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戎文化所含燕与中原文化因素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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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枫毅 王继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100009)

目 次
一、 历史上的山戎与山戎物质文化遗存的推定
二、含有燕与中原文化因素的山戎文化遗存综述
三、山戎文化遗存的特点及其与燕和中原势力消长的对比
四、山戎文化吸收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内容及其年代考察
五、山戎文化吸收燕与中原文化因素的表现形式
六、山戎文化吸收燕与中原文化因素的特点
七、两个相关问题的探索

一、 历史上的山戎与山戎物质文化遗存的推定

山戎是中国北方一支古老的少数部族,以游猎和畜牧为生,早在夏商以前就已存在。据《史记 ·匈奴列传》记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史记 ·五帝本纪》云:帝舜之时,曾“南抚交5止⋯⋯北山戎、发、息慎。”又据《逸周书 ·王会解》记载:“成周之会,天子南面立,唐叔、苟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北方台正东⋯⋯山戎,戎菽。”证明西周早期,在成王举行天下各路诸侯、部族首领朝谨圣典上,山戎作为北方一支重要部族成员,不但被列为代表之一,而且还按当时既定礼节,恭敬地向周天子进贡了山戎特产——戎菽。这是关于山戎与中原进行物质文化交往的最早文献记录。
山戎的活动地域,据《史记 ·匈奴列传》记载在“燕北”一带。我们以为此“燕北”当指今冀北山地、燕山山脉附近地域。
早期山戎的势力并不强大,约自西周晚期开始,山戎才开始逐渐强盛起来,以至于整个春秋时期都十分活跃,甚至曾一度称雄燕北。进入战国以后,山戎势力开始衰落,及至战国中期便江河日下,大势已去,最迟到战国晚期,终于被燕和中原文化所融合与同化,归于消亡。
历史文献中没有关于山戎的专篇记载,所能找到的只是夹杂在几种记述其它内容的文献里的只言片语,既简约又零碎,给研究山戎历史和文化带来很大困难。因此迄今为止,史学界尚未有一部,甚至一篇研究山戎史的著作问世。所幸近十几年来,京、冀、辽三省市的考古工作者对燕山南北两周时期的物质文化遗存下了很多苦功夫,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与发掘工作,终于找到了一套自成系统、独具特征、材料丰富的属于山戎部族的物质文化遗存,从而为探索和研究这个已经消逝了两千二三百年的古老部族的历史文化创造了可信的基础条件。
迄今有关山戎文化成组、成批的考古资料,较重要者可开列如下:

1.北京延庆县西拨子山戎文化青铜器窖藏;
2.河北平泉县东南沟山戎部落墓地;
3.北京延庆县玉皇庙山戎部落墓地;
4.北京延庆县葫芦沟山戎部落墓地;
5.北京延庆县西梁 山戎部落墓地;
6.北京延庆县龙庆峡别墅区山戎部落墓地;
7.河北滦平县梨树沟门山戎部落墓地;
8.河北滦平县苘子沟山戎部落墓地;
9.河北宣化县小白阳山戎部落墓地;
10.河北怀来县甘子堡山戎部落墓地;
11.河北宣化县庞家堡山戎部落墓地;
12.河北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山戎部落墓地;
13.河北怀来县北辛堡山戎文化墓地;
14.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山戎文化墓地。

上述14 处山戎文化遗存,除一处属窖藏外,其余13处均属部落墓地。所跨越的时代,以北京延庆县西拨子窖藏年代最早,约当西周中期或中晚期,以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墓地年代最晚,约当战国中晚期。这个年代时限与历史上的山戎活动时代是相符合的。分布地域正处于“燕北”,恰在与燕国相隔离的军都山八达岭长城迤北,冀北山地和燕山山脉周围地带,此与文献所载亦相合不悖。其文化内涵别具特征,既与燕和中原文化迥异,又与同时期并存的辽西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东胡文化)和略晚的分布于内蒙和外蒙的匈奴文化判然有别,它除了拥有特点鲜明的埋葬制度和独特的殉牲与覆面习俗之外,还拥有一套其它文化所不具备的独特的器物群,如清一色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大量的、有演变序列可寻的青铜削刀,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写实动物纹青铜带钩、带扣、牌饰与带饰,早期骑马民族特有的原始青铜镘,以及大量的特色鲜明的手制夹砂红褐陶器群等等。而且迄今为止在燕国北部、冀北山地一带,在西周至东周时期,再未发现任何新的有别于上述遗存的土著文化遗存。因此,我们认为将上述文化遗推定为历史上的山戎文化遗存是可信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山戎在两周时期正处于奴隶制发展阶段,经常向外扩张,对相邻的中原诸侯国发动战争,进行军事掠夺,胜败不计其数。据文献记载,与山戎发生双边冲突和争端的诸侯国主要有燕、齐、郑、晋等,其中因燕为其近邻,故双方战事最多,交往最为频繁。
燕虽立国于燕山之野,但它却是宗周的嫡系,其文化乃姬周文化之分子文化,实则为姬燕文化;其地理方位又介于中原与燕山南北之间,从这双重意义上来说,燕与北方土著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在相当多的内容和相当大的程度上确实可代表中原文化这一概念。
本文拟从山戎文化中所含燕与中原文化因素的分析人手,揭取一个侧面来探讨山戎在两周之际与燕和中原地区的文化关系及其双方势力的消长对比。希望抛砖引玉,得到批评指正。

二、含有燕与中原文化因素的山戎文化遗存综述

下面按年代早晚次序,对含有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一些山戎文化遗存试作分析。

1.北京延庆县西拨子山戎文化青铜器窖藏口
1975 年,在北京市延庆县西拨子村东河滩沙窝地发现相当于西周中期至中晚期山戎文化青铜器窖藏坑一处,共出青铜器 53 件,包括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兵器和装饰品四类,计有带乳突双耳铜镬 1[23、三足釜11[ 、齿纹柄匙 1;各式铜刀7、猎钩1、锥1、斧7、锛2、凿4;无胡长三角援銎式戈 1;铜泡 8;扁喇叭口耳环 1,还有饰重环纹三足釜口沿残片 2 件,以及炼铜渣 6 块。关于该窖藏的文化性质和年代问题,在此略作说明。原简报囿于当时考古学界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特征和分布范围的一般认识,以及山戎考古资料尚未被发掘出来,推定这处窖藏的性质“属夏家店上层文化”,年代参照宁城县南山根 M 1O1 号石椁墓随葬的青铜篮,推定“属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根据近十几年来夏家店上层文化和山戎文化考古工作的新成果,现在再重新审视这处窖藏资料,从其埋藏地理方位,器物组合内涵特征和年代考察,我们以为其文化性质以推属山戎文化更确切。其年代,据所含无胡长三角援銎式戈、各式早期形制铜刀和带乳突双耳铜镬造型特点考察,似以推定在商末周初前后为宜,唯虑及铸饰重环纹的三足铜釜口沿残片的存在,可略将其年代向后推迟一段,但以不晚于西周中期或中晚期为限。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性质单纯,且又成组的山戎文化遗存中年代较早的一例。
在西拨子窖藏 53 件青铜器中,其中有 2 件器物是属于或能清楚地看出是燕和中原文化的因素,其一是无胡长三角援銎式戈,其二是铸饰重环纹的三足铜釜(口沿残片)(图一)。尤以铸饰重环纹的三足铜釜更具深意。因为三足铜釜本为素面无纹、铸工粗拙的青铜锅,如同青铜镘一样,是山戎部族特有的日常炊器,固为山戎所铸制。但这件三足铜釜在形制未作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却在其口沿部位加铸了一周只有燕和中原地区才流行的重环纹,从而使这处窖藏平添了一层新内容,深化了其特定的历史意义。它证明山戎文化大约在西周中期或中晚期前后即已同燕和中原文化发生接触与交流,并已然开始吸收燕和中原文化的某些有益因素。

2.河北平泉县东南沟山戎部落墓地[4]
1964 年冬发现,1965 年春发掘。共26 座墓葬,清理 10 座,随葬品较少,时代约当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其中黄窝子山M 6 出土马纹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 1、短胡三穿三角援铜戈 1、铜刀 1、铜圆形牌饰 2、骨珠项练 1 串,还有铜泡等;黄窝子山M IO 出土海贝10 枚。很明显,黄窝子山M 6 的短胡三穿三角援铜戈(图一)和M 10 的海贝,应属燕和中原文化因素。

