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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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
王 立 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 130012)

目 次
一文化格局的演进
二 经济形态的发展
三 结语

本文所说的辽西区,依照张忠培先生的界定,“是指医巫闾山以西,北至西拉木伦河两侧,包括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及它们的支流地区”[1] 。区内以东北一西南走向的努鲁儿虎山为界,可分为东、西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西区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海拔多在500—1500 米。年平均气温,北端阿鲁科尔沁旗大致在 5.5℃,南端宁城县为7.3℃,西端的克什克腾旗为2.4″C 。年平均降水量大致在300- – 400毫米,基本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2]。东区地貌多为平川和低矮的丘陵,海拔高度50—700 米[3]。在气候上,北部的年平均气温和降水量与西区大致相当,中、南部由于邻近渤海,气候较西区相对温暖和湿润。就目前认识,辽西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大致形成于距今80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阶段。至青铜时代,该区本身相对稳定的结构不断受到冲击,文化格局和经济类型相继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本文即拟在以往该区域夏至战国时期古文化的分期、编年与谱系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区域内文化格局的演进与经济形态的转变,并试图对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做出合理的推测。

一、文化格局的演进
通过对区域内诸考古学文化的分布、特征、年代与成分构成的具体分析,可将该区域文化格局的演进过程分为夏至早商、晚商一春秋中、春秋晚一战国中、战国晚四个阶段。
夏至早商时期,辽西区可确定的只有一种文化,即夏家店下层文化。在相当长时间内,学者们都是将燕山以南西起壶流河流域、东至京津唐地区的同期古文化划归夏家店下层文化。自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大坨头文化命名的提出和材料的日渐丰富,人们逐渐认识到,燕山南北的这两种遗存是渊源有自、并行发展、性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从调查掌握的资料来看,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较密集的区域是在老哈河中上游、教来河上游、大小凌河及其支流地区。其范围北至西拉木伦河两岸,南到渤海之滨,东西大致以七老图山和医巫闾山为界,西南不逾燕山山脉。经试掘或发掘的遗址已超过30处,墓葬近千座。在这广阔区域内,文化面貌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遗址所见陶器以夹砂或泥质灰陶为主,褐陶、黑陶其次。流行绳纹或弦断绳纹。尊形鬲、无腰隔瓶、罐形鼎、尊、中口深腹罐、双錾深弧腹盆、大口鼓腹瓮、浅盘高柄豆等器类数量多,分布面广,且大都存在自身较完整的演变序列,从而构成了一个特征鲜明的稳定陶器组合,区别于周邻同时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墓葬随葬陶器以鬲、罐为基本组合,且多施复杂的彩绘纹饰,是为专门冥器,风格亦独树一帜。依据最新资料,该文化可分为前后相继的五段,其中二至五段大体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至二里冈下层或稍晚,一段略早于二里头一期,可至龙山期之末[4]。据已公布的碳测数据,可将这一文化的绝对年代大致估计在距今 4OOO一3400 年。
以往关于辽西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渊源,不少学者曾进行过探讨。主要看法可归为两类,一是认为该文化具有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浓厚作风,可归为中原系统或它的一个地方变种[5]。一是主张该文化的主体因素源自辽西区红山、小河沿文化,同时也吸收有中原龙山期文化因素[6]。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确有一组因素系源自当地的红山文化与小河沿文化。如陶器中颇为流行的尊及钵形鼎、浅腹平底盆、浅盘高柄豆等均可在后两种文化中找到前身。此外,大甸子和丰下遗址所见玉器与红山文化玉器、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的彩绘作风与小河沿文化彩绘陶之间,也都存在不容忽视的联系。但不能藉此只强调该文化植根于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一面。实际上,在该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来自后冈二期文化的包括夹砂深腹罐、无腰隔瓶、深腹双錾盆等为代表的因素(约占陶器群总体的30%左右)的冲击,对当地红山、小河沿文化起到重要的作用。从此,以鬲、瓶类空三足器为代表的文化取代了当地传承数千年的筒形罐文化,这是一次质的飞跃[7]。从这一意义上说,夏鼐先生提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原龙山文化的变种”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后岗二期文化的年代下限一般认为是公元前2100 年前后,这与我们估计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上限年代基本衔接。由于两支文化地域相隔较远,被夏家店下层文化所继承的该文化的因素又是大量的,所以,这种现象只能理解为后岗二期文化居民远距离迁徙的结果。大甸子墓地人种研究的成果表明,该墓地居民在种族上不是单一的,而存在两个类型、三个分组。其中第一类型(第一分组)的居民“可能与中原地区居民的关系具有更直接的联系”[8]。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基本相合。当然,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居民中,有可能正像大甸子墓地的材料所提示的那样,来自中原的居民在比例上要低于当地的原住居民,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们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形成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
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周邻地区甚至相距更远的考古学文化都存在一定的联系[9],关系最为密切的自然要数燕山以南的大坨头文化。正如大家都已注意到的那样,后者典型的鼓腹鬲、折肩鬲、簋等在前者的陶器群中屡有所见,而前者最具特色的尊、尊形鬲等也频见于后者。并且,这种相互之间的联系在中晚期还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可以说,这两支考古学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已构成了一个层次更高的“亲缘文化区”。
医巫闾山以东的高台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朱永刚先生在论述此问题时说:“前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对下辽河区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高台山文化演化过程中对袋足三足器制作工艺的借鉴与吸收;后期,以高台山文化向西的扩展为主。这一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红褐陶系增多,绳纹衰退,而在随葬陶器和丧葬习俗方面反映的渗透现象尤为明显。”[10]
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所见饰蛇状或棱状堆纹的鬲、瓶,以往就有学者指出这是由内蒙古中南部同期文化东向传播的结果[11]。不仅如此,夏家店下层文化所见罐、鬲等器物VI沿带錾钮或花边堆纹的作风,也属朱开沟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大致也是从中期之后逐渐增多。目前所见两地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文化因素自西向东的单向流动,其中的蛇纹鬲等,甚至通过夏家店下层文化远播到蒙古东部与外贝加尔地区[12]。据冯恩学研究,辽西区至少从富河文化阶段就已经与外贝加尔地区之间发生了联系[13]。所以,夏家店下层文化阶段出现的鄂尔多斯一辽西一外贝加尔这样一个文化传播带,是以新石器时代三地之间的文化联系为基础的。
夏家店下层文化还吸收了来自地域上并不毗邻的二里头文化、先商文化、岳石文化和前白金堡文化的少量因素。若从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传播角度看,夏家店下层文化甚至与相隔万里之遥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之间也存在着间接的联系[14]。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来自于南面和东面的文化因素在地域上一般多见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偏东区域,而来自北面和西面的文化因素则多发现于偏西区域。加之在其他方面所呈现的一些区域性差异,已可将该文化以努鲁儿虎山和教来河下游为界而区分为东西两个类型。
尽管这一时期努鲁儿虎山东西两侧的文化呈现了些许差异,但整体的文化面貌是颇为一致的。在文化格局上可视为单一文化的时期。
晚商至春秋中期,辽西区努鲁儿虎山东西两侧的文化开始明显分化。以东地区,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兴起了魏营子文化,随后又被凌河文化的早期所取代;以西地区后来成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主要分布区。这一时期又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晚商至西周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
