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族发源地“冀东北说”略述

作者:李洪发
商族发源地“冀东北说”略述 (2007-04-26 16:18:36)
标签: 商族 发源地 冀东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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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有“三代”之说,即夏、商、周,其中继夏而起的商是华夏文明的开创者之一,商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商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部族,在夏朝兴盛时期,已经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发展。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说:“中国传统历史上夏、商、周三代,代表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字的源头,早于殷商时代。只是商代使用的文字,包括卜辞和青铜器铭文,不仅成熟,而且与后世中文文字之间的联系谱系,可以步步还原。以卜辞为依据,我们可以知道,商王国在新石器时代古国‘万邦’之中脱颖而出,商文化成为中国地区的文化核心”,以后凝聚各种地方文化,“发展为后日中国文化的庞大体系。”[1]
但是,商族起源问题一直是史学界聚讼纷纭的一个课题,长期以来,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计其荦荦大者,有西方说、东方说、北方说、东北说、晋南说、中原说、夏商周三族同源说等。然而,随着先商文化遗址的不断发现,先商文化分布的排列,明显地呈现出由北而南,北早而南晚的发展势头。[2]这与商族南下入主中原灭夏建商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综合商先人活动于幽燕一带的文献记载,先后有多位专家学者推测,商族当起源于京津唐地区、燕山以南的渤海湾一带,并逐步形成了商族发源地的“冀东北说”。目前这一观点虽在学界尚有争议,但冀东北地区(应含京、津两市)文史界似应对此引起重视,并根据已有史料和考古成果进行深入研究、开掘,以取得更多成果,对更大领域的文史研究做出贡献。现对其略为整理,以供参考,并希冀对有志者有所启发。

一、商族发源地“冀东北说”的出现与发展
商族发源地“冀东北说”,滥觞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1926年,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同年,顾颉刚先生写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列举《周易》的记载,认定先商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史实。在《古史辨》及其以后的研究中,顾颉刚先生(吸收了王国维先生的一些成果)进一步证明了先商在王亥时期确曾在北方的易水流域活动,使研究者对商族发源于幽燕地区有了初步的认识和领悟,并引领出不同年代、不同学科的多位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建国前后,很多研究者通过对史籍的研究和考古发掘,发布了成果,如著名史学家丁山的《殷商氏族方国考》、童书业的《古燕国辩》、胡厚宣的《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遗迹》、《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李学勤(晏琬)的《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葛英会的《关于燕国历史上的几个问题》、《燕国的部落及部落联合》、吴国曾的《周代邻近于燕的子姓邦国考述》、彭邦炯的《从商的竹国论及商代北疆诸氏》、王玉哲的《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不同深度的触及和论证,特别是著名史学家金景芳的《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干志耿等的《商先起源于幽燕说》等研究成果的出现,更使冀东北地区为商族发源地的观点得到进一步明确。二十世纪末、本世纪初,湖南零陵学院教授张京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朱彦民两位学者综合前人的研究和新的考古发现,对商族发源于冀东北地区的观点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使这一观点立论更为清楚、考据更为有力,达到了新的高度。
根据已有成果分析,商族发源地“冀东北说”之所以成立,有三个基本因素:一是典籍记载和历史传说,关于典籍记载,下文将作专述,此处从略,而从历史传说着眼,先秦史专家王明阁先生根据渤海沿岸的先民部落中曾广泛流传鸟卵降生的神话,以商先人自认生于鸟卵,推测商族也起源于渤海沿岸一带;二是古代民族的图腾崇拜,著名甲骨文学家胡厚宣认为,殷人崇鸟,今东北沿海一带尚鸟,可推知商人源于渤海湾一带;三是考古发掘得出的结论,考古学家杨锡璋根据考古发现材料,由论证殷人尊东北方位,而推测其可能与商族起源地有关,认为“商族在整个先公时期一直在这一地区活动。因此我们推测,商族的起源地,可能是在这一古黄河下游地区。”考古学者韩建业近年经探讨先商文化漳河类型的来源,认为应该注意冀东北地区,并以河北任丘哑叭庄龙山文化遗址为据分析了这种可能性。近年来,张京华、朱彦民两位学者特别从考古学等领域对此说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有力支持。此外,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商族已广泛地分布于渤海沿岸,环渤海而居者皆为商族,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认为,商族起源于环渤海地区,并从其迁徙之迹看出由东渐西之势,古代史和甲骨文专家李亚农也认为,殷人的发祥地在易水流域和渤海湾。