3.北京延庆县玉皇庙山戎部落墓地[5]
1981 年发现,1986 年 4 月至 1991 年 12 月发掘。共发掘春秋早期至春秋晚期山戎文化墓葬400 余座,出土各类富有特色的随葬品2 万余件。以出土的青铜器物考察,其中含有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墓葬有 19 座,编号为 Y Y M 2、Y Y M 18、Y Y M 32、Y Y M 34、Y Y M 35、Y Y M 83、Y Y M 138 、Y Y M 156、Y Y M 164、Y Y M 171 、Y Y M 172、Y Y M 174 、Y Y M 1 99、Y Y M 250、Y Y M 281 、Y Y M 358、Y Y M 375、Y Y M 380、Y Y M 381。该墓地保存状况较好,规模宏大,级别较高,出土遗物丰富,经科学勘探和有计划地发掘,资料完整,科学价值较高。玉皇庙墓地是迄今已知有关山戎文化遗存中规模最大,且最重要的山戎部落墓地。Y Y M 2 随葬品包括金、铜、玛瑙、松石、骨、漆器六类。计有金耳环 2、金丝串珠 2、蟠螭纹加鳞纹铜垂 1、重环纹铜鼎 1、铜敦 1、铜钵 1(残碎)、勾云纹加垂鳞纹铜盘 1、勾云纹铜匝1、兽耳三足舟形铜杯2、铜斗1、三角勾云纹铜匕1、铜节约2、铜泡21、铜马衔2(付)、铜马镳3(付)、人字形铜坠饰 113、包金铜贝 10、联珠形铜坠饰 12、玛瑙珠、绿松石珠项练 1 串、骨珠 9、骨环 1件,此外还出有朱色漆器残件 1 块。此墓所出的一套青铜礼器(孽、鼎、敦、钵、盘、匝、斗、匕)(图二;图三)及包金铜贝和朱色漆器(残)无疑应属燕和中原文化因素。Y Y M 18 随葬品包括金、铜、玛瑙、松石、赤铁矿石、骨、丝织物七类。计有金虎牌饰 1、金耳环2、青铜镘 1、蟠螭纹加鳞纹铜孽1、铜敦 1、三角勾云纹铜铘 1、三穿铜戈1、直刃It,首式青铜短剑 1、铜镞 17、铜刀 1、铜锛 1、铜凿 1、铜锥 1、铜锥管 1、赤铁矿砺石 1、铜节约 2、铜马衔 2(付)、铜马镳3(付)、马具铜环2、马具铜泡16、马具铜珠37、马具人字形铜坠饰 49、铜扣8、铜带钩 1、铜扣环 1、联珠形铜扣饰 560、绿松石珠 9o、骨环3 件,还有附在青铜礼器表面的丝织物等。此墓所出的4 件青铜容器,除镘以外,其它3件礼器(孽、敦、铘)(图二;图三)及三穿铜戈和丝织物等均属燕和中原文化因素。Y YM 250 随葬品包括金、铜、石、骨四类器物。计有金耳环2、璜形金项饰1、青铜镘1、蟠螭铜戈均属燕和中原文化因素。Y Y M 32 随葬品有三穿铜戈 1(图- – )、直刃 匕首式青铜短剑 1、铜镞 4、骨镞 16、铜刀 1、铜锥 1、铜锥管 1、砺石 1、铜带饰 32、铜泡 6、铜扣 3、铜耳环 2、白石管 3、白石珠 1 枚。Y Y M 34 随葬品有三穿铜戈 1、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 1、铜镞8、骨镞 21、铜刀 1、铜锥 1、铜锥管1、犬纹铜牌1、铜耳环2、铜带饰 50、镂孔铜带饰2、铜铃 1、铜泡 1 件。两墓出土的三穿铜戈属燕和中原文化因素。Y Y M 35 随葬品有铜铘 1、铜耳环 2、覆面铜扣 3、双联珠形小铜扣项练 1 串、末端附 7 形铜坠饰 1 件、绿松石珠与小墨石珠项练 1 串、联珠棍形铜坠饰 12 枚、铜刀 1、铜锥 1、铜锥管 1、赤铁矿砺石 1、白石管 1 枚、夹砂褐陶罐 1 件。Y Y M 156 随葬品有金耳环 2、铜铘 1、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 1、铜镞 3、铜刀 1、骨柄 铜锥 1、铜锥管1、铜锛1、铜凿1、铜马衔2(付)、铜马镳2(付)、铜节约 4、铜泡 8、铜环 2、马形铜牌饰1、覆面铜扣2、小铜扣1、大铜扣4、马纹铜带饰 94、动物纹铜带饰 102、绿松石珠 6、骨簧片 1、骨环3、蚌环4、泥质灰陶壶1件。Y Y M 171 随葬品有铜铘 1、直刃 匕首式青铜短剑 1、铜刀 1、铜锛 1、铜锥 1、铜锥管 1、马形铜牌饰 1、马形铜带饰 93、铜饰件69、铜泡 3、铜扣4、铜耳环2、绿松石珠8、夹砂红褐陶罐 1 件。Y Y M 174 随葬品有金耳环 2、璜形金项饰 1、铜铘 1、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 1、铜镞 4、骨镞3、铜刀 1、铜锛 1、铜凿 1、铜锥 1、铜锥管 1、铜马衔 1(付)、马形铜带饰 61、鹿形铜带饰 21、铜饰件4、绿松石珠 6、泥质灰陶折肩罐 1 件。上述四墓出土的铜铘,皆属燕和中原文化因素。Y Y M 156 随葬的泥质灰陶壶和Y Y M 174随葬的泥质灰陶折肩罐,则属于受到了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影响。Y Y M 164 随葬品有直刃 匕首式青铜短剑 1、铜刀 1、铜锥 1、铜锥管 1、尖首刀币1、铜饰件1、铜扣 3、铜耳环 2、绿松石珠 2 枚,还有夹砂红褐陶罐 1 件。Y Y M 172 随葬品有尖首刀币 1、铜耳环 2、绿松石管 2、绿松石坠珠 1、泥质灰陶折肩罐 1件。Y Y M 380 随葬品有尖首刀币1、小白石珠 66、小黑石珠 2 枚。Y Y M 138 随葬品有尖首刀币柄首坠 1、铜耳环 2、绿松石坠珠25 枚、覆面铜扣 2、玛瑙珠项练 1 串、小黑石珠项练 1 串、人字形铜坠饰 4、白石管 1、骨镞 2、泥质灰陶折肩罐 1 件。Y Y M 358 随葬品有尖首刀币环首坠 1、铜耳环2、覆面铜扣 3、铜刀 1、铜锥 1、骨哨 3、夹砂黑陶罐 1 件。Y Y M 375 随葬品有尖首刀币柄首坠1、铜珠项练 1 串、覆面铜扣 3、人字形铜坠饰 10、铜耳环 2、小黑石珠 283、小白石管 1、绿松石管 1、绿松石珠 1、玛瑙珠 3、夹砂红陶罐 1 件。Y Y M 381 随葬品有尖首刀币柄首坠1、小黑石珠项练 1 串、覆面铜扣 2、铜耳环 2、鸟形铜饰 4、玛瑙珠 50、绿松石珠 12、小白石珠3、泥质黑陶折肩罐 1 件。上述七座墓,Y Y M 164、Y Y M 172 和 Y Y M 380 出土的尖首刀币,Y Y M 138、Y Y M 358、Y Y M 375 和 Y Y M 381 出土的尖首刀币柄首坠,显然是来自燕文化的因素。Y Y M 83 随葬品有圆首扁茎直刃 匕首式青铜短剑 1、铜刀1、铜管 1、铜扣 1、骨镞5、绿松石珠 4、夹砂红陶罐 1 件。Y Y M 199 随葬品有圆首扁茎直刃 匕首式青铜短剑 1、铜镞 2、骨镞 3、铜刀 1、铜锥 1、铜带钩 1、铜扣 3、铜泡2、铜耳环 2、白石珠 5O、黑石珠 47、绿松石珠 1、夹砂黑陶罐 1 件。Y Y M 281 随葬品有圆首无格扁茎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 1、铜刀 1、铜锥 1、铜饰件 17、铜扣4、铜泡 1、铜耳环2、小白石珠 210、白石管 1、夹砂红陶罐 1 件。上述三墓,Y Y M 83 和 Y Y M 199 出土的圆首扁茎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Y Y M 281 出土的圆首无格扁茎直刃 匕首式青铜短剑,其剑首、剑茎和剑格部位的特征,均属吸纳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结果。
此外,玉皇庙墓地中晚期以后的一些墓葬,往往用泥质灰陶或泥质黑陶折肩罐或高领壶、高柄豆随葬,以取代早期和中期的夹砂红陶或红褐陶鼓腹罐;晚期阶段少数墓葬中甚至还出现了以家猪下颌作祭牲的现象,这在早期和中期阶段的遗存中是绝对没有的情况。这显然表明,山戎文化在同燕和中原文化长期接触和交流过程中,不但学习和吸收了燕和中原地区先进的制陶技术(采用轮制方法、还原烧制技术,制造出火候较高的泥质灰陶器),而且还学会了燕人和中原人驯养家猪的生产方式,并进一步使用到本部族丧葬殉牲方面来。这对于山戎部族来说确是两项非同小可的进步,它无疑反映出自春秋中晚期以后,燕和中原文化对山戎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在日益扩大和加深。

4.北京延庆县葫芦沟山戎部落墓地
1983 年 7 月发现,1985 年 8 月勘探、发掘。共发掘春秋中晚期至春秋晚期山戎文化墓葬150 余座,出土各类富于特色的山戎文化遗物3000 余件。该墓地皆由小型墓葬组成,不见规格较高的大、中型墓葬,文化性质较单纯,山戎文化特色十分突出,而少见燕和中原文化因素。在青铜器群中,未见青铜容器。若从青铜器方面观察其所含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话,则仅有 11 座墓葬(编号为 Y H M 35、Y H M 44、Y H M 61、Y H M 87、Y H M 97、Y H M 100、Y H M 114、Y H M 130、Y H M 151、Y H M 179、Y H M 181)遗有个别因素的痕迹。Y H M 35 随葬品有直刃 匕首式青铜短剑 1(Y H M 35 :1,剑柄两侧面铸饰夔龙纹)、铜镞 3、骨镞 1、铜刀1、铜锥 1、铜锥管1、铜扣 1、铜泡4、小铜泡2、白石管1、绿松石珠14、小黑石珠320枚。此墓短剑剑柄两侧所铸夔龙纹(图四),一望而知是燕和中原文化夔龙纹因素的移植。Y H M 44 随葬品有尖首刀币 1(图四)、铜环 1、绿松石珠 4、小白石珠 1、泥质灰陶折肩罐 1件。Y HM 61随葬品有尖首刀币1、砺石1、石刀1、夹砂红陶鼓风管1、泥质灰陶双钮壶1、泥质灰陶豆 2、泥质灰陶罐 1、泥质黑陶罐 1 件。Y H M 87 随葬品有尖首刀币1、铜带钩 1、铜耳环 2、泥质灰陶折肩罐 1 件。Y H M 97 随葬品有尖首刀币柄首坠 I、夹砂黑陶筒形罐 1、夹砂红褐陶三足罐 I、泥质灰陶豆2、泥质黑陶罐 I 件。Y H M 100 随葬品有尖首刀币柄首坠 1、绿松石珠 5、小白石珠项练 1 串、小黑石珠项练 1 串。Y H M 114 随葬品有尖首刀币1、铜针 1、覆面铜扣 2、铜耳环 2、图四 北京市延庆县葫芦沟、西梁±光山戎部落墓地的 夹砂红褐陶罐 1 件。. 剑柄两侧铸饰夔龙纹的 耄 昙 YHMI30 2 3 随葬品有尖首刀币 1.剑柄两侧铸饰夔龙纹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 .尖首刀币 .泥质灰 ⋯⋯⋯⋯⋯’陶高领壶 4.泥质灰陶高柄豆 5.泥质灰陶折肩罐 6.三角勾连回纹加 柄首坠 I、覆面铜扣、铜耳环 2、玛格乳丁 豆 ‘ 纹铜车 ‘要 x n‘ YH M 3 5 ; : 3 YHM90 YHM61 5 YHM52 6 Y M1 5 2 : 妻MY 5 21 43 )瑙珠和小白石珠项练 串、骨椎 . ;4. ;. ;.X : 144;7.YX 1:. ’。。 ’’’’。⋯’ 。⋯”1、夹砂红陶罐 1 件。Y H M 151 随葬品有尖首刀币 1、铜镞 1、铜扣 1、铜耳环 1、白石管珠2、夹砂红陶罐 1 件。Y H M 179 随葬品有尖首刀币柄首坠 1、覆面铜扣 3、铜耳环 2、绿松石坠珠 10、黑白石珠项练 1 串、服饰铜扣 1、人字形铜坠饰 6 枚、夹砂红陶罐 1 件。Y H M 181 随葬品有尖首刀币柄首坠 1、绿松石坠珠 3、黑白石珠项练 1 串、夹砂红陶罐 1件。
上述十座墓葬中有五座(Y H M 44、Y H M 61、Y H M 87、Y H M 114、Y H M 151)出土尖首刀币,另有五座(Y H M 97、Y H M 100、Y H M I30、Y H M 179、Y H M 181)出土尖首刀币柄首坠饰。这些尖首刀币刀面多铸有文字或符号,而尖首刀币柄首坠饰,乃系日常被折断了的尖首刀币稍经研磨之后的再利用,它们都属燕文化因素。
除了青铜器因素之外,葫芦沟墓地晚期阶段在吸收燕和中原文化因素方面,所呈现的发展趋势与特点同玉皇庙墓地十分相近。在该墓地春秋中晚期至春秋晚期一些墓葬中,也开始出现用轮制的泥质灰陶折肩罐和高柄豆或高领壶(图四)来代替山戎文化固有的夹砂红陶手制罐的现象,在晚期阶段的少数墓葬和祭祀遗迹中,同样出现了用家猪下颌,甚至完整猪头作祭牲的情况。这表明在春秋中晚期以后,接受和吸收燕与中原地区用还原技法烧制火候较高的泥质灰陶器和驯养家猪,并使用猪下颌和猪头作祭牲,改变固有的专用马、牛、羊、狗四种牲畜作殉牲的传统葬俗的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在山戎部落中已不是孤立的或偶然的情况,而属有普遍意义的或带有社会发展趋势性质的现象。

