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族起源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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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族起源研究综述

A Summary of Studies in the Origins of the Shang Clan
朱彦民( Zhu Yanmin )

商族起源问题,自西汉司马迁始,两千年来诸说搅绕、莫衷一是。近现代学术界更是热衷于这一题目的讨论。
随着殷墟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进展,一些考古学者就提出了探索早于晚商的早商文化及商文化来源的问题。为在考古学上寻找殷墟文化的来源,李济曾经提出「先殷文化」的假说,认为小屯所发现的黑陶文化(即龙山文化)代表一种先殷文化。 1 同时李济也提出过「先商」和「原商」的概念。 2 对于早于殷墟的考古学文化,梁思永、尹达等也作了较多的探索,认为殷商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是继承龙山文化的文化因素。 3 再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曾派李景聃等赴文献中称为「南亳」的豫东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寻找先商文化和「南亳」的踪迹,虽然并没有什么线索, 4 但是这种探索正是将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结合在一起以探求较早考古学文化的一种正确做法。
上个世纪50 年代以来,郑州二里冈和商城遗址的发掘又确定了早于殷墟的商代前期文化,而早于二里冈的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之后,商文化的更早来源也即先商文化的问题又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特别是早于商代文化的二里头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及辽西红山文化等的发现和研究,极大地促进和带动了关于商族起源研究活动的开展。于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学说、观点不断涌现出来。为了使这一研究能够进一步的深入,有必要将其中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西方说
西方说即指陕西说,为出现较早的传统观点。 《史记•殷本纪》说契「封于商」,汤「始居亳,从先王居」,虽未明言在西方,但在〈六国表序〉又云:「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兵,汉之兴自蜀汉。」很显然,司马迁认为商族同其他民族一样起源于西方。
至于此西方究在何处,后世学者由于分别对「商」、「亳」的解释不一,而对商族的起源地形成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太华之阳
《史记•殷本纪》言契封于商,后人注释此地在太华之阳。如〈书序〉孔疏引郑玄语:「契本封商,国在太华之阳」,皇甫谧《帝王世纪》也称:「商契始封于商,在禹贡太华之阳,今上洛商是也」。 (均见裴骃《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又《括地志》云:「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所封也。」 (《史记•殷本纪》正义引)都认为商人起于华山之南。

(二)京兆杜陵
司马迁所言「汤起于亳」,「从先王居」而始居于「亳」,也未言明究在何处。后世学者演成「杜亳说」。许慎《说文解字•高部》:「亳,京兆杜陵亭也。」徐广《史记音义》亦云:「京兆杜县有亳亭。」(《史记•六国年表序》集解及《史记•封禅书》索隐引)是皆称「汤起于亳」之「亳」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南。
虽然汉晋唐间学者对商族起源的具体地望认识不一,但他们都认为应是西方。因此可视为传统的西方说观点。这种观点对后世学者影响很大,从者甚众。如皮锡瑞、魏源、俞正燮、陈寿祺5 等都支持和信从西方说。现当代学者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信从此说者仍不乏其人。如蒙文通认为陕西境内的商州西亳,「为契之旧居」。 6 顾颉刚认为:「商之本封虽在今陕南,而商之别封竟至今陇西。」「当时亳王区域奄有今渭北之三原、兴平与渭南之长安等地。合之〈殷本纪〉注,则商人始基在渭水、丹水两流域。」 7 荆三林认为商族发源于太华之阳的洛河丹河上游地区,以后逐渐向豫中、豫东发展,至成汤时到达今山东曹县和江苏省徐州市一带。 8 黄竞新对甲骨卜辞与经史文献的考证,也认定殷商民族起源于陕西境内。 9
张国硕从考古学角度曾主商族起源于晋南说,但他又认为商族的发源地在关中东部与山西邻近地区,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的东部类型即是商族最早的物质文化遗迹。 10 近有学者从斝式鬲的演变分析,也认为客省庄文化是商文化的渊源,商人发源于今陕西省境内的渭水流域一带,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发展之后,才开始迁徙到山西、河北、河南等地。 11

二、东方说

(一)豫东鲁西南说
首倡此说的是王国维。与司马迁主张古之帝王多起事于西方说恰恰相反,王国维认为:「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王氏在〈说商〉、〈说亳〉等文中考证了商即今河南省商丘、亳在今山东省曹县。 12 此后,商人起源于东方之豫东鲁西南说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回应和支持。
郭沫若认为商族起源于豫东鲁西南地区:契居之蕃,在今山东滕县,昭明所居之砥石在今河北省泜水,相土之商丘在今河南商邱一带。 13 龚维英认为,商族属东夷鸟图腾集团,今之商邱即古之商地,因相土时商人聚居此地而得名。 14
商族起源于豫东鲁西南说,颇得考古界一些人士支持,如吴秉楠、高平、 15 许顺湛、 16 李仰松、 17 孙飞、 18安金槐、 19 郑伯昂、 20 杨亚长、 21 杨宝成22 等,大都主张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即王油坊类型)为先商文化,认为商族起源于豫东鲁西南一带。近年来栾丰实认为,郑州南关外下层早期商文化的直接来源,应是分布于鲁豫皖一带的岳石文化。 23 张光直也认为,先商文化应在河南最东部、山东西部和安徽北部这一地区内,他构拟的先商文化面貌一方面与二里头类型的夏文化有某些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又构成了大汶口和龙山文化向商朝过渡的一个阶段,殷商文明中与统治阶级的宗教、仪式、生活和艺术有关的重要文化因素,起源于东部沿海地区。 24