二、古代典籍记载与商族发源地“冀东北说”
关于商族的起源,几千年来人们对史籍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有娀氏之女……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的传说深信不疑。
史籍对商族发源的具体记载主要有:
《竹书纪年·殷商成汤》:“初,高辛氏之世,妃曰简狄,以春分玄鸟至之日,从帝祀郊禖,与其妹浴于玄丘之上。有玄鸟衔卵而坠之,五色甚好。二人竞取,覆之以二筐。简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长为尧司徒,成功于民,受封商。”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毛传》:“玄鸟,幺也,一名燕,音乙。”“春分玄鸟降,汤之先族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谋而生契。”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郑玄笺:“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
《诗经·商颂·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郑玄笺:“禹敷下土之时,有娀氏之国亦始广大,有女简狄,吞鳦卵而生契。”
《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王逸注:“言简狄侍帝喾于台上,有飞燕堕遗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
《楚辞·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氏之佚女。”“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王逸注说:“谓帝喾之妃,契母简狄也”,“帝喾次妃有娀氏之女生契。”
《楚辞·九章·思美人》:“帝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王逸注:“喾妃吞燕卵以生契也。”
《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高诱注:“帝,天也。天令燕降卵于有娀氏女,吞之生契。”
《淮南子·坠形训》:“有娀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狄,少女建疵。”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帝舜乃命契为司徒……封于商,赐姓子氏。”
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
《丹铅总录·怪异类》引《诗含神雾》:“契母有娀,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鸟衔卵,过而堕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
《太平御览》引《尚书·中候》:“玄鸟翔水,遗卵于流,娀简拾吞,生契封商。”
在以上典籍中,都对“玄鸟”和契做了着重记载,而“玄鸟”和契对商族的发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亦对商族发源地的“冀东北说”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因此,这里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1、关于玄鸟及商、周两代的燕国
玄鸟即燕,现代学名为家燕,古代又称幺。《说文》载:“幺,玄鸟也。齐鲁谓之幺,取其鸣自呼,象形也。”“燕,玄鸟也。籋口,布翅,枝尾,象形。”《尔雅·释鸟》:“燕燕,鳦。”毛公《诗经·商颂·玄鸟》传:“玄鸟,鳦也。”杜预《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集解:“玄鸟,燕也。”可知玄鸟即燕,又称为鳦,重言之为鳦鳦。燕音轧,于音取其自鸣,于字则为象形,后俗又加鸟旁则别写作█(左燕右鸟)、作鷰。燕幺之鳦与甲乙之乙音异字异,但因字形相近,自来多与甲乙之乙通用。如《大戴礼记·夏小正》“燕,乙也”,司马贞《史记·殷本纪》索隐述赞“简狄吞乙,是为殷祖”,即是此种情况。孔颖达《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玄鸟,燕也”疏:“或单呼为燕,或重名燕燕,异方语也”,似玄鸟称燕亦为某地区方言,与齐人称幺相同。燕与幺 同为玄鸟,又同为象形字,李玄伯解释说:“其形则幺像侧看之形,燕像正看之形”。[3]
指玄鸟为燕,在古代历法的建立与运用中可以得到佐证。中国古代历法虽出多元,其依据不外乎天象和物候两大类,在《礼记·月令》中,仲春和仲秋两月,正有“是月也,玄鸟至”及“玄鸟归”的记述,而在《礼记·月令》中记载二月,有一系列物候的记述,如说始雷、始电、蛰虫始动等,但是惟一可以确定在某一日的物候,只有玄鸟飞至的“至之日”。据中国科学院地理所1963年至1984年的观测结果,家燕于每年3月10日至31日始见于江淮一线,4月10日至5月10日始见于北京、石家庄一线,4月30日至5月10日始见于长春、哈尔滨一线,每年9月30日至10月10日绝见。[4]据此而言,按平均数值计算,现代的家燕是以每年3月20、21日春分日始见于江淮一线。按最上限的数值计算,现代的家燕可于每年3月20、21日春分日到达黄河一线。[4]竺可桢先生曾经指出:“《左传》提到郯国国君到鲁国时对鲁昭公说,他的祖先少暤在夏殷时代,以鸟类的名称给官员定名,称玄鸟为‘分’点之主,以示尊重家燕。这种说法表明,在三四千年前,家燕正规地在春分时节来到郯国,郯国以此作为农业开始的先兆。”[5] 殷商的做法与此正同,认为春分日为男女媾精怀孕的最佳日期。《逸周书·时训解》说:“玄鸟不至,妇人不娠。”《周礼·地官·媒氏》记载说:“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会合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正是商人遗留的信念。