5.北京延庆县西梁垸山戎部落墓地[7]
1965 年 7 月发现,1987 年4—7 月发掘。共发掘春秋中、晚期山戎文化墓葬 18 座,出土各类山戎遗物 500 余件。其中含有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墓葬 2 座(编号 Y X M 1、Y X M 25)。
Y X M 1 被破坏,最后回收到的随葬品有璜形金项饰 1、金钗 2、双耳带盖铜鼎 1(足残)、三角勾连回纹加菱格乳丁纹铜豆1、直刃 匕首式青铜短剑1、铜刀1、铜锛 1、铜凿 1、蟠螭纹铜车青(辖)2(付)、铜马衔2(付)、铜带钩1、玉璜2、玛瑙环1件。
Y X M 25 经科学发掘,资料完整。随葬品有金耳环 2、铜钔 1、三穿铜戈 1、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 1、铜镞 3、铜刀 1、铜锛1、铜凿1、铜锥 1、铜锥管1、铜铸 1、节状铜具 3、圆管状铜饰 1、素面大铜扣 1、有纹大铜扣10、铜带钩1、覆面铜扣 2、三角形铜扣3、小铜扣148、六棱铜扣 1、圆铜饰1、大铜泡 18、马形铜带饰 12、绿松石珠 9、小黑石珠、玛瑙珠项练 1 串,骨镞 2、骨璜 1、骨饰件 3件。
上述二墓,Y X M 1 随葬的双耳带盖铜鼎、三角勾连回纹加菱格乳丁纹铜豆、蟠螭纹铜车青(辖)(图四)、玉璜、玛瑙环,Y X M 25 随葬的铜铘、三穿铜戈皆属燕和中原文化因素。

6.北京延庆县龙庆峡别墅区山戎部落墓地
1994 年 6 月发现,同时进行勘探、发掘。共发掘春秋早中期至春秋晚期山戎文化墓葬 12座,其中有 3 座中型墓、9 座小型墓,规格略高的3 座中型墓(编号Y L M 29、Y LM 30、Y LM 32)已被盗扰。所幸在清理 Y LM 30 盗坑和残留部分时,尚获部分随葬品,年代约当春秋晚期。
Y LM 30 残余随葬品包括金、铜、海贝、玛瑙、绿松石、蚌器 6 类,计有金耳环 1、金贝 24、鼓形金饰件 3、菱格纹加乳丁纹舟形三兽足铜鼎1、漆绘铜铘 1、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柄首残件 1、铜马镳 1、马具铜环 9、螭纹兽面铜饰2、螭龙形铜饰2、海贝495、绿松石贝52、绿松石牌饰 1、绿松石坠及珠饰 1861、玛瑙管串珠 3O、蚌环 4 枚,殉牲除马、牛、羊、狗之外,还有猪下颌骨 2 块。此墓随葬品中的金贝、海贝、绿松石贝、菱格纹加乳丁纹舟形三兽足铜鼎、漆绘铜铘、螭纹兽面铜饰、螭龙形铜饰(图五),还有殉牲中的猪下颌骨等,均属燕和中原文化因素。

7.河北滦平县梨树沟门山戎部落墓地
1988 年发现,1989 年和1993 年先后两度进行抢救性清理。共发现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山戎文化墓葬百余座,大多已遭破坏。1989 年发掘完整墓葬8 座,清理残墓18座,回收、出土各类器物 840 余件。1993 年清理 30 余座,出土器物 400 余件。在 1989 年所获的一批器物中,L :1716 三穿铜戈和M 5 :1728 四穿铜戈属典型的燕与中原文化因素。L :1820、1821、1829 及 M 8 :1767 和1993 年出土的M 33 :4、M 15 :7 等 6 件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之圆筒式剑首,1989 年出土的L :1 661 直刃 匕首式青铜短剑之菱形剑格,则属受到燕与中原文化因素的影响(图六)。

8.河北宣化县小白阳山戎部落墓地m

(此处略)

1957 年,在河北省怀来县甘子堡村发现一批春秋时期青铜器,器类有鼎、彝、匝(即著名的孟姬匝 )、青铜短剑、马具等。现在可以判定,这批青铜器是出自一座山戎文化墓葬中。
1980 年 4 月,在同一地点继续发现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山戎文化墓葬21 座,出土金、铜、玛瑙、绿松石、陶器等各类遗物 1373 件m ],其中以青铜器为大宗,共计 1255 件。鉴于发掘简报未作分墓介绍,故依刊布的资料综合概括如下。
青铜容器共 31 件,计有鼎3(勾连雷纹加绚纹鼎 1、带盖兽蹄足鼎 1、蟠螭纹鼎 1)、扉足鬲1、回纹甑1、锼 1、豆 1、敦 3、壶 2(三耳素面扁方壶 1、凤鸟纹链式提梁壶 1)、晷 3(凤鸟纹带盖謦 1、蟠螭纹加鳞纹晷 2)、罐 2(双环耳带盖折肩罐 1、双环耳素面敞口罐 1)、靳枫毅、王继红:山戎文化所含燕与中原文化因裹之 析盘 2(蟠螭纹加虎纹带铭“白侯”盘 1、三角勾云纹盘 、匝3 c兽环錾手匝 、 图六山 量 妻 言 白阳夔龙錾手匝 1、兽首短流匝 1)、铘 9 件 1.三穿铜戈 2.四穿铜戈 3、4、5、6.圆首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 7.(直口带盖钢1、敛口带盖钢1、斜敞口 薹 直 . 匕 直 8. 刃 9,匕 10首 . 式 12直 ./ 刃 ~匕首式青束颈无盖铘7)。青铜兵器 187 件,计有 饰夔龙纹(另一侧铸饰双鹿饰)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1—9.梨树沟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 12、长胡三穿三 f] L : 、M : ’L : 82。、.L 。 、L 。 。、M 。 、L角援戈 6、各式铜镞 169 枚。青铜工具35 件,计有锛 6m ]、斧 1、凿 5、锥8、锥管 15 件。青铜生活用具 12 件,计有铜刀11、匙 1 件。青铜车马器 68 件,计有车青(辖)2(付)、马衔 19、镳1 9、节约8、杆头饰[1 ]10、铃2,环形器8 件。铜饰品922 件,计有带钩 3、带扣 3、虎形饰 10、马形饰 44、鹿形饰 71、铃形饰 12、联珠形饰 28、条形饰 1、长方形带饰 51、圆形饰 9、人字形饰 23、垂饰 20、龟形饰 46、鸟形饰 362、泡饰 121、耳环2件。金饰品 15 件,计有璜形项饰 2、虎形牌饰 1、耳环 12 件。玛瑙串珠 68 枚。绿松石串珠 33枚。陶罐 2 件。
甘子堡墓地 1957 年出土资料中的一套 3 件青铜礼器(鼎、詹、孟姬匝)(图七),据盂姬匝铭文内容考察,应属中原蔡国所铸产品。1980 年发掘的21座墓葬资料中的31件青铜礼器,除1件山戎铜镀以外,其余30件青铜礼器和6件长胡三穿三角援铜戈、M 11 :5 号夔龙纹柄短剑以及 2 付铜车青(辖)等(图七、图八),皆应属燕和中原文化因素。

10.河北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山戎部落墓地 ]
1978 年 5 月发现,1979 年春发掘,共清理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山戎文化墓葬 35 座。从文化面貌看,虎什哈炮台山墓地,已进入山戎文化晚期发展阶段。囿于已发表的简报,所报导的墓葬单位很少,综合介绍的资料也很有限,故据此能观察到的有关燕和中原文化的因素受到一定局限,仅可列出以下五例。其一,M 6 随葬品有三角雷纹带盖铜敦 1、带盖高足陶豆 1、扁茎直刃铜剑 1、铜刀 1、铜锛

