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幽燕地区社会风习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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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业  新
内容提要 : 受所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传统、战争和周边地区社会风习交互作用的影响 ,两汉时期的幽燕地区民人愚戆 , 民风雕捍 , 人们习于尚武、任侠 , 轻死好斗 , 具有叛逆精神。从横向比较角度看 , 两汉幽燕风习具有典型的时代特性和浓郁的地方特点 ; 从纵向发展的角度而言 , 幽燕风习又有发展、变异性和停滞、稳定性相统一的特征。幽燕风习对两汉北京地区的社会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 当时发生于该地的地方政权叛乱、权势僭制、豪强地主恣肆和民人动乱等事件 , 都是以这些民习为基础而实现的。在文化性质方面 , 相对于黄河中下游核心文化区 , 两汉幽燕风习文化属于北方边缘文化圈层 , 与后世北京地区文化性质和在全国的地位相去甚远。
关键词 : 北京地区  民俗文化  西汉与东汉

中国地域广大 , 地理形势多样 , 民众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性、思维模式和信仰、社会风习等都有一定的差异 , 民俗文化因此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古代早期的典籍如《尚书》等 , 都对区域民俗予以了关注 [1]。两汉时民俗文化的区域性特征 , 邹阳早在西汉初年就曾进行了概括 [2]。其后的司马迁和班固等 , 分别于其著中集中地记述了两汉区域民俗文化。根据各地的风土人情 ,《史记》将全国分为 9 大文化区 ; 《汉书》以刘向“地分”为基础 , 把全国划分为 13 个大区域 , 并将西汉成帝时丞相张禹属员朱赣条陈的各地风俗附于文后 , 形成了汉代 13 个民俗文化区域 [3]。现当代学者在两汉风俗文化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贡献[4]。
在各类文献划分的两汉区域文化中 , 幽或燕地区始终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而存在的。以往关于幽燕社会风俗的研究 , 一则罕及其社会风习[5], 二则在深入发掘上还尚待努力[6]。本文在学界相关研究基础上 , 试图以风习为对象 , 对两汉幽燕地区的社会风习进行初步的探析 [7]。

一、两汉时期幽燕地区主要社会风习

对于两汉时期的幽燕风习 , 众文献对之有详细程度不同的记载和阐述。兹据有关文献 , 以类相从 , 略加分别陈述 [8]。

(一) 幽燕之民愚戆
“ ”即“愚”, “愚 ”即愚昧。司马贞注《史记》“汲黯之戆”曰“戆 , 愚也”; 《广韵》释“戆 , 愚人”; 《集韵》说“戆 , 愚 , 或作 ”。唐人杨 注《荀子》“悍戆好斗”
曰 : “悍 , 凶戾也 ; 戆 , 愚也”[9]。
关于幽燕民众之愚戆 , 先秦、两汉文献有大量的记载。《管子》云 : “燕之水 , 萃下而弱 , 沈滞而杂 , 故其民愚戆而好贞 , 轻疾而易死”; 《汉书》载燕民“愚悍少虑”[10]; 《论衡》曰 : “凡含血气者 , 教之所以异化也 楚、越之人 , 处庄、岳之间 , 经历岁月 , 变为舒缓 , 风俗移也。故曰 : ‘齐舒缓 , 秦慢易 , 楚促急 , 燕戆投。’以庄、岳言之 , 四国之民 , 更相出入 , 久居单处 , 性必变易。”[11] 对于《论衡》“戆投”, 杨守敬《论衡校录》以“投”为“没”之误 , “没 , 贪也”; 而吴承仕《论衡校录》则云 : “《意林》引‘投’作‘敢’, 是也 《广雅》: ‘ , 愚也。敢 , 勇也。’”认为“ 敢”与《汉书》燕民“愚悍”“义正相应”。但又指出“‘戆投’, 亦通”, “‘戆投’即‘戆豉’。《广雅》: ‘逗’、‘悍’、‘敢’同训‘勇’。‘戆投’亦犹愚悍矣”[12]。可见 , 《论衡》之“戆投”, 实际上和《管子》、《汉书》等讲的是同一问题。
愚戆是文化不甚发达的反映。两汉幽燕儒士罕见 , 则是其文化落后的集中表现。有学者统计 , 先秦时 , 儒家学风以齐鲁为盛 , 孔门传人有名可查者 , 燕国仅 1 人 , 远远低于他国 ; 战国晚期 , 燕地学风渐兴 , 但以阴阳学为主。两汉时 , 燕地虽出现了韩婴、卢植等大儒者 , 而从儒者的区域分布看 , 较之于先秦 , 学风分布基本无甚改变 , 燕地儒者仍较少 ,处于全国下游水平 [13]。卢云的著述对两汉时各地所出书籍、士人籍贯、私家教授、五经博士 , 以及东汉三公九卿分布等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 , 幽州西汉时各项指标在全国 14 州的位次分别为倒 5 、6 、6 、6 位 ; 东汉时各项指标在全国 13 州的位次分别为倒 6 、倒 2 、并列倒 1 、并列倒 5 和并列倒 2 位。与西汉相比 , 东汉反映幽州文化发展水平的相应指标大幅下降。以后的魏晋时期 , 幽燕文化发展滞后的状况仍无大的改观 , 依然属文化不发达地区 , 其士人及其著述等项在全国均为最少 [14]。
《汉书·地理志下》: 幽燕地区“宾客相过 , 以妇侍宿 , 嫁取之夕 , 男女无别 , 反以为荣。后稍颇止 , 然终未改”。这一被后来学者认定为借妻婚的习俗[15], 可能开始时并非仅限于幽燕地区 [16], 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 如齐、晋等地都曾广泛存在此俗[17]。只是后来由于礼制婚姻形态的广泛传播 , 使得大部分地区此一古老婚姻形态渐趋消失[18], 而西汉时“偏陋之国”的幽燕仍残存此俗 , 又足以说明幽燕民众之愚戆。
幽燕民性愚戆的另一表现就是民众行为的极端化 , 行事或缺乏深思熟虑 , 举止轻薄乃至铤而走险 ; 或谨小慎微。前者如司马迁云燕“民雕捍少虑”; 褚少孙曰“燕土 , 北匈奴 , 其人民勇而少虑”; 朱赣说燕民“愚悍少虑 , 轻薄无威”[19], 以及南宋学者称“燕人少思虑 , 多轻薄”[20] 等等。这些无不表明幽燕民众具有“少虑”、“轻薄”的秉性。“愚戆”与“轻薄”相关联。刘安即曾曰 : “越人愚戆轻薄。”[21] 少虑、轻薄 , 是年少涉世不深 , 或思虑简单的产物。两汉幽燕民众如此 , 说明其社会文明和文化发展程度均不高。关于后者 , 吴起说 : “燕性悫 , 其民慎。”《说文》释“悫”为“谨”, 即谨小慎微。颜注《汉书》文帝曰“朕闻之 , 法正则民悫 , 罪当则民从”之“悫”亦为“谨”。《康熙字典》也把“谨”作为“悫”之第一意[22]。可知 , 除“少虑”、“轻薄”外 , 幽燕民性尚有“性悫”、“民慎”的一面 , 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二) 燕民雕捍
“雕捍”, 亦作“雕悍”。雕即 , 系大型猛禽 , 身大力大 , 飞行力强。捍 , 通“悍”,勇猛、强悍。雕悍 , 即凶悍如雕 , “如雕性之捷捍也”[23]。两汉时人对于幽燕民众之雕捍有一些的描述。司马迁云燕“民雕捍少虑”, 褚少孙称燕地“人民勇”悍[24], 朱赣曰燕民
“愚悍少虑 , 轻薄无威”; 《后汉书·盖延传》: 渔阳人盖延“身长八尺 , 弯弓三百斤。边俗尚勇力 , 而延以气闻”。又由马、班记述可知 , 幽燕社会风习与赵、代民俗“相类”。关于赵、代风习 ,《史记·货殖列传》: 种、代“人民矜 忮 , 好气”, “其民羯 不均 , 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 悍”; “中山地薄人众”, “民俗 急”, 丈夫“起则相随椎剽”。《汉书·地理志下》: 赵、中山“地薄人众”, 丈夫“起则椎剽掘冢”, 邯郸“土广俗杂 , 大率精急 , 高气势 , 轻为奸”; 太原、上党自汉初就“号为难治 , 常择严猛之将 , 或任杀伐为威”; 种、代、石、北“民俗 忮 自全晋时 , 已患其剽悍 , 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 , 盗贼常为它州剧”。
“ 忮”,《史记》“集解”引臣瓒 : 音慨。今北土名‘强直’为 中’也”; 颜师古注《汉书》: , 坚也。忮 , 恨也。”《史记》“索隐”: 羯 “皆健羊也”, “民 不 均”, 言“其方人性若羊 , 健捍而不均”。 ”, 《史记》“集解”引徐广 : , 急也。”
“ 急”, 即性情急躁。“椎剽”,《史记》“索隐”: “椎 , 即追反。椎杀人而剽掠之。”可见 , 雕捍是赵、代等地十分突出的社会风习 , 而“冀州”之得名 , 有学者认为可能就与其“民俗 忮”有关 [25], 并以“剽悍”而著称。如南北朝阚 的《十三州志》记云 : “冀州之地 , 盖古京也 , 人患剽悍。故语曰 : 仕宦不偶值冀部 , 其人刚狠 , 浅于恩义 , 无宾序之礼 , 怀居悭啬。”[26] 而上述地区雕捍的民风 , 又和幽燕社会风习基本一致。因此 , 后来的《隋书》在言及冀州民习时 , 便将幽州民习与之融为一体 , 并以“劲悍”概之 : “太原 人性劲悍 , 习于戎马 ; 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涿郡、上谷、渔阳、北平、安乐、辽西 , 皆连接边郡 , 习尚与太原同俗。”[27]
总之 , 民风“雕捍”不是幽燕等地的个别现象 , 而是朔方边地普遍社会风习。有学者因此而指出 , 司马迁关于北方地区民风“雕捍”的概说 , 抓住了北方缘边地区“民风的基本特质”[28]。
幽燕民众“雕捍”, 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 , 即情绪上的躁急和行为上的剽疾。汉纬书《春秋元命苞》: “箕星散为幽州 , 分为燕国 其气躁急”; 《太平御览》引《郡国志》所载与之同 [29], 表明幽燕民众性急气躁。至于燕民行为剽疾 , 《管子·水地》: “燕之水 , 萃下而弱 , 沈滞而杂 , 故其民 轻疾而易死。”轻疾 , 即轻捷而剽疾。又陆德明注《尔雅》引东汉李巡语曰 : “燕 , 其气深要 , 厥性剽疾”; 宋人李邦直《议戎策上》在谈及燕地风习时亦云 : “燕 , 古为濒山多马之国 其民翘健。”[30] 健 , 勇猛 ; 翘健 , 勇猛出众 , 也体现了燕民行为剽疾的特点。
两汉时 , 幽燕文化相对滞后 , 文人、士子罕见。且受风习剽悍的影响 , 其士人之为学、处世也极其“精悍”, 留有浓郁的“剽疾”印记。如韩诗创始人 ———燕人韩婴 , 学识渊博 , 不仅《诗》, 就是说《易》也自成一家。《汉书·韩婴传》: “武帝时 , 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 , 其人精悍 , 处事分明 , 仲舒不能难也。”颜师古注 : “悍 , 勇锐”, 显明韩婴之为学、为人也受当地社会风习的影响。幽燕及周边地区民风的“雕捍”、“剽疾”, 反映了其文化具有“急骤的文化节奏特征”, 和中原地区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较为舒缓的节奏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 [31]。