《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记述的西周姬姓燕国,秦汉以来文献均作写“燕”,西周初青铜器铭文则作“匽”,战国时又加邑旁作“郾”。于是遂有学者认为“匽”当是“燕”的本义,其实“匽”仅为“燕”的假借字,方濬益《匽侯鼎》释文引潘祖荫(伯寅)说“此匽当为燕之假借字”[6]。
西周姬姓燕国的得名,张守节《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则是以为燕国之“燕”得自燕山。但燕山之“燕”又得自何处?则此问题仍有未尽。张京华认为,“燕”之本字为动物之燕的象形,因此燕国之“燕”与燕山之“燕”应是同样都得名于动物之燕。这就与“玄鸟生商”传说有关。[7]《括地志》云:“燕山在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古代所称燕山在今河北蓟县东南,经玉田、丰润,蜿蜒数百里东至海滨。东晋咸康四年(338年)石虎攻段辽,辽将北平相阳裕率其民数千家入燕山自固,当时北平郡治所在今河北遵化东。《水经注》庚水:“庚水出右北平徐无县北塞中……庚水径燕山下。”庚水也在今遵化东,所说徐无县北塞即卢龙塞。《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五代志》:“北平无终县有燕山。”秦汉无终在今蓟县,唐五代在今玉田。今青龙河古称玄水,为古濡水(今滦河)支流,玄水和濡水是自燕山山脉中段横穿而过的大河,《水经注》濡水:“玄水又西南径孤竹城北西入濡水。”由燕山、玄水之名来看,这里大约就是殷商民族最初的发祥地。沿玄水、濡水出卢龙塞,正是古代沟通燕山南北而使用频繁的一条要道,是燕山南北的中枢。在“玄鸟生商”的传说中,各书记载都提到有一条河水。《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补说“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太平御览》引《尚书·中候》说:“玄鸟翔水,遗卵于流。”所说的玄丘水应当就是玄水。
《左传》昭公九年,周王使大夫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左传》中记载燕国史事不多,“燕亳”之称仅此一见,历来学者的解释因为不能肯定燕国与“亳”的关联而多以“燕”、“亳”为二地。罗泌《路史·国名纪》说:“燕,召公初封,春秋之燕亳。”他以《左传》中的燕亳为周初的燕国,是十分正确的,不过还应进一步说明,周初的燕国实即商代的燕国。“亳”这一称谓是商人所特有的,其意为京都之京,在字形上亳与京、高(郭)也都相似。商汤时有三亳、四亳之说,亳均指都邑。丁山先生指出:“凡是殷商民族居留过的地方,总要留下一个亳名,可见亳字最初涵义应是共名,非别名也。”“《春秋左传》所见的薄、博或蒲的地名,所在皆是,虽不尽是成汤故居,我认为至少是成汤子孙殷商民族所留下来‘亳社’的遗迹。”[8] 这个解释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燕亳为一地,在考古资料中也已得到明确印证。陈梦家释《美铜器集录》著录传世《陈璋壶》铭文,“隹王五年……陈璋内伐匽亳邦之获”,考订为齐宣王五年(前314)齐田章伐燕所获的燕器,铭文为后来所加,其中“匽亳邦”亦即燕亳。陈梦家并且列举了九条史料,说明燕地与殷商的关系颇为密切,以印证燕亳为商人在燕地之亳。九条史料为:1.《左传》昭公九年称“燕亳”。2.周初邶、鄘、卫之邶在涞水县。3.箕子封朝鲜。4.古本《竹书纪年》载“殷王子亥宾于有易”。5.有易之易即狄即翟即代,春秋时在齐北燕境。6.《路史·国名纪》引《续志》称鲜虞即中山为子姓。7.孤竹国墨胎氏即目夷氏,为子姓。8.《博物志》记徐偃王卵生、孤独母有犬救之故事,徐可能为与易水相近之徐水,偃与燕有关,孤独与孤竹是一,犬与翟犬有关。9.齐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山戎亦为子姓,由《尚书·康诰》“殪戎殷”、《国语·周语》“戎商必克”、《逸周书·商誓篇》“肆伐殷戎”、《世俘篇》“谒戎殷于牧野”可知周人称殷商为戎,而商人也自称其女祖先为有娀氏。[9] 邹衡先生也认为匽即燕,由玄鸟即家燕而得名,燕之称燕早在召公奭元子受封以前,至少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存在了。[10]燕亳的所在地,陈梦家认为春秋时的燕亳当指易水流域的燕下都,邹衡认为更可能是(今北京)琉璃河商周古城。丁山认为燕亳应在濡水支流蒲水的源头蒲阳山附近(今河北完县北),并且认为燕亳就是商民族创始中的第一座都城。[11]
据此可知,北方商周之际实际上是有二个燕国的存在:一为商人的子姓燕国,字写作幺;一为西周的姬姓燕国,字写作匽。由燕山和玄水也得名于家燕,可以推测商族的起源地就应在古代燕山和玄水一带。而商代的燕国也得名于家燕,说明它在商代各宗族与支族中,应该就是嫡系所在的一个方国,也是商人最早建立的一个方国,从时间上说,它应该是与商族的起源同时的。后来商朝的都城南迁,燕国仍然是子姓宗族所居住的中心地带。《逸周书·作雒》说商灭亡时,“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王子禄父就是商纣王之子武庚,他在商亡时向北逃奔,说明商代在北方有比在东方、南方更为强大的基础。王国维先生曾经指出:“彝器中多北伯北子器……北盖古之邶国也。自来说邶国者,虽以为殷之北,然皆于朝歌左右求之。今则殷之故虚得于洹水,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出于易州,则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于其北求之。余谓邶即燕,鄘即鲁也。邶之为燕,可以北伯诸器出土之地证之。”[12]又说:“商句兵三,凡纪祖名八,父名六,兄名六。三器之文,蝉嫣相承,盖一时所铸。其器出易州,当为殷时北方侯国之器,而其先君,皆以日为名,又三世兄弟之名先后骈列,皆用殷制。盖商之文化,时已沾溉北土矣。”还说:“嘉兴沈乙庵先生语余:‘箕子之封朝鲜,事非绝无渊源。颇疑商人于古营州之城,夙有根据,故周人因而封之。’此说虽未能证实,然读史者不可无此达识也。” [13]
