周书·时训解》 : “春分之日玄鸟至 , 又五日雷乃发声 , 又五日始电。玄鸟不至 , 妇人不娠。”尚子日与玄鸟至日合一 , 则上巳节实源于商代或商人祖先为是。
泛言之 , 《诗经》中反映的民俗如祭祀禖 、祓禊、恋爱、求子等都是各地 ( 诸侯国 ) 的不同变易。但我们注意到这类活动举行的时间有的在二月 , 有的在三月 , 如《风俗通义》引《韩诗外传》 : “三月桃花水之下时 , 郑国之俗 , 三月上巳 , 于溱洧两水之上 ,执兰招魂 , 祓除不祥。”又《周礼·春官·女巫》云 : “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郑玄注 :“岁时祓除 , 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 , 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又《论语·先进》“暮春者 , 春服即成⋯⋯浴乎沂 , 风乎舞雩”。以上是说在三月的例子。而《礼记·月令》则记“仲春之月 ( 二月),⋯⋯是月也 ,玄鸟至。至之日 , 以太牢祠于禖 ⋯⋯”注引《明堂月令》亦谓 : “乙 ( 玄鸟),春分来 , 秋分去。”春分在夏历二月。同样一首《溱洧》诗 , 前引《韩诗外传》谓在三月 , 而《汉书·地理志》引此诗 , 颜师古注曰 : “谓仲春之月 , 二月流盛 , 而士与女执芳草于其间 , 以相赠遗 ; 信大乐矣 , 惟以戏谑也。”又将其说在二月。对这一时间的前后差异 , 孙作云的解释是 : “二月下旬 ( 春分 ) 与三月初 ( 上巳 )相去非遥 , 可能在这期间都是会合男女、祭祀禖 的节日 ; 如旧历的‘年节’ , 并不限于除夕 , 古人以腊八至元宵间皆为‘年节’。” 〔 7 〕 也是因为著文的目的不同 , 其实未予深究。古人的节日都带有宗教信仰的涵义 , 要选出准确的富于象征意义的日子 ,尚子日又不比农闲时的年节 , 这种解释没有说服力。
在我们看来 , 这行浴祓禊祭禖 的活动时间的差异 , 可能掩藏着商周两朝 ( 或两族 ) 人民之间文化传统之差异的玄机。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看 , 在相似的历史条件下 , 商族人与周族人可以各自独立产生出求子祓禊的社会愿望或宗教情感 , 但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地域时空条件下生存 , 就完全可能也应该发生在不同时间 ( 月令 ) 举行相似或相同的宗教活动。当然 , 如果把商先发源地定在鲁西豫东或晋南豫西一带 , 便使之处于与夏、周两族同一纬度的地域上 ,也就不存在时序先后的条件。而把商族发源地定在幽燕北部即辽河源一带 , 这个时序上的差异就顺理成章了。从春分到上巳日 ( 三月的第一个巳日 ) 时间大约差两周或近半个月 , 而这两周的时间也正是中原 ( 黄河下游 ) 与辽河源地区 ( 今赤峰、朝阳、凌源一带 ) 物候上的时间差。
我们知道商族人的玄鸟生商的神话 ,她们早期的求子祭禖 活动必然与燕至之日联系在一起 , 前引卜辞《屯南》 2505 “鸟日其矢”一条 , 陈邦怀以“春分玄鸟至之日”来解释 , 其实只有一半是对的。另一半则未必 , 因为《礼记·月令》是记述周秦汉时中原一带的物候时令 , 如果是发生在燕山以北辽河源一带的卜问 , 时间可能就不是春分日了。商先时代辽河源的时令物候如何 ,现在没有直接的材料 , 不能作纵向比较 , 但横向比较的结果即两地物候时间差 , 古今都是一样的。可以想象 , 周秦汉时的中原有春分玄鸟至 , 十天半月之后的商先时期的辽河源地区也会有玄鸟至。由此可以推定 :上巳日是商人祖先——商先时代玄鸟至之日 , 也是郊祭禖 、行浴恋爱之日 , 而《礼记·月令》的玄鸟至之日是中原周人的恋爱求子日 , 或者也是商人迁徙到中原之后为适应新的地域气候 , 一部分人变更了古俗的时间 , 改在春分日了。 ⑦