(二)濮水流域说
创立此说者是田昌五。他从音韵学考证认为,《史记•殷本纪》所说「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地在河济之间的濮水流域;商族发祥于濮水流域下游地区以后,渡河向北发展至漳水流域,章、商古通用,商族在此得族名;濮水流域是商人最早居住地和族源地。 25
方辉从考古学角度支持此说,他也以商文化南关外期的陶炊器鬲、甗与漳河型、辉卫型同类器的有明显差别,认定商文化起源于岳石文化;以岳石文化为主的濮阳地区是南关外期商文化的来源地。 26

(三)山东半岛说
李济曾指出山东是中国文化的圣地,不仅因为孔夫子诞生于斯,是先秦时期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山东的龙山文化很可能也是商文化发轫的所在。 27 佟柱臣也从考古学角度提出,可以把山东地区之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系统作为探讨包括商族在内的夷人族源的材料。 28王玉哲也依据文献考证了商族最早居于山东濒海地区、起于东方的夷人集团,并把先商文化和豫东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联系在一起,认为山东龙山文化中有一支进入河北中部游牧于易水、漳水一带,夏末居于冀南鲁西,最后西向灭夏建立了商朝。 29
胡厚宣认为在中国古代文献传说中,少皞即是契,为商的始祖,太皞即是契之父帝喾;少皞以挚鸟为名,他立国时,正当凤鸟来临,所以他要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30 徐中舒指出商民族早期活动地区在今山东半岛的齐鲁一带。 《商颂》自言商人出自玄鸟,《左传》昭公十七年剡子讲少昊氏以鸟名官中有玄鸟氏,认为商先祖为少昊帝族之一。 31 刘起釪曾分析《楚辞•天问》所问,也认为其中「商族的古史神话传说从舜开始,和《国语•鲁语》所记商族最早的宗神是舜相符合,证实古史传说中确以舜为商祖。」因而「由这位称为东夷之人的舜,作为东方鸟夷商族的祖先,是合于历史实情的。」 32 孟世凯也认为商族与少昊族有密切的族源关系,可能是从少昊族中分离出来,自东向西迁徙到河南商丘一带后,才以地名为族名。 33 景以恩指出契与相土所居最早的商丘之地不在河南,而在今天的山东寿光市境内,商族起源于齐东一带。 34

三、北方说
北方说又可分为渤海湾说、冀东北说、易水流域说、北京说、冀中南说和豫北说等。

(一)渤海湾说、冀东北说
徐中舒又认为商族起源于环渤海地区,并从其迁徙之迹看出由东渐西之势。 35 胡厚宣认为殷人崇鸟,今东北沿海一带尚鸟,知商人源于渤海湾一带。 36 李亚农也认为殷人的发祥地在易水流域和渤海湾。 37 翦伯赞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商族已广泛地分布于渤海沿岸,环渤海而居者皆为商族。 38 王明阁根据渤海沿岸的少数部落中曾广泛流传鸟卵降生的神话,商先人生于鸟卵,因而推则商族也起源于渤海沿岸一带。 39
杨锡璋根据考古发现材料,由论证殷人尊东北方位,而推测其可能与商族起源地有关;认为「先商文化时,山东地区为岳石文化,大清河以北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土活动的地区只能处于上述二者之间的天津以南的渤海湾地区。」「商族在整个先公时期一直在这一地区活动。因此我们推测,商族的起源地,可能是在这一古黄河下游地区(古黄河自天津渤海湾入海)。」 40 近年韩建业探讨先商文化漳河类型的来源,认为应该注意冀东北地区,以河北任邱哑叭庄龙山文化遗址为据分析了这种可能性。 41

(二)易水流域说、北京说
丁山以蕃、亳、蒲音近同的关系,认为契所居蕃在滱水支流之博水流域,「商人发祥地决在今永定河与滱河之间。」又说殷人起自今河北省泜水流域,其游牧所至,北抵燕蓟易水,南抵商丘,东抵邹鲁,西抵河内武陟,其踪迹大抵沿衡漳黄河两古渎,逐渐南下,显然为东北民族燕亳山戎之类。 42 张荫麟也引述这种说法。 43翦伯赞认为商族最初在渤海沿岸,至王亥时游牧于易水流域,并以易州发现商代句兵相证,甚至认为「商族之人种来源,与周口店山顶洞的文化创造者,似有若干关系。」 44
苏秉琦研究鬲由斝形袋足器而来的演变,有两条发展路径,一路呈锐角裆的袋足鬲,一路呈高圆丘形裆的联裆鬲,前者似是曾活动于西辽河与海河北京地带的包括商人在内所走过的道路;燕山南北地区在夏商时期的燕文化和商人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是商人的后方。 45近来曹定云指出文献中有称殷商始祖「契」为「少皞契」者,少皞部落迁居山东之前曾居于军都山和燕山附近,契所降生地在今北京地区,燕山一带是商族的发祥地;燕人乃玄鸟氏族之先民也,商族根于太部族,商文化渊源于红山文化。 46