据此,殷商民族起源于燕地,时间约当虞夏之际,中间经过甲骨二期、商代青铜器早期,也就是祖庚祖甲时期的燕国,一直持续到商代末年,与召公奭新封的姬燕相衔接,积年相加大约已有九百六十余年之久(但这一说法尚有待于考古学的进一步证明)。
2、关于商的始祖契
关于商的始祖契(又写作禼),《史记》、《诗经》、《楚辞》、《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很多书中,都记载了契的生母简狄因为吞下玄鸟的卵而生下契的传说。对于这些记述,历代学者多不相信。王充《论衡·奇怪篇》、王肃《毛诗驳》、欧阳修《诗本义》、苏洵《喾妃论》、顾炎武《日知录》、王夫之《诗经稗疏》、梁玉绳《史记志疑》等书,都以吞卵而孕解释玄鸟生商之说,从而论定其说怪诞不经。但是到了现代,随着对古代典籍研究的日益深入和考古成果的不断出现,这则“玄鸟生商”的“神话”,却得到了确为史实的一种“非理性”记载的有力论证。新的研究和考古成果说明,商在进入中原以前,从契到成汤共有十四代先公。商朝自成汤建国至商亡约在五百年至六百年之间,其中自盘庚迁殷以后的晚商期,据《竹书纪年》为二百七十三年。自汤建国至盘庚迁殷的早商期至少也有二百五十年左右。自契至汤建国之前的先商期,年代推算比较渺茫。但据《竹书纪年》记载,夏朝自禹至桀共四百七十一年,从契到成汤的年代可能要与夏朝同时。
在各种研究和考古成果中,使“玄鸟生商”由“神话”成为史实的最有力证明,一是在甲骨文中“王亥”的“亥”字上可见一象形的“鸟”字,二是由王亥印证传世的青铜器铭文,肯定了“玄鸟妇”三字的合文。
研究有关商王亥的资料可以发现,商高祖亥的亥字,甲骨文中或从鸟,或从隹,隹亦即鸟,或从萑,萑亦即鸟,或从又持鸟,更与《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之说相合。而甲骨文中高祖夔的“夔”在甲骨文中亦作鸟形。王国维认为夔即是帝喾[14]。郭沫若从其说,并在《殷契粹编》1中认为夔即是殷之始祖宗。[15] 此说当然也有人持异义。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夔是商的祖先。帝喾是契的父亲,据载刚生出母胎,就知道自己的名字叫“俊”,俊在甲骨文中写作一个鸟头兽身的形状。关于帝俊本人的故事,主要是《山海经》中记载的帝俊与五彩鸟交友的故事。袁珂先生从帝俊的象形认为他是东方殷民族所奉祀的上帝,“就是一个长着鸟的头,头上有两只角,猕猴的身子,脚只有一只,手里常拿了一只拐杖,弓着背,一拐一拐地走路的奇怪动物,这就是他们的始祖神了”。[16] 从以上资料来看,在商族先王的三个高祖中,其中的高祖亥、高祖夔在卜辞中均与鸟有关。甲骨文中的夔字作鸟形以及亥字从鸟从隹,表明了早期商族以鸟为图腾的史实,这样就很自然地将王亥与商族的图腾联系在一起。
上述文献记载不尽相同,故事情节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简到繁,逐步演化,但始终没有改变“玄鸟生商”的主题。也就是说,人们始终把玄鸟作为商族的图腾。创生神话作为发自人类最底层的文化史现象,与图腾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图腾观念中,图腾生育信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图腾生育信仰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感生信仰,如“舜母见大虹,感而生舜”(《竹书纪年》);“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蟜氏女,少典之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三皇本纪》);其二为吞食图腾物,如吞食鸟卵或植物果实等。以上关于玄鸟生商人的神话,实际上表明了远古时期卵生图腾的信仰,玄鸟也就成了商最初的氏族祖先,是氏族的庇护者。
商族以鸟为图腾,不仅有“玄鸟生商”的故事以及甲骨卜辞可以为证,而且在商代青铜中也能找到遗痕。青铜纹饰中,鸟纹的大量出现,是商族图腾崇拜的遗绪。事实上,以鸟为图腾并非商族所仅有。尤其是在古代东、北方,从山东到辽宁有许多关于鸟的传说。在山东大汶口文化、河北龙山文化的遗物中,曾发现不少关于鸟的造型和纹样。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鬶,即是鹤、雁或鸠等鸟灯形象的塑造。环渤海东北而形成的国家,史称为燕,奉燕子为神明。因此,石兴邦先生曾指出:“鸟是东方的象征”,“形纹样是东方文化教育的特点。”[17]
既然鸟是东方的象征,那么,商族的玄鸟图腾与东夷的鸟图腾有什么关系呢?商族与夏、周图腾有别,说明其文化的传承不同,商文化与夏、周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传承。《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且鸟鸠氏司马也,尸鸟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这里的少皞部落俨然成了鸟的王国,少皞氏便是这个鸟王国的首领,是百鸟之王。诸鸟后面的“氏”字,说明这些鸟名乃是一个个氏族名或氏族酋长名称,意味着少皞所领导的,正是一个由许多鸟图腾氏族联合而成的大部族,而少皞则是属于东夷族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族的玄鸟图腾与东方的鸟图腾文化有关。商族以玄鸟为为其部族的图腾,而少昊部落中恰恰就有“玄鸟氏”,这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商人原本出自少昊部落的重要证据。正由于商族原本出自少昊部落,故商族之始祖契又称“少昊契。”郭沫若先生甚至认为少皞即是契,“少昊金天氏帝挚,其实当是契。古挚契同部。契之母常仪,契之母简狄,实系一人。”[18]胡厚宣先生赞同此说,并认为在中国古代文献传说中,少皞即是契,为商的始祖,太皞即是帝喾,为契的父亲。少皞以挚鸟为名,在他立国的时候,正当凤鸟来临,所以他要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和“玄鸟生商”、和契称“玄王”的传说是完全相合的。[19]孟世凯先生更认为,“商族与少昊族有密切的族源关系,可能是从少昊族分离出来后由东向西迁徙,在今河南商丘一带定居后,才以地名为族名”。[20]