(三) 尚武、任侠与乐斗轻死

“幽燕盛用武”
这是杜甫于其《昔游》[32] 诗中 , 从历史长河的角度对幽燕民风的概括和总结 , 表明该地民众尚武之风早为古人所关注。先秦时 , 军事家、政治家吴起就曾注意到了燕民“好勇”的习性。后来的《武经总要》在承沿前说的同时 , 撰者又特别指出 : 燕“地近蕃戎 , 俗习骑射 , 好勇好斗”。李邦直亦云燕民善“使弓矢 , 习骑射”[33] 。可见 , 习于戎马、善于骑射是幽燕民众尚武的主要特征或标志。如东汉渔阳人阳球 , 就“能击剑 , 习弓马”。对此 , 其后的《隋书》载称涿郡、上谷、渔阳、北平等边郡“人性劲悍 , 习于戎马”[34]。有学者认为 , 幽燕尚武风俗始于春秋战国时代 , 自此尚武成风 , 名将辈出 , 如东汉刘备、张飞等即是 [35]。
受尚武风习的影响 , 两汉时的幽燕社会既以孔武著称 , 成为“天下精兵”的盛产地和输出地。《太平御览》录引《史记》曰燕秦“士马所生”[36]。两汉之际的吴汉游说渔阳太守彭宠 : “渔阳、上谷突骑 , 天下所闻”[37]; 东汉蔡邕上灵帝《幽冀刺史久阙疏》: “幽州突骑 , 冀州强弩 , 为天下精兵 , 国家赡使。四方有事 , 军师奋攻 , 未尝不办于二州也。”[38]宋人注《周礼》: “燕居东北之极 , 迫近边境 , 人善御敌。”[39] 崇尚武功的幽燕因此成为其时边防之士的诞生地 , 为国家边靖之所依。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 (公元 564 年) , “机警善骑射”的斛律羡出任幽州刺史。为防备突厥南袭州境 , 斛律羡利用当地产马和民众尚武之优势 , “在州养马二千匹、部曲三千”, 突厥因之甚为畏恐 , “谓之南面可汗”, 不敢轻犯其境 [40]。并且 , 幽燕尚武之民还曾在楚汉战争期间 , 以骁骑助汉击楚 , 为刘邦的最终胜利贡献了一分力量[41]; 而东汉建国前 , 刘秀北巡幽燕 , 借助渔阳、上谷兵力 , 初步奠定了自己的实力 , 为后来践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42]; 东汉末年曹操手下英勇善战之士 , 除去其故营部曲外 , 其余无不出自幽燕地区[43]。
幽燕民众尚武 , 还表现为民间善于制造武器。春秋末《考工记》: “粤无 , 燕无函。
燕之无函也 , 非无函也 , 夫人而能为函也。”郑玄注“函”为“铠”, 说“燕近强胡 ,习作甲胄”; 赵岐注《孟子》“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云“函 , 铠也。《周礼》曰 : ‘函人为甲’”。贾公彦疏《考工记》“燕之无函”为“谓无此 函官之等也”; 宋人林希逸《考工记解》“: 燕近在北狄 , 戎矢之具 , 分外精绝”[44]。两汉时期 , 幽燕民间仍善于制造铠甲 , 为国家铠甲产出地。如东汉灵帝时蔡邕曰 : “伏见幽、冀旧壤 , 铠马所出。”李贤注 : “铠 , 甲也。《周礼·考工记》曰 : ‘燕无函。’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 , 家家皆能为函 , 故无函匠也。”[45]

“渔阳豪侠地”
是为杜甫《后出塞五首》[46] 诗之四中的一句 , 反映了幽燕盛行任侠之风。燕地民风任侠 , 在史家看来 , 是其风习之“所长”者。《汉书·地理志下》载燕民之“所长”, 就是“敢于急人”, 即如淳所说的“赴人之急 , 果于赴难也”, 是讲义气、任侠的表现。荀悦也说 : “立气势 , 作威福 , 结私交 , 以立强于世者 , 谓之游侠。”[47]
义侠是春秋以来“驳杂时代”的一个重要民俗事象 , 行侠也是汉代社会主要风尚之一 [48], 而在相关研究汉代社会风俗著述里 , 罕见对汉代区域任侠风习进行专门研讨者。在《史记》中 , 虽然司马迁没有明确提到燕地任侠之风 , 但其幽燕风俗“大与赵、代俗相类”之语则为我们考察燕民任侠提供了一条线索。《史记·货殖列传》: 种、代“地边胡 , 数被。人民 好气 , 任侠为奸”; “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 , 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 濮上之邑徙野王 , 野王好气任侠 , 卫之风也”。《汉书·地理志》亦载种、代民众“好气为奸”。显然 , “任侠”是赵、代等地风习事象中颇引人关注者之一。既然幽燕民习与之大体相类 , 那么 , 该地自然也就不免具有侠风。所以 ,《汉书·地理志下》载其民风之长者就是“敢于急人”; 后来的《隋书》也说 : “自古言勇侠者 , 皆推幽并云”[49]。认识到了幽燕民众尚义任侠风习 , 我们就不难理解《汉书》记载的此地“宾客相过 , 以妇侍宿”且屡教不改的社会风气。

轻死好斗
宋代李邦直说燕民“乐斗轻死”[50]。《史记》和《汉书》不曾明言幽燕民众的轻死好斗。但《史记》记载赵地中山“丈夫相聚游戏 , 悲歌 慨 , 起则相随椎剽 , 休则掘冢作巧奸冶”; 《汉书》载与幽燕相邻的赵邯郸“土广俗杂”, 百姓气高势盛 , 轻而为奸。而太原一带“又多晋公族子孙 , 以诈力相倾 , 矜夸功名 , 报仇过直 汉兴 , 号为难治 , 常择严猛之将 , 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 , 子弟怨愤 , 至告奸刺史二千石 , 或报杀其亲属。种、代 好气为奸”。很显然 , 赵、代一带民风“乐斗轻死”, 其民“悲 慨”, 气势高昂 ,“以诈力相倾”, 轻易为奸。按照史家之说 , 幽燕、赵代民风相类 , 因此 , 李邦直所谓燕民“乐斗轻死”之说是有相当根据的。
两汉时 , 社会复仇之风十分引人注目 [51]。在浓郁的“乐斗轻死”氛围下 , 幽燕民间复仇风习也较盛。如西汉梁人栾布 , “为人所略卖 , 为奴于燕。为其主家报仇 , 燕将臧荼举以为都尉 燕齐之间皆为栾布立社 , 号曰栾公社”; 东汉渔阳阳球 , “郡吏有辱其母者 , 球结少年数十人 , 杀吏 , 灭其家 , 由是知名”[52]; 涿郡名士崔瑗也曾有过替兄复仇的行为 [53]。栾布本非幽燕人士 , 但徙燕后 , 完全融于其民风之中 , 不仅得到了燕将臧荼的赏识 , 而且也深为幽燕民众青睐 , 以致为之生前立“社”; 而阳球的杀吏报仇行为 , 非但不为社会所唾弃 , 反而由是扬名 , 无不表明两汉时幽燕复仇风气甚郁。彭卫、周天游对两汉复仇风习有过专门的探析。在其研究中 , 幽燕不在所列的两汉复仇之风甚盛的地区。但周天游同时指出 , 复仇之风盛郁果否 , 与各地风俗民情和文化特征的差异有关。受燕赵遗风影响 , 幽燕“多慷慨悲歌之士 , 其真实复仇情况 , 恐怕不应低于兖、豫二州”[54]。依此而推 , 幽燕亦当为复仇之风颇盛地区之一。