2. 商纣王作酒池肉林沙丘之戏是对本民族先源时代生活的一种回忆。
《史记·殷本纪》记载 : “商纣⋯⋯手格猛兽⋯⋯好酒淫乐 , 嬖于妇人⋯⋯益广沙丘苑台 , 多取野兽蜚 ( 飞 ) 鸟置其中 , 慢于鬼神。大 冖 取 乐戏于沙丘 , 以酒为池 , 悬肉为林 ,使男女倮相逐其间 , 为长夜之饮。”其中沙丘一词 , 历来被释为地名 , 如《正义》引《括地志》 : “沙丘台在邢州平乡东北二十里”云云。其实 , 这里的“沙丘”应是泛名 , 从命名规律看是因为商纣王在某地堆过人工的大沙丘 , 此地才逐渐被后人命专名为沙丘或沙丘台。
这段话一直被认为是描述商纣王荒淫无道最有力的文字 , 也是周人伐纣代商最好的道义理由。与许多荒淫的君主比起来 ,似乎纣王确实是淫得出奇 , 因为许多无道昏君的荒淫一般不过在后宫里搞些小鬼把戏 , 而纣王的淫乐不仅十分排场、兴师动众 , 且有独淫乐不若与人淫乐的境界。抛开周人对纣王的道德攻击 , 我们会发现这位最后的商代奴隶主英雄式的人物所导演的游乐场面 , 确实“独具匠心”。花天酒地也就罢了 , 昏庸之主都会这一套 , 干嘛非要人工堆个大沙山 , 让男人女人们戏逐其间 , 作天体沙浴呢 ? 当我们把商族起源地推定在辽河源地区之后 , 可能会恍然大悟 :在辽河上游两条支流——西拉木仑河与老哈河交汇处就有大片的沙地 , 居于赤峰、朝阳一带高地的商族先民 , 只要稍稍顺河流向下走一段路 , 就会到达沙地。游牧射猎于沙地之上的商先民们 , 曾经有过多少率真而快乐的嬉戏留在这片沙地的记忆里 ! 这份快乐像童年的记忆一样 , 一直保留在商族人的故事传说里 , 商纣王终于有机会再重续这个快乐的旧梦。恰好 , 他们新的居地在黄河两岸 , 黄泛区有充足的沙滩 , 只是冲积成的沙滩太平坦了 , 不如塞外草原的沙丘壮观、过瘾⋯⋯
古代部族迁徙时 , 往往要找与旧址环境有某些共同点的新居址。中山国南迁后 ,仍然保留了将一座山圈在城中的习俗。魏收《魏书》和范晔《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言乌桓起源于辽东西北数千里之赤山 , 辗转南迁后“于老哈河南岸别立一赤山 ( 今内蒙古赤峰 ) 以为纪念” 〔 8 〕 。这两座赤山绝不仅是名称相同 , 而是因山体颜色的少见和灵异被乌桓人选为圣地的。山岳崇拜、社树崇拜有着相似的内涵与功能 , 山、石、树既是祖先灵魂的居住地又是祖先、部族历史记忆的化身 , 同时还有标识、指示居地方位的实用功能 , 相关的居地其它自然条件是否也会深深融化在部族的集体意识里 ? 越是原始的宗教 , 其宗教功能和实用功能就越是难以分清。商人在商代中后期都城迁徙始终不离黄河两岸 , 除了政治、水源原因和铜矿方面的原因 , 是否也有沙地的原因呢 ?

