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族起源的人骨考古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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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族起源的人骨考古学探索*
王明辉1、2

(1.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吉林 长春市 13001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100710)
关键词: 商族; 起源; 人骨考古学
摘 要: 关于商族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本文利用人骨考古学的方法分析商族的起源问题,研究认为,商族是一个由多种体质形态和种族成分构成的混合人群; 利用多元统计分析方式,本文认为商族的起源可能与中国东北地区西部、西辽河流域的古代人群有关,但不同程度的受到了中原地区古代人群的基因影响。
Key words: Shang civilian; Origin; Human osteoarchaeology
Abstract: The origin of Shang People has always been controversial. We analyze the origin of the Shang people from human osteoar-chaeology method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Shang people are a mixed population composed of a variety of physical shape and racial composition. The use of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hang people may be related to the west of Northeast China and west Liao River Basin ancient populations. And the Shang people were also influenced by the genetic influence of the ancient population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DOI:10.16143/j.cnki.1001-9928.2015.04.008

一、前 言
关于殷商文化和殷商族群的起源,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西方说。主要是指陕西说,这是传统观点。《史记·殷本纪》“契封于商”,汤 “始居亳,从先王居”。东汉郑玄 《集解》 “商国在太华之阳”。晋皇甫谧 《帝王世纪》也称: “商契始封于商,在禹贡太华之阳,今上洛,商是也”。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高部》: “亳,京兆杜陵亭也。此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如皮锡瑞、蒙文通、顾颉刚、荆三林、饶宗颐[1] 等多主张此说。也有学者根据斝式鬲的变化认为先商文化起源于陕西[2] 。
东方说。又可分为豫东鲁西南说、濮水流域说和山东半岛说等。王国维认为商族早期居留地商在河南商丘、亳在山东曹县[3] 。郭沫若认为商族起源于豫东鲁西南地区 [4] 。张光直、栾丰实等也认为商族起源于豫东鲁西南一带[5] 。田昌五、方辉等认为商族起源于濮阳或濮水流域[6] 。徐中舒、王玉哲、佟柱臣等认为商族起源于山东,并与山东龙山文化联系起来[7] 。有学者甚至认为商族起源于济南大辛庄遗址 [8] 。
北方说。又可分为渤海湾说、冀东北说、易水流域说、北京说、冀中南说、豫北说等。胡厚宣、翦伯赞等认为商族起源于渤海湾一带[9] ,杨锡璋、韩建业等认为早期先商文化可能在古黄河下游地区或冀东北、京津唐地区[10] 。丁山等认为商族源于易水流域[11] ,曹定云认为商族起源于北京 [12] 。邹衡先生认为商人最早活动中心地点在滹沱河和漳河之间; 李伯谦先生认为下七垣文化是先商文化; 严文明先生认为豫北冀南的后冈二期文化可能是商族祖先的文化; 刘绪先生认为商族发源地在河北中南部及其周围地区[13] 。朱彦民推测商族起源于河北东北部的京津地区、燕山以南的渤海湾一带 [14] 。
东北说。傅斯年首倡此说,认为商族源于东北,顾颉刚也曾服膺此说,劳幹、金景芳也认为商族源于东北或辽西 [15] 。干志耿等认为商族源于幽燕,郭大顺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先商文化有密切关系 [16] 。
晋南说。李民认为山西南部是商族的摇篮,张国硕认为商族策源地在关中东部与山西相邻地区,郑杰祥认为商族起源于山西永济县一带,陈昌远从文献证据说明商族起源于晋南[17] 。邹衡、李伯谦、张光直、王克林等认为先商文化与山西的古代文化有密切关系[18] 。
中原说。徐旭生认为夏商氏族一脉相承,安志敏认为商文化是在中原龙山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广仁等认为殷商文化是本地起源的,又是多根系的,赵芝荃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先商文化等[19] 。李民、张国硕等认为夏商周三族同源 [20] 。