(此处略)

于墓向问题,25座东西向墓,代表了固有的山戎墓葬葬俗传统,而另外 1o 座呈南北向的墓葬,则反映了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渗透和影响。同一墓地,并存了两种埋葬制度,这种现象在山戎文化早期和中期阶段的部落墓地中是没有的,或极为罕见的。可是在这里,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的山戎文化墓地中竟然有近 3O%的墓葬改为南北向,随了燕俗,或认可了燕和中原文化葬俗共存于同一公共墓地,这与山戎文化传统规制是相悖的。关于殉牲问题,与早期山戎部落墓地普遍殉牲的比例相比已明显减少,这里仅有的5 座殉牲墓,仅占墓葬总数的 14.3%。从墓向和殉牲方面发生的带有趋向性的变化情况看,山戎文化在进入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阶段后,势力已开始衰落,部族本身固有的埋葬制度不但已发生松动,而且明显地萎缩,甚至蜕变。与此相反,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影响与渗透力度在明显加强。

11.河北怀来县北辛堡山戎文化基地[1 ]
1963 年 1O 月发现,1964 年 5 月勘探、发掘。共发掘战国早期山戎文化墓葬4 座,发掘简报刊发了其中2 座较为重要的墓葬资料,编号M 1、M 2。M 1 是一座规格较高的大型墓葬,曾被扰乱,随葬品比较丰富,共出土金、铜、石、骨、贝、蚌、漆器等七类遗物357 件。包括青铜容器7件,计有勾连三角纹带盖铜鼎1、铜锼1[19]、蟠螭纹铜壶 1、绚纹加三角纹铜缶 2、四兽耳绚纹加山云纹铜鉴 2。青铜兵器 3 件,计有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 2(其中1 件M 1 :83 为圆首扁茎,无格短剑)、长胡三穿长援铜戈 1。铜车马器 191 件,计有车篷架管 1O、杆首饰4、折角形器8[2o 3、合页 1、吊环9、铜环2,还有髹漆车篷残件、车轮等;另外还有马衔2(付)、虺首镳1(付)[ 、圆形饰19、人字形饰50 件。工具6件,计有铜刀4、砺石2。服饰品铜带钩 1 件。金饰品耳环 1 件。骨器 7 件,计有弓弭3 E 、节约 2、镳 1、管1。海贝 138枚。蚌片1 件。漆器 2 件,计有勾连三角纹八角形漆箱 1、勾云纹椭圆漆盒 1 件。M 2 随葬品包括金、铜、石、骨器四类,大小件遗物共 2066 件,未出青铜容器和青铜短剑。有长胡三穿长援铜戈 1、铜镞 1,铜车马器 79、计杆首饰 2、盖弓帽 1、铃 11、兽形饰 23、人字形饰 19、圆形饰 15、环8。服饰金箔泡饰 8。绿松石珠与白石珠串饰 1975 枚。骨镳 1 件。
北辛堡墓地是一处典型的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山戎文化墓地。M 1 和 M 2均属山戎文化墓葬中规格较高的大型墓,墓主人显系山戎部落首领级人物。从这两座墓的随葬品中可以清楚地分辨出若干来自燕和中原文化的因素。如 M 1随葬的青铜礼器勾连三角纹带盖铜鼎、蟠螭纹铜壶、绚纹加三角纹铜缶、四兽耳绚纹加山云纹铜鉴(图一0 );兵器 M 1:83 号圆首扁茎无格短剑、长胡三穿长援铜戈;铜车器及其附件车篷架管、杆首饰、折角形器、合页、吊环、车苦(辖),还有涂朱、绿两色漆,饰菱形雷纹图案的车图一。 河北怀来县北辛堡山戎部落墓地的燕与中原文化因素1.勾连三角纹带盖铜鼎 2.蟠螭纹铜壶 3.四兽耳绚纹加山云纹铜鉴 4.“二合一”铜镇 5.绚纹加三角纹铜缶(均为M 1出)篷、铜环、车轮等。此外,漆器中用于盛装衣物的饰勾连三角纹的八角形漆箱,用于盛装果品或化妆品的饰勾云纹椭圆漆盒,以及海贝等;M 2 随葬的长胡三穿长援铜戈、杆首饰、盖弓帽(图一 一);还有这两座墓的墓主人所享用的漆棺及其工艺技术(外表髹朱漆、内表涂松香)等,都是山戎文化吸收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实物例证。至于M 1 :86 号铜镀,则可视为山戎文化吸收和融入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典型的“二合一”器物之一(图一o ,4)。这件铜锼,器身主体是山戎铜锼的器身,唯双耳和圈足的形制发生了变化,由早期山戎铜锼的口沿上双立耳和小喇叭口圈足(表面还带三角形镂孔)的造型特点,变成耳根横接于口沿之下束颈处,耳顶部朝外翻卷,圈足粗矮不具镂孔,底边带有折沿的造型特点,这种形式的双耳和圈足,一望而知是属于燕器或中原式青铜器造型因素的反映。M 1 :86 号铜锼的内涵特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因为它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一个曾经十分繁荣的山戎文化时代从此开始衰落,并行将结束,一个以燕和中原文化为主的燕山南北地区的文化大融合新时期从此到来。

12.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山戎文化墓地
1979 年 5 月发现,同年6 月发掘。共清理相当于战国中晚期山戎文化墓葬 ll 座,出土金、铜、玛瑙、绿松石、骨器等各类文物 431 件。这是战国中晚期山戎文化发展的末期阶段,唯一位于燕山之阴最北,迄今所知年代最晚的唯一一处山戎文化氏族墓地。所以,尽管墓地规模不大,资料也不够丰富,但因其占有这两项“唯一”,亦足见其历史价值之高,学术意义之重要。
五道河子墓地出土的金饰品有牛形牌饰 1、璜形项饰 1。青铜器物中未见礼器,主要是兵器、生产工具、车马器和装饰品,计有三穿戈 3、圆茎直刃剑 2、扁茎无格式柳叶形剑 4、圆首扁圆茎直刃短剑4、镞2、刀5、锛4[24]、凿4、锥4、车苫(辖)2(付)、轭1、鱼形当卢3、马衔2、节约4、贝纹加绚纹铜箍1、钟14(其中M 1 :41 号铜钟,钲部铸饰蟠螭纹带)、圆形牌饰1、马形牌饰3、鸡形牌饰 6、铃形饰 16、垂坠 27、人形饰 20、三角形垂饰 1O、联珠状饰 l9、管饰 l7、不规则形饰 l6、扣饰 33、羊形带钩 2、环 13,还有玛瑙珠、绿松石珠和白骨珠等。
上述随葬品中的三穿铜戈、圆茎直刃铜剑、扁茎无格式柳叶形铜剑、圆首扁圆茎直刃短剑、铜车吉(辖)、蟠螭纹铜钟,以及贝纹加绚纹铜箍等(图一二),均应属燕和中原文化因素。
这里很明显的一点是,青铜兵器中的铜剑,整体面貌已完全改观,传统的为山戎文化固有数百年之久的、以动物纹为主装饰剑首与剑柄的、特色鲜明的直刃 匕首式青铜短剑已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具有鲜明中原风格的圆茎式长身铜剑和扁茎无格式柳叶形铜剑,即使有4 件短剑,也是圆首式中原作风。此外,该墓地 11 座墓葬的墓向无一例呈东西向,而皆作南北向;死者头向无一例朝东,而皆朝北(或面北);殉牲习俗由传统的真打实凿(采用马、牛、羊、狗的下颌、上颌、或整头、腿蹄作祭牲品),简化为仅具象征性意义(只有个别墓用马牙作代表,示意为祭牲品)。
从五道河子墓地具有山戎文化传统特色的、素为山戎部族所钟爱、并世代相继使用达数百年之久的看家兵器——山戎风格的直刃 匕首式青铜短剑的被彻底淘汰,特别是在埋葬制度方面发生的墓向和死者头向,以及殉牲习俗的“变革”等事实看,到战国中晚期,山戎部族发展到凌源五道河子阶段确已进入到其历史的尾声阶段。这个曾甲骑万千,称雄燕北,并一度扬威于齐、燕、郑、晋、蔡等中原诸侯国之间的骑马部族,此时已走到历史舞台的尽头。
山戎的衰落与燕和中原力量的强大是相辅相成的,此一时期燕和中原文化对北方土著文化的渗透与影响较前一时期(怀来北辛堡阶段)显然又朝更深广的领域推进了一大步。