传世的“玄鸟妇”壶最早著录于《西清古鉴》,称作周妇壶。后又著录于《陶斋吉金续录》,称元鸟壶;《三代吉金文存》,称█(玄右为鸟旁)妇壶;《续殷文存》、《鸟书考》及《鸟书考补》、《正补》、《金文编》称玄妇壶。于省吾先生判定玄鸟妇壶系商代晚期铜器,其合文格式在与商代晚期金文上限相衔接的中期卜辞的合文中,可以找出同样的例子。认为“玄鸟妇”三字合文是研究商人图腾的惟一珍贵史料,是商代金文中所保留下来的先世玄鸟图腾的残余;三字合文宛然是一幅具体的绘图文字,它象征着拥有此壶的贵族妇人系玄鸟图腾的简狄的后裔是很显明的。[21]
人类当然不能够吞鸟卵而怀孕,对于王充等人的疑问,其实可以在古代“高禖”祭祀中得到合理的阐释。闻一多先生曾接受郑玄之说,认为夏、商、周三代都有高禖的祭祀,高禖就是生育之神,各国各代所祭祀的就是自己的女祖先。夏人高禖为先妣女祸,殷人高禖为先妣娀简狄,周人为姜嫄,楚人为高唐神女。“各民族所祀的高禖全是民族的先妣。”[22] 这是对于古代“卵生”说的正确理解。
高禖是古代一种重要的祭祀礼仪,于每年春季在郊外进行,祠以太牢的重礼。据《礼记》和《吕氏春秋》记载,在西周和春秋时期高禖的祭祀仍在实行,而其起源,郑玄和毛公认为就源于简狄的吞玄鸟遗卵而生契。《礼记·月令》仲春之月说:“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郑玄注说:“高辛氏之出,玄鸟遗卵,娀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诗经·商颂·玄鸟》毛公传说:“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
生育是上古居民极为重要的一桩大事,因此以祈求生育为目的的“高禖”,也就成为一年中十分重要的一次大祭祀。高禖祭祀的形式被当作典范继承下来,为了突出简狄的首创,此后“玄鸟”即作为部族的标志为契及其后人所接受。
从时间角度来看,由王亥与“玄鸟生商”事实的被肯定,可以证实有关先商的记述确有极早的来历。也就是说,由于王亥与“玄鸟生商”史事的被认定,中国古代可以肯定的信史的最早断限,一下子就可以上推到了夏初。正是在那个时候,发生了“玄鸟生商”的真实故事。

三、商族发源地“冀东北说”考古实证
苏秉琪先生说过:“中国文明的起源不似一只蜡烛,而像满天星斗,但是,在讲到满天星斗似的文明起源的时候,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北方。北方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认识到这一点不能不说是我国的考古工作大大地进了一步。”[23]六年后他又说:“如果说,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史是一部交响曲,辽西的古文明则是它的序曲,比中原要早约1000年。传说中的‘五帝’早期的活动大约就在这里。”[24]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朱彦民副教授认为,考古学资料表明,河北境内先商文化分布在古黄河以西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北部比较微弱而越往南越强大,这就表明殷人南下入主中原是自燕山以南地区的北京平原出发,沿太行山东麓迤逦而行的。[25]古代地理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北方民族由东北、由燕山南下,也只有这一条通道。因为在上古之时,北京小平原三面有丛山环绕,东南一带是大片的湖泊沼泽。幸而西南一角,因为接近太行山东麓,地势比较高, 通行也比较方便,因此也就成为当时从北京小平原南通华北大平原的唯一门户。[26]二者研究若合一契,足能说明问题。
考古学界认为,河北境内的先商文化主要来源于河北龙山文化,但对真正的商源文化何在并不肯定。朱彦民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应在河北龙山文化的北端寻找先商文化的源头。[27]河北北部龙山文化雪山类型当是先商文化主要来源和前身,而雪山类型以北京昌平雪山村遗址二期文化、唐山大城山遗址下层文化和任邱哑叭庄遗址下层文化为代表,近来也有人称为龙山文化哑叭庄类型。
从地域分布来看,河北龙山文化雪山类型主要分布在河北北部的燕山南部、京津地区一带。而这正与从文献记载所考证的商族起源地望一致。从年代上说,“根据昌平雪山村和唐山大城山的层位关系,可以确证河北龙山文化雪山型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上限又不会超过先商文化漳河型,所以河北龙山文化雪山型晚期的年代与夏文化的早期应该是大体相当的。”[28]夏家店下层文化做为商族起源时代偏晚,而雪山类型早于夏家店下层,与夏文化早期相当。考虑到禹、契曾处于同一时代的历史事实,雪山类型的年代也颇与商族起源时代一致。
对任邱哑叭庄遗址、昌平雪山村遗址和唐山大城山遗址等几个河北龙山文化雪山类型遗址遗存的考古学材料分析,可以分别揭示先商文化源头形态的不同方面。[29]