(四) 好议论、多疑 , 富有叛逆意识
《史记·货殖列传》在记述齐地民风时说 : 齐“俗宽缓阔达 , 而足智 , 好议论”。同齐人一样 , 幽燕民众亦喜议政治。如秦嬴政三十二年 ( 公元前 215 年) , 秦始皇出巡北边 ,令燕地方士卢生等入海求仙人与不死之药。卢生“以鬼神事 , 因奏录图书 , 曰‘亡秦者 , 胡也’”[55], 积极议政、参政。西汉时 , 燕齐一带又出现了一批以荒诞方术为手段、四处“阿谀苟合”谋取富贵的方术之士 [56]。西汉初年“善为长短说”的辩士范阳人蒯通 , 即曾先后游说范阳令徐公、武信君、韩信等人 [57]。只是二者文化基础不同 , 齐人“好议论”是以“宽缓阔达 , 而足智”为前提的 ; 而燕民议论政治 , 则是建立在民风剽疾、“习俗贪利”基础之上 [58], 彼此有霄壤之别。
受利益的驱动 [59], 幽燕民众议论政治多与自身利益紧密相连 , 且因患得患失而处心积虑 , 以致疑虑重重 , 一旦不满 , 就会走向叛逆。例如 , 一向被秦始皇尊赐甚厚的卢生 , 通过议政 , 从秦始皇那里得到了不菲的利益回报 , 且秦帝对之也是笃信有加 , 甚至言听计从。但卢生仍恐其骗术有朝一日会败露 , 于是就以“始皇为人 , 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 , 狱吏得亲幸”等为藉口 , 大肆诽谤始皇帝 , 并邀约诸方士逃遁 , 公然背叛此前依附的一国之君 [60]。方士密谋叛乱者如东汉初年渔阳方士颜忠、刘子产等与济南王康交通 , 康“多遗其缯帛 , 案图书 , 谋议不轨”[61]。
燕民的叛逆意识 , 还表现为劝谕地方官长背叛其主子 , 建立一个独立的区域性政权。如陈胜起义爆发后 , 上谷郡卒史韩广响应陈胜而起义 , 占领蓟城。他在归附陈胜部将赵王武臣以后 , 奉命北徇燕地。而“燕故贵人豪杰”则谓之曰 : “楚已立王 , 赵又已立王。燕虽小 , 亦万乘之国也 , 愿将军立为燕王。”在燕民的游说下 , 韩广终“以为然”, 以蓟城为京都 , 自称燕王 [62]。
两汉幽燕民间好议论、多疑之风 , 与其地方士文化不无密切关系[63], 且历史悠久 [64]。战国后期 , 燕昭王的礼贤下士和太子丹的广招宾客 , 曾吸引了不少士人的纷至沓来。纷杂积聚的士人中 , 很多为方术之士和纵横人才[65]。两汉尤其西汉时 , 喜好议论的幽燕方士活动十分活跃 , 他们四处游说 , 参与政治 , 对汉代中央和地方形势与政局 , 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66]。

二、两汉时期幽燕社会风习形成的动因

凡民函五常之性 , 而其刚柔缓急 , 音声不同 , 系水土之风气 , 故谓之风 ; 好恶取舍 , 动静亡常 , 随君上之情欲 , 故谓之俗。
这是《汉书·地理志下》对风、俗所作的划分。作者认为 , “风”的产生 , 与其地区所处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 ; “俗”的形成 , 则和社会或人文环境 , 尤其是“君上之情欲”相关。可见 , 风俗是自然和人文共同影响、作用的结果。两汉幽燕社会风习之形成或存在的动因 , 亦宜循此路径展开。

(一) 地处“幽昧”
一个地区社会风习的形成 , 其地理位置和环境对之具有一定的影响。《礼记·王制》:
“凡居民材 , 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 , 民生其间者异俗 , 刚柔、轻重、迟速异齐 , 五味异和 , 器械异制 , 衣服异宜。”幽燕民众诸如 等性习 , 也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据载“, 幽州”之得名即源于此。汉代刘熙《释名》: “幽州在北 , 幽昧之地也燕 , 宛也。北方沙漠平广 , 此地在涿鹿山南 ; 宛 , 宛然以为国都也。”[67] 纬书《春秋元命苞》: “箕星散为幽州 , 分为燕国。幽之为言窈也 , 言风出入窈冥。”[68] 由于地处边陲 , 与中原文化中心相去幽远 , 中原文化的辐射力对之影响较弱 , 文化发展相对滞后 , 其民众整体文化素质似不太高 , 其习性难免具有浓郁的愚 等因子。因此 , 陆德明注《尔雅》“燕曰幽州”引李巡语云 : “燕 , 其气深要 , 厥性剽疾 , 故曰幽。幽 , 要也。”[69] 宋人魏了翁《尚书要义》则说“幽州者 , 在州境之北边也”[70]。均从偏僻地理位置的角度 , 对幽燕民众幽昧之性予以阐释 , 反映了受地理位置的影响 , 当时幽燕文明的发展程度远不及中原水平。而随着历史的发展 , 幽燕民众愚戆之性不仅没有大的改善 , 且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 , 以致隋唐时 , 便有了“幽冀之人钝如椎”的流行说法。《隋书》: 幽冀民“俗颇同 , 人性多敦厚 而伤于迟重。前代称‘冀幽之士钝如椎’, 盖取此焉。俗重气侠 , 好结朋党 , 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 , 故班《志》述其土风悲歌 慨、椎剽掘冢 , 亦自古之所患焉”; 《太平寰宇记》也有“古语云‘幽冀之人钝如椎’”[71] 的记载。

(二) 传统风习的影响
区域风习的形成 , 多非短期一蹴而就 ; 从其形成到风行 , 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 历史的积习与传承常于其间起着相当的作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 秦统一前的春秋战国时代 , 中国范围内即形成了若干习俗区域 ,《淮南子·览冥》: “晚世之时 , 七国异族 , 诸侯制法 , 各殊习俗”。两汉区域风习的分布格局 , 无疑也与此前的区域历史文化有关。
关于传统习俗对两汉幽燕风习的影响 ,《汉书·地理志下》记云 : “初太子丹宾养勇士 , 不爱后宫美女 , 民化以为俗 , 至今犹然。宾客相过 , 以妇侍宿 , 嫁取之夕 , 男女无别 , 反以为荣。后稍颇止 , 然终未改。”又云 : “其俗愚悍少虑 , 轻薄无威 , 亦有所长 , 敢于急人 , 燕丹遗风也。”可知两汉幽燕风习留有诸多的历史烙印。应该说 , 幽燕不少风习 (如与方术文化相联的好议论等) 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积淀的一部分 , 如据陈 的研究 , 其愚戆、剽疾等民风民性 , 即由来甚古 [72]; 但因文献记载之不详 , 今天我们很难准确地道出具体哪些风习承袭于历史时期。
据《史记》、《汉书》, 除幽燕外 , 赵、代、吴、越等地的文化传统对其两汉社会风习也有颇大的影响。《汉书·地理志下》: 赵、中山“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 , 悲 慨 , 起则椎剽 , 作奸巧 , 多弄物 , 为倡优”; “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 , 以 诈力相倾 , 矜夸功名 , 报仇过直”; 种、代“自全晋时 , 已患其剽悍 , 而武灵王又益厉之”; “吴、粤之君皆好勇 , 故其民至今好用剑 , 轻死易发”。可见 , 这些地区之“椎剽”、
“奸巧”、“诈力”、“报仇”、“剽悍”、“轻死易发”等风习 , 均与其历史传统关系密切 , 表明先秦时的风习对汉代风俗的影响具有普遍性。正因为如此 , 有学者指出 : 以王朝为标尺 , 秦汉可被看作一个时间段落 ; 但从风俗流变的角度而言 , 战国晚期到西汉中期当属一个时代 , 后者在继承前者的过程中虽注入改造 , 但更多的则是保留了前者即大一统前的风俗习尚 [73] 。

(三) 周边地区风习的交互影响作用

周围赵、代、齐等地区风习的影响
马、班著述记载了燕地剽疾、尚武风习 , 与赵、代“ 忮”、“好气”和“剽悍”、“以诈力相倾 , 矜夸功名 , 报仇过直”等风尚有关 ; 而燕人喜好议政等 , 则又与齐人之好议论、“勇于持刺”的风习相联。上古文献中常将燕赵、燕齐等并称 , 固然因其地区相邻 , 但彼此风习相近也是一重要原因。只是文献阙如 , 燕、赵、齐之间究竟孰对其相邻地区的民风产生深远的影响 , 我们目前尚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 笔者以为其相近的风习 , 应当是互相影响的产物 [74]。