四、从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看商源燕北的可能性

各史家及史学专著几无例外地叙述夏商周时期中国农业就如何发达、进步 , 俨然一个纯粹的农业文明从尧舜开始就一以贯之。这种叙史倾向实则隐藏着一个错误观念——农业比牧业文化更先进。说到底 , 这种文明观也是以历史的规律性代替丰富性的一种表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 , 牧业与农业生产对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积累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大小轻重不同 , 不宜一概而简单论之。譬如 , 定居的农业更有利于物质文明的积累 , 有利于生产工具、技术知识的发明创造 , 而游居的牧业则更利于政权从血缘基础向地缘基础的转变 , 对于国家生成和发展过程来说 , 发力晚却有后劲。
畜牧业与农业都源自原始的采集渔猎生产 , 并无先进后进的发生次序 , 只是由族群所生存的地域环境、自然条件的限制 , 才分别走向适应不同生态环境的两条道路 ,宜牧者牧、宜耕者农。许多文献资料和考古迹象都表明 , 商具有浓厚的草原游牧文化色彩。限于篇幅本文不能详论 , 仅列数例就可以看出商人有着夏、周人难以比拟的畜牧业生产能力 : 酒池肉林的奢华 , 数目巨大的祭祀用牲 , 花园庄南地灰坑几十年内堆积的 30 万块兽骨 〔 9 〕 等等。商代 ( 族 ) 这一特点也不是无人察觉 , 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 , 在肯定“农业的重要性超过畜牧业”大框架的同时 , 指出“畜牧业在商朝已发展到很高的阶段” 〔 10 〕 。 20 年代 , 余永梁也称“商还是畜牧兼耕种的社会” 〔 11 〕 , 黄启宇《中国农史稿》也认为商前期畜牧业发达而后期农业的重要性超过了畜牧业。 〔 12 〕 当然 , 畜牧业发达不一定就是游牧文化形态 , 在植物资源丰厚的湿润区域 , 完全可以产生定居的放牧经济。商的文化品格显然不是后者 , 例如军政合一的氏族制度 , 兄终弟及的继统制 , 尚鬼神、尚力而眇人事、少恩亲的伦常价值等等 , 说明商代文化制度的诸多方面也具有游牧社会的性质。
商族中心居地在商朝中后期一直处于黄河中下游 , 与夏、周两族居地一样是宜于耕种的地区 , 甚至条件更优越 , 为什么反而独独发展出强势的畜牧业 ? 有了商先起源于辽河源说 , 商朝的畜牧业优势就容易理解了 , 他们的祖先就是以游牧为主 , 或至少以放牧射猎为主要生计。
辽河源——赤峰、朝阳、凌源一带 , 地理上处于蒙古高原的东端与东北平原过渡的位置 , 又南邻华北平原 , 是海拔 500-1000 米的低缓山地丘陵 , 又有科尔沁草地与黑壤平原交错分布 , 自然条件可耕可牧 ,是融合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最有利的场所。红山文化时期 , 这里就发展出一定水平的农业 , 按理在这里发祥的商族也应是个农业更发达的民族。但这里又是蒙古高原或更北的寒带游牧人群走下高原的台阶。所以红山文化的农业文明很容易随时被剽悍的马背民族所摧毁 , 因此从这里走出来的东北民族山戎、乌桓、鲜卑以及北魏拓跋氏、辽耶律氏、金、后金 ( 满族 ) 都是游牧或游牧性很强的民族 , 同时又很容易吸收农业文明。