(三)冀中南说、豫北说
力创此说者为邹衡。邹氏以大量考古学资料作类型学分析,指出殷商文化来源于先商文化漳河型,而漳河型先商文化主要源于河北龙山文化涧沟类型,同时也受到周围其他文化尤其是山西境内的古文化的影响;又通过对文献中商族先公居地的考证,认为商人最早活动于河北省南部大片平原上,其中心地点应在滹沱河与漳河之间,稍后则渐次向南扩展,直到成汤之时才渡河占领郑亳(郑州)。 47
赞同和补充此说者大多为考古学家。如严文明则认为位于豫北冀南的「后冈二期文化有可能就是商族祖先的文化」。 48 李伯谦认为先商文化是指汤灭夏以前商族(或以商族为主体)创造和使用的文化,以「下七垣文化」的概念代替邹氏的先商文化;而豫北冀南下七垣文化的来源,既吸收了后冈二期文化的一些因素,也继承其他考古学文化传统,尤其是与太行西麓的龙山期文化关系密切。 49 宋豫秦、雷兴山认为,与二里冈下层文化因素完全一致的分布于冀南豫北地区的漳河型、辉卫型文化应该就是商先公时期的先商文化。 50 沉勇也认为,太行山东麓是商族的策源地,其地域北抵易水、南抵黄河,西依太行山脉,东部抵至鲁西,约当古冀、豫二州,分布于这里的相当于夏朝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即先商文化)是商文化的前身。 51
从文字学、文献学角度论证此说者也不乏其人,如姜亮夫以文字演变研究认为,「殷」乃「夷」字之形讹之变,夷――尸――䠶――殷,豫北殷地乃是殷商人们的根据地。 52 马世之也同意商族策源地在漳水流域,后来才迁到商丘一带。 53 孙淼指出今河南商丘称商是极晚之事,商之得名于水, 水即漳河,只有把商族起源定于漳水流域,才与文字学、考古学和文献记载相一致。 54 刘绪也认为商人的母系属北方部族,契以后的子姓封国也大部分在北方;和商有关系的另一些部族都分布在古黄河以北的河北省中南部,而且有的商先公就活动在这里;商族的发祥地在河北省中南部及其邻境地区。 55 李江浙也同意邹论,但他认为河北龙山文化邯郸涧沟遗址,是秦族路俗氏遗存,而商族是从路俗氏中分离出来的,商族是起源于大费秦族。 56

四、东北说
此论为傅斯年所力倡。他一反传统观点,认为商族发迹于东北,建业于渤海与古兖州,灭夏以后而占有中原;又从东北各原始部落中普遍存在的卵生感生神话,及《诗•商颂》中相土与海外的关系、《楚辞•天问》中王亥王恒故事的发生地望、《山海经》中帝俊(即商人先祖帝喾)实据有东北境域,说明商族起源于东北。 57
此前,王国维虽主张商起于东方说,但他也曾说过:「嘉兴沉乙庵先生语余,箕子之封朝鲜事,非绝无渊源,颇疑商人于古营州之域,夙有根据,故周人因而封之……」 58 顾颉刚为之补证曰:「殷商疆域颇恢廓于东北,是以王亥托于有易,北伯位于涞水,皆在今河北境;……观于周室克殷以后,封建懿亲以自屏藩,东有齐鲁,北有燕卫,未始不因其为殷之重要地域,若此言不虚,则《商颂》中『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之语殆得一佐证矣。」又云「比较夏代的疆域,惟有东北方是添出来的,所以相土会得到海外有截,王亥会得游牧至有易,箕子会得退保朝鲜,而殷墟中掘出来的东西有咸水贝和鲸鱼骨。」在其著作中,顾氏多次论证有卵生神话之殷商民族与东北之密切关系,或者起于辽宁和河北之间的观点。 59 但后来顾氏改变此说而持西方说。劳干从文献「九丘」的地理考证,认为夏民族应在西方,丘之称只限于东方民族,而商民族传说与东北地区古代民族传说相同,商族渊源或者与东北地区有关。 60 翦伯赞主张殷族王亥活动易水流域,季时又向东南渤海湾一带移徙,一部分走向辽东半岛乃至朝鲜半岛;而商族较早的史迹「契居蕃」、「昭明居砥石」皆应在辽东。 61 张荫麟又认为,记载相土功业的颂诗「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海外说不定就是辽东或朝鲜;后来商朝亡后,箕子能逃入朝鲜而历世君临其地,莫不是因为商人原先在那里有些根据?」 62
后来学者则是以文献和考古学相结合论证此说。金景芳指出,文献中契称玄王,玄为北方,玄王即北王;蕃与亳、蒲古音通假,契居番就是北方燕亳之地;昭明居之砥石,「在塞外辽水所生」的辽水源头,即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商汤灭夏以前,势力并没有到达今河南中部,商族起源于东北、起源于辽西。 63张博泉进一步指出,与殷人始祖契有关的有娀氏在东北西南幽燕境内;商族先公活动于「自易水至北狄」的殷土,即今辽河以西、今河北易水以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间、地域与文化特征与殷人先世历史符合,且在辽西分布者早而在河北分布者晚,漳河型文化很可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进入中原后向早商文化发展的中间环节。 64 蔺新建指出传说中颛顼、帝喾皆为商人祖先,他们主要活动于东北;文献中的燕亳与燕、殷、隐等,代表商人所居之广泛的地域;商人的祖先最早在东北地区西南部,即内蒙古昭盟和辽宁西部及河北北部地区;红山文化中出土的玉鸟,可与商人起源于玄鸟的传说相印证;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南渐,就是商人的南下。 65 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等合作,提出「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其依据是:商先公活动在今长城两侧、燕山南北的幽燕之域;契所居蕃,昭明所居砥石以及舜(俊)都蒲阪、帝喾(夔)都亳都在今北京以北、燕山两侧;自上甲微至成汤灭夏以前,商族开始南下,发达于河济之间;红山文化、后红山文化(东山嘴类型、牛河梁类型)是先商文化的渊头,夏家店下层文化南渐形成了先商文化。 66 黄中业把红山文化的后继者――小河沿文化归属为商契部族文化遗存,已完成由母系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也把此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渐当作商族先人入主中原的表现。 67 晁福林在分析了红山文化与殷商文化的相似因素,诸如宗教祭祀、玉器造型、女性崇拜、骨骼人种等,认为红山文化区域偏南的某个部分,可能是上古时代有娀氏活动的地方;从时代上来说,红山文化的下限已经接近于夏王朝,而简狄所生的契,在文献记载中与禹约略同时;辽西、冀东北地区是商族的发祥地 。 68 最近郭大顺也指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先商文化构成的三大文化系统(另两个为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中开始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陶器群特征,如绳纹灰褐陶甗、鬲作为主要炊器,加上深腹罐、宽沿大口盆、浅盘高柄豆等,与作为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的陶器组合和特征甚为接近;夏家店发达的文化特征彩绘陶器上的饕餮纹、夔龙纹、目雷纹等,酷似商代青铜器上的同类花纹主题等等。 69