北方少数民族风习对幽燕民风的影响
从先秦始 , 燕地就是“外迫蛮貉”; 两汉时期 , 燕代“无北边郡”[75]。地处两汉北方边陲的幽燕 , 西北、北方为匈奴 , 东北为乌桓等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在游牧民族看来 ,
“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 , 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 就是“文弱无能”[76]。因此 , 受游牧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 其文化具有流动迁徙、勇武剽悍等显著特征。如《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儿能骑羊 , 引弓射鸟鼠 ; 少长则射狐兔 : 用为食。士力能 弓 , 尽为甲骑。其俗 , 宽则随畜 , 因射猎禽兽为生业 , 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 , 其天性也”; 《汉书·
韩安国传》称“: 匈奴 , 轻疾悍亟之兵也 , 至如 风 , 去如收电”;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云乌桓“男子能作弓矢鞍勒 , 锻金铁为兵器”等等 , 无不显示了游牧民族剽疾、尚武的文化特色。
由于地缘的关系 , 北方与游牧民族毗邻的周边地区 , 社会风气不可避免地受到游牧文化的熏染 , 具有豪气任侠、剽悍勇武性 [77]。吕不韦曾说 : “天下之战国七 , 秦变于戎者也 , 楚变于蛮者也 , 燕变于狄者也。”[78] 反映了战国时期少数民族文化对其周边社会文化的影响和邻边地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 [79]。马、班著作中也留有诸多关于游牧民族文化对幽燕风习影响的记载。如《史记·货殖列传》: 种、代“地边胡”, “人民 忮 , 好气 , 任侠为奸 其民 不均 , 自全晋之时固已患 悍”等等。而幽燕民众贪利之性 , 某种程度上也是受游牧民族的“利则进 , 不利则退 , 不羞遁走。苟利所在 , 不知礼义”[80] 习俗影响的产物。

幽燕与其周边地区风习的彼此影响 , 主要通过民间经济交往和政权掌控者之间相互侵伐等途径来实现的。经济来往即贸易 , 可分两种组织方式。一为官方允许和组织下的民间合法贸易 , 二为民间地下贸易。两汉时期内地郡国之间的贸易 , 前辈学者已做出了系统的研究 , 可以参见 [81] , 兹不赘述。这里仅就内地与游牧民族之间的贸易略作陈述。
内郡与外疆游牧民族的贸易 , 早在汉藩和亲之初即开始实施 , 是后断续时有 , 但始终是汉王朝与匈奴、乌桓等北方游牧民族加强联系的手段之一。如西汉“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 , 通关市 , 给遗匈奴 今帝 (武帝) 即位 , 明和亲约束 , 厚遇 , 通关市 , 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 , 往来长城下”; 东汉初 , 光武帝接受班彪“复置乌桓校尉”建议 ,“复置校尉于上谷宁城 , 开营府 , 并领鲜卑 , 赏赐质子 , 岁时互市焉”; 安帝永初时 , 邓太后“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 , 通胡市”; 灵帝中平二年 (公元 185 年) , 应劭曰鲜卑“天性贪暴 , 不拘信义 , 故数犯障塞 , 且无宁岁。唯至互市 , 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 , 非为畏威怀德”; 东汉末 , 幽州牧刘虞“开上谷胡市之利”[82]。因此 , 两汉之时 , 汉廷基本上始终都在北方开设关市 , 与匈奴等民族进行贸易。20 世纪在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中 , 曾出土有“宁城图”画像 , 城内广场有四周护墙垣的“市”, 并标识“宁市中”字样。考古工作者认为其画面所体现的就是文献中的“上谷胡市”[83]。在对周边各族的通市中 , 当时大量输出的是丝绸等物品 , 而输入的则是各族的特产 , 如牛马等。这些物品通过边方郡国输出和输入 , 幽燕因此成为贸易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如顺帝阳嘉四年 ( 公元 135年) 冬 , 乌桓寇犯云中 , 一次就“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84]。当时道路来往商旅众多、北方贸易繁盛的情景由此可想而知。
与国家允许并在其监管下的合法贸易同时并存的 , 是民间私下的违禁贸易。在汉廷开放的民间贸易中 , 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兵器、马匹和铁器等是禁止出境的 , 并为此颁行了边关禁律。《史记》: “浑邪至 , 贾人与市者 , 坐当死者五百余人。 (汲) 黯请间 , 见高门 , 曰 : ‘ 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 ?’”裴 “集解”引应劭语 : “阑 , 妄也。律 : 胡市 , 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虽于京师市买 , 其法一也。”[85] 在长安市中 , 人与浑邪王交易商品 , 地方官却认为与犯边禁者同罪且至死。可见 , 汉代“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 对边禁的限制和执行十分严格 , “兵器和铁是绝对不许出关”[86]。汉代人又认为 , “行天莫如龙 , 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 , 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 , 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87]。马匹因此也是汉政府禁运的物资 , 并设有马弩关 , 规定“马高五尺六寸齿未平 , 弩十石已上 , 皆不得出关”[88]。
但是 , 上述物品的交易能够带来巨大的利润 , 所以民间“走私”现象较为普遍。汉武帝时设马邑之围 , 派遣诱引匈奴深入汉朝军队包围圈的就是走私商人 : “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兰出物与匈奴交 , 详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 , 而贪马邑财物 , 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89]。可见 , 早在西汉初 , 缘边诸郡民众与匈奴等周边少数民族的私自贸易就屡见不鲜 , 此后至东汉 , 是情仍无改观。如灵帝时应劭曰 : 鲜卑希望得到中国珍货 , “欲以物买铁”[90]; 但同时 , 蔡邕又奏云 : “自匈奴遁逃 , 鲜卑强盛 , 据其故地 , 称兵十万 , 才力劲健 , 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 , 禁网多漏 , 精金良铁 , 皆为贼有。”[91] 一方面 , 国家禁止有关战略物资出关 ; 另一方面 , 这些禁限物资又通过民间私自交易的途径而流至塞外。由蔡邕“禁网多漏”可知 , 当时塞内、域外百姓非正式渠道的私下交易不仅存在 , 而且“数量恐怕不在少数”[92], 以致国家明知此类非法贸易的存在 , 但也无可奈何。经济上的频繁往来 , 民众的交往日渐增多 , 彼此情况甚为熟悉[93], 其社会风习无疑都会对彼此产生一定的影响。
德国学者克劳塞维茨认为 , 战争“不属于技术或科学的领域 , 而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 “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 “战争与其说像某种技术 , 还不如说象贸易 , 贸易也是人类利害关系和活动的冲突”[94]。既然贸易能够对交往双方的社会风习产生影响 , 那么 , 作为“人类交往的行为”特殊形式 ———战争 , 无疑也具有贸易在社会风习方面的影响作用。所以 , 司马迁在记载幽燕等地尚武、剽悍民风时 , 即云“地边胡 , 数被寇”[95] 乃其重要动因。
两汉时期 , 受当时气候变动、利益驱使和文化差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 勇悍、剽疾、尚武的匈奴和乌桓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经常对两汉周边地区发动军事战争 (见表 1) 。

表 1 两汉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犯幽燕地区主要事件
时间 主要事件
景帝中元二年 (公元前 148 年) 二月 , 匈奴入燕。
武帝元光六年 (公元前 129 年) 匈奴入上谷 , 杀略吏民 , 遣卫青等分别从上谷等地出发 , 进击匈奴。武帝元朔元年 (公元前 128 年) 秋 , 匈奴入渔阳等地 , 杀略 3000 余人。
武帝元朔二年 (公元前 127 年) 春 , 匈奴入上谷、渔阳 , 杀略吏民千余人。武帝元狩元年 (公元前 122 年) 匈奴入上谷 , 杀数百人。
武帝元狩三年 (公元前 120 年) 秋 ,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 , 杀略千余人。武帝征和二年 (公元前 92 年) 匈奴入上谷、五原 , 杀略吏民。
建武二十一年 (公元 45 年) 冬 , 匈奴、鲜卑寇上谷等地 , 杀略钞掠甚众 , 北边无复宁岁。明帝永平十六年 (公元 73 年) 北匈奴入云中 , 遂至渔阳。
和帝永元十三年 (公元 101 年) 辽东鲜卑寇右北平 , 因入渔阳 , 渔阳太守击破之。殇帝延平元年 (公元 106 年) 鲜卑复寇渔阳。
安帝永初三年 (公元 109 年) 夏 , 渔阳乌桓与右北平胡千余寇代郡、上谷。安帝元初五年 (公元 118 年) 冬 , 鲜卑入上谷 , 攻居庸关。
资料来源: 《史记》卷一一《孝景本纪》, 第 444 页; 《汉书》卷六《武帝纪》, 第 165 、169 、170 、175 、177 、209页;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卷九 ○《乌桓鲜卑列传》, 第 2940 、2949 、2983 、2986 、2987 页。

由表 1 可以看出 , 两汉时期北方匈奴、乌桓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幽燕地区至少发动了 10 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战争对当地生产和民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 人口迁徙频繁 ; 但战争在促进缘边地区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交往方面 , 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地处边疆地区的幽燕民众的尚武等社会风习 , 就是在与北方少数民族长期战争中逐渐形成和滋蔓的 [96]。