此外,还有一些说法,例如卫聚贤认为商起源于江浙一带,张光直也认为东南沿海的良渚文化与商文化有密切的联系 [21] 。坚持这种观点的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相对比较少。
回顾商族起源的学术史就会发现,这些研究结果都是根据历史文献或考古资料取得的,但关于商族起源的文献和考古资料相对比较零碎和片段化,有些互相抵牾,加之学者的不同解读,造成商族起源研究争论频仍。笔者在此意欲另辟蹊径,重点从人骨考古学角度观察和分析商族的种系渊源和与其同时代或略早的各文化人群间的亲疏关系,探讨商族的起源。笔者认为人种的变迁和变化要比文化的变化速度慢得多,更能从广阔的时间、空间范围内给我们的论证以正确、合理、科学的解释。
在此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商族的界定;二是人骨考古学的概念。本文讨论的商族是指商王朝统治领域内的商人,不包括商王朝以外商文化影响区域的人群,也不包括商王朝领域内的外族人。关于商族的成分,至少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商王朝内社会上层的统治阶层,另一个是社会平民和奴隶。
人骨考古学 (Human Osteoarchaeology)是一个新兴概念,也称为 “人体骨骼考古学”,是以考古遗址出土的人类骨骼遗存(包括牙齿) 为研究对象,采用形态学、解剖学、功能学、病理学、创伤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遗传学等分析手段,探索研究一系列的考古学问题,包括人类的起源与进化、古代人类的体质特征、生长发育、生活方式、健康状况、饮食结构、社会经济、人口结构、迁徙行为、社会冲突以及人群亲缘关系和遗传结构等。人体骨骼考古学包括人类骨骼形态学、古病理学、古人口学、骨化学和古代 DNA 等分支学科。它与过去的体质人类学 (Physical Anthropology) 概念有很大的重合,但也有一些差异,简单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 人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考古遗址中发掘出土的人类骨骼或其他组织,不包括体质人类学研究的第四纪动物、灵长类动物,也基本不包括体质人类学研究的皮纹学、耵聍学和血型学等; 2. 人骨考古学的目标是利用人骨材料解决考古学问题,更加注重人骨材料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人群迁徙、文化融合、体质变迁、社会冲突、生业模式、基因混杂等,而不是利用人骨材料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如遗传学本身的问题等。因此,我们认为人骨考古学的概念更能适合目前的考古学学科研究需要。

二、材料与方法
目前,有关商族的人类学材料目前已经发现了很多,主要包括了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小双桥遗址、望京楼遗址、荥阳关帝庙遗址、殷墟、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滕州前掌大遗址等。但是这些遗址的人类学材料和研究并不充分,郑州商城的人骨材料没有相关研究[22] ; 偃师商城和小双桥的人骨材料保存较差,研究不充分[23] ; 望京楼遗址、荥阳关帝庙遗址和大辛庄遗址的人骨材料正处于研究之中 [24] 。殷墟遗址、前掌大遗址和藁城台西遗址的人骨材料经过较为细致的研究。本文的研究以这些材料为基础。
目前商族的人骨材料方面保存较好且研究比较充分的仍然是殷墟遗址。虽然殷墟人骨的研究很多,但比较充分的研究成果是 《安阳殷墟头骨研究》一书和安阳大司空遗址出土人骨的研究。 《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共研究了两批材料,包括: 一是安阳西北岗祭祀坑人骨材料,但是由于学术界对祭祀坑人骨资料的来源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是来自战争俘虏,是外族人,有人认为是奴隶,是下层人,也有人认为是平民,是本族的人; 人骨研究也表明,他们的体质特征也很复杂。二是历年来在王陵区外挖掘的中小墓的平民墓葬出土人骨资料。这些人骨资料包括三类,一类墓型较大,随葬品丰富,有成套的青铜礼器,甚至有车马器、玉石器等,或有殉人。此类墓数量很少,约 2 ~ 4%,推测墓主人身份为社会上层。二类为中等墓,大多有棺椁和一定数量的陶礼器随葬,有的有铜或铅制兵器。这类墓占大多数,墓主人生前有一定的生活资料和政治地位,可能是社会中的平民 (自由民) 阶层。三类墓形小,常无葬具,无随葬礼器,有时有几件日用陶器或全无随葬品,这些墓主人大概是下层平民中的贫苦的族众。总之,这些中小墓墓主社会地位应主要是殷王朝的平民或社会主体,其中少数人的社会地位可能比一般平民更接近殷王族或本身就是王族成员 [25] 。安阳大司空商代人群的人骨研究显示他们的体质特征与本地区的主体居民一致,属于古中原类型居民的范畴 [26] 。
前掌大遗址位于山东滕州,时代约为商末周初。人骨材料研究显示,前掌大墓地古代人群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类型的人群,A 组人群接近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B 组人群接近于北亚蒙古人种; A 组人群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祖先体质特征的延续,B 组人群可能与商周以来北方人群南下混血有关[27] 。
台西遗址位于河北藁城县,年代下限不晚于晚商早期,可能是商代北方的方国。人骨研究显示,台西遗址古代人群与安阳殷墟中小墓第一类人群关系密切,同时与东北地区古代人群也有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 [28] 。