前一阶段主要包括魏营子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早期。
魏营子文化遗存从2o世纪7o 年代初已陆续有所发现,并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1987年,郭大顺先生发表《试论魏营子类型》一文,详细概括这种遗存的内涵与特征,并明确指出这是一种年代上介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曲刃青铜短剑所代表的文化之间的一种新的文化类型[15]。1990 年代初,有学者开始将其改称魏营子文化[16]。
根据以往提供的较明确的资料,魏营子文化主要分布于大小凌河流域。目前发表的属该文化的遗存大多是调查和清理的材料,而经正式发掘的遗址不多,只有阜新平顶山[17] 、义县向阳岭[18] 、兴城仙灵寺[19] 等几处。该文化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素面陶所占比例较大,陶器纹饰多见绳纹,纹痕浅细而乱,且常在饰纹后再打磨掉。器类有鬲、瓶、钵、盆、罐、瓮、豆,鬲的数量最多,多数陶鬲的口部还装饰指压附加堆纹条带(多称花边鬲),是最富代表性的器物。
董新林曾以义县向阳岭遗址的发掘资料为基础,将魏营子文化分为二期四段,并将其年代上限估计在殷墟二期前后,下限估计在两周之际[20]。在对该文化年代下限的认识上,显然与郭大顺先生最初所说的西周早期相差很大。究其原因,主要是董新林主张喀左和尚沟B、C、D 地点的墓葬与A 地点墓葬实际同属一个墓地,自当归属同一个文化。我们认为,郭大顺先生当初未将和尚沟B、C、D 地点墓葬归入魏营子文化,现在看仍是颇有道理的。但对该文化的下限年代,却赞同卜箕大所提出的西周中期前后的看法[21]。
虽然资料并不丰富,却仍可看出魏营子文化复杂,源头颇多。正如郭大顺先生所强调的那样,魏营子文化陶质、陶色方面的特点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应主要是东区)晚期红褐陶比例增加、绳纹退化的趋势是明显有承接关系的。从器形上看,喀左后坟水井中出土的筒腹鬲、侈口鼓腹罐、敞口钵(原简报图一,7、13、8、10、18)等都可视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同类器的延续[22]。但该类器物所占的比例却并不大。
花边鬲是魏营子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器类,这类风格的器物至少在晚商时期已伴随着北方系青铜器而广布于中国北方的长城地带[23]。已知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是该类陶鬲最早出现并逐渐流行的文化。但具体到魏营子文化中的陶鬲究竟是由哪一支文化直接传播而来?是否所有花边鬲均是由外地传人? 目前仍无法确切回答。有迹象表明,义县向阳岭遗址中有一种颈部饰附加堆纹的“花边鬲”,高颈,体形颇瘦长。遗址中共存与此种陶鬲上部形态极其相似的陶罐[24] ,所以,“花边鬲”很可能是由一种陶罐加以改制而创造出来的。高台山文化中有一种颈部饰附加堆纹的陶壶,从形态上看像是上述陶罐的前身[25]。另外,前面归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喀左后坟出土的筒形鬲,口部装饰附加堆纹花边。可见,魏营子文化中的花边鬲的来源并不单一。除了在“花边”风格上的一致外,难以笼统地认为都是自西而来的因素。
也有人详述了魏营子文化与高台山文化的关系,认为魏营子文化中的直腹鬲(如平顶山H l13 :2、后坟图一:5)、矮领壶、外叠唇盆和圈足钵等,从形态上明显与高台山文化相类,可能是高台山文化南进的一支[26]。需要补充的是,魏营子文化中带錾耳或贯耳的盆、素面的瓶(如平顶山88H 303 :4、88采 :08、88H 201 :2、4)等,亦当为继承高台山文化的因素。
以往发现于大小凌河流域的北方系青铜器与青铜礼器窖藏,现在看来可以归属于魏营子文化。不仅因为已发现了魏营子文化陶器与这些青铜器共生的例子[27],更主要的是迄今为止在该区域所辨识出来的年代相当的遗存只有魏营子文化一种。从这组青铜器看,北方系的环首刀、短剑、啄戈、管銎战斧等,大都是沿长城地带由西而来的因素;青铜礼器多是商末周初的典型中原式样,而窖藏本身的年代则基本在周初。这些珍贵的器物很可能是周初封燕之后,魏营子文化的高层居民通过某种手段直接或间接由燕国得到的。魏营子遗址木椁墓的形制和在椁外填灰膏泥的做法[28] ,都与中原贵族墓极其相似,较高级的墓葬中有的还随葬中原式的礼器与车马器,说明他们在祭祀和丧葬等方面是仿效中原贵族的。但同时也应注意到,魏营子文化青铜器中还存在类似喀左小波汰沟出土青铜器盖那样的“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产品”[29] 。
此外,朝阳等地曾出土过年代相当于白家庄期或稍晚阶段的锥足鼎、平底爵等青铜礼器[30],它们的性质是属魏营子文化,还是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目前尚无法确定。
努鲁儿虎山以西地区,以往在赤峰西牛波罗[31] 、克什克腾旗天宝同[32] 、翁牛特旗头牌子[33] 都曾出土过晚商青铜礼器,其中头牌子出土一瓶二鼎的年代还可早到殷墟早期。与此年代相当的陶器遗存很少,目前仅知在宁城西门外[34]、克什克腾旗天宝同等地有一些线索。在后一处遗址采集的陶片中见有饰附加堆纹花边的陶鬲口沿和饰绳纹抹平的瓶(鬲)足,接近于魏营子文化同类器特征。但其中一件口沿残片上有横錾耳,这一现象却不见于目前所知的魏营子文化陶器之中。搞清这类遗存的面貌和性质,是将来工作的一个重点。
以往不少学者将努鲁儿虎山以东大小凌河流域含曲刃青铜短剑的遗存归入夏家店上层文化,并将其作为该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称为“凌河类型”[35] 或“十二台营子类型”[36]。林法先生很早就曾指出,努鲁儿虎山以东地区的遗存不宜归入夏家店上层文化[37] 。随后,朱永刚、翟德芳先生也相继发表了类似观点[38] 。从目前的调查和发掘资料来看,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北至西拉木伦河,南抵承德、平泉一线,西至克什克腾旗,东达努鲁儿虎山东麓。
最近,我们以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的分期为基础,将目前所见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归纳为四个阶段。其中以龙头山遗址 Ⅱ区第3层及第3层下开口遗迹为代表的第一期,遵从发掘者的意见估计为年代不晚于商周之际,或可早至晚商。以敖汉旗周家地M 45为代表的第四期,年代大致可估定在春秋中期前后,而以南山根M 101为代表的第三期,以往就有较充分的证据确定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这样,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早期(第一、二期)应与魏营子文化并行[39]。
目前夏家店上层文化第一期遗存仅见于龙头山遗址 [40],第二期遗存较多见于西拉木伦河流域,老哈河流域及努鲁儿虎山东麓很少发现,说明正如从前有人估计的那样,夏家店上层文化很可能是最早形成于西拉木伦河流域,而后才逐渐向南扩展[41] 。从这些早期阶段的遗存看,流行素面的夹砂红褐陶,器表装饰横錾耳和竖桥耳等风格与下辽河流域的高台山文化十分接近,典型的筒腹鬲、无腰隔素面瓶及部分形态的罐、盆、钵、壶等,也都能在高台山文化中找到形制上的直接前身。所以朱永刚先生几年前曾指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主体应当就是来源于高台山文化[42] 。除此之外,又有两类因素也比较惹人注目。一是在龙头山、大泡子遗址[43] 都发现有口沿装饰花边的陶鬲,这究竟是吸收大小凌河流域魏营子文化的因素,还是承自当地晚商期遗存? 由于材料甚少,一时难以明了。二是来自北方地区的文化因素,包括仿桦树皮筒形罐、仿皮囊式陶器、分叉装铤式柳叶铜镞、素面铜镜、大型铜鹿牌饰等。其中有些成分,如装饰篱点几何纹和动物纹的仿皮囊器等,可能是直接来自松嫩平原的白金宝文化。另外,夏家店上层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銎柄式短剑,也有学者提出是受卡拉苏克文化的影响而创制出来的[44]。
人种学研究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是含有北亚人种性状特征的东亚人种[45]。与下辽河流域高台山文化居民的体质特征非常接近[46] 。这就为考古学的分析提供了重要证据。据陈山研究,地理位置偏北的龙头山组夏家店上层文化人骨混有更为显著的北亚人种因素[47]。这是否说明,来自下辽河流域的居民可能与北亚人种或北亚人种成分较强的人群有了更多的接触?如果是这样,那么夏家店上层文化早期遗存中掺入的北方地区文化因素便可得到较合理的解释。
以上分析表明,至少从商末周初开始,努鲁儿虎山东西两侧的文化就走上了一条不同的发展轨道。以东的魏营子文化与以西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并不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具有前后承继关系,而是各有自身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文化面貌亦有本质的不同。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努鲁儿虎山以东新兴以曲刃青铜短剑为重要特征的凌河文化,以西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则发展到了鼎盛阶段。近年,随着新资料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大小凌河流域的凌河类型遗存确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有着鲜明的区别,应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甚至可以径称为凌河文化[48]。