(四) 军事文化与民风
幽燕位处华北平原北端 , 北“背沙漠 , 进临易水 , 西至军都 , 东至于辽 , 长蛇带塞 ,险陆相乘”, 形势雄要 , 素以“险固之国”著称[97]。两汉之际 , 刘秀驻卢奴 , 面对割据邯郸的王郎 , 欲领兵南回。 劝之率渔阳、上谷武装击之。刘秀部下皆不肯 , 曰 : “死尚南首 , 奈何北行入囊中 ?”李贤注 : “渔阳、上谷北接塞垣 , 至彼路穷 , 如入囊也”[98], 道出了幽燕的险要形势。又因地处北部边陲 , 毗邻匈奴、乌桓等尚武、剽疾民族 , “中国得之 , 足以蔽障外裔 ; 外裔得之 , 足以摇动中国”[99] 。战略地位十分突出 , 是兵家必争之地 , 有学者因此称之为“北方军事重镇”[100]。
“地 (不可) 无边 , 无边亡国。”[101] 自古以来 , 幽燕一直为君临天下者所重视。据载 , 早在三代 , 舜帝即看重幽燕的地位。《史记》云 , 尧时 , 舜“言于帝 (尧) , 请流共工于幽陵 , 以变北狄”[102]; 当初舜帝设立幽州 , 强调的就是其边防作用 , 目的便为藩卫国家。是乃后世所说的“舜立幽、并二州 , 以外厚藩屏 , 内尊王畿”[103]。先秦时 , 由于边防的需要和推动 , 燕国的武器制造十分发达 , 考古工作者在燕下都遗址曾发现了铁胄和铁甲片等铁质兵器 [104], 将之和《考工记》“燕无函”记载相结合 , 不仅说明了燕地兵器制造的发达 , 而且联系郑玄、林希逸等“燕近强胡 , 习作甲胄”、“燕近在北狄 , 戎矢之具 , 分外精绝”注 , 我们可知当时燕地民间武器制造也十分普遍。这是幽燕民众尚武的表现 , 但其形成动因则为边防的需要。
“自三代以来 , 匈奴常为中国患害”[105]。两汉时期 ,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频繁侵扰边关。由于边患 , 边疆郡国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自然大别于内地 , 其军事意义因此不同一般。
幽燕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 , 在武帝立刘旦为燕王的诏书中得到了清晰的显现 : 元狩“六年 (公元前 117 年) 四月乙巳 , 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旦为燕王。曰 : 于戏 , 小子旦 , 受兹玄社 ! 朕承祖考 , 维稽古 , 建尔国家 , 封于北土 荤粥氏虐老兽心 , 侵犯寇盗 , 加以奸巧边萌。于戏 ! 朕命将率徂征厥罪 悉尔心 毋乃废备。非教士不得从征。于戏 , 保国艾民 , 可不敬与 ! 王其戒之。”“毋乃废备”, 褚少孙释作“无乏武备 , 常备匈奴也”; “非教士不得从征”, “集解”引张晏语曰“士不素习 , 不应召”, “索隐”引韦昭云“士非素教习 , 不得从军征发”[106]。将武帝封王时的这些为达到“保国艾民”目的的要求 , 和诏书中“荤粥氏虐老兽心 , 侵犯寇盗 , 加以奸巧边萌”之封王的背景相结合 , 幽燕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的地位即一目了然。
为藩卫边疆 , 两汉政府在幽燕派驻了不少军队。如武帝时 , 材官将军韩安国先后屯守渔阳、右北平 , “飞将军”李广任右北平太守 , 也屯兵于此 ; 昭帝时 , 中郎将赵充国率军屯驻于上谷 ; 宣帝时 , 匈奴发 10 余万骑为寇 , 汉廷“遣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颜师古 : “九郡者 北平、上谷、渔阳也。四万骑分屯之”; 东汉光武帝时 , 除以讨虏将军王霸任上谷太守外 , 还以横野大将军王常屯驻涿郡 , 以备匈奴、乌桓[107] 等等。
有学者认为 , 西汉末年 , 边郡驻军平均每郡约有万人[108]。两汉时 , 幽燕有广阳、涿郡、上谷郡、渔阳、右北平等郡国 , 辖县在今北京一带的有 15 县[109], 大致相当一郡国。按照边郡平均驻军计算 , 幽燕的驻军在万人左右。文献记载也大致反映了这一驻军规模。如西汉末 , 寇恂对上谷太守耿况云 : “今上谷完实 , 控弦万骑”; 耿 言于刘秀曰 : “渔阳太守彭宠 , 公之邑人 ; 上谷太守 , 即 父也。发此两郡 , 控弦万骑 , 邯郸不足虑也。”[110] 另外 , 据《后汉书·安帝纪》, 建光元年 (公元 121 年) 十一月 , 汉廷还特在渔阳增设“营兵”, 据《古今注》, 该营有兵千人左右。由于驻军数量相对庞大 , 边军供给有时不济。如西汉文帝时 , “匈奴数侵盗北边 , 屯戍者多 , 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111]。同时 , 为满足军事战争之需 , 政府又常从内郡调集物资至边地 , 幽燕因此积聚了大量的谷物。如为出击匈奴 , 王莽地皇二年 (公元 21 年) , 就曾“转天下谷币诣西河、五原、朔方、渔阳 , 每一郡以百万数”[112]。
配合驻军 , 两汉在幽燕设有武库 , 储藏数量可观的兵器[113]。王莽篡汉后 , “怙府库之富欲立威”, 发郡国“武库精兵 , 各有所屯守 , 转委输于边”[114], 表明各郡国均有武库。西汉时的渔阳 , 也设有武库[115]。昭帝时 , 燕王刘旦等合谋作乱 , 刘长为燕王刘旦命令群臣曰 : “寡人赖先帝休德 , 获奉北藩 , 亲受明诏 , 职吏事 , 领库兵 , 饬武备 , 任重职大。”[116]说明出于边防需要 , 燕国也设有武库。武库还设有相应官员 , 专门负责其日常安全管理。如淳注《汉书·成帝纪》建始元年 ( 公元前 32 年) “立河间王弟上郡库令良为王”曰 :“《汉官》北边郡库 , 官之兵器所藏 , 故置令。”[117]
幽燕武库所藏兵器 , 有他处所造 , 但相当部分是在本地冶制。两汉时 , 在幽燕设有铁官 , 管理铁冶 [118]。考古也在今清河发掘出汉代铜铁冶坊遗址 , 并发现了铁刀、铁剑、铁钺、铁戟等铁制品 [119]。一般以为 , 两汉官营铁冶 , 或为农器。但陈直认为 , “铁官所铸 , 首在兵器 , 次则农器”。并以《盐铁论·水旱》所载“县官鼓铸铁器 , 大抵多为大器 , 务应员程 , 不给民用。民用钝 , 弊割草不痛 , 是以农夫作剧 , 得获者少 , 百姓苦之矣”为例 , 指出“所谓的大器 , 盖指兵器”, 铁官只管造兵器 , 使老百姓经常使用钝农器 , 《盐铁论》中贤良文学者所说的情况即属于此[120]。洵为的论。此说还可从燕王刘旦曾“招来郡国奸人 , 赋敛铜铁作甲兵”[121] 之事得到极好的印证。
有了良好的武器、军需物资和驻军基础 , 幽燕因此成为两汉出击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基地。两汉时 , 国家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进行军事打击的行动 , 不少以幽燕为基地而展开的。如武帝元光六年 (公元前 129 年) , 卫青击匈奴 , 出上谷 , 破胡茏城 ; 东汉安帝永初三年 (公元 109 年) , 何熙等发缘边 10 郡兵平南匈奴、乌桓之乱。据李贤注 , 10 郡就包括上谷、渔阳等 ; 元初五年 (公元 118 年) , 鲜卑侵上谷 , 汉廷发缘边诸郡兵屯列冲要 ; 建光元年 (公元 121 年) 正月 , 幽州刺史冯焕率部讨高句骊秽貊 ; 顺帝永建元年 ( 公元
126 年) , 乌桓校尉耿晔发缘边郡兵出击鲜卑 ; 永建六年秋、冬 , 耿晔、渔阳太守遣将率兵击破寇犯渔阳鲜卑兵 ; 永和五年 (公元 140 年) , 南匈奴左部犯边 , 朝廷发缘边兵破之 ; 灵帝以降 , 乌桓、鲜卑相继侵扰幽冀州郡 , 熹平六年 (公元 177 年) 自春至秋凡 30 余次。秋 , 北地太守夏育上书建言 , “请征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122]。可见 , 两汉时的幽燕 , 已为政府抗击少数民族政权入侵的重要基地之一 , 其军事地位十分突显。有学者曾以东汉的情况为例说 : “总的看来 , 东汉时期 , 因鲜卑、乌桓频繁南侵 , 幽州地区军情吃紧 , 蓟城的北方军事重镇作用是最为重要的。”[123]
王子今认为 , 秦汉时的北方边区文化风格带有浓重的军事化特征[124]。这一特征之由来 , 则与其战略地位密不可分。出于国防的需要 , 两汉政府在此一方屯兵驻防 , “作为民族英华的青壮年军人 , 和作为农耕成就的精良粟米 , 都曾经以空前的规模向北边区集中”[125]; 同时 , 政府又在这里制造武器 , 设置武库 , 将之作为出击入侵者的基地。在这里 , 似乎“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 , 变成了目的本身”; 而“人民之所以存在 , 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126]。作为军事冲突和军事活动后方主要地区之一 , 幽燕民众在备受战争之苦的同时 , 军事文化的氛围对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那些因建军功而一夜之间改变命运的普通军人的事迹 , 大大激发了人们入伍、参战的热情 , 对幽燕民间尚武风习和“轻疾”之风的流行具有助推作用 [127]。

三、两汉时期幽燕社会风习的影响

风俗对社会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 学界论之甚多。如梁启超《中国积弱之源于风俗者论》一文 [128], 把愚昧等“根深蒂固”的风俗视作中国近代以来积弱的原因。黄遵宪对风俗的影响作用也进行了论述 :
风俗之端始于至微 , 搏之而无物 , 察之而无形 , 听之而无声。然一二人倡之 , 千百人和之。人与人相接 , 人与人相续 , 又踵而行之。及其至成 , 虽其极陋甚弊者 , 举国之人习以为然 , 上智所不能察 , 大力所不能挽 , 严刑峻法所不能变。夫事有是、有非、有美、有恶 , 旁观者或一览而知之 , 而彼国称之为礼 , 沿之为俗 , 乃至举国之人展转沈锢于其中 , 而莫能少越 , 则习之囿人也大矣 ! [129]
可见 , 风习对一定社会和身处其间的民众具有巨大的约束和潜移默化作用。两汉时 , 流存于幽燕民众之间的愚戆、雕捍 , 以及尚武好斗、极富叛逆意识等风习 , 对两汉幽燕社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 社会叛乱和违制等事件屡有发生。