五、晋南说
首先明确提出晋南说者是李民。他认为商族的策源地在今山西省永济县和陕西省华县之间,以后沿黄河北岸向东迁徙,昭明时已达今沁水一带,相土时迁到豫东并在那里兴旺发达起来;山西南部是商族的摇篮。 70 近年李民与张国硕合作,认为夏、商、周三族同源,对商族的起源有了新认识:客省庄二期文化的东部类型为商契酋邦的文化遗存,商族始于关中东部后又迁至晋南,下七垣文化来源于晋南、晋中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光社文化,又说下七垣文化与客省庄二期文化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71
姚政从文献考证认为,有娀氏在晋南,娶有娀氏女简狄而生商族契的帝喾部族也在晋南,因此商族的发祥
地在今山西南部;不过他认为商族原是黄帝族支族,最早活动于陕北的黄土高原,至帝喾时从黄帝族中分离出来,并跟随黄帝部族从陕北迁到晋南后才形成商族。 72
郑杰祥从商族与周族同源,文献中有娀之虚在蒲州的记载,也认为商族起源于山西西南部的永济县一带。 73 陈昌远也持商源晋南说,其依据为:商族是以玄鸟为图腾的,晋南古部族也以鸟为图腾;「商」字有凤鸟图腾崇拜含义,商字下部似穴居形,而穴居是黄河流域黄土高原的民居特征;商人是虞舜之后,舜和其他部族传说之活动中心在晋南;契母简狄为有娀氏之女,有娀氏在晋南蒲州;「契居番」、「汤居亳」,「番」「亳」同为一体,契居蕃、汤居亳应在山西垣曲县古城镇的商城遗址。 74
晋南说也得到了考古学界的支持,如邹衡认为先商文化漳河型的三个主要来源中,若就地区而言有两个在山西省,先商文化漳河型中的不少因素是从山西省来的。 75 李伯谦也认为先商文化更早的渊源,除了后冈二期文化,还吸收了较多的山西龙山文化因素。 76 张光直则主张河南西北部的一支地方性龙山文化,便是日后殷商文化的前身;「商代早期遗址,至少到目前为止主要发现于河南西北部和山西东南部,而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其最重要的中心。现在看来,商文明发祥于这个地区。」 77 王克林指出山西漳河流域和太行山一线的龙山晚期文化和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有自身文化发展系统,又有浓厚地域特征的陶器,是有别于伊洛地区的另一类型,很可能就是商族早期或先商文化的遗存,因此认为商族发祥于晋冀接壤的太行山南端西麓,今晋东南漳水流域或往北的太行山一线。 78