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的凌河文化遗存资料并不丰富,主要包括喀左和尚沟B、C 、D 地点墓葬[49] 、锦西乌金塘墓 [50]、朝阳十二台营子M1、M2[51]、朝阳袁台子M1 [52]、喀左南沟门石椁墓[53]、锦西邰集屯小荒地古城H10[54]等,大致相当于朱永刚先生所分大小凌河流域含曲刃青铜短剑遗存的第 1、2 段[55],其中喀左和尚沟B、C、D 地点墓葬,学者主张归入魏营子类型,这种看法的证据仍不充分,在资料较少的情况下,宁可暂信曲刃青铜短剑及伴随遗物的出现是该地区文化的一次重大变化。还有,这一时期高级别墓葬采用石椁墓,陶器多为手制素面夹砂红褐陶等特点,皆有别于魏营子文化。从文化因素看,这类遗存中至少可析为四组:第一组包括圈足钵、敛口钵[56]、大口罐(图一,5、2、3)等,此类因素上承本地魏营子文化同类器。第二组以短茎式曲刃短剑、双錾筒腹罐(图一,1)等为代表,可能起源于辽东地区。第三组以抹斜口沿的叠唇双錾盆、侈口鼓腹罐(图一,6、4)等为代表,均为素面夹砂红褐陶,风格同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应是吸收后者的文化因素。郭治中先生曾经指出,朝阳十二台营子墓出土青铜器上所见的蛇纹、犬纹、人面纹等应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相关 [57]。第四组系以青铜戈、双翼有铤式铜镞为代表的来自中原系统的文化。此外,墓葬中还有多钮铜镜、扇刃铜斧、铜牌、挂缰钩、铜泡、长条形马镳、铃形饰等器类,其上多饰特色鲜明的几何形纹饰。这些文化因素有些起源于北方草原地区,但此时多少都已形成了自身特点,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就是自己独创的可能。在几组外来的文化因素中,源自辽东地区的文化因素最为重要。努鲁儿虎山以东地区魏营子文化的消亡和凌河文化的兴起,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起因于这种因素的流入。
夏家店上层文化晚期(第三、四期),该文化的分布重心南移,老哈河中上游及其支流地区成为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而且宁城南山根、小黑石沟两个地点发现贵族墓 , 暗示了这一带可能存在着一个权力与财富高度集中的中心性聚落[58]。与早期相比,这一时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所吸收的外来文化因素主要是青铜器,且大都出土于贵族墓之中。
与内蒙古长城地带及以北的草原地区相似的文化,从种类、数量上远超早期阶段, 如柄身连铸的短剑、兽首刀、管銎斧、挂缰钩、动物牌饰、形制特殊的马衔和马镳等都可视为北方草原样式。但应注意的是,有些源自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已与其他文化融为一体 , 形成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自身文化风格。
正如学者注意的那样,宁城一带的大墓出土了不少典型的中原式青铜礼器和兵器, 但同一墓中所出青铜礼器不仅年代早晚相差甚大,且毫无形成固定搭配的迹象。所以,与其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这里的贵族从礼制上认同中原,倒不如将其看作是一种战利品或财富的炫耀。
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中所见的各式曲刃短剑显然是受凌河文化影响的结果,有些直接接受了凌河文化青铜短剑的典型式样,有些则将其他形态短剑的刃部改造成曲刃,如銎柄式和兽首式曲刃短剑即是如此。
在青铜器方面,夏家店上层文化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的同时,也产生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器类,如双耳鬲、钵形鼎、联体罐、联体豆、祖柄勺等,其中不少是仿自当地陶器的式样。有趣的是,墓葬中真正盛有食物和佐料的是上述这些“土著”式样的青铜容器[59] 。
夏家店上层文化因素的向外流布,目前只见于大小凌河流域和冀北山地一带。从文化因素的双向交流角度,仅能看到它与辽西区内的凌河文化存在较密切的关系。
综观晚商至春秋中期前后辽西区的总体文化格局,尽管努鲁儿虎山东西两侧的文化始终不乏彼此交流的例证,但至少从商末周初开始,两区的文化就已出现了质的区别。所以,这一时期可概括为文化的东西分异时期。
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辽西区的文化格局呈现了更为复杂的形势。目前能够辨识出来的遗存,至少已有四种:凌河文化(晚期)、水泉文化、凌源五道河子遗存和敖汉铁匠沟遗存。
凌河文化晚期遗存,以往见诸报道的有喀左南洞沟[60]、老爷庙果木树营子[61] 、凌源河汤沟、北票何家沟[62]、凌源三官甸子[63]、锦西寺儿堡[64] 、建平二十家子[65] 等,多是墓葬及零星发现的青铜短剑等遗物,遗址材料也仅有锦西邰集屯小荒地古城一个地点[66] 。而新近公布的敖汉水泉墓地的南区墓葬[67](包括北区的M50、M55),是目前所见最丰富和系统的一批资料。
从出土遗物来看,此期较常见的泥质或夹砂侈口鼓腹罐、大口罐(图一,8、12、11)当继早期的同类器发展而来,长颈壶、泥质凹沿鼓腹罐(图一,9、13)和贯耳壶(喀左老爷庙果木树营子)等则明显具有辽东区同类器的风格,表明来自辽东方向的文化因素依然活跃。此期新见的角把罐(图一,10、14)形式独特,郭治中先生认为它是泥质侈口鼓腹罐的衍生器种。形体瘦小的夹砂叠唇鼓腹罐(图一,7)也是水泉文化中的常见器类,叠唇和唇缘内侧抹斜的特点,与凌河文化早期所见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双錾盆、侈口鼓腹罐的口部特征比较接近。此期文化中来自中原的文化因素仍占一席之地,凌源三官甸子墓葬旁边安置殉马坑的习俗无疑当习自中原,一些较高级别的贵族墓中还出土有中原式的青铜容器(如三官甸子鼎、南洞沟簋)。
凌河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向外传播它的影响,最明显的是针对努鲁尔虎山以西以北地区。作为该文化典型陶器的大口罐,甚至远播到西拉木伦河之dE(详后)。在燕文化全面到达之后,凌河文化的一部分与之逐渐相融,而另一部分则向东流布。林法先生曾就曲刃短剑的分布态势有类似说法[68] ,今本溪上堡遗址发现的几座石棺墓[69] ,所出曲刃短剑与叠唇罐从形制上看明显属凌河文化同类器的延续,年代据伴出的燕式泥质陶器判断,已人战国晚期。
以1995年发掘的敖汉旗水泉墓地命名的水泉文化以该墓地北区墓葬(不包括M 50、M 55)为代表,是西拉木伦河流域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后至战国燕文化到来之前,具有地域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只有。性质与之相同的遗存包括敖汉山湾子部分墓葬[70]、赤峰松山区初头朗镇部分战国墓[71]等,宁城三座店[72]、喀喇沁旗西府[73]和大山前[74]也曾收集到属于该文化的遗物。据此可知其分布范围当在努鲁尔虎山以西地区,部分地段可至此山东麓。该文化墓葬所出典型器类主要包括双耳罐。单耳罐、叠唇鼓腹罐(图二,1-6),三种器物的共同特征是夹砂红褐陶的质地与厚厚的叠唇。其他还有少量单把杯、高领鼓腹罐(图二,7-9)和长颈壶等,其中部分带耳罐和叠唇鼓腹罐唇缘内侧抹斜的特点以及高领鼓腹罐的斜直领,体现了与本地此前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联系。但由于缺乏遗址材料,对该文化整体面貌及其形成过程的了解一时还难以深入。郭治中先生曾推断,水泉文化中最富特征的带耳陶罐,其耳部特征与长城地带中段流行的带耳陶器一致。问题是这些带耳陶器的母体即叠唇鼓腹罐究竟是先产生于凌河文化而西传,还是诞生于努鲁尔虎山以西再向东播散,还是应该尚待解开的谜,不过,水泉文化与凌河文化存在密切联系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从水泉墓地南区墓葬打破北区墓葬并结合墓葬年代的推断看,凌河文化在其最后阶段还曾一度北上,占据一部分原水泉文化的分布范围。
最新的人种学研究结果显示,水泉墓地居民(南北区墓葬未分开鉴定)的颅面特征基本接近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而在诸古代对比组中,又与辽西区夏家店上层文化合并组、大甸子全组等人骨材料的种系特征接近[75],说明他们与此前当地的居民仍有血缘关系。
凌源五道河子遗存,目前仅见五道河子墓地一处,共清理11座墓葬[76]。该墓地位于青龙河上游右岸,属努鲁尔虎山南段东麓。从出土的铜戈看,墓葬的年代大致应在战国早期偏晚[77]。有学者认为其性质应划归以冀北山地为分布中心的“山戎文化”,并可作为该文化晚期的代表性遗存[78]。实际上,从已报道的资料看,这批遗存不宜归属辽西及其邻近地区目前所知的任何一种文化。首先,这批墓葬的形制与葬俗相当独特,墓穴一般前宽后窄,平面呈梯形,有的设二层台,墓底铺有一层桦树皮。已有学者指出,这种墓制和葬俗与一般曲刃短剑墓明显有别,却与年代较晚的完工、扎赉诺尔等被认定为东胡族系的鲜卑墓葬有相当的一致性[79] 。其次,出土遗物中未见陶器,而以青铜兵器、工具、车马具、装饰品、乐器等为组合。从成分构成上看,墓中所出长援长胡三穿戈、扁茎无格式柳叶形长身铜剑、圆茎直刃铜剑、蟠螭纹铜钮钟等无疑应属中原文化系统,而马形铜饰牌、牛形金饰牌、联珠状铜饰、三角形或人形铜坠饰等又具北方草原地区的风格。此外,墓中出土的3 件当卢(M 1)与喀左南洞沟石椁墓出土的鳐鱼形当卢在造型和纹饰上非常接近,但未见凌河文化最富特征的曲刃青铜短剑、扇刃铜斧及装饰发达几何形纹饰的饰件等,显示了与凌河文化在整体面貌上泾渭分明。墓中还出土了4 件圆首扁圆茎直刃短剑,风格与张家口白庙[80]、宣化小白阳[81]、滦平梨树沟门[82]等地所见同类器十分接近,当系地域邻近而受后者影响的结果,但总体上与冀北山地东周遗存的差别显著。我们认为,在这类遗存中,特殊的葬俗及铜马饰牌等因素很可能属早期形成的“本体因素”,而所含中原文化、冀北山地东周遗存、凌河文化的因素,很可能是其进入辽西山地之后,在与周邻文化的接触中吸收、融合的成分,属“非本体因素”。有迹象表明,这种遗存的根系不在辽西本地,加强对这种遗存的工作并仔细地搜集鉴定人骨,将是一项有意义的课题。
1992年报道的敖汉旗铁匠沟墓地A 区的3 座墓葬,文化面貌也比较独特,遗存的年代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后至战国燕文化到达之前的“春秋末至战国初’,[83]。墓中所出弹簧形耳环、铃形饰、夹砂罐的直领等反映出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具有一定的承袭关系;涡纹铜饰、卷云纹铜饰、虎形饰、连锁“之”字纹带饰等在长城地带中区同期遗存中则是非常流行的饰件。需要说明的是,墓中所出的夹砂侈口鼓腹罐(M 2 :1)和短颈壶(M 2 :2)等可能是受凌河文化或水泉文化的因素,但同时却未见后二者最具代表性的带耳罐或叠唇鼓腹罐等器类。尤为重要的是,墓中所出7 件野猪形饰牌,是辽西区的首次发现,颇有特色,所以我们主张暂时将其作为一种单独的遗存来看待。至于其文化面貌与最终的性质归属,有待进一步探索。
此外,西拉木伦河之北的林西井沟子墓葬也颇值得注意。简报认为属夏家店上层文化[84],郭治中先生已指出其判断有误[85]。此墓共出3 件陶器,其中Ⅱ式罐形制非常接近敖汉铁匠沟罐(M 2 :1),Ⅲ式罐与水泉墓地南区所出凌河文化晚期大口罐特征一致,卷云纹铜饰亦与铁匠沟同类器相同。由于仅此一墓,虽可大致断为战国时期,但具体年代和文化性质尚难下断语。