(一) 地方政权和民人的叛动
两汉时的幽燕 , 地处偏远 , 加之民风劲悍和少数民族政权的诱胁[130], 地方政权公然与中央相叛的事件多有发生。其中为人熟知者有西汉高祖时臧荼、卢绾 , 昭帝时刘旦 , 以及东汉光武帝时渔阳太守彭宠与涿郡太守张丰、灵帝时中山故相张纯与太山太守张举等发动的叛动等。这些地方君长的叛乱 , 都是影响至甚者 , 且与少数民族政权有所联合。如彭宠、张丰叛乱 , 就与匈奴相联结 , 气焰甚嚣。他们围击州牧 , 攻陷蓟城 , 自立为燕王 , 并分兵攻占广阳、上谷、右北平等郡 ; 灵帝中平四年 (公元 187 年) 六月 , 渔阳人张纯和张举利用乌桓叛乱、“凉州贼起 , 朝廷不能禁”之机 , 与乌桓大人连盟 , 攻围蓟下 , 燔烧城郭 , 掳略百姓 , 攻杀护乌桓校尉 , 军众至 10 余万 , 自称天子 , 并率部数万入犯青、冀二州 , 杀害吏民 [131]。
上述叛乱 , 作乱者固然有其政治目的 , 但幽燕民风对之助推作用是绝对不能忽视的。汉武帝的一席感慨之言 , 堪为对此作出的最好诠释。当年 , 针对“燕土硗 , 北迫匈奴 , 其人民勇而少虑”之情 , 并虑及国防 , 武帝封刘旦于幽燕。在其诏书中 , 武帝反复要求刘旦务必恪尽职责 , 藩卫汉邦。从所封三子为王的诏旨看 , 武帝封旦为燕王 , 应当是既考虑到了幽燕的民风 , 也以为其个人素质是能够胜任其责的[132]。然而 , 到达幽燕后的刘旦 , 不免受到当地强悍民风的影响 , 心怀勇健 , 觊觎帝祚。“巫蛊之祸”后 , 身处北圉的刘旦不远千里地遣使上书 , “请身入宿卫于长安”。武帝见书 , 击地怒曰 : “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 , 乃置之燕赵 , 果有争心 , 不让之端见矣。”并奋斩使者于阙下[133]。从这段记载看 , 当时的武帝已意识到燕赵和齐鲁社会文化的差别 , 幽燕之剽疾、尚武等社会风习 , 当是促使刘旦秉性转变并最终走向叛乱的根本动因。
不仅幽燕地方政府时常与中央作对 , 就是普通民众和汉政府之间 , 由于社会风习等差异和受游牧民族的影响 , 百姓对政府的“一种政治上的认同仍需要发展”[134]。因此 , 在地方政权背叛中央的同时 , 以地方民众为主体的叛动事件也屡见不鲜。如光武十六年 (公元
40 年) 九月 , “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 , 处处并起 , 攻劫在所 , 害杀长吏。郡县追讨 , 到则解散 , 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135] 。反叛事件较典型者有二 : 一为武帝时的坚卢、范生之属 [136]; 二为东汉末黄巾起义间 , 幽燕民众云集响应 , 捕杀幽州刺史郭勋和广阳太守刘卫等 [137]。正因为民间暴力和盗寇频繁 , 事务颇剧 , 汉魏时期的幽燕遂有“外剧郡”之谓。后来的《三国志》载云 :
涿北接鲜卑 , 数有寇盗 明帝即位 , 下诏书使郡县条为剧、中、平者。主者欲言郡为中、平 , (涿郡太守王) 观教曰 : “此郡滨近外虏 , 数有寇害 , 云何不为剧邪 ?” 主者曰 : “若郡为外剧 , 恐于明府有任子。”观曰 : “夫君者 , 所以为民也。今郡在外剧 , 则于役条当有降差。岂可为太守之私而负一郡之民乎 ?”遂言为外剧郡 , 后送任子诣邺。[138]
虽然王观要求将涿郡定为“外剧郡”, 是为减轻百姓赋役负担 , 而相关责任人员“恐于明府有任子”之虑和涿郡最终被定为“外剧郡”, 说明该郡“外剧郡”之定位 , 确实是名实相副的。

(二) 地方权势阶层的僭越汉制
《后汉书·刘虞传》: 献帝初平三年 (公元 192 年) , “ (公孙) 瓒既累为 (袁) 绍所败 , 而犹攻之不已 , 虞患其黩武 , 且虑得志不可复制 , 固不许行 , 而稍节其禀假。瓒怒 , 屡违节度 , 又复侵犯百姓 积不能禁 , (虞) 乃遣驿使奉章陈其暴掠之罪 , 瓒 乃筑京于蓟城以备虞”。如果说此则记载反映的公孙瓒“屡违节度”是东汉末衰世战争年代的产物 , 那么 , 下面两件事例则较好地体现了幽燕地方权势阶层僭越汉制的情况。
事例一为八宝山西部发现的东汉和帝永元十七年 (公元 105 年) 的“汉故幽州书佐秦君神道”石阙。该石阙是幽州书佐秦君之子秦仙为其父而建。石阙规模宏大 , 发现的 17件石阙构件 , 均分别刻有铭文和精美的纹饰。据陈直估计 , 当时建造这样的石阙 , 耗资甚巨。而作为主办文书的州郡小吏 ———书佐 , 其月钱甚微 , 无论是就其自身财力 , 还是从汉朝制度而言 , 书佐死后都不可能建造如此规模宏大、雕刻精美的神道石阙。郭沫若据此而推测秦仙必在和帝时身居要职 , 所以才敢僭制为其父建树神道石阙[139]。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 , 我们又不能排斥与当地民风具有反叛精神有关。正是有了社会风习的支撑 , 身为名不见经传的幽州书佐才敢僭越汉制 , 建造规模宏大、形制华美的神道。
事例二为大葆台汉墓中出土的玉 。 , 古代佩器。《说文解字·角部》: “ , 佩 , 角锐 , 可以解结。”郑玄注《礼记·内则》: “ 貌如锥 , 以象骨为之。”所谓“解结”, 除指实用外 , 又寓意佩 可解疑除困 , 是为刘向所说的 能“治烦决乱”[140]。又据郑注“ , 解小结”可知 , 由于结之大小不同 , 因而 有大、小 之别。《礼记》: 子事父母、妇奉舅姑 , 须左佩小 等 , 右佩大 等 [141]。因此 , 古人佩 在形制、大小上 , 通常有一定区别 , 这种区别在汉代考古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根据汉制和惯例 , 在一墓中发现两件及以上佩 时 , 其大小、长短不一者属正常 , 否则为反常。而在大葆台刘建夫妇墓中出土的一对凤形玉 , 其大小长短、形式和两面饰纹则完全相同 , 且同出一墓 , 与汉制和其他考古发现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有研究者据此认为 , 可能是墓主人身份特别 , 可违反汉制不能佩戴、使用成组佩玉之禁令 [142]。而笔者以为 , 如果将此发现与东汉幽州书佐秦君神道违制之事相结合 , 我们就会发现 , 刘建在 上的僭越汉制恐怕不完全在于其特别的身份 , 更主要还可能是受幽燕社会风习影响的结果。

(三) 地方豪强恣肆
有剽悍、尚武、任侠民风支撑 , 每当社会动乱、政权更迭或国家控制力下降时 , 幽燕豪强就会恣肆 , 挑战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统治。如西汉宣帝时 , 幽燕“时郡比得不能太守”, 社会动荡不安 , 涿郡毕野白等人趁势“废公法而狡乱”; 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肆虐一方 ,
“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 莫敢牾逆 , 咸曰 : “宁负二千石 , 无负豪大家。”高氏放纵宾客为盗作贼 , 案发后躲匿高宅 , 吏不敢追 , 该地盗匪因此浸浸日多 , 社会治安混乱 , 以致“道路张弓拔刃 , 然后敢行”[143]。可见 , 豪强巨姓恣肆情形绝非一般。又如东汉初 为渔阳 太守时 , 幽燕“民多猾恶 , 寇贼充斥。 到 , 示以信赏 , 纠戮渠帅 , 盗贼销散”。但其后张堪任渔阳太守时 , 幽燕豪猾恣肆依旧。张堪上任伊始 , 沿袭郭 治术 , “捕击奸猾 , 赏罚必信 , 吏民皆乐为用”, 幽燕稍有安靖[144]。

四、结语与讨论

文化具有“圈层性”。所谓“圈”性 , 指文化的地域性 , “层”性即文化的层次性。历史文化的考察 , 可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就“圈”性而言 , 可把一定地区的文化分为核心文化区、亚文化区、边缘文化区等 ; 在层次方面 , 可简单地将一定时期的文化分为由精英阶层创造的上层意识形态文化 ———精英文化 , 以及流存于民间的大众文化 ———民俗文化。二者在创作主体、内容、形式和传播方式、途径等方面 , 都有很大的不同[145] 。民俗文化形成后 , 往往在一定阶段内难以扭变 , 并在较长的时期内左右社会成员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取舍。因此 , 相对而言 , 支配着民众日常生产、生活行为的 , 是民俗文化 , 而非精英文化 [146]。对此 , 有人指出 : “一个特定时刻的历史进程 , 不论是政治、社会或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的 , 不仅是环境而且也是以前所取得的动量的产物。必须承认人主要是习惯的奴隶这一事实”[147]。而“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习 , 像一面多棱镜一样 , 虽然片断、零散然而却能够从不同侧面和不同层次反映出那个社会的某些真实面貌”[148]。因此 , 研究一个地区某一时期的风俗 , 对于折射其历史和文化具有突出的意义。