三、山戎文化遗存的特点及其与燕和中原势力消长的对比

上述山戎文化遗存,就时间而论,年代最早者属北京延庆县西拨子窖藏,约当西周中期至中晚期,即公元前 10 至前 9 世纪前后;年代最晚者属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墓地,约当战国中晚期,即公元前4 世纪中叶至前3 世纪中叶前后。其间所跨越的年限约600 年。这 600 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实实在在、言之有据的山戎物质文化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山戎部族的兴衰史。这一时间跨度与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山戎部族存在和活动的年代相一致。就空间而论,本文列举的 10 余处遗存地点(实际上还有很多零散的山戎文化遗存地点,考虑其典型意义和学术价值不大而未予罗列),包括了北京北郊的延庆县、河北省北部张家口地区的怀来县、宣化县,承德地区的滦平县、平泉县,以及相邻的辽宁省西南部的凌源县,分布范围基本上集中于燕山、军都山及其余脉,即通常说的冀北山地地带,其北限不过七老图山,西限未过太行山,南限不过居庸关,东限未越山海关,所涉及的水系主要有青龙河、滦河、潮河、白河、洋河、桑干河、古城河、妫水河等。这一分布地域正处于燕之北野,恰是西周至东周时期山戎部族频繁活动与盘踞的主要地域,正与文献记载的“燕北有山戎”相符合。
就文化内涵和埋葬习俗而论,山戎文化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和突出的。首先它拥有一整套自具特征、自成系统与既定组合关系的器物群,如最引人注目的形制原始古朴、最具草原骑马民族文化特色的早期青铜镀,火候较低、质地疏松、捏制技术粗拙的夹砂红褐陶手制罐,大量的以写实动物纹或变形动物纹为主要装饰特点的各式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大量的、在形制上从早到晚有演变轨迹可寻的各式青铜削刀,大量的以写实动物纹为主要造型创意的青铜带钩,大量的半浮雕的金、铜牌饰、带饰等,还有大量的青铜马具、青铜工具及不分男女老幼都佩戴的弹簧形金、铜耳环和各色串珠项练等。另外,山戎文化还自有一套与众不同的埋葬制度和埋葬习俗,如墓地皆选择在海拔五六百米高的向阳山坡上,而不在平川上;墓穴皆呈东西向,死者头东足西,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多数墓葬有殉牲,殉牲位于墓穴东端葬具以上填土中,不用整体,而用肢解后的兽头和兽腿作代表,殉牲种类早、中期均为马、牛、羊、狗四种家畜(直到晚期才有少数墓葬使用家猪下颌和猪头作祭牲);覆面习俗具有特点,在很多死者头骨的两眼和鼻骨表面都发现有覆面铜扣和麻布覆面巾的遗痕。以上这些器物特征和埋葬习俗特征,都使山戎文化不仅与燕和中原文化明显地区别开来,而且也与分布于辽西地区、与其同时并存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东胡文化),以及分布于蒙古草原地带、时代略晚的另一支游牧部族文化——匈奴文化明显地区别开来,这一点现在看来已无须赘言。
值得注意的是,年代偏早的山戎文化遗存地点,或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山戎部落墓地,多集中分布在河北张家口地区宣化县、怀来县和北京北郊延庆县境内,即集中分布于军都山和燕山南麓延庆盆地北部缘边地带。仅据怀来县和延庆县的调查资料,便获知西自狼山、北辛堡、甘子堡、玉皇庙,中经米家堡、龙庆峡、西梁±光、葫芦沟、新华营、常里营,东到东灰岭、马蹄湾,不到70 公里的地区就分布有 10 余处山戎部落墓地或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地点,每两处遗存之间的距离仅有五六公里,足见当时山戎部落在这一地区分布的密集程度。而延庆盆地北部缘边一线正处于明八达岭万里长城北侧山地最近地段,山戎部族正是紧紧地抓住了这块对他们来说最为有利的战略要地,将其重点军事力量密集地布署在这里——燕国北屏锁钥之下。山戎文化遗存的这一分布特点,在山戎与燕的关系问题上至少具有三重意义:(一)在春秋晚期以前,山戎势力比较强大,燕的军事力量较弱,山戎恃强轻燕,敢将触角直抵燕国:IBI’-],径直将军事据点布署于八达岭与延庆盆地北部缘边一线,展示了双方军事对峙的持久性与严峻性;(二)既然山戎文化遗存地点在此地区分布如此密集,又发现有如延庆县玉皇庙等处规模宏大、延续时间较长、更具部落首领级人物的高规格墓葬,表明军都山、燕山南麓、延庆盆地附近地带应属山戎文化早、中期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中心;(三)燕在春秋晚期以前因国力不济,对雄踞于燕国北屏咫尺之外的山戎甲骑几近束手无策,一直未能造成强大军事威胁,其间虽然也有过征伐和一定规模的文化影响,但总归力度不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还不能将山戎势力逐出这一地区。
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另一种趋向,即年代偏晚或属于山戎文化末期阶段的遗存,或规模很小的墓地,则呈现分布于燕山北部腹地或燕山北麓,甚至更稍偏北一带地域,其中最典型的即青龙河流域的凌源县五道河子墓地。而前述的军都山、燕山南麓、延庆盆地附近地域,则绝不见战国早中期以后的山戎文化遗存。这一分布特点则表明:(一)进入战国以后,山戎势力逐渐衰弱,燕的势力逐渐增强,到战国早中期,盘踞在军都山、燕山南麓、延庆盆地附近的山戎部落已难以在此立足,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丢弃这块战略要地和天然的经济摇篮,向北——燕山腹地和山背地带退却;(二)山戎失去军都山、燕山南麓和延庆盆地之 日,亦即山戎走向急剧衰败和一厥不振之时。到战国中晚期,山戎文化固有传统与自主性在燕和中原文化大举渗透与影响下,终于丧失殆尽,山戎文化终于被燕和中原文化所同化与融合,最终归于消亡。

四、山戎文化吸收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内容及其年代考察

从西周中期或中晚期至战国中晚期的大约 600 年间,山戎文化在青铜兵器、青铜礼器、青铜车器、货币、漆器、丝织品、制陶术、驯养家猪等诸多方面曾接受和吸收了来 自燕和中原文化的因素,涉及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既包容经济、军事,也包容了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这表明山戎与燕和中原文化的交往是长期的,比较频繁的,接触面是比较广泛和多渠道的。山戎部族曾利用各种机会,努力从燕和中原文化中学习和吸收于己有用的文化因素,这一点应是山戎部族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生存和发展数百年之久的动因之一,但最终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而难以逃脱被燕和中原文化征服和同化的命运。
山戎文化吸收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时序以青铜兵器戈的年代最早,约从西周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晚期,各个历史时期都曾接受和吸收,从未间断过。如北京延庆县西拨子窖藏出土 1 件,河北平泉东南沟墓地出土 1 件,延庆县玉皇庙墓地出土4 件,西梁境墓地出土 1 件,河北滦平县梨树沟门墓地出土 2 件,河北怀来县甘子堡墓地出土 6 件,河北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墓地出土 2 件,河北怀来县北辛堡墓地出土 2 件,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墓地出土 3 件,共计22 件,发现次例较多,分布地域遍及燕山南北。
山戎文化对燕和中原青铜器艺术纹饰的吸收,其起始年代与青铜戈基本一致,即约当西周中期或中晚期之际,如北京延庆县西拨子窖藏三足铜釜口沿部位铸饰重环纹。至春秋中晚期,又有中原式夔龙纹引入山戎文化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剑柄上作装饰图案的例证,如北京延庆县葫芦沟Y HM 35 :1、河北怀来县甘子堡M 11 :5(剑柄两侧面铸饰夔龙纹)、河北宣化县小白阳M 37 :1 短剑(剑柄一侧铸饰鹿纹,另一侧铸饰夔龙纹)及延庆县龙庆峡别墅区Y L M 30 :7的螭龙形铜饰。饶有意味的是,延庆县葫芦沟Y H M 35 :1、怀来县甘子堡 M 1 1 :5 和宣化县小白阳M 37 :1 本是分别出自三处山戎文化墓地的短剑,但剑柄上的夔龙形象竟然完全一致,均为典型的中原式夔龙图案,表明此一时期的山戎人对中原地区的夔龙纹情有独钟。选择重环纹装饰于铜釜口沿部位,又选择夔龙纹装饰于短剑剑柄部位,表明山戎人在艺术鉴赏和综合选择能力方面具有一定水平。
山戎文化对海贝的吸收当不晚于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可以河北平泉东南沟黄窝子山M 10 为证。春秋至战国早期的出土实例则有北京延庆县龙庆峡别墅区墓地 Y LM 30、河北宣化县小白阳墓地 M 13 和M 43、河北怀来县北辛堡墓地M 1 等,表明山戎文化对海贝的吸收从未间断。其间还不乏对金贝(延庆县龙庆峡别墅区Y LM 30)和包金铜贝(延庆县玉皇庙M 2)的吸纳,甚至更学会用绿松石仿制海贝(龙庆峡别墅区Y LM 30)以为高级装饰品。客观地说,山戎部族对海贝、金贝和包金铜贝的吸收,其主旨观念应是明确的,那就是其货币价值。即使它们的实际用途未被当作货币使用(交易和流通),而是被山戎上层人物收藏起来或转而被派为装饰品佩戴(或连缀),那也是看中它们本身所含有的货币价值,并借以炫耀自身的财富与身分。正是基于这种货币价值观念和认识,才出现了采用绿松石仿制海贝而制成绿松石贝项练的实例,以此折射出被仿制的海贝的价值,而反衬出这串绿松石贝的价值。
山戎文化对燕和中原青铜礼器的吸收约自春秋早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晚期。发现青铜礼器共5类 16种器物,总计58 件。这是山戎文化所吸收燕和中原文化因素中数量最多、内容也最为丰富的项目。5 类青铜礼器即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16 种器物即鼎、鬲、甑(炊器)、敦、豆、匕(食器)、鬯、壶、罐、缶、斗(酒器)盘、匝、铘、鉴(水器)、甬钟(乐器)。出土地点包括北京延庆县玉皇庙、西梁±光、龙庆峡别墅区,河北怀来县甘子堡、北辛堡,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诸墓地,遍及燕山南北。在 58 件青铜礼器中,水器 25 件,占43 ,数量最多;其次是酒器,14 件,占24 ;再次为炊器和食器,各 9 件,分别占15.5%;乐器最少,仅 1 件,不足 2%。十分明显,山戎人格外崇尚和喜受的是水器和酒器,而对于鼎、豆、壶、钟等一套代表周代中原礼制的礼器似乎并非十分热衷。这表明山戎的文化水准和政治水平还有相当的局限,他们固有的和所坚持的生活原则不过唯实用而已。这也就注定了山戎的最终归宿,只能被燕和中原文化所同化与融合。
山戎文化对燕和中原漆器和丝织物的吸收,起始年代当不晚于春秋早期,这可以北京延庆县玉皇庙墓地M 2 出土的残漆器和 M 18 出土的丝织物痕迹为证。一直到战国早期,仍可见到山戎上层人物享用多种漆器的情况,如河北怀来县北辛堡墓地 M 1、M 2 出土的漆棺、漆箱、漆盒等。可见山戎人对燕和中原贵族享用的漆器和丝织品颇为仰慕,并以攫为己有为荣。
山戎文化对燕和中原式铜剑及其文化因素的吸收较上述几项因素略晚,约自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晚期。如北京延庆县王皇庙墓地出土 3 件,河北滦平县梨树沟门墓地出土 7 件,河北宣化县小白阳墓地出土2 件,河北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墓地出土 1 件,河北怀来县北辛堡墓地出土 1 件,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墓地出土 1O 件,共计 24 件,发现次例较多,而且以年代最晚的凌源县五道河子墓地发现数量最多。这大约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酿就。
山戎文化对燕和中原地区青铜车具及其附件的吸收约始于春秋中期,其后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晚期。这一因素的吸收过程可从北京延庆县西梁±光墓地YXM 1、河北怀来县甘子堡墓地M 9、河北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墓地M 6、河北怀来县北辛堡墓地 M 1、M 2、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墓地M 1 等出土的各种青铜车器或附件实物得到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约当春秋中期山戎文化刚开始吸收燕和中原式青铜车器之际,种类简单、数量很少。如延庆县西梁±光墓地仅有YXM 1随葬2 付一套配一辆车用的铜车吉(辖),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所吸收的青铜车器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明显增多,如怀来县北辛堡墓地M 1 即随葬有铜车吉(辖)7 付、铜车篷架管1o 支、铜杆首饰4件、铜折角形器8件、铜合页1 件、铜吊环9 件、铜环2件,还出有髹漆车篷、车轮等;M 2 除了随葬有铜杆首饰2件、铜环 8 件之外,还有铜盖弓帽 1 件。应该指出的是,北辛堡 M 1 出土的带髹漆车篷的车当不属战车。通过此例可以看出山戎上层人物进入春秋、战国之际以后,在乘车制度上也曾盲目仿效过燕和中原诸侯贵族,竟忘记了自身处于崎岖山野之间,缘何可与平原相比? 此等追慕浮华之风既长,山戎焉有不衰之理!
山戎文化对燕和中原式轮制泥质灰陶器的技术和造型工艺的吸收约始于春秋中期或中晚期,至战国早期已臻普及。由于山戎文化居住遗址迄今罕有发现,故仅能从墓葬随葬品中略见一斑。山戎文化墓葬中出现的泥质灰陶器主要有三类:折肩罐、高领壶、高柄豆。这从北京延庆县玉皇庙墓地、葫芦沟墓地,河北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墓地等出土资料中已能看出大概。
山戎文化对燕国尖首刀币的吸收约始于春秋晚期。这可以北京延庆县玉皇庙墓地Y YM 164、YY M 172、YY M 380,葫芦沟墓地YH M 44、YH M 61、YH M 87、YH M 114、Y HM 151诸墓出土的尖首刀币实例为证。这项因素的吸收过程时限较短,其年代下限不过战国早期即告结束,这从河北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墓地M 21 出土实例中可约略得出这一估计。目前从山戎文化墓葬中出土燕国尖首刀币的例证,在年代上早于玉皇庙和葫芦沟诸墓的资料迄无发现,在年代上晚于虎什哈炮台山M 21 的资料也未发现。这是否在暗示一个历史事实:燕国尖首刀币铸行的年代仅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其向外流通和对周边地区发生实效影响的时间,也基本上限定在这一时期?
山戎文化对来自燕和中原地区驯养家猪副业因素的接受与吸收约始于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这从北京延庆县玉皇庙墓地晚期个别墓葬和葫芦沟墓地晚期少数墓葬,以及龙庆峡别墅区Y LM 30 发现的用家猪下颌作殉牲品,还有葫芦沟墓地晚期祭祀遗迹中采用完整的家猪猪头作祭牲品的实例中可以得到证明。山戎部族素以游猎和畜牧为生,随水草迁徙,居无常处,狩猎、养狗、放牧马、牛、羊是他们主要的生产方式。他们很少从事农业生产,即使兼营一点季节性的农业生产项目,如种植戎菽,作一定经济成分补充,其所占经济比重也很小,因而不可能有剩余的粮食用来饲养家猪。所以,在山戎文化早、中期阶段的墓葬中只能见到用马、牛、养、狗四种家畜作殉牲的若干实例,而没有发现用家猪作殉牲的现象。但进入春秋晚期以后,却发现多处山戎文化墓葬或祭祀遗迹中用家猪下颌或完整猪头作祭牲的情况,这显然已不是孤立和偶然的现象。这一事实表明,山戎部族在春秋晚期前后,已从燕人和中原人那里学会了驯养家猪的技能,并有一部分人开始过上半定居或定居生活,农业生产规模较前明显扩大,已有剩余粮食加工成养猪饲料。与此同时,山戎人更破除传统葬俗观念,在殉牲中破天荒地采用猪颌或猪头作祭牲品,逐渐改变专用马、牛、羊、狗作殉性的固有习俗,这些都与燕和中原文化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密切相关。
山戎文化墓葬的墓向,在早、中期和部分晚期墓地都呈东西向,死者作仰身直肢,头东足西埋葬,这是山戎埋葬制度主要特征之一。但在少数晚期墓地却出现了墓向混乱不一,或几乎完全改为南北向,死者头北足南的现象。而墓葬作南北向,死者头北足南的埋葬习俗,则是燕和中原诸侯国的埋葬制度特征。年代约当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的河北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墓地共35 座墓,其中25 座呈东西向,1O 座呈南北向(死者头向北)。两种截然不同墓向的墓葬共存于同一墓地,彼此之间并无打破关系,文化性质相同,都属山戎文化墓葬,这在较早的山戎墓地中尚未见过。再如战国中晚期的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墓地,文化性质也属山戎文化,但墓地中11座墓的墓向基本都作南北向(死者头朝北),比虎什哈炮台山墓地的变化更为显著。
从虎什哈炮台山到凌源五道河子,墓向和死者头向由部分改变发展到全部改变,殉牲则由百分比大幅度下降发展到只用马牙作象征性表示,充分说明山戎文化自进入春秋晚期之后即开始走向衰落,相延数百年之久的山戎固有葬俗传统与规制已发生松动或动摇。到战国中晚期前后,山戎势力则进一步趋于衰落,山戎固有的葬俗传统几乎丧失殆尽,开始自觉或不自觉、情愿或不情愿地随了燕和中原文化的葬俗(至少在某些内容上是如此)。