以上几种遗存,年代较明确的大多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以水泉墓地南区为代表的凌河文化的最晚阶段,年代的下限不晚于战国中期。众所周知,自燕将秦开北却东胡之后,燕国包括辽西地区在内的广大东北方地区设郡置县,并修筑长城,这些地区正式纳入燕国版图。但北击东胡的年代却不甚确定,一般认为是公元前4世纪末至前3世纪初,即战国中晚期之交。辽西区目前发现的燕文化或燕文化作风比较浓厚的遗存的年代,绝大多数在这一时间之后,但也有少量例外。一是喀左眉眼沟1975 年清理的两座瓮棺葬[86]。从发表的红陶釜(瓮M 1 :1)形制看,确如简报作者所说,与北京怀柔东周墓Ⅱ式釜形制相近,年代当在战国早期,不会晚于战国中期。而陈光女士在燕墓日用陶器的分期序列中,甚至将这两个瓮棺葬的年代断在春秋战国之际[87] 。另一处是朝阳袁台子墓地[88] ,资料未正式公布。据介绍,墓葬可分两期,年代大致为战国早、中期。有些墓中手制的夹砂罐与燕式的鼎、豆、壶等共出。已发表的一件属于第二期的盖豆,郑君雷将其年代断为战国中期偏早前后[89]辽西区以外,沈阳热闹街墓也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墓葬[90]该墓在郑君雷的墓葬分期体系中也断为战国中期偏早。以上现象表明,燕国北却东胡之前,很可能燕文化的陶器及葬俗等就已影响到了包括辽西在内的东北南部地区,其中不排除有些墓葬的主人就是来自燕地的移民的可能。
可见,自夏家店上层文化消亡之后,原属该文化分布区的努鲁儿虎山东麓以西地区,文化面貌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目前可判别的至少已有水泉文化、铁匠沟墓葬、五道河子墓葬三种遗存,它们虽然年代相当,但彼此的来源、性质互不相同。而以东地区,凌河文化虽仍在延续,但从战国早期前后开始,燕文化可能就已穿插其间。所以,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辽西地区的文化较之此前的东西分异时期更为复杂,呈现了一种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
战国晚期,燕文化随着燕国势力的北进而广布于辽西区。自燕北长城以南,文化面貌重新展示了较大的一致性。目前经调查和发掘的遗址既有郡县治所,又有军事性质的边障堡垒,还有一般性的村落。从这些遗址中所出战国燕文化遗存看,来自燕文化的成分几乎都占绝大多数,从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到建筑构件等,大多是典型的燕文化式样。但也曾发现少量的“非燕文化因素”。试举两例说明,一例是喀喇沁旗大山前第 1地点。在战国晚期,是一座小型的军事堡垒,围墙中发现若干战国时期的房址,其中一座(F 37)居住面上发现了典型燕式的夹蚌红陶釜、泥质灰陶盆等与一组夹砂褐陶器共存的现象。后者的可辨器形有双錾罐、侈口鼓腹罐(图三,1、2)等。其他战国墓中还出有带耳罐、叠唇鼓腹罐等,也是夹砂褐陶[91],其中有些遗物的风格明显接近于水泉文化的同类器,或许就是自水泉文化承袭而来。这种现象的存在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燕国北击东胡之后,并未将这里的原住居民驱赶殆尽。是否燕国对当地不同的人群采取了不同措施,是需要探索的问题。
努鲁儿虎山以东的锦西邰集屯小荒地古城,战国燕文化的地层或灰坑之中共存有少量非燕式陶器,如C 型釜,实际是一种夹砂红褐陶侈El鼓腹罐(图三,4),明显是由凌河文化继承而来。这一时期的少量墓葬中也存在燕式陶器与非燕式陶器共出的现象。敖汉旗乌兰宝拉格1995 年发掘的M 8 属战国晚期,墓中与燕式仿铜陶鼎、盘、匝等共出的夹砂叠唇鼓腹罐和泥质侈口鼓腹罐(图三,5、8)[92],可能就是凌河文化同类器的遗留。
以往研究凌河文化时常提到的喀左园林处墓葬[93],很可能是燕国占领辽西地区后的土著遗存。该墓出土的青铜短剑未发表,但从文字叙述可知非东北系的曲刃剑。鼎是仿燕式陶鼎,盆和 I 、Ⅱ式壶(图三,9、11)具有与梨树沟门墓地同类器相同的风格。尤为重要的是,此墓还出有燕地战国墓曾经见过的长条形小石板[94]。墓中两件夹砂罐(图三,6)系凌河文化叠唇鼓腹罐的后继形式。综合考虑,该墓的主人也可能是来自冀北山地一带的受燕文化影响较深的移民。
此外,喀左眉眼沟M 1和赤峰红山区发掘的一座战国墓中[95] ,与燕式仿铜陶礼器伴出的都有一种罐形鬲(图三,3、7、10),相似的器物在冀北山地屡有发现。因此可以产生这样一个设想:燕国占领辽西地区后,除容留一部分当地土著之外,可能将部分早先占领区(如冀北山地)内的居民迁移到新占区,当然,这种迁移也许是一种自发的行为。战国晚期辽西地区燕墓中所见冀北山地东周遗存的文化因素,很可能即是由这些移民携带而来的。
总体上看,自从辽西区(至少是大部分)被纳入燕国版图之后,虽然当地的土著因素仍有保留,并随外来的移民又携人一些非燕文化因素,但文化面貌整体上趋向一致。这一时期可称为文化的再次整合时期,而这次整合,是以燕国大规模的军事扩张为前提的。
以上讨论,揭示了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演进的大致过程。即由单一文化时期而逐渐过渡到文化的东西分异时期,多元文化的并行时期,最后又在强有力的政治行为的左右下,文化再次走向整合。期间每一种新文化的出现乃至每一次文化格局的改变,大致都起因于外来文化的强劲冲击,从而促使当地考古学文化相对稳定的结构发生了质变。其中根本的动因自当是人群的穿插流动,而且该区域在被燕国统一之前,这种人群的穿插流动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

二 经济形态的发展
近年的考古研究对古代的经济形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长城东段的辽西地区历史上曾长期处于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交互作用的地带,传统认为,这一地区大致以东胡的出现为标志,与长城地带的其他地区一起,步入了游牧经济阶段。但实际上,这一地区游牧文化的出现时间、形成机制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未知数。就现有资料,系统分析该区域内夏至战国时期不同阶段、不同文化的经济形态及总体的发展过程,可能会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夏至早商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已公认是较发达的农业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不仅分布十分密集,且其中的坡岗型和平地土丘型遗址多有文化层堆积,不少地点的堆积还很厚,有的甚至深达6 米以上,遗迹遗物也十分丰富。说明这些遗址大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定居活动。
第二,几乎每个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遗址,都出土大批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石质生产工具。其中磨制石器最为常见,约占7O%左右。在所有石质生产工具中,有肩石铲是数量最多的一种,据赤峰药王庙[96]、南山根[97]、北票丰下[98]等几个地点的统计情况看,约占磨制石器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这种工具体甚轻薄,刃多向一侧倾斜,捆柄后便于松土锄草,是主要的中耕工具。其次是打制的亚腰石锄,一般认为这是一种掘土工具。但这类石器多数体形厚重,刃部很钝或干脆没有刃部,很难入土翻地,所以也可能作为一种砍砸工具,或用于破碎土块。其他如可用于砍伐的厚体石斧、用于收割的三棱形或长条形石刀以及加工谷物的石磨盘与石磨棒等亦有一定数量。可见,该文化石质生产工具中很难确认出类似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尖头石耜那样的掘土工具。实际上,当时的主要翻土工具可能并非石质的。近年我们在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的发掘中注意到,有不少夏家店下层文化灰坑的坑壁上遗留有一种齿状工具的痕迹,其中有些明显可以辨认出是一种双齿的工具,齿距一般7—12 厘米,很可能就是中原地区流行的掘土工具——耒。所以,当时农业生产中耒或许已取代了石质的耜而成为主要的翻耕工具。此外,少量形状规整的灰坑坑壁上也留有铲类工具的痕迹,但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使用铲类工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将这些坑的坑壁修整光滑[99]。如果考虑到大量木质工具的存在,则夏家店下层文化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就已相当齐全了。从砍伐的斧类工具,到翻耕的耒,破碎土块的锄,再到中耕的铲和收割用的石刀及谷物加工工具,应有尽有。种类的多样化和形制的定型化说明农具的使用已有了明确的分工,同时也表明该文化属于一种精耕细作的农业类型。
第三,已发掘的不少遗址中都曾发现谷物的痕迹,如赤峰四分地东山咀遗址出土的陶虐瓦内发现形似现代黄米的炭化谷粒[100],敖汉旗大甸子墓地有的墓随葬陶罐中盛有谷子[101]。我们在大山前遗址的发掘中,在一些祭祀坑和灰土层里也发现了不少炭化谷物[102]。从北票丰下等遗址出土谷物的鉴定看,品种主要为稷和粟。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农业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几乎都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家畜的种类主要有猪、牛、羊、狗,此外还有极少量野生的鹿科动物和兔等。大山前遗址 1996—1997 年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动物骨骼已进行了鉴定。在2145 块可鉴定标本中,猪所占的比例最大,达48.2%,其次是牛、羊、狗,分别占24.3% 、15.3% 和10.9% 。此外还有20 例马和几例鹿科的狍、麂等。所发现的马尚不能确定是家马还是野马[103]。从某种意义上说,猪是与人争食的动物,所以,养猪业的规模应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饲养动物中猪所占的比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业的发展程度。牛和羊所占比例合计达40%,说明畜牧业是当时居民肉食品的主要来源,在经济生活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从各个遗址所出野生动物骨骼极少的现象看,狩猎在经济生活中可以说是无足轻重的。另外,大甸子墓地中较盛行以猪、狗殉葬的习俗,主要反映了一种农业居民的行为。由此可见,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经济形态确实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并以畜牧业作为重要的辅助性手段。