应该说,哑叭庄遗址是探索先商文化源头的最有利的一个考古学单位。因为该遗址下层是河北龙山文化的遗存,上层就是先商文化漳河类型一类遗存。龙山文化遗存基本属于龙山文化后期,可大致分为三段。龙山文化遗存中的典型器物除甗中无腰隔而区别于漳河类型的甗之外,夹砂中口罐与甗由口沿微折逐渐趋向于卷沿,正可与漳河类型早期同类器物相衔接。正如有些学者所论,“该类型正是漳河类型橄榄形罐的直接来源和有腰隔卷沿甗的主要来源之一。”[30]具体来说,哑叭庄龙山文化遗存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并有磨光黑陶、白陶和夹蚌陶,主要器类和海岱地区尤其是鲁西北和豫东地区的龙山文化的同类器物相类似。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把哑叭庄类型纳入了海岱龙山文化系统。[31]
雪山村遗址分为三个时期,第二层是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文化雪山二期遗存。在雪山二期文化中,发现了半地穴式的房址3座、灰沟一条,以及灰坑等遗迹多处。此期出土的陶器,以夹砂和泥质褐陶为主,其次是泥质黑陶、灰陶和红陶。这是与后来的先商文化陶器的特征大致可以吻合的。此外此期文化中出现了重要的白陶片,当是开了后来殷墟文化时期盛行白陶的先河。此期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也是先商文化中旧有的本色。其次为篮纹、方格纹、弦纹等。陶器器类多样,罐类为多,其它还有鋬耳鬲、盆形甗、双腹盆、平地盆、鸟首形鼎足等,也应视为以罐、鬲、甗为主的先商文化器物组合模式的先兆。
大城山遗址第二层是河北龙山文化层。该层文化遗物中有不少石器,如柱状石斧、穿孔扁平石斧、双孔石刀、石锛、双孔石铲、石簇、三棱石矛头、石核、石片等。而典型的先商文化漳河型遗物中,也有石器,器类也是斧、铲、刀、凿、矛头、簇、弹丸(石核)等,二者在石器的器形、器类方面大体一致。大城山遗址二层中所出陶器,分夹砂灰陶、夹砂黑陶、泥质灰陶等类,也是先商文化漳河型中常见的陶类。其纹饰以磨光、素面、绳纹、划纹、凸弦纹、方格纹、篮纹、附加堆纹为常见,尤以绳纹、篮纹、附加堆纹较多。而先商漳河型陶器中也是以绳纹等为主。正象发掘者所云:“遗物中所出现的敛口唇罐,深腹绳纹盆以及鬲形器时,都与河北商代遗址中所出土的无显著区别。”[32]大城山二期遗址中发现大量的动物遗骨,如牛、羊、猪、狗、鹿、鱼、田鼠、野狸、水鸟等动物骨骼,有大量的骨器,器类有刀、镖、钩、锥、簇、笄、针等,从其石器多为渔猎工具和武器表明,该文化的主人是以游牧为生活特征的民族。而在先商文化的漳河型遗物中,也有骨器,器类也是这些铲、矛头、簇、锥、针、笄、匕等。可见殷商先民以动物肉为食,以渔猎为生,是个不折不扣的游牧民族。直至先商文化的漳河类型时期,仍然发现大量打制和磨制石器,器类以渔猎工具、武器为多,未见礼器出现,未有版筑房基和墓葬,没有明显的长久居住聚落遗存,可见此时殷商民族仍未脱离原始的游牧生活。尤其是二者都有卜骨。卜骨是最能代表殷商民族习惯与传统的遗物,它们是商人建国后占卜迷信之风大盛的先导。[33]
因此,雪山村、哑叭庄和大城山遗址所代表的河北龙山文化雪山类型作为河北先商文化的祖型、前身,在考古文化因素分析上是站得住脚的。

四、商与戎的关系与先商起源“冀东北说”
从地域角度看,由与先商有关的有易、有娀、河伯、子姓燕国、北伯、子姓孤竹国、箕子朝鲜、肃慎、长、发等众多方国的存在,可知商代北方必有一段文明繁盛的历史。
王国维、顾颉刚的研究证明了先商在王亥时期确曾在北方的易水流域活动。丁山先生也曾指出:“商代的史前时代,忽然巨野泽,忽然易水,忽然繁渊,忽然又回到易水。”又说:“以殷商后期的政治论,其文化中心在殷虚;以建筑遗址与陵墓规模论,殷墟文化的中心又在小屯与侯家庄。侯家庄在今洹水北岸,小屯在其南岸,使以河流为主,殷墟文化也可名之为洹水文化了。”[34]在先商以及商代都邑所谓“前八后五”的屡次迁徙中,大多数都邑都分布在今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地区,其中有一些重要的都邑还分布在今河北省的中部,远离黄河。这一情况和先商王亥时期的史事是相符合的,由此可知夏商之际北方地区的文明状况或许比以往的理解要高。
在商族的起源问题上,无论主张西方说(陕西、山西)、东方说(河南、山东)、东北说(辽宁、河北)或江浙说的学者,都不能回避王亥曾经居于河北易水的事实。商人是一个有频繁徙居特点的民族,有自契至汤八迁、自汤至盘庚五迁之说,而关于商人历次徙居的地点,在学术界历来争议最大。但是以王亥所居为有易、以有易为今河北易水流域,却是其中绝少几个没有争议的问题之一。由于王亥及其弟王恒、其子上甲微三世曾活动于今河北易水流域的史实已确切无疑,迄为定论,这就为进一步探讨夏商至周初北方有易、河伯、北伯、子姓燕国、子姓孤竹国、箕子朝鲜、肃慎以及长、发二方国的历史状况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支点。
商人的第七代先公王亥曾经在有易部落中活动,见于《竹书纪年》、《易经》和《楚辞·天问》等书。商人的女始祖简狄为有娀氏女,这个有娀部落应该就是有易。简狄的名字中“简”是其名,“狄”是其姓,也就是其所在部落之名。娀即戎,戎与狄、翟义同,所以有娀也可称为有狄,《楚辞·天问》“昏微遵迹,有狄不宁”,有娀即写作有狄。狄、易二字古代音同可以互通。《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以及《管子·小称》、《韩非子·二柄》、《韩非子·难一》中所载齐桓公大夫易牙,《大戴礼记·保傅》、《法言·问神》、《论衡·谴告》记作狄牙。《说文》中逖字或体作逷,惕字或体作悐,均以狄、易互通。简狄之狄,《史记·殷本纪》及《楚辞·天问》作狄,司马贞索隐及《路史》注作易。索隐说:“旧本作易,易狄音同。又作逷,吐历反。”颜师古也作逷。《稷契考》又作逖,《淮南子·坠形训》又作翟。数事都可证明简狄母家的有娀正是王亥后来活动的有易。有娀的地望,据《淮南子·坠形训》说:“有娀在不周之北。”又说:“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可知不周山在北方,且与幽都为近。