同时,为了更方便的比较商族人群的体质特征以及与其他古代人群的关系,我们选择了早于商代、可能与商族起源有关的不同地域和不同时代的古代对比组,来探讨商族人群的渊源关系。这些对比组包括安阳殷墟中小墓 (2 组)、安阳西北岗祭祀坑组 (5组)[29] 、大司空组、藁城台西组、前掌大组、大甸子夏家店下层组 (2 组) [30] 、河北蔚县合并组[31] 、呈子二期组 [32] 、仰韶合并组[33] 、柳湾合并组 [34] 、庙底沟二期组 [35] 、陶寺组[36] 、游邀组 [37] 、姜家梁组 [38] 、庙子沟组[39] 、庙后山组 [40] 、夏家店上层文化合并组[41] 等共 23 组。各组材料的具体情况见表一。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中的欧氏距离系数[42] 和聚类分析 [43] 等方法,所有数据和图标均用 SPSS19. 0 软件制作。对比项目和各项数据见表二,对比结果制成的聚类树状图见图一。

三、结果和讨论
图一显示,商族与其他人群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呈现错综复杂的态势,最明显的表现是殷墟中小墓和祭祀坑各组在聚类图上分布比较分散,这说明商族的种系成分和来源是复杂和多元的。在最远的 20 ~ 25距离中,23 个对比组可以分为两个类群,台西组、庙后山组、殷墟中小墓三组、祭祀坑一组和前掌大组明显首先聚类在一起,其余 18 组聚类关系相对较近。在这 18 组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可以分为 3 个亚组: 大甸子二组、蔚县合并组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组为一亚组; 陶寺组、游邀组、仰韶合并组、庙底沟组和呈子二期组等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各组为一亚组; 其余 11 组为一亚组。在这 11 组古代人群中,除了殷墟的各组 (中小墓二组、祭祀坑二、三、四、五组和大司空组) 外,其余皆为中国北方的古代人群,多属于长城沿线甚至更北的古代人群。在这一亚组中,我们还可以分为 3 个支组: 祭祀坑二组、三组和大司空组三个安阳本地组为一支组; 姜家梁组、庙子沟组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合并组可以为一支组; 祭祀坑四、五组、中小墓二组和大甸子一组成为一个支组; 柳湾合并组相对游离于这 10 组之外。可以看出,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商族人群各组并没有首先与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青铜时代各组居民聚类在一起,相反,商族人群的各组,无论是代表商人平民,还是来源不太明确的商代人群,首先与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各组聚类在一起,这很明显的说明商族人群的起源可能并不在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古代人群,而可能在于中国北方。就代表商族平民、甚至可能是社会上层的中小墓二组、三组的聚类分析结果看,他们与西辽河流域和东北地区的古代居民可能存在更为密切的关系。
具体而言,殷墟中小墓二组与大司空组、祭祀坑二组、三组、四组、五组、大甸子一组、姜家梁组、庙子沟组、夏家店上层文化合并组以及柳湾组等古代人群的体质特征都是以东亚蒙古人种成分为主,同时在某些特征上不同程度的存在北亚蒙古人种因素。中小墓三组仅 8 例,但意义重大,随葬品较多且等级较高,墓主人身份一般较高甚或为王族成员,他们具有明显北亚蒙古人种特征; 这些特征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北的东北、西辽河流域等地,最南到达张家口、天津、北京等地,到了商代早中期可到达石家庄地区,他们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各组具有明显的接近趋势。如果我们把中小墓二组作为商王朝人群的主体,按照人骨考古学的分析,他们更多的具有东亚蒙古人种的特征,这些特征的主体分布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地区,朱泓先生称为 “古中原类型”[44] ,例如庙底沟组、仰韶合并组、呈子二期组等。中小墓二组具有的东亚蒙古人种特征应该来自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他们一方面继承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人群的体质特征,另一方面受到了来自北亚蒙古人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在聚类关系上产生了一定的形态偏离,而首先与中国北方地区类似体质特征的人群发生了较为密切的聚类关系。如果把中小墓三组作为接近王族或本身即王族成员来看,或者代表商王族的体质特征的话,他们可能更多的来自西辽河流域和东北地区。但由于材料所限,他们具体来自夏家店下层文化核心分布区 (西辽河流域) 还是边缘分布区 (张家口、北京、天津、环渤海),目前还不十分清楚。

四、结 论