相当于晚商至西周中期的魏营子文化,能反映经济形态的资料较少。从现有资料可知,这也是一种定居性的文化,在义县向阳岭和阜新平顶山等遗址都发现了堆积有一定厚度的居住址。石质生产工具中有可用于砍伐的斧、锤斧,用于收割的长条形和半月形石刀及石镰等,但缺乏中耕用的石铲。单从石质农具的种类与数量看,魏营子文化的农业类型较之此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明显落后,很可能是缺乏中耕的一种粗放式农业。见于报道的动物骨骼只有少数墓葬中的殉牲,如喀左和尚沟A 地点M 3殉葬的猪前腿[104] ,高家洞M 1填土中发现的两个羊头[105]。由此可见,魏营子文化很可能是一种由不发达农业所支持的定居文化,也存在养猪和畜牧业成分。但各自所占比重如何,则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着力解决。不过,这一时期墓中殉羊的现象虽只发现1 例,但与此前相比,却很可能是一个重要变化。因为夏家店下层文化虽然养羊,但在已报道的大量殉牲实例中却绝不见以羊殉葬的现象。另外,魏营子文化还发现少量青铜马具与车具,说明当时已开始饲养马匹并用于驾车,但是否普遍尚不得而知。
继魏营子文化之后兴起的凌河文化,能够反映经济形态的资料不多。这一文化的居住址迄今只在锦西邰集屯小荒地和义县向阳岭两个地点作过发掘,在小荒地战国文化层之下发现凌河文化堆积层,并清理过一个灰坑。该遗址北半部的一座山城,推测属这一时期[106]。在义县向阳岭遗址还清理到一座房址[107]。看来,凌河文化的居民应是定居而非牧民。
凌河文化的石质农具仅发现石斧、锤斧及半月形石刀,未见中耕工具,特征与魏营子文化十分相似。但是,这一时期的墓葬中流行用铜斧随葬的现象却颇应引起注意。铜斧既可作为手工工具,也可作为砍伐工具。
饲养动物目前只能通过墓中的殉牲现象作初步了解。在凌河文化早期阶段,喀左和尚沟B地点M 6 的壁龛中殉葬牛头一具。晚期阶段的凌源三官甸子一座大型墓葬的旁边有殉马坑;水泉墓地南区的部分墓葬发现用猪、牛、狗的头、蹄或下颌殉葬的现象,其中以猪最多。殉牲中强调对猪的选择,反映了农业民族的心理特点。但这一时期殉牲的种类又扩及到牛和马,很可能从侧面反映了畜牧业在当时已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凌河文化中发现的青铜马具和车具,从种类和数量上远超魏营子文化阶段,可说明养马和用马在这一时期已比较普遍。此外,朝阳十二台营子M 1 出土的铜鱼钩和石网坠,显示了捕鱼是经济生活中的一项内容。喀左南洞沟出土的造型生动的鳐鱼形当卢和节约,也说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鱼类是非常熟悉的。
努鲁儿虎山以西地区,年代相当于魏营子文化早期的遗存分布零星。近年在赤峰南部松山区与喀喇沁旗境内展开的大规模调查,未发现此时期的遗址[108],其经济形态有待研究。
有关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经济形态,以往学术界颇有争议。且往往与该文化族属的推断联系在一起。相信该文化族属为东胡的学者多认为它以畜牧业为主,甚至认为是游牧。而相信该文化族属是山戎的学者,一般则认为是农业文化,并兼营畜牧。究其原因,缺少详细的实物资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对该文化经济形态的判断。
从调查和发掘资料看,夏家店上层文化在努鲁儿虎山以西各个时期的遗址分布相对比较密集。在老哈河中上游地区,其分布密度甚至接近夏家店下层文化。但这个文化的遗址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遗址中大多缺乏文化层堆积,往往只分布着较稀疏的遗迹,只在少数遗址的局部地段存在文化层相叠压的现象。出土陶器中生活用具的种类比较齐全,且颇多大型盛贮器,说明这也是一种定居性的文化。遗址中的人口密度或遗址使用年限不及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石质农具的组合种类与魏营子文化和凌河文化基本相同,主要是石斧、锤斧,半月形或椭圆形石刀,缺乏中耕用的石铲。石质农具之外,相当多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灰坑坑壁留有齿状工具的痕迹,有些是双齿工具,这一点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似,说明当时大量的挖土工具应是木质的末耜。较高级别的墓葬中普遍随葬铜斧,其中小黑石沟1985年发掘的石椁墓一墓就出22 件[109] 。此外,遗址中见有极少量的骨铲,南山根M 101 中还出土1件铜锄[110 ]。可见,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一种相对粗放的农业类型。
克什克腾旗龙头山和喀喇沁旗大山前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祭祀坑中都保存有炭化谷物的痕迹,建平水泉中层的一个“窖穴”(T103J1)中残存的炭化谷物甚至深达0.64米,经鉴定有粟和稷[111]。以谷物作为祭品无疑应属农业居民的行为,表明农业仍是其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
不少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出土动物骨骼,家畜有猪、狗、马、牛、羊,可能还有鸡(如夏家店),猪最多。野生动物以林西大井铜矿遗址出土的一批最为集中,有鹿、麂、野马、野牛、狼、狍、狐、兔、熊、野鸡等[112] ,其他遗址较少见,可能和大井遗址的性质非一般性居民点有关。最近大山前1996- – 1997 年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期或稍晚阶段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已鉴定,在162 块标本中,猪占59.9% ,其次是狗、羊、牛,分别占12.96%、12.96%、11.73%,其他只有马和马鹿各2例[113],说明这一时期的家畜饲养并不发达,牛、羊所占的比例甚至不如夏家店下层文化高。另从殉牲情况看,夏家店上层文化绝大多数地点发现的墓葬都未见殉牲的实例,只有属该文化偏晚阶段的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现有殉葬狗、牛、马头以及马蹄的现象,殉牲特点有别于同时期的努鲁儿虎山以东的凌河文化,也非自身固有的习俗,故推测很可能是该文化晚期受来自北方或长城地带其他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葬俗。从对殉牲种类的选择上看,适宜于放养的马和牛受到了重视,而猪至少已非必殉之物了。这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晚期畜牧业开始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总之,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一种不甚发达的农业经济所支持的定居性文化,并兼营畜牧业。在这一文化的晚期,畜牧业比重有所增加,但并不发达,更非游牧。至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后在其原来的分布区内所新出现的几种遗存,由于各方面的发现都很少,只能就有限的资料做大致的推测。
水泉文化目前仅发现几处墓地,遗存分布稀疏,未见居住遗迹与生产工具的报道。北区墓葬有殉牛、猪、狗头骨、蹄或下颌的现象,以猪最多。各墓殉牲的种类和数量不等,殉牲墓约占墓葬总数的三分之一。殉牲特征与凌河文化基本一致,经济形态也当与其相似。
敖汉铁匠沟遗存,从其出土的各种青铜饰件与冀北山地、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同期遗存所具有的相似风格看,经济形态至少也不是发达的农业经济。报道者说:“铁匠沟墓地出土的野猪形、鸟纹等铜饰件,反映了山地森林民族狩猎业的文化特征。”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推测。
凌源五道河子遗存,最突出的特征莫过于以桦树皮为葬具,以大量的马牙为殉和流行马形牌饰,反映了当时人们意识深处对桦树皮与马的重视和眷顾。毫无疑问,这与农业居民的精神截然两样,很可能是目前最适合判断为游牧民族的一种遗存。考虑到努鲁儿虎山东麓以西同时期遗存分布极为稀疏的现象,可以认为那里有足够的地域供古人纵横驰骋,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最有可能是曾一度南下,而后又被远驱漠北的古族——东胡。
战国晚期的燕文化无疑是农业定居文化,上至郡县治所,下至一般性村落遗址,都有较厚的文化堆积。与此前相比,生产工具因铁器的引入而发生了质的变化,大量的镢、锄、铲、犁等铁农具的使用,基本淘汰了木、石农具,从而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长城和大大小小的城堡的建设,自然是以发达的农业经济为基础的。遗址中出土动物骨骼比较丰富。大山前1996—1997 年发掘区出土动物骨骼的可鉴定标本共 1351 块,以猪骨最多,占46.1% ,其次是牛,狗、羊,分别占19.8% 、16.9% 、14.4%,马很少,只占2.5% ,显然是一种依附于农业生产的家畜饲养业形态。野生动物有獾、麂各 2例、马鹿与熊各 1例,表明狩猎在经济结构中比例甚微。
纵观辽西地区夏至战国时期古文化的经济形态便会发现,自夏家店下层文化较发达的农业文化解体之后,努鲁儿虎山东西两侧相继出现了以欠发达农业经济所支持的定居文化。从殉牲现象看,大小凌河流域的魏营子文化和后继的凌河文化,反映畜牧经济的羊、马、牛有逐渐受到重视的趋势。努鲁儿虎山东麓以西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晚期似乎畜牧业成分也存在增大的倾向。但这些依然是依附于农业的一种畜牧业形态。至春秋战国之际,与辽西地区多元文化并行格局相应,出现了不同特征的经济类型并存的局面。大小凌河流域的凌河文化晚期,经济形态同于此前。而在努鲁儿虎山东麓以西的原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区内,新出现的几种遗存的经济形态明显有别,既有与凌河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晚期相近的类型(水泉文化),又有反映“山地森林民族狩猎业”特点的类型(铁匠沟遗存),甚至还可能出现了游牧业(五道河子遗存),其中后者显然是不同于此前的新型经济形态。战国晚期,伴随燕国势力的北扩,辽西地区出现了一种较之夏家店下层文化更为发达的农业经济。总体上看,辽西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经济形态的演进,大体存在两种情况:同种经济类型中的渐变和不同经济类型之间的突变。
下面探讨经济形态演进的内在机制。近年对甘青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都得出一个相似的认识,即环境的变化是该地区由农业转向畜牧业甚至游牧业的主要原因[114] 。那么,辽西地区夏至战国时期所发生的经济形态的转变是否也具有同样的控制因素呢?