五、山戎文化吸收燕与中原文化因素的表现形式

山戎文化在吸收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过程中,有五种表现形式。
其一,“拿来主义”。即将燕和中原文化的器物,不作任何加工或改造,直接拿过来为我所用。此种形式从早期阶段到晚期阶段一直存在,尤其在早期和中期阶段较为普遍和常见。这是最简单、最原始、最低级的一种吸收形式。如对于青铜兵器(戈、剑)、各类青铜礼器、青铜车器、货币(海贝、包金铜贝、金贝、尖首刀币)、漆器、丝织品等,均属原物易主使用,不存在仿制或重新加工、处理使用的问题。这种吸收形式的获取手段,无非通过三种渠道来实现,即掳掠(战利品)、馈赠(礼品)和交换(商品)。考察有关文献,山戎与燕和中原其它诸侯国之间很少有聘使往来,因此,山戎所获之物,其中属馈赠礼品的很少,而多属掳掠和交换所得。
其二,以山戎器物为主体,吸收个别单项因素,虽见融合痕迹,但无碍主体文化属性。如对燕和中原文化青铜器纹饰的吸收,延庆县西拨子窖藏三足青铜釜,只在口沿部位吸纳了一周重环纹,而毫不影响山戎三足青铜釜的造型特征;延庆县葫芦沟Y H M 35 :1、怀来县甘子堡M 11:5 和宣化县小白阳M 37 :1 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剑柄侧面铸饰夔龙图案,也同样无碍山戎文化青铜短剑性质的认定。这一吸收形式,从早期阶段即开始孕育,到中、晚期阶段臻于成熟和普遍。比较前述的“拿来主义”,从其进步性质上考察,应该说是第一次飞跃,因为它使山戎人第一次实践了文化融合过程中初步再加工的具有创造意义的劳动。
其三,吸收两项或多项因素,然后经过一番重新设计、改造和较为复杂的加工,将器物变为“二合一”的文化融合体。这类融合体,有的文化性质变得较为模糊,只有放到特定的文化遗存单位中才可确认其文化属性。如怀来县北辛堡M 1 出土的铜锼(原发掘简报就称其为“豆形器”)即是这样一件十分典型的“二合一”融合体,锼体是属于山戎铜锼的造型,但双耳和圈足部分则是燕和中原式的。如果它不是出在北辛堡山戎文化墓葬中,而是出在燕文化墓葬中,称“豆形器”也真是无可厚非。这说明此种融合形式无论从器物本身面貌上,还是从其体现的内涵上,其融合水平都超过了前两种形式。从其进步性质考察,可认为是第二次飞跃。因为它融入的文化因素和成分较第一次飞跃阶段明显增多,其中所包含的创造性劳动更为复杂和高级,它已经超越了文化属性的清楚阶段,而上升或达到模糊阶段。这标志着文化融合又实现了一层新的突破,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
其四,随着山戎与燕和中原文化交流的扩大和融合的加深,山戎人的眼界更加开扩,选择项目的水平也明显提高。进入春秋中晚期以后,所吸收的项目已不局限于个别纹饰和某几种器物,而拓展到对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吸收上来。如采用轮制法和还原法烧制火候较高的泥质灰陶器技术,驯养家猪技术等。这是山戎人追求提高自身生产力、改变和改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自觉选择。说明山戎部族在经历了长期的与燕和中原文化的交往、潜移默化的融合之后,已开始由仰慕到逐渐接受燕人和中原人的定居、农耕生活方式。由世代游猎、畜牧逐步向定居、农耕过渡,最后达到半定居、半农耕的水平。对于山戎部族来说,这是又一次飞跃。
其五,在山戎的经济基础被全面同化与融合的同时或之后,反映到上层建筑的信息是山戎埋葬制度的全线崩溃,从而昭示山戎部族趋于瓦解,山戎文化归于消亡。如延庆县葫芦沟墓地晚期墓葬区域内,发现春秋、战国之际燕文化瓮棺墓群(呈南北向),与山戎文化墓葬交错共存,互不打破;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墓地发现有近 3O%的墓葬墓向变为南北向;凌源县五道河子墓地,所有墓葬的墓向都改为南北向。再联系到此时殉牲习俗的“变革”,像延庆县玉皇庙、葫芦沟、龙庆峡别墅区等墓地晚期墓葬中,都采用了家猪下颌、祭祀遗迹中用完整猪头作祭牲品,以及凌源县五道河子墓地只有个别墓葬仅以马牙作象征性祭牲品等情况,都反映出山戎部族自春秋晚期以后,在燕和中原文化因素大量、全面渗透和强烈影响下,已开始在某些领域主动或不主动、自觉或不自觉地逐步放弃或违背本部族固有的、相延已久的传统规制,而盲目或违心地顺随燕和中原文化某些制度。到战国中晚期,山戎部族随着军事、经济的全面衰落,而不得不完全放弃或违背本部族固有的一套祖制祖规,而违心地信随燕和中原文化的若干制度。这表明,山戎部族的宗教信仰和整个上层建筑到这一时期已随着经济基础的被同化而彻底动摇和全线崩溃。一个既丧失了经济基础,又丧失了上层建筑的部族,等待它的除了瓦解和消亡,还会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从山戎发展史的角度说,这个结局是一场悲剧,是一场被征服者的悲剧。若从文化融合的角度说,这是山戎与燕和中原文化在文化融合的历程中必然和正常的现象,也是最终和最高的表现形式。若站在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总趋势的高度来说,代表当时落后生产力的山戎部族的瓦解与消亡,实在是历史走向进步的标志之一,毫不足惜。