本文以风俗文化为对象 , 对两汉幽燕地区的社会风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结果表明 :

第一 , 受所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传统、战争 , 以及周边地区社会风习交互影响的作用 , 两汉时幽燕民众愚戆 , 民风雕捍、任侠、尚武 , 轻死好斗 , 具有叛逆精神。两汉时该地发生的地方政权叛乱、权势僭制、豪强地主恣肆无忌、民众动乱等事件 , 均以上述民习为基础而实现的 , 或即其风习直接作用的结果。就风习文化来看 , 两汉时的幽燕文化是自然、人文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 , 尤其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汇的后果或影响 , 在这里得到了显著的体现。在文化性质方面 , 相对于齐鲁、中原地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风习而言 , 两汉幽燕风习文化无疑是滞后的 , 属于北方边缘文化圈层 , 与后世北京文化性质和在全国的地位相去甚远。对此 , 清初《钦定日下旧闻考》编者按云 : “燕俗自古言者不一 ,或以为愚戆而贞 , 或以为勇义而悫 , 或以为轻薄无威 , 或以为沈鸷多材。其说各有不同 ,然皆往昔方隅之见 , 而非宅中揆教之定论也。”[149] 此说称过去关于幽燕风习的载记“皆往昔方隅之见 , 而非宅中揆教之定论”虽过于武断 , 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时期的北京风习具有多重性 , 京师文化出现前的幽燕风习与后来的京师文化熏染下的习俗具有很大的不同。后来 , 北京文化类型发生了根本的转化 , 由边缘文化区而衍变为核心文化区 , 是北京成为京师后政治地位日渐凸显的产物。但这种核心文化区的形成 , 最初并无经济等物质方面的基础 [150], 而是建立在政治、军事基础之上的 , 是人为的结果。

第二 , 一个地区的风习事象有多种 , 有些现象在相关文献中频繁出现 , 先人对之进行了总结性的归纳和提升 ; 而另一些事象则通过一个个历史事件表现出来 , 具有间接性。同时 , 事象间还在存留时间长短、影响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根据文献记载中的出现频率、存续范围和持久度、影响度、直接或间接反映等情况 , 我们可将两汉幽燕风习简要地分为主要风习和一般风习。主要风习如愚 、尚武、雕捍等存续范围广泛、持续时间较长、影响大 , 文献记载繁多、表述直接 , 且前人对之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具体的归纳 ; 而一般风习如轻死乐斗、喜好议论、多疑与富有叛逆意识等 , 则存续时、空范围和影响度等相对有限或主体特定 (如方士等) , 文献载记甚寥且表述间接 , 主要表现形式为历史事件。当然 , 这种划分是从总体上、大的方面而言的 , 我们还可根据具体研究的需要 , 对之做细致的划分与分析。如反映燕民“愚 ”的“以妇侍宿”婚俗 , 从有关记载看 , 可能主要存行于西汉 ; 东汉时 , 我们在相关文献中已看不到这一风习的记载。衡之于存续范围、时间和影响等要素 , 毫无疑问 , 它应属一般风习。所以 , 幽燕风俗有多种表现形式 , 本文的分类 , 只是初步和相对的。
分层的同时 , 借助学界的研究成果 , 我们还可对幽燕风习文化做进一步的分区。卢云根据《史记》、《汉书》记载 , 从学术文化、婚丧礼俗等角度 , 把西汉燕地分为北部、涿蓟
2 个文化区。周振鹤根据区域风俗相似性和差异性互补的原则 , 以及区内相似性大于差异性、区间差异性大于相似性的标准 , 把秦汉风俗分为塞上塞外等 3 大风俗区。其中 , 塞上塞外风俗区又有 3 个塞上区和 2 个塞外区。幽燕北部的上谷、渔阳、右北平郡 , 属于塞上东北风俗亚区 ; 而南部的广阳国、涿郡则为黄河中下游风俗区之一亚区。也就是说 , 在风俗文化方面 , 幽燕被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北部受胡风影响较深 , 人民尚武、剽悍 ; 而南部则受古燕国的遗风影响较大 , 传统陋习突出。雷虹霁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区域范围内的风俗差异 [151]。这种一个区域内的两种文化形态之情状 , 有学者称之为文化结构的“二重性”[152]。而这一风习“二重性”的结构 , 又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幽燕文明形态具有从内地农耕文明向边疆游牧文明过渡的性质。

第三 , 时代性是研究中国文化须臾不可忘记的基本原则[153]。作为全国一个地区 , 两汉时的幽燕风习 , 不可能脱离全国大氛围 , 具有与时代脉搏相切合的一面。如轻疾、任侠与复仇之风 , 是全国范围内存在的风习 , 是两汉的时代元素[154]; 受时代风貌的影响 , 幽燕风习难免不留有轻疾、任侠和复仇等时代性因子。

第四 , 地方差异性是探讨民俗文化另一个需要秉持的根本原则[155]。社会风俗是客观物质生活的精神反映。由于我国地理和自然条件的多元及其影响下形成的多元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 , 同一风俗 , 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习俗[156], 从而使得风习文化具有极强的区域性差异。因此 , 区际间彼此没有完全同一的风习。两汉幽燕风习 , 总体上也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的事象。
然而 , 相邻地区的风习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汉书·地理志下》: “吴粤与楚接比 , 数相并兼 , 故民俗略同”; 《越绝书》: “吴、越为邻 , 同俗并土”[157]。将两汉幽燕风习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进行比较 , 发现其毗邻或所处地理位置情形相似的地区 , 其风习中的某些方面或要素具有一定的相近或相似性。如同受游牧民族和军事文化等影响 , 北方缘边赵代等地风习 , 就与幽燕之尚武、雕捍等风习相类 ; 而与幽燕毗邻的齐地 , 其以方士为主体的民间喜好议论的风习 , 也与幽燕民习一致。司马迁 : “荆楚 勇轻悍 , 好作乱 , 乃自古记之矣”[158]; 刘安 : “越人愚戆轻薄 , 负约反覆”[159] 。虽然吴越等南方在空间上与幽燕相距甚远 , 但因当时同为国家边陲 , 远离中原 , 其民间因此也有尚武、剽悍、愚戆、轻薄等风习。这种情况表明 : 其一 , 各类风习在区域分布方面具有交错性 , 任一风习的出现和传播都不是孤立的 , 只要具备一定条件 , 相关事象就有可能在该地区存行 , 只是彼此具体表现形式和流存区域大小有所不同 , 有些事象不仅极其相似 , 且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因此 , 以风习为主要依据而划分的文化区域所形成的界限有时是模糊和不确定的。其二 , 尽管各地在风俗事象的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或相近性 , 但构成各地风俗诸要素并非均质的 , 主要元素在质的方面还有一定差异 ; 且相关要素还会在传承中产生一定的变异 , 并因地理位置、社会经济文化等存在差异 , 变异程度和进度也有所不同 , 最终导致同一时期区域间的民俗有多种表现形式和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 , 而随着历史的发展 , 这种差异也就愈来愈大。所以 , 区域间风习差别又是十分明显的。地区间风习的区别与相似具有大、小之分 , 亦即大异小同。正因为这样 , 我们又可以对历史时期的风习进行区域性的研究。

第五 , 从发展的角度看 , 幽燕风习具有发展、变异性和停滞、稳定性相统一的特征。谭其骧曾指出 , 秦汉“大一统”以来 , 中国汉族地区“没有一种纵贯各时代的同一文化”[160]。民俗无疑也具有变异性 [161]。区域风习的形成和延续 , 并非一成不变。《荀子·议兵》: 楚人“轻利 , 卒如飘风”; 《史记·货殖列传》: 西楚和南楚之地 , “其俗剽轻 , 易发怒”; 而《三国志·蜀书十三·张嶷传》载张嶷称 : “吴、楚剽急 , 乃昔所记。”表明楚之“剽轻”或“剽急”民风此间已发生变化 , 三国时或即成过去[162]。
两汉时 , 幽燕风习发生变异最显著者当为婚俗。据《汉书·地理志下》, 幽燕自战国以来的“以妇侍宿”婚俗在西汉成帝时尚有很大市场。而到东汉时 , 与之相连的“嫁取之夕 , 男女无别”虽被保留下来并衍变成后来的“闹新房”习俗[163], 但“以妇侍宿”的风习不见诸文献 , 表明此风历经岁月 , 在幽燕已不存在。东汉章帝时 , 侍御史李恂出使幽州。李恂在尽其出使职责的同时 , 还将所到之处所见情形逐一图写并悉封奏上[164]。在其所奏百余卷风土人情的文献中 , 理当含有当地婚俗 , 而后来的《后汉书》却不曾明确提及这一流行于西汉的婚俗。个中之因有多种 , 可能性之一就是此风在东汉时已消失。卢云对《后汉书》所载 125 件婚例的统计结果显示 , 东汉时借妻婚等婚俗在包括幽燕于内的地区不曾再现 , 代之者几乎尽是符合婚姻礼制观念的聘娶婚或家长主婚 , “婚姻礼制已完全成为北方婚姻的常态”[165] 风俗与礼制趋于合一。
与风习发展、变异性并存的 , 是一些风习事象始终存行于幽燕 , 具有相当的停滞、稳定性。如剽悍、尚武风习 , 不仅在汉代一直存在 , 而且在魏晋时期 , 由于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 , 漠北诸民族的游弋、尚武习性的推动 , 更促进了幽燕民间崇武风气的蔓延 , 使得这一风习弥加盛郁 , 以致到了近古时期 , 剽悍、尚武仍是幽燕民风主色调之一。如《辽史》载 : “帝尧画天下为九州 , 舜以冀、青地大 , 分幽、并、营 , 为州十有二。幽州在渤、碣之间 , 并州北有代、朔 , 营州东暨辽海 , 其地负山带海 , 其民执干戈 , 奋武卫 , 风气刚劲 , 自古为用武之地。”[166]《五杂俎》: “京师风气悍劲 , 其人尚斗而不勤本业 士人则游手度日 , 苟且延生而已 盖尽人间不美之俗 , 不良之辈 , 而京师皆有之。”[167] 幽燕悍劲、尚武好斗的民风 , 至少到明末尚无大的改变[168]。