六、中原说
这一观点主要存在于一些考古学者论著之中,但多是从宏观角度泛泛而论。如安志敏认为,商文明是在河南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黄河流域首先出现的阶级国家,已拥有城市、文字和金属器,并形成了文明发祥的中心,逐渐向周围地区扩大影响。 79 高广仁、邵望平比较了海岱地区和长江流域史前时期埋葬中的龟、犬,与殷商时代龟为灵物、以犬为牺牲这两个典型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认为商殷文化是本地起源的,又是多根系的。 80 赵芝荃主张豫北、冀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为先商文化。 81
程德祺认为,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与商文化,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应是商族先后所创造,河南是商族及其先人活动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是商族文化,而山东龙山文化为夏文化,夏商邻河而居,夏东商西,夏居下游,夏、下音同相通,商居上游,商、上音近相通,商可能是上方之人的意思。 82

七、夏商周三族同源说
王国维主张商族起源于东方说,但在其著作中也曾有过夏商周三族同源的说法,如他根据《世本》、《帝系姓》皆以殷周同出帝喾,主张「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范九畴,帝之所以锡禹者,而箕子传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为名,而殷人承之矣。」 83 张荫麟说,「照传说的一种系谱(《史记•五帝本纪》),他(黄帝)是尧的高祖,舜的八世祖,禹的高祖(舜反比禹低三辈,这很奇怪),也是商周两朝王室的远祖,并且成了后来许多向化的外族的祖先。」 84 徐旭生认为华夏集团从西北黄土原上东迁走到中原地区,同土著的东夷集团相接触,血统与文化交互错杂;华夏集团中的高阳氏(颛顼族)所住的地方最,所以所受影响最多;因为所处地方交通方便,所以文化混合而较高;有虞氏及商人比邻而居,有虞氏祖祭颛顼,商人禘舜,证明他们一脉相承。 85 范文澜曾经指出:「古代史书和神话传说里,都说夏商周三代世系溯源于黄帝,商周二代同是帝喾的后裔,尽管细节上有分歧,同属黄帝族却绝无异说。」 86 金景芳也认为,「《史记•三代世表》明确地谱列尧、舜和夏、殷、周王室的祖先同是以黄帝为初祖。虽然在细节上不能保证没有缺漏和讹误,但大体上说是有根据的,可信的。」 87李学勤也曾表明:「黄帝是先秦几个王朝的共同始祖。古书中常见的三代,指夏、商、周,有时前面再加上虞,称作四代。虞、夏的祖先是黄帝之子昌意,商、周的祖先是黄帝之子玄嚣。这样的传说表明,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这几个王朝,虽然互相更代,仍有着血缘以及文化的联系。」 88 严一萍指出,三代社树虽有「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之异,但「其有社者一也。」「纵观三代文化,纵有异同之,未逾损益相因,寻其本则一脉相承,未尝有变焉。」 89 林祥庚着文详细考证了夏、商、周服制、语言、葬俗、宗教信仰,认为三代世系溯于黄帝,为同一族源;三族在史前时代曾结成部落联盟,存在着同宗血缘亲属关系;三族的图腾崇拜都与黄帝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中原仰韶――龙山文化可以作为三族都是黄帝族后裔的考古学依据。 90
嘉弘也指出,华夏族的夏、商、周三代出于一根,为同源异流;但是作为三个不同的共同体,他们各有自己活动的基本地域,各有自己祖先历史的传说,各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以及社会生活,各自的经济水平也有差别。 91孙玮也认为夏商周三代同源于虞夏部落联盟,三代的祖先禹、契、稷都是黄帝的子孙;不过黄帝及其后裔都属于东夷族的血亲集团,夏族以龙为图腾,源于太昊部落;商族以鸟为图腾,源于东夷少昊部落联盟中颛顼族系中的玄鸟氏;即商族与夏族一样起源于东夷民族。 92
考古学者中也有人持三族同源说,如郑光和赵芝荃等认为,夏和商是同一文化的前后两段,只有政权更迭,没有文化嬗替,没有必要从二里头文化中寻找文化的突变;夏、商同源,同起源于二里头文化及其源头――河南龙山文化豫西类型。 93 张光直提出早商文化与大汶口或青莲岗文化晚期花厅遗址有很多共同因素,并论断虽然二里头文化确为夏文化,但早商文化实在也是夏文化,「夏世即商世」, 中国古代夏、商、周三代实在是一气呵成的历史发展。 94 李民、张国硕详细论述了夏、商、周三族同源的观点:三族都属于华夏集团,最早发祥地是在现今的晋陕豫邻近的地区,亦即汾、渭、河、洛诸水汇流的中心地域,共同生活于黄河流域;他们在不同的地域先后进入到奴隶社会,在文化发展上互相影响、互为促进,文化面貌有一定的一致性;三族又互相臣属,商周二族在夏王朝中发展,夏周二族又在商王朝统治下生活,而夏商二族又在周王朝统治下延续,最终融为一体;从考古学分析来说,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在晋、陕、豫三省相邻地区,已形成一个统一的部落联盟;至龙山文化时期,该地区形成了一个酋邦联盟,尧、舜、禹都曾为这个酋邦联盟的首脑;而三地不同的龙山文化类型,即为不同酋邦的文化遗存,其中陶寺类型为尧、舜二酋邦的文化遗存,客省庄二期文的东部类型为商契酋邦的文化遗存,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为夏禹酋邦的文化遗存;所以夏族起源于豫西,商族始源于关中东部,周族始源于晋南,三族后来按不同的方向发展迁徙,形成三族共主中原的局面。 95