六、山戎文化吸收燕与中原文化因素的特点

综观山戎文化吸收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历史过程、所含内容及其手段与表现形式,可概括出如下五个特点。

1.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持久性
以本文所列的10 余处山戎文化遗存的编年看,最早的属北京延庆县西拨子窖藏,约当西周中期或中晚期,最晚的属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墓地,约当战国中晚期,上下跨度约 600 年,其间并无空白。仅从本文所列具有一定局限性的资料(主要指上限资料尚欠缺与商末周初北方草原青铜文化遗存有机衔接)来看,这些物质文化遗存中总是或多或少地包含着燕和中原文化的因素,表明这 600 年间,山戎文化一直保持着与燕和中原文化的接触与交流,并且从未间断过接受和吸收来自燕和中原文化的有益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山戎文化与燕和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确实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持久性。

2.具有历史阶段性和渐进性
山戎文化对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吸收,初期阶段先从青铜兵器(戈)和个别铜器纹饰(重环纹)开始,然后扩展到货币(海贝、包金铜贝)、青铜礼器、漆器、丝织品,继而扩展到铜车器、铜剑、制陶术,后来吸收了金贝和尖首刀币,最后扩展到驯养家猪,并用家猪作祭牲,以及改变殉牲习俗与埋葬习俗等。整个吸收和融合过程大体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即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春秋早期至春秋中期;春秋中晚期至春秋、战国之际;战国早期至战国中晚期。吸收的文化因素、内容与项目则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军事而文化,而经济,而上层建筑,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因此,从这两层意义讲,山戎文化吸收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过程,又具有历史阶段性和渐进性。

3.具有综合性和多样性
山戎文化所吸收的燕和中原文化因素内容较多,数量较大,涉及的面较宽,确实触及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多领域。如青铜兵器中的戈和剑;青铜器的艺术纹饰重环纹与夔龙纹;青铜礼器中的炊器鼎、鬲、甑,食器敦、豆、匕,酒器 、壶、罐、缶、斗,水器鉴、盘、匝、铘,乐器甬钟等,共 5 类 16 种;青铜车器中的车青(辖)、髹漆车篷、车篷架管、杆首饰、盖弓帽、合页、铜铃、铜环等;货币中的海贝、包金铜贝、金贝、尖首刀币、麟趾金块等;漆器中的漆箱、漆盒、漆棺,以及若干残碎不知名的器具等;各种丝织品;轮制、还原法制陶术,以及用此法烧制出来的各式火候较高的泥质灰陶器,如折肩罐、高领壶、高柄豆等;还有驯养家猪技术,以及用家猪充当祭牲的殉牲方式。此外还有晚期墓地墓向与死者头向,以及殉性习俗的变革等方面的内容,的确表明山戎文化在吸收燕和中原文化因素上具有综合性与多样性。

4.具有实用性与选择性
山戎部族同古代很多民族一样,囿于自身生产力水平,其生活的基本准则是贵实用,这一点从山戎文化接受与吸收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内容与过程中看得十分清楚。如兵器中的三穿铜戈、中原式铜剑,车器中的铜车青(辖),青铜礼器中的水器——盘、匝、铘、鉴,酒器——晷、壶、罐、缶、斗等,在数量、型式和种类上较多,所占比重较大,延续时间也较长。至于其它种类的东西,如礼乐器,漆器、丝织品、货币等,数量、型式和种类都相对较少,不成规模,也不具有历史延续性。这是因为铜戈和铜剑是打仗需要的武器,铜车青(辖)是战车轴头必需的配件,它们都是保族保种的军需品;青铜器中的水器是山戎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第一需要,而酒器则是他们生活中第一嗜好的需要。其它东西则不属于他们生活的必需品,并非必争必有之物。再如山戎文化晚期阶段,对制陶术和驯养家猪副业的引进,也是首先立足于有利部族生存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所作出的最具实用意义和价值的两项选择。可见山戎部族是事事时时从自身生存与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有目的、有重点地筛选于己有益的东西,而并非全然盲目地“拿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山戎文化在吸收燕和中原文化因素方面又具有突出的实用性与选择性的特点。

5.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这一点是必然的,也是十分明显的。这从前述关于山戎文化吸收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表现形式,所论山戎文化在大约 600 年的融合历程中实践的三次飞跃已有所阐明。在此唯想强调一点,以游牧和畜牧为生的部族,其真正的“文明”归宿只能是走向定居农业,只有实现了定居农业才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这对于游牧部族来说,可谓文化融合的最高形式。遗憾的是,山戎部族尚未来得及达到这一最高形式,大约最多只达到半农、半牧、半定居的阶段,即被来势汹涌的燕和中原文化大潮彻底地吞噬和消解了。这个结局是战国时代的历史现实所决定的。即使如此,在评论山戎发展史时,我们仍然可以说,晚期的山戎社会曾有过非同小可的飞跃和历史性的进步,这一进步比北方的东胡和西部的早期匈奴文化尤显突出和深刻。

七、两个相关问题的探索

1.关于早期山戎文化遗存的线索问题
本文所论是山戎文化遗存中所含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问题,故所列举的考古资料均为含有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山戎文化遗存资料,不含者因不具讨论意义,故不论列。由此,年代最早者以西周中期或中晚期的北京延庆县西拨子青铜器窖藏为限,年代最晚者以战国中晚期的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墓地为限,这样算来,上、下跨度约600 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山戎部族的历史只有600 年,也不意味着山戎文化只有600 年。否则本文开头引用的《史记 ·匈奴列传》“唐、虞以上有山戎”岂不失去了意义? 言明这一点,意在避免误解。
依据迄今已有的考古资料,我们认为,早期山戎文化遗存(指西周中期以前的遗存)还是有线索可寻的。
在冀北山地、辽西山地以及辽河丘陵地区,曾发现多批年代在商代晚期至商、周之际,文化面貌具有典型北方草原青铜文化风格的青铜器,它们既不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也不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更不属于商文化和燕文化。如河北青龙县抄道沟 ]、河北张家口[26]、河北怀安县狮子口 ]、辽宁兴城县杨河 ]、辽宁绥中县前卫E。 、辽宁喀左县小波汰沟 ]、辽宁建平县二十家子 ]、辽宁朝阳县波罗赤 ]、辽宁新民县大红旗 ]、辽宁法库县弯柳 ]、辽宁抚顺市望花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m ]、巴林左旗林东镇塔子沟 等。这些遗存中的铃首弯柄短剑、铃首弯柄刀、兽首弧背弯柄刀、环首弧背刀、銎啄戈、管銎斧、管銎戚等,从风格与内涵特征看都与山戎文化青铜器物气息相通,因素相联,意趣相近。
较上述遗存年代略晚的具有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因素的遗存,具有代表意义的现有两处:北京昌平县白浮村木椁墓 。 和辽宁建平县烧锅营子大荒地M 1_3 ,年代约当西周早期至西周早中期之际。白浮村木椁墓中所出的鹰首和马首青铜短剑、蘑菇首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以及烧锅营子出土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可以说与北京和冀北地区山戎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大量直刃 匕首式青铜短剑,在形制风格与特征上是一脉相承的。
从以上所列遗存的年代、分布地域以及它们所含主要文化因素的内涵特征考察,将其考虑为早期山戎文化遗存,无论对探讨这一问题,还是从考古学角度最终解决这一问题,都将具有积极意义。

2.关于山戎文化的遗址问题
本文所列山戎文化遗存,除窖藏、墓葬外,就是早期山戎文化遗存中的一些零散材料,唯缺居住遗址资料。这是探讨和研究山戎文化的一个疑点和空白。
据历史文献记载,山戎以游猎和畜牧为生,居无常处,随水草迁徙,移动性较大,似不易留下什么聚落生活遗址。但从考古资料所反映的情况看,并非从早到晚都是这种状况。
早期山戎文化遗存分布地域较广阔,不但包括冀北山地,而且还包括辽西山地和辽河丘陵地带,有偏北、偏散的趋向。迄今所获的线索,几乎全是零散资料或附属于燕文化墓葬的相关因素而已,尚未发现或发掘到一座性质单纯、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完整的墓葬材料,更不要说一处氏族墓地或居住遗址了。根据这种状况我们推测,从考古学上找到早期山戎文化居住遗址难度是很大的,机遇是极少的。相反,寻找晚期山戎文化居住遗址则难度相对较小,机遇也相对较多。这是因为晚期山戎文化遗存基本上都集中于燕山地区,分布相对密集,特别是进入战国以后,山戎部族中有相当一部分已向半定居或定居过渡,移动性大大减少,这就容易形成或留下一些居住遗址。所以,只要我们带着这一课题,注意对燕山周围地区进行仔细调查,找到晚期山戎文化居住遗址还是大有希望的。而且只有发现并科学地发掘了山戎文化遗址,才有可能将墓葬资料同遗址资料对应起来,以综合考察山戎文化的全部内涵特征,也才能够较全面地观察到它所吸收的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广度和所达到的深度,才能在解释山戎文化的年代下限和山戎的最终归宿问题上更接近历史实际。