环境变迁的众多研究实例表明,在距今4000 年前后(相当于夏代早期),中国北方有一个气温和降水量快速下降的阶段。有的研究者做过推算,这一时期年平均温度比现今低约1—20。 C ,持续时间约为200年,若与此前的高温期气候相比,年平均气温下降约 3—40。C[115]。通过对贝壳堤等海岸线指示物的研究,也发现在距今4000—3800 年间渤海有一个明显的低海面时期,显示气候干凉[116]。可见这是一次十分剧烈的气候变化。不过,古土壤和孢粉研究表明,这一时期辽西地区的气候仍相对比较湿润。翁牛特旗四道杖房剖面的第5层,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4010±85 年,理化分析表明,这层古土壤是在较现今更为湿润的环境中形成的。该层孢粉以草本的嵩属、藜科为主,应属草原植被。吉林大安叉干沙丘剖面,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3920~ 150 年,理化分析结果也显示气候较为湿润[117]。所以,距今4000 年前后北方气候虽普遍转向干冷并存在一个低温期,但辽西及邻近地区的气候仍相对比较湿润。
夏代中晚期至早商阶段(距今 3800—3400 年),目前已有三个地点文化堆积中的孢粉资料,其中敖汉旗大甸子墓葬中的两个样品分别出自M 14 和M 16 的填土,共发现96 粒孢粉,种类分属油松、棒、云杉、蔷薇和菊科植物,其中油松花粉占孢粉总数的69.9%,反映了当时墓地附近的植被状况[118]。1983 年又从该墓地7 座墓葬内取样,其中M 1117 :5 样品发掘时既知是罐内盛放的谷物。M 1123 :2 和 M 1241 :2 陶罐内的样品统计出大量的松的孢粉(85.5% —99.4% ),M 1145 :2 则以沼生或水生植物香蒲占绝对优势(81.8% )。这3 件样品比例异常,暗示了这些陶罐或许在置入墓葬之前已有盛装物。该地点另外3 例样品则分析出少量孢粉,计有松、云杉、栗、禾本科、蒿、麻黄、豆科和水龙骨[119]。第二个地点是敖汉旗喇嘛洞山遗址,取自一座夏家店下层文化灰坑(年代为距今 3600 年左右)的5块土样,孢粉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占72.5% ,蕨类植物和木本植物花粉各占20.8% 和6.7% [120]。第三个地点是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在分属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期或稍晚阶段的8个单位中取土样13块。从样品所含孢粉分析,木本植物花粉平均占36.35% ,其中松、冷杉、云杉等针叶植物花粉数量较多,约占28.38% ,桦、栎、胡桃、榆、椴、栗属等阔叶植物占7.66% 。灌木及草本植物占57.14% ,禾本科和耐旱的蒿、藜孢粉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25.93% 、21.12% 、7.58% 左右,还有少量麻黄、榛、紫菀、菊科、蓼、伞形科、杜鹃科、十字花科、唐松草、莎草科等,蕨类及藻类植物孢粉很少,占3.35% ,种类有石松、卷柏、水龙骨、膜蕨科、真蕨纲等[121] 。
以上三个地点的孢粉统计结果显示出一定差异,这些差异有的可能是由微环境或堆积形成季节的不同造成的,如大甸子两座墓葬填土样品油松孢粉比例很高,可能和墓地附近生有松林有关;喇嘛洞山灰坑样品中蕨类植物石松与卷柏的孢粉比例偏高,或许因其地处山麓。而有些比例异常的现象则可能是人为造成的,如大甸子墓葬几例陶罐中的样品即是如此。总体考虑,大山前遗址孢粉样品数量较多,且多出自遗址中的不同单位甚至不同地点,其统计结果相对来说可信度较大。以大山前遗址的孢粉统计为基点并兼顾其他两个地点,可认为当时努鲁儿虎山以西的区域是属于针阔叶混交林草原植被,反映气候温暖较湿,属暖温带气候类型。另外,遗址中发现的野生动物有斑鹿(药王庙)、狍、麂和兔等,也与上面推测的气候状态相适应。
以往几处重要遗址的发掘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房屋建筑存在一个由早期的半地穴式逐渐向地面式过渡的现象,或许就和夏代中晚期气候由冷转温的变化有关。
晚商至西周早期阶段(距今 3400—2900年),目前仅有三例自然层中的环境资料,均位于努鲁儿虎山以西地区。一是浑善达克沙地东端的达来诺尔湖岸剖面,据该剖面显示的湖相层来看,距今3400 年前湖面要比今日广阔得多。距今3400—3300 年,湖面缩小,湖滨发育的地层为泥炭层夹风沙透镜体,表明这一时期气候波动频繁,风沙活动加强[122] 。二是翁牛特旗苞米营沙坨剖面,碳测年代为距今3280±85年。孢粉中“木本植物花粉最多只占孢粉总数的18.4% ,种类非常单调,只见到针叶树松属,灌木及草本植物花粉最高占孢粉含量的80.3% ,其中藜科含量最高,达71.7%A ,其次为蒿属,最高35.7% ,另外还有个别的禾本科、荐草属等”。三是林西县半拉山高阶地剖面,碳测年代为距今 3035±85年,孢粉以草本植物蒿属、藜科占绝对优势[123] 。综合分析可知,这一时期气候较以前变得相对干燥,风沙活动也随之加强。
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距今2900—2500 年),适值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晚期阶段。孔昭宸等先生曾公布一例采自敖汉周家地墓地的孢粉资料[124] ,并据此推测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气候温干。其实,这例采自死者腹中的孢粉资料是否能够客观地反映当时的植被与气候,颇令人怀疑。属于这一阶段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堆积中,目前已有两例孢粉资料。一是敖汉旗西台遗址剖面(距今2800 年左右),共取3 块土样。统计显示,木本植物花粉占孢粉总数的29.5% ,种类有松属、桦属、栎属、椴属、胡桃属等;草本植物花粉占49.9% ,有禾本科、藜科、菊科、蒿属、莎草科、蓼科、苋科等;蕨类植物孢子占22.6% ,有中华卷柏、石松科。研究者认为可能代表针阔叶混交林草原植被,反映气候温暖较湿[125] 。另一处是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地层剖面,此层年代大约相当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期偏晚(距今 2800—2700 年),仅取 1块样品。木本植物花粉占孢粉总数的24.8% ,其中针叶植物花粉占13.7% ,阔叶植物花粉占l1.1% ,种类有松属、桦属、栎属、胡桃属、榆属、椴属、柳属等,与西台遗址剖面反映的情况相似。灌木及草本植物花粉占孢粉总数的71.8% ,其中蒿属、禾本科和藜科花粉比例较高,分别为 33.2% 、24.7% 和 1O.2% 。其余有少量榛属、紫菀属、菊科等。蕨类及藻类植物孢粉很少,只占3.4% ,种类有卷柏、水龙骨属、真蕨纲[1 副。综合这两个地点的孢粉资料,可知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期以后的气候又转而温暖湿润,甚至接近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晚期的气候。
春秋晚期至战国(距今2500一2200 年),仅知翁牛特旗乌丹少郎河北岸剖面,碳测年代距今2474士75 年,孢粉中木本的针叶树以松属为主,阔叶树桦属、栎属、榆属、椴属、桤木属占有少量比例,草本植物蒿、藜、菊、麻黄占有绝对优势,研究者认为这里的植被应属灌丛草原[127] 。与前一阶段相比,此时气候似乎有转向干冷的趋势。此外,在辽宁南部地区,研究者认为冰后期温暖气候转变为凉爽或比较寒冷气候的界限在距今2500 年前后[128] 。内蒙古中东部冰缘地貌的研究表明,寒冷的第三冰缘阶开始于距今2400一2300 年[129] 。综合辽西及邻近地区的环境变化信息,可知这一时期的气候要较前一阶段相对干凉。
归纳起来,辽西区环境演进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夏代早期(距今4000一3800 年),气候冷湿;夏代晚期至早商(距今3800一3400年),气候较暖;晚商至西周早期(距今 3400一2900 年),气候温干,风沙活动增强;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距今 2900一2500 年),气候恢复暖湿状态;春秋晚期至战国,温暖期结束,气候干凉。需要说明的是,前引环境信息的所出地点,基本都在努鲁儿虎山以西,所以,这一环境演进过程主要是反映了辽西区偏西偏北地区的状况。偏东偏南的大小凌河流域,由于受海洋气候的影响,环境转变的剧烈程度当不及前一地区。
从上述环境演进的过程再看文化经济形态的发展。夏代早期正值中国北方普遍降温的时期,由于辽西地区的气候仍然保持了相对较为湿润的状态,所以以发达农业经济而著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形成于此。至夏代晚期和早商,气候转向温和湿润,更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正是在这一时期,夏家店下层文化步入繁荣发达的阶段,聚落成群,阶层分化,礼制形成。而从这一文化的末期即距今 3400年前后,辽西地区气候出现大的波动,并总体转向温干,风沙活动加剧,这种状态显然不再有利于农业的发展。辽西地区地貌多丘陵山地,至今耕地仍多仰仗自然降水,若遇长期干旱或雨不逢时,便会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已有学者指出,夏家店下层文化之所以消亡,主要是其大规模农垦活动“导致了西辽河流域严重的沙质荒漠化”,从而迫使其居民不断南迁[130],温暖干燥的气候,加上大规模的垦殖,必然严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这是导致努鲁儿虎山以西以北地区的沙质荒漠化和居民远徙的主要原因。
晚商时期的文化分布格局也正好说明了这一问题。在努鲁儿虎山以东的大小凌河流域,由于气候的转变不甚剧烈,自然环境状况较好,所以自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兴起了与之有一定承继关系的魏营子文化,文化的发展体现了较强的连续性。而努鲁儿虎山以西以北地区,相当于魏营子文化早期的遗址寥若晨星,文化上出现了一个长达近400 年的间歇期。从而为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提供了时机。直到距今3000 年前后,以欠发达的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才又出现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大致自西周中期前后开始,随着气候重新转向温湿,环境条件改善,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范围便向南扩及老哈河流域和努鲁儿虎山东麓,并于今宁城一带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中心。这些显然是以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
至春秋晚期之前,努鲁儿虎山东西两侧文化的经济结构皆以欠发达的农业经济为主并兼营畜牧业的形式发展着。期间的经济形态虽有渐变的迹象,却一直未发生重大转变。
以春秋晚期为起点,辽西地区的气候再次转干并明显降温。伴随这一变化,夏家店上层文化解体,在其原来的分布区内出现了经济形态明显不同的遗存。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水泉文化分布非常稀疏,铁匠沟遗存和五道河子遗存又不存在明显的农业迹象。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定居民是被外来的异族击溃或驱散,还是由于气候干凉不再适宜大规模的垦殖而远徙他处?目前尚难回答。不过,以铁匠沟和五道河子墓葬为代表的遗存,却很可能正是由于气候的干凉而由更北的地方南下的。这在后来的历史时期是被不断重演的历史现象。与此同时,大小凌河流域的凌河文化则依然相对稳定地延续着,直到战国燕文化全面到达。
以上讨论的若干实例表明,环境的变迁的确影响和制约着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古文化经济形态的发展。在两个气候最为适宜的时期(夏代晚期至早商、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不同类型的农业经济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步入了各自的繁盛期。而在气候温干或干凉的时期,欠发达的农业经济很难得到发展,其他的生业形式自然便受到重视。而且,不仅经济形态的发展如此,甚至有些文化的消失(如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新文化的出现(如铁匠沟遗存和五道河子遗存)也有环境变迁的因素为其深层根源。但如全面考虑,却有两方面事实不能忽略。其一,在经济形态转变的过程中,每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的出现并非都是由本地此前的经济形态逐步演化的结果。夏家店下层文化尽管有部分因素被魏营子文化所继承,但其主要的流向不在本地,因此,很难认为稍后出现的欠发达的农业文化是由它演化而来的。通过与周邻地区的比较可以看出,自它之后出现的欠发达型的农业经济主要是由来自东、西两方面的文化流和人流而携入的。春秋战国之际所出现的铁匠沟遗存和五道河子遗存,很可能是新型的经济形态。从文化成分的分析来看,它们也当是由外来的人流带来的。战国晚期出现的更为发达的农业经济亦是如此。可见,前述诸种经济类型的本质差异主要是根源于文化传统的不同,它们之间的转变准确地说应是一种更替,这可能正是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古文化经济形态发展的一大特点。其二,环境干冷化的过程中长城地带并不一定就不能存在发达的农业文化。战国燕文化在辽西区的全面出现和繁荣时期,就正好处于该地区环境相对干冷的阶段。因此,探究文化和经济类型的发展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时,不能单纯强调文化或经济类型对环境的被动适应和依赖,也应充分考虑到其中的人为的、能动的因素。

结 语