有易是契的母族,在当时应当是一个显赫的大部落,但是到上甲微以后,有易这个名字就不再被提起,其原因可能就是上甲微联合河伯对它的讨伐。《古本竹书纪年》明确记载这件事的经过,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在《周易》的《大壮》六五爻辞和《旅》上九爻辞以及《楚辞·天问》中,也都记述了王亥被有易所杀、上甲微为其复仇的故事。一般认为王亥被有易所杀的原因,是他行淫享乐,但是实际情况恐非这样简单。有易就是有娀,是契的母族,王亥之于有易是外孙辈。他“宾于有易”、“托于有易”,可能就是前去投奔他的外亲、诸舅。他淫于有易,可能又是商代先公自契以后原来就有与有易之女世代通婚的传统,有密切的血缘关系。王亥之所以被杀,可能不在于他淫于有易之女,而是他违背了两氏族间的某些特殊的规定。
上甲微复仇时,借助了河伯的力量。河伯为氏族名,应是由于这个氏族居住在河水左近并且擅长于行船或者治河而得名。《穆天子传》中所说“河宗氏”,集宁出土高句丽《好大王碑》中所说“母河伯女郎”,都应当是此一氏族。但河伯之“河”所指并非黄河,而是滹沱河。古黄河入海处已不可考,《礼记·礼器》中说:“晋人有事于河,先事恶池。”恶池即滹沱,祭祀黄河时先要祭祀滹沱河,说明古代的滹沱河与古代的黄河可能是相连接的,滹沱河可能即古黄河故道,古黄河经由滹沱河由河北北部入海。从字音上看,滹沱急读即河。由战国时河伯娶妇的故事看,当时祭祀河伯之处仍在漳水岸边,称为祭陌、紫陌。《水经注》浊漳水过邺县西,“又北径祭陌西,战国之世俗巫为河伯取妇,祭于此陌”。《太平寰宇记》相州邺县条也说:“浊漳水在县东北,有永乐浦。浦西五里,俗谓紫陌河,此即俗巫为河伯娶妇处。”古代黄河经由滹沱水道入海,漳河起初由商河入海,后也改道滹沱。可知古代河伯氏族所居之河与滹沱河、漳河、商河均有关联。丁山先生又引证甲骨文的资料说明上甲微与河伯的史事说,《佚》八六八有“辛巳卜,贞,王亥、上甲即于河”,“即于河”即祭王亥、上甲于河,可证上甲微假师河伯之说确传自商人。而河水及河伯所在的位置是在滹沱河、漳河流域,正与有易相距不远。
上甲微借助河伯的力量杀死有易之君,但是有易部族还有遗存,根据《山海经》的记载,他们应该是迁移了,迁移之后又重新建国,但是可能更改了部族名称。《山海经·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戲,戲生摇民。”其中“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一句,甚可玩味。王念孙谓“河”下当增一“伯”字,河即河伯。郭璞注曰:“言有易本与河伯友善。上甲微殷之贤王,假师以义伐罪,故河伯不得不助灭之。既而哀念有易,使得潜化而出,化为摇民国。”所说有易本与河伯友善可能是事实。而有易在河伯的帮助下迁移,最可能的就是借助了河伯部族的行船技术。[35]

五、商与孤竹的关系与商族起源“冀东北说”
1,孤竹为商代在今河北东北部的封国。据《史记·周本纪》伯夷、叔齐条下《正义》引《括地志》:“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姓墨胎氏”。“墨胎氏”也写作“墨台氏”、“墨夷氏”、“默夷氏”或“目夷氏”。据《帝王世纪》,孤竹的受封应始于成汤(“汤特封墨台氏于孤竹”)。《史记·殷本纪》记载:“契为子姓,其後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这和《通志·氏族略》所云:“墨台氏,子姓”互相吻合, 说明孤竹君很可能为殷商国族。
2,孤竹国的地望。《汉书·地理志》称辽西郡令支县境“有孤竹城”,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伯夷国,今有孤竹城。”郦道元《水经注》濡水条说:“玄水又西南经孤竹城北西入濡水”,并引《汉书·地理志》,说有孤竹君祠“在山上,城在山侧,肥如县南十二里”。《括地志》说:“孤竹土城,在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 清人吕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认为,在今辽宁喀左县“南八里有故龙山城,盖即令支城也”。“东北二十五里有元利州城,盖志所云孤竹城”。
3,孤竹国的疆域范围。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1973)认为,孤竹国的疆域范围则应包括很北的辽宁在内。李学勤、彭邦炯均赞同此说。彭邦炯说:“商代竹氏地望可从甲骨文、考古材料、文献记载三个方面得到证明:确实在今日河北东北部到长城外的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一隅的范围内;而卢龙则是该国族的中心区或首邑所在,喀左等地则可能是当时竹国范围内的重要城邑了。” [36]
4,孤竹与商的关系。齐桓公北伐山戎,《国语·齐语》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史记·齐太公世家》则记为:“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根据《国语》的记载,齐桓北伐的对象是山戎, 被斩的却是孤竹君, 这至少说明孤竹和山戎是联系极其紧密的盟友。而《管子·小匡》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制冷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可见戎族对九夷的影响力。要具备如此的影响力, 当时除了周人以外, 只有一个部族能够符合以上条件,那就是先代的商部族。商和孤竹关系密切, 戎族作为商的后裔与孤竹有非同一般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这也可从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1973年3月和5月,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喀左旗北洞村先后发现了两处商周窑藏青铜器共十多件,其中3月发现的一号窑藏商代青铜器中,有一件二号罍,铭文为:“父丁█(上孤下日)竹亚长。”李学勤(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1975)认为“█(上孤下日)”字中的“瓜”为象形,“█(上孤下日)竹”即文献里的孤竹。竹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常见,写作“⑤”或“⑥”。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说已搜集到的“⑥”器有二百五十件左右,绝大多数为商器;“⑤”器有二十余件,以商末或周初器居多。在甲骨卜辞中,有“竹侯”、“妇█(竹字加女旁)”二字的连文,连同其他有关竹国活动的记载,共有四十余条,说明竹国不仅被封为侯爵,而且竹国的女子还在商王室为妻妾,竹国还有人在商王朝担任卜人。彭邦炯认为,《国语·齐语》等文献上的孤竹是一个比较显赫的国族,在卜辞中非竹氏莫属,并且说辽宁喀左北洞村一号窟的罍铭文中“█(上孤下日)竹”或释为“孤竹”,或释为“█(上为戈、子,下为日)竹”,可否尚待进一步研究,但是诸器中都不离开一个“竹”字,“这样,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说:北洞所出带‘█(上为戈、子,下为日)竹’的铜器确实与商代的竹氏有关”。[37]