八、江浙说
卫聚贤曾主张商起源于江浙说,认为殷商本为南方民族,在江浙时文化已达到了一定高度,由东南沿海北上至中原,打败武力较强的夏王朝,成为中国文化之传播者。 96
后来张光直的一些看法则可以看作是对这一观点的重新解释。 「良渚文化新发现的许多象征性的物事,指向一个巫师的宇宙观,这个宇宙观显然是殷商宇宙观的前身。……从地理上看,殷商和良渚文化之间还有很大的空间,而这个空间之内还有许许多多的空白。将来的考古工作将这些空白填充了以后,相信巫师文化很可能笼罩着整个中国东海岸。」为此他还设想了这种文化发展迁变的路径:「从中国东海岸和河南腹心地区联系起来,从古到今都是最好的一条通路,便是由江苏北部径直向西,经过徐州和商邱,略向北弯,经过开封与郑州相会。这条路也正是今天陇海铁路的路线。……位于东海岸与河南腹地之间的商邱,从地理上说正好是那从东海岸进来建立中国第一个巫师王朝――殷商的最早的国都。」 97
综上所述,尽管学术界对于商族起源地望及考古文化的指认千差万别,但大致可以归为以上诸几大类。在这些研究中,早期的研究有的是仅从历史文献的考证而得出的结论,也有的是仅从文字音韵训诂的角度推测。但新时期的研究大都结合了考古学文化的分析与研究,使得这一研究有了更为科学和实证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些研究中,学术界明确提出了先商文化这一概念,并将先商文化分为漳河类型、辉卫类型、南关外类型等。 98 这为在考古学文化研究基础之上探寻商族源头搭建了一个平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对于先商文化的确认和商族起源的研究,之所以见仁见智,异说纷呈,而且大多具有一定的立论根据,具有相当程度的可信性,主要是由于文献记载本身就有许多歧义之说,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影响的结果又使得它们相互之间有一些文化因素的相似性和继承性,论者各取利于自己观点的文献记载,又局部地看重某些考
文化因素的类似和传承,所以,各家学说经过多年来的众多学者的补充与完善,都达到了足备一说的水平。这样一来,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以至于难以得出一个关于商族起源的统一且正确的看法。
但是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至少有以下几个积极可取之处:其一,关于相关古文献的考证更加丰富、更加缜密,为今后进一步研究这一课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二,这一题目的研究促进了各种考古学文化及文化之间的交流、影响、同异因素的分析,这不仅对进一步研这一题目有利,而且对于考古学研究本身而言也是一种积极的成果。其三,通过比较激烈讨论的各种学说,使我们看清了哪些观点占优势,哪些观点占劣势;某一观点中哪些部分合理,哪些部分不合理,这就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选择利用的素材。
应该注意的是:其一,由于先秦文献史籍的匮乏,关于先秦的史料大多是汉晋唐学者的追记。如果我们在意这些史籍的可靠性,那么就不难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甚至同一学者在不同场合对同一上古事件的追记,往往会有不同之处。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尤其当研究某人某事发生于何地时,你就会碰到这种难以下手的情况,无所适从。文献史料固然不可或缺,然而它有很大程度上的模糊性,不可定性。因此研究上古史,包括商族起源,如果纯粹利用文献的考证和推导,恐怕不利于得出科学的结论,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要研究商族的起源,必要的文献考证之外,必须有考古学资料的证实。重视和借鉴利用考古学家做出的认真严密的考古学学术成果,是唯一的正途。其二,古代民族多是经常迁徙不定的部族,商族也不例外,因此先商文化的物质遗存,不可能完全表现为平面分布的连续和地层分布的连贯,某些地望的突变、 地层的缺环都是可能的,文化内涵也定然会因为吸收较多的周边民族文化而出现某些变异。所以关于商族起源的研究应该是动态的考古文化分析,而不能只是静止、孤立地做文献地望考究。其三,正因为商族是一个迁徙的部族,推测其部族初起之时应是游牧民族。因此商族最早阶段的活动地域不可能遗留下很多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今天的考古发掘情况也证实正是这样:现在所谓的先商文化也只是这个民族势力达到某种程度,物质文化生产有一定规模的遗存。那么,这就给探索商人祖先最早的居住地带来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必要的考古学文化因素的上溯追寻外,又要回过头来借助于文献记载。先商文化分布区域内有关殷商先人活动情况的文献记载,正可弥补这种缺陷。这种文献与考古相结合的正确方法,相信能够推证出商族起源的最终结论。