本文综合近年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探讨了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格局演进与经济形态的发展,并对其中的控制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发现,在文化格局的演进过程中,努鲁儿虎山是一个重要分水岭。相当于夏至早商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大致以此山为界分化为两个区域类型。至少到商末周初,此山两侧的考古学文化已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具有明显的东西分异的特征。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前后,辽西区虽然出现了多元文化并行的局面,但新出现的三种文化大致仍分布于努鲁儿虎山东麓以西的范围内,这种差异的影响可能一直保留到战国燕文化全面到达或更晚。地域上呈现出的东西差别,主要是由两地与周邻地区文化互动的方向和重点不同导致的,但也应注意到,即使在文化东西分异时期之后,此山两侧的考古学文化仍然存在密切的交流,显示了这一历史文化区仍有其相对的稳定性。从纵向发展上看,努鲁儿虎山以东地区自夏家店下层文化至魏营子文化,再到凌河文化,文化传统多少有一定的承继性。而此山以西地区,自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出现了一个颇长的间歇期,然后发展出面貌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截然不同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至春秋战国之际,新出现的铁匠沟遗存和五道河子遗存又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无多联系,显示了此山以西在文化发展上具有较大的更替性。或许这些现象除了人为因素之外,也与两地的自然环境及其变迁程度的差异有密切关系。从经济形态的发展上看,春秋晚期之前,努鲁儿虎山东西两侧的考古学文化并不存在重大差别。在夏至早商时期,此山东西两侧的农业经济同样发达。在此之后,以东地区的魏营子文化、凌河文化与以西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都属于一种欠发达的农业经济为主并兼营畜牧业的形态。春秋战国之际开始,以铁匠沟墓葬和五道河子墓葬为代表的新型文化的出现,打破了以往的经济文化格局。铁匠沟遗存显示了山地狩猎居民的经济特征,五道河子遗存则很可能是一种较纯粹的游牧业,尤其后一种经济形态与本地此前的经济类型近乎完全异质,与同时期的水泉文化和凌河文化的晚期亦有鲜明的差异。总体看,这种不同特征的经济类型的并存,大体是与这一时期文化格局的多元并行相对应的(图四)。考察经济形态发展的内在控制因素,可以发现环境的演变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经济形态的发展,甚至可能是这一地区旧的经济类型的消失和新的经济类型产生的直接或间接诱因。但是,这一地区不同经济类型的转变并非循序渐进式的演化,而是新旧之间的更替,其间的差异主要植根于文化传统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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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张忠培:《辽宁古文化的分区、编年及其他》,《辽海文物学刊91991年 1期。
[2] 内蒙古自治区测绘局综合队编印:《内蒙古自治区地图册》,内蒙古自治区测绘局,1989 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形图》,地图出版社,1993 年;《中国自然地理图集(第二版)》,地图出版社,1998 年。
[4] 王立新等:《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几个问题》,《博物馆纪要》第 13集,1998 年。
[5] 夏鼐:《我国近十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考古》1964 年10 期。
[6] 李恭笃等:《夏家店下层文化若干问题》,《辽宁大学学报》1984 年 5 期;何贤武:《试论辽西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 年。
[7] 王立新等:《夏家店下层文化渊源刍论》,《北方文物》1993 年2 期;王立新等:《再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源流及其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青果集(二)》,知识出版社,1998 年。
[8] 潘其风:《大甸子墓葬出土人骨的研究》,《大甸子》,科学出版社,1996 年。
[9] 同[7]。
[10] 朱永刚:《东北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文化区系》,《考古学报》1998 年2 期。
[11] 田广金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1988 年3 期。
[12] 刘观民:《苏联外贝加尔地区所出几件陶鬲的分析》,《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
[13] 冯恩学:《我国东北与贝加尔湖周围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的三个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97 年 2期。
[14] 林云:《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
[15] 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 年。
[16] 韩嘉谷:《燕史源流的考古学考察》,《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年。
[17]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阜新平顶山石城址发掘报告》,《考古》1992 年7 期。
[18] 王成生:《义县向阳岭青铜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3 年。
[19] 高美璇:《兴城县仙灵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5 年。
[20] 董新林:《魏营子文化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0 年1 期。
[21] 卜箕大:《辽西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 年。
[22] 喀左县文化馆:《记辽宁喀左县后坟村发现的一组陶器》,《考古》1982 年 1期。
[23] 朱永刚:《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 年;韩嘉谷:《花边鬲寻踪》,《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 年。
[24] 同[20],图七,13。
[25] 腰高台山73M 4 ;3、76 M 12 :1壶。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民县高台山遗址》,《考古》1982 年2 期;新民县文化馆、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新民高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1976 年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 7辑,1983 年。
[26] 朱永刚:《论高台山文化及其与辽西青铜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 年。
[27] 如喀左和尚沟A 地点M 1、道虎沟墓、高家洞M 1 等。分别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喀左和尚沟墓地》,《辽海文物学刊》1989 年2 期;同[1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喀左县高家洞商周墓》,《考古》1998 年4 期。
[28]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朝阳魏营子西周墓和古遗址》,《考古》1977 年5 期。
[29] 同[15]。
[30]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概述辽宁省考古新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年;郭大顺:《赤峰地区早期冶铜考古随想》,《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 1 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31] 资料存赤峰市博物馆。
[32] 克什克腾旗文化馆:《辽宁克什克腾旗天宝同发现商代铜瓶》,《考古》1977年 5 期。
[33] 苏赫:《从昭盟发现的大型青铜器试论北方的早期青铜文明》,《内蒙古文物与考古》2 期。
[34] 同[30]《概述辽宁省考古新收获》。
[35] 同[15]。
[36] 靳枫毅:《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 上)》,《考古学报》1982 年4 期。
[37] 林云:《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考古学报》1980 年2 期。
[38] 朱永刚:《夏家店上层文化初步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 年;翟德芳:《中国北方地区青铜短剑分群研究》,《考古学报》1988 年 3期。
[39] 王立新等:《龙头山遗址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2002 年1 期。
[40]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 8 期;齐晓光:《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 年。
[41] 刘观民等:《内蒙古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的两种文化》,《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1981 年。
[42] 同[26]。
[43] 贾鸿恩:《翁牛特旗大泡子青铜短剑墓》,《文物》1984 年2 期。
[44] 朱永刚:《试论我国北方地区銎柄式柱脊短剑》,《文物》1992 年 12 期。
[45] 朱泓:《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种族类型及相关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89 年 1期。
[46] 朱泓:《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种族》,《文物季刊》1998 年1 期;王明辉:《辽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种系构成及相关问题》,《华夏考古》1999年 2 期。
[47] 陈山:《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青铜时代居民的人类学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5 年。
[48] 同[21]。
[49] 同[27]《喀左和尚沟墓地》。
[50] 锦州市博物馆:《辽宁锦西县乌金塘东周墓调查记》,《考古》1960 年5 期。
[51] 朱贵:《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考古学报》1960 年 1 期。
[52] 王成生:《概述近年辽宁所见青铜短剑》,《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 1 期。
[53] 同[15]。
[54]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等:《辽宁锦西市邰集屯小荒地秦汉古城址试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11 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
[55] 朱永刚:《大、小凌河流域含曲刃短剑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 2 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
[56] 同[36]。
[57] 郭治中:《水泉墓地及相关问题之探索》,《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科学出版社,2000 年。
[58] 林泫:《东胡与山戎的考古探索》,《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6 年。
[59] 赤峰市博物馆项春松等:《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文物》1995 年 5 期。
[6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喀左南洞沟石椁墓》,《考古》1977 年6 期。
[61] 刘大志等:《喀左老爷庙乡青铜短剑墓》,《辽海文物学刊》1993 年 3 期。
[62] 靳枫毅:《朝阳地区发现的剑柄端加重器及其相关遗物》,《考古》1983 年2 期。
[63]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凌源三官甸青铜短剑墓》,《考古》1985 年2 期。
[64] 孙守道等:《辽宁寺儿堡等地青铜短剑与大伙房石棺墓》,《考古》1964 年 6期。
[65] 建平县文化馆等:《辽宁建平县的青铜时代墓葬及相关遗物》,《考古》1983 年8 期。
[66] 同[54]。
[67] 同[57]。以下所引水泉墓地的资料均出此文。
[68] 同[37]。
[69] 魏海波等:《辽宁本溪县上堡青铜短剑墓》,《文物》1998 年 6 期。
[70] 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发现的青铜器及有关遗物》,《北方文物》1993 年1 期。
[71] 1984 年清理,资料现存赤峰市博物馆。 、
[72] 宁城县文化馆等:《宁城县新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及其相关遗物的研究》,《文物资料丛刊》第 9期,1985 年。
[73] 喀喇沁旗文管所征集。
[74] 赤峰考古队征集。
[75] 朱泓等:《内蒙古敖汉旗水泉遗址出土的青铜时代人骨》,《东北亚先史文化的比较考古学研究》2002 年2期。
[76]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9 年2 期。
[77] 简报作者已指出五道河子M 1 :43戈形制与山彪镇M 1 出土的戈相似。而山彪镇M 1 的年代一般是定在战国早期偏晚。(朱凤翰:《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年)。再参照其他两件铜戈的形制,可将这批墓葬的年代大致估计在战国早期偏晚阶段前后。
[78] 靳枫毅等:《山戎文化所含燕与中原文化因素之分析》,《考古学报》2001 年1 期。
[79] 同[55]。
[80] 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张家口市白庙遗址清理简报》,《文物》1985 年10 期。