五、结论与猜想

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反哺” , 多发生在东北——幽燕到华北这条线路上 , 虽然上巳节物候信息、商纣王对沙丘的偏好等也可以将商文化溯源指向西北 , 但西北游牧区与之呼应的考古文化阙如 , 鉴于商族鸟图腾与卵生神话与东夷神话的渊源 , 鉴于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岳石文化与先商文化的关系 , 我们认为商先主源还是在东北辽河源。
商先民族很可能是后红山文化的一支 , 他们从燕北高地南下 , 在保北文化地域内驻足一段时间 , 在这里与渤海边的东夷族相遇并融合 , 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他们“入塞”前一直居于高地 , 是纯粹的陆生文化 , 害怕水 , 不善“水活” , 夏家店文化一直不敢下移到近在咫尺的海边可以说明之。保北文化时期 , 他们开始与水打交道 , 昌若、粮圉这类与大海神话有关的水生文化因素 ( 据丁山《商周史料考证》 ) 可能是此时与东夷族交往而融入的。东夷人创造的岳石文化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因素 , 说明保北时期商先族既与原居地诸族诸部保持天然联系 , 又与海边的东夷有双向交流。《史记》、《礼记·祭法》所提到的“冥勤其官而水死”亦在此时 , 不过它只能说明商人开始学习治水 , 而并没有克服对水的恐惧 ( 夏人也是一样 , 治水而死的传说透露陆生民族文化心理),因此他们的主体后来再迁是沿着太行山东麓向西南而去 , 尽量避免穿越当时黄河、海河下游潦水鱼泽之地 , 到达冀南晋东一带之后 , 才跨过黄河 , 向东南方向的豫东鲁西传播。徐基《商文化东渐论》 ⑧所持山东商文化西来说可能发生在此时段。正是这个迁徙传播过程 , 造成了岳石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互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面貌。

〔收稿日期〕 2004- 12- 13
〔作者简介〕艾春明 (1963- ), 男 , 辽宁绥中人 , 博士研究生 , 主要从事先秦文学与诸子文献研究 ;傅亚庶 (1954- ), 男 , 黑龙江拜泉人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主要从事先秦文学与诸子文献研究。

注释:
①本文使用的分期概念 : “先商”是指上甲微至汤灭夏以前。“商先”是指商族起源与初期发展阶段。
②该文见傅斯年 :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该文见于《史学集刊》复刊号。
④该文载于《历史研究》 1985 年第 5 期。
⑤李伯谦 : 《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探讨》 , 《中原文物》 1991 年第 1 期。
⑥出自《史记·殷本记》 , 另《拾遗记》、《列女传》等书中多可见 , 诸书细节有不同之处 , 但流布甚广。
⑦燕子——准确地说是指家燕——是春天的信使 , 由于它迁徙的规律性很强 , 加之与人类特殊的友善关系 ( 据说从石器时代开始家燕就形成了筑巢栖居于人类居室建筑的习性),故尔极容易成为人类某种活动的标志性符号。因为燕至时也是万物苏发、人类春情萌动的季节 , 所以人类的“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的恋爱活动很容易被先民们疑为是燕子的某种召唤或感应 , 而同南方先民比较起来 , 北方的民族特别是如东北的商先族 , 因为有寒冷冬天的蛰伏和蓄积作用 , 春天燕至之时的春情勃发更强烈许多 , 此点在南北民族的民歌中表现极为明显 , 不必冗述。
⑧该文见于《南方文物》 1994 年第 2 期。

〔参考文献〕
〔 1 〕蒙文通 . 古史甄微〔 M 〕 .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33.
〔 2 〕李民 . 关于商族的起源〔 J 〕 . 郑州大学学报 ,1984, (1).
〔 3 〕韩建业 . 先商文化探源〔 J 〕 . 中原文物 , 1998,(2).
〔 4 〕傅斯年 . 东北史纲 : 第一卷〔 M 〕 . 北京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1932.
〔 5 〕〔 7 〕孙作云 . 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M 〕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66. 322, 301.
〔 6 〕陈邦怀 . 《小屯南地甲骨》中所发现的若干重要史料〔 J 〕 . 历史研究 , 1982, (2).
〔 8 〕马长寿 . 乌桓与鲜卑〔 M 〕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62. 115.
〔 9 〕杨宝成 . 殷墟文化研究〔 M 〕 . 武汉 : 武汉大学出版社 , 2002. 210.
〔 10 〕范文澜 . 中国通史 : 第一册〔 M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78. 44.
〔 11 〕顾颉刚 . 古史辨 ( 三 ) 〔 M 〕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2. 146.
〔 12 〕唐启宇 . 中国农史稿〔 M 〕 . 北京 : 中国农业出版社 , 1985. 19.

【责任编辑 : 陈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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