注释:
* 作者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1 李济,〈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层〉,《李济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但同时李济又否定了这一假设:「黑陶文化似乎也可认为先殷文化――不过就我们现在所知的事实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黑陶文化与殷商文化的准确关系,究竟它是殷商文化的一个老底子,还是一个与殷商并行的完全不同的文化?要是专从陶器的变化上说,这第二个假设,似乎近于事实所表现的。小屯所出殷商期的陶器,在土质、形制、色泽上均表示了与黑陶期陶器显然不同……所以就陶业讲,殷商文化是受了黑陶的若干影响,但它的基本成素,却另有所自。……考古的事实,却说明了这一系的文化,不是黑陶文化所能代表的。」(李济,〈小屯殷代与先殷陶器的研究〉,同上书)但是直到晚近一些时候,仍有学者把早于殷墟期的龙山文化称为「先殷期」文化,如石璋如称:「由地层的堆积显示,这里在未建基之前,是先殷期文化遗存相当集的地带,从殷墟第五次到第七次发掘的时候,称这层堆积为小屯的龙山文化层。」(石璋如,〈殷代地上建筑复原第四例――甲六基址与三报二示〉,《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 年,页2。)
2 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之《李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 389、394、
405。当然,李济的「先殷文化」、「先商」和「原商」概念与后来考古学界讨论的「先商文化」是含义不同,李济所谓的「先​​殷文化」和「先商」是指早于殷墟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在时空范畴上包括现在考古学界讨论的「先商文化」和「早商文化」乃至于「中商文化」。
3 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梁思永考古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年),页150;尹达,〈中国原始社会〉, 《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页104、106、182。
4 李景聃,〈豫东商丘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堌堆曹桥三处小发掘〉,《中国考古学报》第 2 期,1947 年。
5 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卷30;魏源《古书微》,卷6《汤誓序发微并考三亳都》;俞正燮《癸巳类稿》,卷1《汤从先王居义》(皇清经解续编本);陈寿祺《左海经辨•八迁五迁辨》(引自顾颉刚,〈殷人自西徂东札记〉,《甲骨文与殷商史》第3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6 蒙文通,《古史甄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年),页 103。
7 顾颉刚,〈殷人自西徂东札记〉,《甲骨文与殷商史》第 3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8 荆三林,〈试论殷商源流〉,《郑州大学学报》1984 年第 1 期。
9 黄竞新,「从卜辞经史考殷商氏族源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论文(1970 年度)。
10 张国硕,〈商族的起源与商文化的形成〉,《殷都学刊》1995 年第 2 期。
11 铜官,〈斝式鬲与先商文化〉,王光镐主编,《文物考古文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2 王国维,〈说商〉、〈说亳〉,《观堂集林》,卷 12(北京:中华出局,1991 年)。
13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 1 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年)。
14 龚维英,〈商的由来浅说〉,《中学历史教学》1985 年第 2 期。
15 吴秉楠、高平,〈对姚官庄与青堌堆两类型遗存的分析〉,《考古》1978 年第 6 期。
16 许顺湛,〈夏代文化的再探索〉,《河南文博通讯》1979 年第 3 期。
17 李仰松,〈河南龙山文化的几个类型――谈夏文化的若干问题〉,《第一次考古学会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0 年)。
18 孙飞,〈论南亳与西亳〉,《文物》1980 年第 8 期。
19 安金槐,〈试论商代「汤都亳」与「仲丁迁隞」〉,《中原文物》1981 年特刊。
20 郑伯昂,〈先商文化及其渊源与发展新探〉,《商丘师专学报》1985 年第2 期;〈论红山文化非先商文化――商先起源于幽燕论商榷〉,《商丘师专学报》1987 年第1 期。
21 杨亚长,〈试论商族起源与先商文化〉,《北方文物》1988 年第 2 期。
22 杨宝成,〈商文化渊源探索〉,《华夏文明》第 1 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
23 栾丰实,〈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的关系兼论商族起源问题〉,《华夏考古》1994 年第 4期。
24 张光直,〈早商、夏和商的起源问题〉,《华夏文明》第1 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83 年);《古代中国考古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年),页359。
25 田昌五,〈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先商文化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济南:齐鲁书社,1992 年)。
26 方辉,〈「南关外期」先商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对夏、商文化断限的启示〉,《华夏文明》第 3 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
27 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之《李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 388。
28 佟柱臣,〈新的发现、新的材料测定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提出的新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 1 期。
29 王玉哲,〈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历史研究》1984 年第 1 期。
30 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论丛》第 1 辑(北京:中华书局,1964 年)。
31 徐中舒,〈殷商史中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79 年第 2 期。
32 刘起釪,〈我国古史传说时期综考〉(上),《文史》第 28 辑(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页 21。
33 孟世凯,〈商族源和相关的问题〉,《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0 年)。
34 景以恩,〈商族源于齐东新探〉,《学术月刊》1996 年第 10 期。
35徐中舒,〈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国学论丛》第1 卷第1 期,1927 年;〈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 本第1 分册,1930 年;〈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3 期,1931 年;〈殷商民族及殷王世系〉,《先秦史论稿》(成都:巴蜀书社,1992 年),页56。
36 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论丛》第 1 辑,1964 年。
37 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年)。
38 翦伯赞,〈商族的起源与古代国家的建立〉,《先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年),页130。
39 王明阁,《先秦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年)。
40 杨锡璋,〈殷人尊东北方位〉,《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
41 韩建业,〈先商文化探源〉,《中原文物》1998 年第 2 期。
42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页17、31;〈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1 分册(1935 年)。
43 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页 12。