[81] 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等:《河北宣化县小白阳墓地发掘报告》,《文物》1987 年 5期。
[82] 承德地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等:《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墓群清理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4 年 2 期。
[83] 邵国田:《敖汉旗铁匠沟战国墓地调查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 年 1、2 合期。以下有关铁匠沟墓地材料均出此文。
[84] 王刚;《林西县井沟子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 年 1 期。
[85] 同E573。
[86] 朝阳地区博物馆等:《辽宁喀左大城子眉眼沟战国墓》,《考古》1985 年 1期。
[87] 陈光:《东周燕人生活用器分析》,《北京建城3040 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88] 省文物普查训练班:《1979 年朝阳地区文物普查发掘的主要收获》,《辽宁文物》1980 年1 期。
[89] 郑君雷:《战国时期燕墓陶器的初步分析》,《考古学报》2001 年3 期。
[90] 金殿士:《沈阳市南市区发现战国墓》,《文物》1959 年4 期。
[91] 赤峰考古队发掘资料。
[92] 同[57]。
[93] 傅宗德等:《辽宁喀左县出土战国器物》,《考古》1988 年7 期。
[94] 原报告未说明出有这种小石板,徐基先生在《辽宁喀左大城子眉眼沟战国墓》(《考古》1985 年 1 期)一
文中提及。
[95] 张松柏:《赤峰市红山区战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 年 1、2 期。
[9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 年 1期。
[9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 年1 期。
[98] 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 1972 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76 年3 期。
[99] 97KD IH 226 坑壁遗留的双齿工具痕,齿距12 厘米,齿宽2.5 厘米;97KD IH 370坑壁遗留的工具痕为宽条状,宽5.5 厘米,似为一种单平刃的铲类工具所留。
[100] 辽宁省博物馆等:《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咀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 年5 期。
[10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大甸子》,科学出版社,1996 年。
[102] 赤峰考古队发掘资料。
[103] 大山前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由吉林大学汤卓炜先生鉴定。下同。
[104] 同[27]《喀左和尚沟墓地》。
[105] 同[27]《试论魏营子类型》。
[106] 朱永刚等:《辽宁锦西邰集屯三座古城遗址考古纪略及相关问题》,《北方文物》1997 年2 期。
[107] 同[18]。
[108] 赤峰联合考古调查队:《内蒙古赤峰地区1999 年区域性考古调查报告》,《考古》2003 年第 5 期;中美赤峰联合考古队:《内蒙古赤峰地区区域性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1999—2001)》,《边疆考古研究》第 1辑,科学出版社,2002 年。
[109] 同[59]。
[110] 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等:《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 年2 期。
[111] 辽宁省博物馆等:《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6 年第2 期。
[112]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1976 年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 7 辑,1983年 。
[113] 由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灰坑在遗址中多打破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堆积,所以不排除这些动物骨骼中有些是由下层堆积中搅扰上来的可能。但总体来讲所统计的各类动物骨骼的比例仍是大致可信的。
[114] 如水涛:《论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和经济形态转变与环境变化的关系》,《环境考古研究》第 2 辑,科学出版社,2000 年;田广金等:《中国北方畜牧一游牧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1l5] 任震球等:《行星运动对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影响》,《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81年。
[116] 张景文等:《14C 年代测定与中国海陆变迁研究的进展》,《第一次全国14 C 学术会议文集》,科学出版社,1984 年。
[117] 裘善文等:《东北西部沙地古土壤与全新世环境》,《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
[118] 孔昭宸等:《内蒙古自治区几个考古地点的孢粉分析在古植被和古气候上的意义》,《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丛刊》,1981 年第5 卷3 期。
[119] 孔昭宸等:《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距今80Oo一2400 年间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环境考古研究》第1 辑,科学出版社,1991 年。
[120] 宋豫秦:《西辽河流域全新世沙质荒漠化过程的人地关系》,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1995 年。
[121]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齐乌云博士鉴定,研究报告待刊。
[122] 杨志荣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南部环境考古研究》,《环境考古研究》第 2 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
[123] 降廷梅:《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全新世孢粉组合及植被探讨》,《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全新世环境演变及预测》,地质出版社,1992 年。
[124] 同[119]。
[125] 同[120]。
[126]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齐乌云博士鉴定,研究报告待刊。
[127] 同[123]。
[128] 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第四纪孢粉组、C 14组:《辽宁省南部一万年来自然环境的演变》,《中国科学》1977 年6 期。
[129] 李容全:《内蒙古高原湖泊与环境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
[130] 同[120]。

THE EVOLUTION OF CULTURAL PATTERN AND ECONOMIC FORMATION IN THE WESTERN LIAONING AREA FROM THE X IA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ang Li xin
In the present paper,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and econom ic form ation of the X ia to the W arring States period in the w estern L iaoning region ,and initiaUv analyses its regulative factors.T he outcom e indicates that,in the course of cultural p attern developm ent,N uluerhu M ountain w as an im portant cultural w atershed , w hich approxim ately divided the Low er X iajiadian culture of the X ia to the early Shang period into tw o regional types. B y the turn from the Shang to the Zhou period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on the tw o sides of this m ountain had begun to develop along different tracks.F rom the late Spring and A utum n p. eriod to the m iddle W arring States period , the w estern L iaoning area entered f l new phase w ith various cultures existed sim ultaneously ,but,generally speaking ,aU of the three new ly—developed cultures w ere distributed to the w est of the eastern foot of N uluerhu m ountain.A nother notew orthy point is that, even after the phase of cultural differentiation ,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distributed on both sides of this m ountain interflow betw een the w as still very frequent, w hich led to the relative stability of this historical cultural region.
A s far as the developm ent of econom ic form ation is concerned ,there w as scarc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 een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on the tw o sides of N uluerhu M ountain before the late Spring and A utum n period. From the X ia to the ear1y Shang period ’agriculture w as quite w ell developed On both sides . T hereafter,the W eiyingzi and Linghe cultures (on the eastern side)and the U pper X iajiadian culture (on the w estern side)all evolved upon undeveloped agriculture as dom inant subsistence and li4estock farm ing as subsidiary.R oughly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 utum n period ,the arrival of the new cultura1type represented by the Tiejianggou and W udaohezi tom bs broke the old ec0nom ico—cuIturalstructure.The Tiejianggou rem ains show the econom ic character of resident hunting in them ountain area ,w hile the W udaohezi rem ains represent a relatively pure nom adic econom v.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rnal regulative factors of econom ic developm ent , the author com 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environm ental variation could regulate and influence the developm ent of subsistence to a fairly great extent . F urtherm ore,it m ight even becom e a direct or indirect incentive of old econom ic types’disappearance and new econom ic types’ em ergence·B ut the variation from an econom ic type tO another in a given region w as n0t a step by step evolution ,but an alternation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T he difference w asprim arily rooted in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0ns.

责任编辑:杨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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