而且从燕、邶、孤竹等国的有关事实,至少可以肯定河北北部以及辽宁一带曾经是殷商经营的重点。武庚、箕子在周初、商亡之后选择北去,也肯定和这些因素有关。

注:
[1]《万古江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42页中
[2]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3]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M]》,开明书店,1948
[4][24]宛敏渭、刘秀珍《中国动植物物候图集[M]》
[5]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1)
[6]方濬益《缀遗斋彝器考释[M]》
[7] [38]《燕赵文化——一个北方平原地区汉族旱地农耕文化的历史》,辽宁教育 出版社1995年出版,1998年第2版
[8] [11]丁 山《商周史料考证[M]》,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60
[9]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J]》,《考古学报》,第10册,1955
[10]邹 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12]王国维《北伯鼎跋[J]》,《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王国维《三句兵跋[J]》,《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第九,中华书局1961年
[15][18]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251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
[16]袁 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7] 石兴邦《山东地区史前考古方面的有关问题》,《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
[19]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
[20]孟世凯:《商族源和相关问题》,《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
[21]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J]》,《历史研究》,1959(11)
[22]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J]》,《神话与诗[M]》,开明书店,1948
[23]童明康《进一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苏秉琦关于辽西考古新发现的谈话》,《史学情报》,1987第一期31页
[24]苏秉琪《论西辽河古文化》,《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1993年
[25] [27] [33] 朱彦民《商族起源新论》,2006年4月7日
[26] 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
[28] 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29][3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沧州地区文物管理所《河北省任邱市哑叭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建国以来北京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北京考古四十年》,《文物》1989年第8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30]韩建业《先商文化探源》,《中原文物》,1998年第2期。
[31]王青《试论任邱哑叭庄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中原文物》,1995年第4期
[34] 丁 山《商周史料考证[M] 》,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60
[35]张京华《由先商王亥史事论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建设——古史辨派研究之六》 2006年11月10日
[36] [37] 彭邦炯《从商的竹国论及商代北疆诸氏》,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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