44 翦伯赞,〈商族的起源与古代国家的建立〉,《先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年),页128。
45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1999 年),页14、15;华泉,〈张家口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研究学术讨论会侧记〉,《史学集刊》1982 年第4 期。
46 曹定云,〈北京乃商族发祥之地〉,《北京社会科学》1998 年第1 期;〈商族渊源考〉,《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47 邹衡,〈试论夏文化〉;〈论汤都亳及其前后的迁徙〉,《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
48 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文化时代〉,《文物》1981 年第 6 期。
49 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
50 宋豫秦、雷兴山,〈文化因素分析与先商文化探索〉,《中国文物报》第 51 期,1989 年 12 月 29日。
51 沉勇,〈商源浅析〉,《文物春秋》1990 年第 3 期。
52 姜亮夫,〈夏商两民族若干问题汇述〉及〈殷商辩名〉,《古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53马世之,〈商族图腾崇拜及其名称的由来〉,《殷都学刊》1986 年第 1 期。
54 孙淼,〈古商丘考――商族起源地探讨〉,《先秦史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商名称的由来及商族起源〉,《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北京:中国科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
55刘绪,〈从夏代各部族的分布和相互关系看商族的起源地〉,《史学月刊》1989 年第 3 期。
56李江浙,〈商族起源新考〉,《北京社会科学》1989 年第 3 期。
57 傅斯年,《东北史纲》(南京:中央研究院,1932 年);〈夷夏东西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 ,1932 年。
58 王国维,〈商三句兵跋〉,《观堂集林》卷 18(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
59 顾颉刚,〈古代地理研究讲义乙种•王亥王恒等语与有易之关系案语〉,〈殷人自西徂东札记〉附记引,《甲骨文与殷商史》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古史中地域的扩张〉,《禹贡半月刊》第1 卷第2 期,1934 年3 月16日;《中国疆域沿革史》(与史念海合着)(重庆:商务印书馆,1938 年);顾颉刚,〈商王国的始末〉,《文史杂志》第1 卷第1 期,1941 年3 月1 日;顾颉刚,〈中国古代史述略〉,《学术季刊》第1 卷第2 期,1943 年1 月1 日。
60 劳干,〈由九丘推论古代东西二民族〉,《禹贡》第 1 卷第 6 期,1934 年。
61 翦伯赞,〈殷族与史前渤海系诸氏族的关系〉,《群众周刊》第 7 卷第 5 期,1942 年。
62 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页 12。
63 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东北说〉,《中华文史论丛》第 7 辑,1978 年。
64 张博泉,〈关于殷人的起源地问题〉,《史学集刊》1981 年复刊号。
65蔺新建,〈先商文化探索〉,《北方文物》1985 年第 2 期。
66 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历史研究》1985 年第5 期;〈商先起源于幽燕说的再考察〉,《民族研究》1987 年第1期。
67 黄中业,〈从考古发现看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北方文物》1990 年第 4 期。
68 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页 64、65。
69 郭大顺,〈北方古文化与商文化的形成〉,《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页 113-115。
70 李民,〈关于商族的起源〉,《郑州大学学报》1984 年第 1 期。
71 李民、张国硕,《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
72 姚政,〈论商族的起源〉,《南充师院学报》1987 年第 1 期。
73 郑杰祥,《夏史初探》(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年),页 96-97。
74 陈昌远,〈商族起源地望发微〉,《历史研究》1987 年第 3 期。
75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页159;〈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 年第3 期。
76 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
77 张光直,〈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扩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 本第2 分,1970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继续探索〉下篇〈商文明〉,《考古学参考资料》第1 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年)。
78 王克林,〈略论夏文化的源流及其有关问题〉,《夏史论丛》(济南:齐鲁书社,1985 年)。
78 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 年第 5 期。
80 高广仁、邵望平,〈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牲〉,《中国考古学研究》第 1 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
81 赵芝荃,〈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期文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
82 程德祺,〈夏为东夷说〉及「补记」,《原始社会初探》(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年),页228、234。
83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 10(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
84 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页 13。
85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年),页 86。
86 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页 235。
87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页 13。
88 李学勤,〈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炎黄春秋》总第 8 期。
89 严一萍,〈夏商周文化异同考〉,《大陆杂志》特刊,1951 年第 1 期,页 394。
90 林祥庚,〈黄帝与夏商周〉,《学术月刊》1985 年第 1 期。
91 唐嘉弘,〈关于华夏族――汉族先民的形成问题〉,《先秦史新探》(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页 84。
92 孙玮,〈商族起源新探〉,《安徽史学》1999 年第 4 期。
93 郑光,〈二里头遗址的性质与年代〉,《考古与文物》1988 年第 1 期;赵芝荃,〈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源流〉,《考古学报》1986 年第 1 期。
94 张光直,〈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83 年)。
95 李民、张国硕,《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见「内容提要」和「序言」部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
96 卫聚贤,〈读殷商民族发源地质疑后〉,《学术月刊》第1 卷第2、3 期,1933 年版;〈殷人自江浙迁徙于河南〉,《江苏研究》第3 卷第5、6 期,1937 年版;〈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发达于西北的检讨〉,《东方杂志》第34 卷第7 期,1937年。
97 张光直,〈商名试释〉,《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页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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