关于商族和商文化的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我们试图另辟蹊径,利用安阳殷墟出土的人骨资料作为基础材料,通过形态学比较研究商族人群的起源问题。通过人骨考古学的初步分析,我们认为商族人群是一个复杂的和多元化的人群集合体。殷墟出土人骨显示,殷商平民继承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人群的体质特征,同时受到了来自北方人群体质特征的影响。殷商的上层、甚或本身可能与王族成员有关的人群,他们的体质形态更多的呈现出北亚蒙古人种为主、混有东亚蒙古人种因素的特征,这与西辽河流域和东北的西部地区的古代人群有关,这可能暗示了商族的早期起源可能与该地域的古代人群和文化有关。
据此推测,商族可能最早起源于我国东北地区西部、西辽河流域等地区。在与其他北亚蒙古人种相同或相似的环境中,逐渐形成本身的人类学特征。他具有某些东亚人种的因素应该是由于商族迁徙到东亚蒙古人种为主的中原地区后发生的混血现象,形成了在北亚蒙古人种典型特征下又略带东亚蒙古人种成分的体质形态。
另外,我们还对 2004 年大司空遗址出土的 6 例成年男女进行了线粒体 DNA 研究。研究结果显示,6 个样本均获得了真实可靠的 mtDNA 高可变Ⅰ区的序列,确定为 6 个单倍型,分属于 4 个不同的单倍型类群,这些单倍型类群都普遍存在于现代欧亚大陆东部,获得的序列中 5 个单倍型可以在现代东亚、北亚和中亚人群中找到共享,这些共享人群广泛分布于中国、蒙古、日本、朝鲜半岛、西伯利亚南部和中亚东部地区 [45] 。这些人群的体质特征主要属于东亚蒙古人种和北亚蒙古人种类型。这些单倍型类群多样性较高,暗示殷墟商代晚期自由民的组成应该是复杂多元的,人群来源可能也是多样的。
此外,在殷墟一些器物上塑造的人像形态显示商族的体质形态的复杂化特征,例如在 1959 年南阳出土的人面陶范,塑造的人面形态具有突出的颧骨、窄的鼻型结合扁平的面部,呈现北亚蒙古人种的面型[46] ; 在另一件青铜方鼎上塑造的人面形态也与此类似[47] ; 著名的虎食人卣青铜器上人面的形象也具有宽扁的面部特征[48] ; 妇好墓中部分跪坐玉人的颅面部形态明显具有低颅阔面等北亚蒙古人种的形态特征,同时也有一些具有其他体质形态的颅面部特征的玉人形象[49] 。
总之,在现有人类学材料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商族人群的种系成分和种族来源比较复杂。通过人骨考古学的分析,关于商族的早期起源,可能与中国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等早期人群有关,只是在历史不断发展和人群的迁徙过程中,不同体质形态的人群经过了大规模的基因融合,尤其是商族人群中的平民在与中原地区古代人群融合中不同程度的受到 “古中原类型”人群的影响,而部分商族上层人群可能较多的保留了祖先的基因和体质形态。殷墟作为都城为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人群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为各人群基因的交流、体质的融合创造了机缘,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殷墟商代晚期居民人群构成多元的推测。目前我们正在研究郑州望京楼遗址二里头、二里岗文化的人骨资料,我们这次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全面的鉴定和采样,包括形态学、古病理学、遗传学、年代学、同位素、寄生虫学等,希望能够进一步弄清商代早期人群的体质特征、健康状况和遗传信息,对商族起源的研究也许有一定帮助。

注释:
*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商系墓葬人骨资料的整合研究》(课题号: 12CKG005) 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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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欧氏距离系数: Dij=1m ∑mk = 1(x ik- xjk )槡2其中,i 和 j 代表颅骨组,k 代表比较项目,m 代表比较项目数。各对比组之间的亲疏关系由距离系数大小决定,一般来说,Dij 值越小,表示这两组之间的关系越近。相反,关系则较为疏远。
[43]聚类分析 (Cluster Analysis) 又称群分析,它是研究样本或变量分类问题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通常是将所有的样本或变量看成是不同的 n 个类,然后按照某种方法量度样本或变量间的亲缘程度,并将其中亲缘程度最近的两类合并成一类,在剩下的 n~1类样本或变量中,再找出最接近的两类加以合并,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样本或变量被合并成一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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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李学勤 . 试论虎食人卣 . 载: 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 . 南方民族考古 (第一辑),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 殷墟妇好墓,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 方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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