注 释:
[ 1 ]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延庆县西拨子村窖藏铜器》,《考古》1979 年 3 期。
[2] 带乳突双耳铜锼,因腹壁和器底残破,故原有圈足缺失。原简报称“釜”,根据此器形制特征和考古学界对此类器物的传统称谓,本文以为称镀为宜。
[3 ] 三足釜,原简报称“鼎”。从器形看,其上部是一件完整的双耳圜底釜,而非常见之鼎身;下部所接三只形体细长,中空外撇足,亦非属一般鼎足概念,而明显为支架釜身的三条支腿,可供在锅底烧火,完全属实用性质。所以我们从其形制特征与实际用途两个方面考虑,以为称鼎不如改称三足釜更确切。
[4 ]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平泉东南沟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考古/1 977 年1 期。原简报认为这处墓地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墓地。但从墓地的葬制和内涵特征考察,其主要因素(如短剑种类为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而非曲刃青铜短剑)反映的性质应属山戎文化,而不应划归夏家店上层文化(东胡文化)。在此还需进一步提出的是,河北承德地区的平泉县、承德县、隆化县、围场县、青龙县,辽宁朝阳地区的建平县、凌源县,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宁城县等地域,处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东胡文化)与山戎文化的交接地带。这里既发现有含曲刃青铜短剑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也发现有含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同时还发现有兼含两类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所以文化面貌显得比较复杂一些。因此,对于上述地域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应根据其所含主要文化因素所体现的特点及其整体面貌来具体分析每一处遗存的文化性质,而不可简单、笼统地泛称其为某一文化。
[ 5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 年 8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第五章,《东周时期的山戎文化》,燕山出版社,1990 年。
[ 6 ] 同[53。
L 7 J 同[51。
[ 8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龙庆峡别墅工程中发现的春秋时期墓葬》,《北京文物与考古》第 4 辑,1994 年。
[ 9 ] 1989 年的清理成果见承德地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滦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墓群清理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4 年 2 期;1993 年的清理成果见滦平县博物馆:《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山戎墓地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l995 年 5 期。
[1O] 张家口市文物管理所、宣化县文化馆:《河北宣化县小白阳墓地发掘报告》,《文物》1987 年 5 期。
[11] 贺勇、刘建中:《河北怀来甘子堡发现的春秋墓群》,《文物春秋》1993 年 2 期。
[12] 孟姬匝通长22.3、器高15 厘米,内底铸铭文 7 行 36 字:“隹正月初吉丁亥,蔡叔季之孙(尹)媵孟姬有之妇盈盘,用祈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匝。”
El3] 原发掘简报为 1229 件,恐核算有误。
El4] 原发掘简报皆称斧。据图八所示,其中 5 件为锛,只有 1 件(M 20 :7)可算作斧。
[15] 原发掘简报称“管状饰”。未切中此器用途。据大量考古资料,此物是用来盛装铜锥或铜针、骨针的鞘管用具,非作装饰品使用。
[16] 原发掘简报称IV 式杆头饰(2 件)“为蛇纹”,实应为卧鹿纹。
[l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承德地区文化局、滦平县文物管理所:《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山戎墓地的发现》,《文物资料丛刊》第 7 辑。
[l8]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墓》,《考古11966 年 5 期。原发掘简报对该墓地的文化性质和族属问题未作推定。我们根据所发表的资料,从葬制、葬俗和随葬器物中的直刃 匕首式青铜短剑,以及铜锼等主要山戎文化因素考察,认为这处墓地的性质应属山戎文化墓地,其中M 1、M 2的死者必为当时这一山戎部落首领级的人物。
[l9] 原发掘简报称“豆形器”。此器素面无纹,“制作粗糙”,器形主体为铜镘器身,且“外底有烟熏痕迹”,这是一件山戎人自己铸造的炊器——铜镬毫无疑问。至于双耳和圈足部分,那应视为山戎文化在吸收燕和中原文化因素的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在器物性质上,绝非燕器或中原器。若称“豆形器”(豆,本为盛食器),不但易混淆食器与炊器两种用途根本不同的器类界限,而且还会造成对此器文化性质的认识上发生偏差和误解,故不可取。
[20]原发掘简报称“八字形器”。据器形观察,在中间拐折处并无断口,故用“八字”表述不确,今改称折角形器 。
[21]原发掘简报称“虺首饰”。实际上是马具,应称虺首镳,并非某种装饰品。
[22]原发掘简报称此器为“夹形器”,未切中其用途和本意。此类骨器实为木弓两端用于挂弦的部件,应称作弓弭。
[2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771989 年 2 期。原发掘简报对该墓地文化性质和族属问题曾有一个初步和粗略的意见,即认为属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遗存。我们从该墓地的葬俗和随葬器物的总体面貌,以及某些典型器类(如写实动物纹牌饰、带钩、金璜形饰,还有各种饰珠项练,以及生产工具锛、凿的形制)的特征考察,与已掌握的山戎墓地、随葬品特点及陈放规律等均一致,故有理由认为这是一处晚期山戎文化墓地。
[24]原发掘简报称“斧”,按实际器形和特征看,应改称锛为是。
[25]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青龙抄道沟发现一批青铜器》,《考古771962 年 12 期。这批青铜器包括羊首弯柄直刃匕首式短剑 1、鹿首弯柄刀 1、铃首弯柄刀1、环首乳突纹弧背刀 1、环首弧背翘尖刀 1、銎啄戈 1、管銎戚 1 件。
[26]1966 年,在张家口市发现 1 件鹿首弯柄直刃 匕首式短剑。参见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出
土文物选集7740 页图版 87,文物出版社,1980 年。
[27]刘建忠:《河北怀安狮子口发现商代鹿首刀77,《考古771988 年 10 期。
[28]锦州市博物馆:《辽宁兴城县杨河发现青铜器77,《考古771978 年 6 期。这批青铜器包括銎啄戈 1、管銎戚1、环首乳突纹弧背刀 1、环首弧背刀 1、环首弯柄弧背刀 1、钩具 1 件。
[29]郭大顺:《辽河流域“北方式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77,《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考古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图二,7一l4。这批青铜器包括銎啄戈 2、斧 1、管銎钩具 1、管銎戚 1、管銎钺 1、环首乳突纹弧背刀2件。
[30]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考古学文化论集7790 页图八,文物出版社,1987 年。介绍了辽宁喀左县小波汰沟青铜器窖藏中出土的 1 件特殊的、具有“北方式青铜器”纹饰风格的铜器盖。
[31]建平县文化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建平县青铜时代墓葬及相关遗物》,《考古771983 年8 期。此文介绍了建平县二十家子朝阳山出土的1 件鹿首弯柄铜刀。
[32]靳枫毅:《大凌河流域出土的青铜时代遗物》,《文物771988 年 11 期。其中包括对朝阳县波罗赤出土的 1件弧背铜刀的介绍。
[33]喀左县文化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喀左县山湾子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1977年 12 期 28 页图八。披露了1975 年在新民县大红旗出土的 3 件管銎铜戚。
[34]同[29]图三,4—6,8一l1 介绍了法库县弯柳村高台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包括鹿首弯柄刀1、铃首弯柄刀 1、环首弯柄弧背刀 1、弧背扁孑L首刀 1、方銎斧1、管銎戚 1、镜形饰1 件。
[35]抚顺市博物馆:《辽宁抚顺市发现殷代青铜环首刀77,《考古771981 年 2 期;[29]图三,1—3,7,除了介绍了抚顺望花区出土的殷代环首乳突纹弧背刀以外,还介绍了另外 3 件铜戚。
[36]同[29]图一,1,3,4。介绍了赤峰市征集到的鸟首弯柄铜刀 1、铃首弯柄铜刀 1、环首菱格纹柄翘尖铜刀1件。
[37] 王未想:《内蒙古林东塔子沟出土的羊首铜刀》,《北方文物}1994 年4 期。
[38]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一又重要考古收获—— 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4 期。1975 年,在昌平县白浮村龙山脚下共发现 3 座西周早期至早中期的燕国贵族墓葬。其中M 2 和M 3 随葬品中包含一部分特色鲜明的“北方式青铜器”因素,如銎啄戈 1(M 2 :20)、铃首弯柄直刃匕首式短剑 1(M 3 :16)、马首直刃匕首式短剑 1(M 3 :22)、鹰首直刃 匕首式短剑 1(M 3 :22)、蘑菇首直刃K 首式短剑3(M 3 :22)、鹰首弧背刀1(M 2 :40)、管銎弧刃刀1(M 2 :24)、管銎斧1(M 3 :17)等。这批资料为探寻西周早期至早中期山戎文化的存在和兵器、工具特征以及山戎与燕文化的关系等问题,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与线索。
[39] 同[31]。建平县烧锅营子大荒地M 1 随葬品中有 1 件兽乳首直刃K 首式青铜短剑,其形制特点与昌平县白浮村M 3 :22 蘑菇首直刃 匕首式青铜短剑非常近似,都应为山戎文化所特有的青铜短剑。
A ST U D Y o F Y A N C U L Y U R E A N D C E N T R A L P L A IN S C U L T U R E E L E M E N T S IN T H E S H A N R o N G C U L T U R E
by
Jin F engyi and W ang Jihong
A t Y uh uang m iao ,H ulugou ,X iliangguang and the villa area in th e L ongqing G orge of Y anqing county,Beijing ,D ongnangou of Pingquan county,X iaobaiyang of X uanhua county,G anzipu and B eixinpu of H uailai county ,L ishugoum en and H ushiha P aotai M ountain of L u a np ing co u n ty ,H ebe i p ro vin ce ,an d W u d ao he zi of L ing y u an cou n ty ,L iao n ing p ro vin ce ,som e dozen of burial grounds w ere found to be clan or tri bal cem eteries containing straight—bladed bronze daggers and going back to the tim e from the m id and late W estern Zhou to the m id and late W arring States period .T hese rem ains and the bronze hoard at X ibozi of Y anqing cou nty ,distributed principally in the m ountain area of northern H ebei,m ight be assigned to the Shanrong culture judging by their spatial and tem poral scopes,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burial custom .M oreover,the authors pay m uch attention to analyzing the Y an and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s elem ents contained in this culture and discuss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 een the Shanrong culture andthe Yan and Central Plains cultures.Finally ,they put forw ard notable exploratory views on clues of the early Shanrong’s cultural remains and on the problem of their dwellings.

责任编辑:冯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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