第六 , 风习的变与不变 , 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方面原因 , 具体如国家行为与地方官吏的教化、经济形态及其发展水平、文化形态及其发达程度、邻域文化的影响、人口的流移等 , 都是影响风习变化与否及其变异程度的重要因素。
社会风习与国家治乱密切相关 , 民风淳朴果否常被视为地方政治良窳的重要标志。因此 , 整饬风俗一直是国家行政的重要内容 , “若不修其风俗 , 而纵之淫辟 , 乃随之以刑 ,绳之以法 , 虽残贼天下 , 弗能禁也”[169]。所以说 , “为政之要 , 辨风正俗最其上也”[170]。
西汉时 , “州异国殊 , 情习不同”[171], 陋风鄙俗在在皆是 , 有些地方窳劣风习还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威胁和破坏。汉代统治者岂肯熟视无睹。从《汉书·地理志下》“太原、上党 汉兴 , 号为难治 , 常择严猛之将 , 或任杀伐为威”的记载看 , 西汉初国家就开展了风俗整饬工作 , 并将“广教化 , 美风俗”列为公卿大夫的始终职守[172]。为此 , 朝廷常差遣风俗使行往地方 , 以观风览俗、整齐风习 [173]。而真正承担整饬风俗重任者 , 主要还是州郡刺史和太守 , 其有所作为者或被称为“循吏”。据余英时研究[174], 汉代循吏按性质可分为黄老无为型、法家型、儒家型等基本型类 , 其整易风俗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 各为因其俗、高压打击、“先富后教”。三种类型和方式分别应对于文景、武帝、宣帝及其后的三个时段。不过 , 中国各地风俗不同 , 情况颇为悬殊 , 这种划分在现实运作中的界限有时并不明显 , 常常更多的是三种尤其后二种手段并用 ; 或宜于宽治用循吏 (儒家型) 、宜于严治用酷吏、宜于先严后宽或先宽后严则循 (儒家型) 酷吏交互为用。然从长时段、全国范围的角度看 , 两汉运用最多的手段是儒家教化手段。司马迁将整化风俗的手段归为五种 : “善者因之 , 其次利道之 , 其次教诲之 , 其次整齐之 , 最下者与之争”[175], 多与儒家教化手段相关。据研究 , 儒家真正被奉为指导思想 , 并对汉代风习改造产生影响者 , 乃肇始于西汉昭宣时期 [175-2]。自此以降终东汉一朝 , 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移风易俗活动在全国次第展开 , 形成了与大一统政治形态和经济结构相适应的习俗 , 各地风习渐趋一定 , 表面上“六合同风”了。故而有学者认为西汉后期和东汉时的风俗具有内在的一致性[176]。
但是 , 风习的整饬 , 还受制于以下因素 : 一是风习的根深蒂固程度。风习中的某些方面如婚俗是容易改变的 , 有些如好学的风气是容易培养的 , 而某些东西如尚武、好斗等的变化则较难 [177]; 二为整饬的力度和普遍开展度。区域风习和风习内部事象是彼此相通和相互影响的 , 整饬力度的大小、整饬对象和地区是否全面与普遍、从事移风易俗吏员数额的多寡等 , 都直接影响整顿的效果 ; 三是整顿的频度和持续度 , 主要取决于朝廷和地方官员的态度 , 如朝廷偶尔为之 , 地方吏员只是等因奉此 , 缺乏连续性和主动性 , 积极的结果多是昙花一现 ; 四为民间对整顿手段的认可度。民众并非被动改造者 , 某一习俗流布于民间 , 有庞大的追随者和行为主体 , 必有一定的原因。改造其固定的风习 , 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民众的阻力。这时 , 移易风俗的手段是否能得到民众的认可 , 对整顿的效果具有决定意义。正由于上述原因 , 导致了两汉风习整饬的效果具有两个显著差异。其一 , 区域效果差异。整体上讲 , 积极效果最显著的地区 , 当为近邻京师、中央政策易于覆盖、文化相对发达、吏员整治得力的中原一带。如昭宣以后 , 南阳等郡在地方官的积极努力下 , 其风习改变较大 [178]; 而边远地区因位处偏僻、文化不甚发达 , 其成效远不及内郡显著。所以 , 区域性差异仍是两汉风习文化的主要特征。其二 , 风习事象间的差异 , 变化最为显著者是婚俗 , 而任侠、尚武等变化则明显滞后。
两汉时 , 朝廷对幽燕风习的教化工作始于昭帝时期[179]。宣帝时 , 涿郡太守、酷吏郑昌以刑罚“条教”幽燕之民 , 取得显著成效[180]。东汉时 , 国家加大移变边俗的力度 , 不仅“边郡的循吏比西汉为多”[181], 而且还出现了如任延、锡光等在“移变边俗”方面“绩用之最章章者”[182]。在整顿幽燕风习的东汉地方君长中 , 既有桥玄、刘虞等儒家式循吏 , 又有郭 、冯焕等法家酷吏 , 以及张堪等儒、法并用者 [183]。但是 , 总体上看 , 这种循吏的积极 作为事例 , 在幽燕地区并不多见。两汉时 , 出于边防的需要 , 幽燕地方首长多为武臣 , 其主要精力多放在军事防备上 [184]。东汉时 , 整饬风俗的地方吏员以酷吏为多 , 尤其是前期 , 有限的儒家式循吏则集中出现在东汉后期。其中之由 , 殆与避免此前酷吏强硬的整饬手段所引发的不良后果有关 [185]。经过整顿 , 幽燕原始借妻婚俗不复存在 [186]。
然而 , 幽燕绝大多数风习如愚戆、剽悍、尚武等 , 终两汉之世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其中原因 , 除国家和地方吏员整顿不力外 , 还与主流文化对幽燕的影响甚微及其导致的学术文化落后相关。两汉时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 ; 儒家文化的区域扩展与阶层流布 , 是两汉时期声势最大、影响最广的文化传播 [187]。文化传播具有一定的时间差 , 由于区域空间距离大小不同 , 各地接受同质文化的时间有早晚之分。同时 , 受自然、人文环境的制约 , 各地对同质文化的接受度也有相当的差异。文化辐射的非同步性和对文化认可的差异性 , 势必导致同一时代特定文化在不同区域产生的效果不同 , 使得文化特质常常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层面上 [188], 区域文化发展因此具有空间差异。西汉时 , 边缘地区学术文化落后 ; 东汉时 , 习经之风广延各地 , 儒家文化在周边许多地区出现了明显的拓进[189], 但幽燕地区则不然。两汉时 , 幽燕和荆楚同为边缘地区。但将前、后汉幽燕和荆楚之所出书籍、士人、私家教授、五经博士等指标相比较 [190], 我们发现 : 其一 , 东汉时 , 幽州儒家文化整体上较西汉有所发展 , 但速度不甚明显。东汉私家教授数额的下降和规模较小 , 表明其社会文化教育在萎缩 , 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影响文化传播和普及的重要原因。其二 , 西汉时 , 幽州各项指标都高于荆州 , 说明前汉幽州儒家文化发展状况优于荆州。但这种状况在东汉时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后汉时 , 荆州各项指标都远高于幽州 , 说明东汉时同处边缘地区的荆州儒家文化发展迅猛 , 而幽州则缓慢 , 滞后于荆州。汉代儒教在“移风易俗”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91], 东汉社会生活节奏由西汉的急疾而倾向于舒缓 , 就是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 [192]。两汉时幽燕儒学发展水平不高 , 极大地制约了两汉尤其东汉该地风习的转变。文化传播的另一种情形 , 是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某些文化的仿效与采借[193], 民间的游学活动乃其实现途径之一。有学者在研究汉代游学风气时 , 曾将汉代典型游学者及其籍贯等状况制成表格。其表列两汉典型游学者有 106 名 , 西汉 55 名游历全国求学者中 , 幽燕无 1 人 ; 东汉 51 名游学者中 , 幽燕有 4 人 , 均为涿郡人 : 安平县的 、崔瑗、崔琦和 涿县的卢植 [194], 其游学所向 , 或为学术比较发达、游学之风兴盛的京师 , 或为经学大师所在地的关中 [195]。这一幽燕游学者的时间和域内空间分布状况 , 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 一方面 , 西汉时幽燕向外学习者不多 , 一则反映了其民众愚戆和文明的滞后 , 二则是其社会风习变化不大的原因之所在 ; 而东汉时社会风习的有所好转 , 当是受中原文明熏染的结果。另一方面 , 游学者主要集中在幽燕南部的涿郡 , 表明域内南北地区文明发达程度具有一定差异 , 南部受中原文明的影响 , 学术文化较北部发达 , 东汉幽燕风习的变化 , 当以这一部分地区为主 ; 而北部地区近邻游牧民族 , 受其影响 , 文化中的游牧文化因素可能较南部为多 , 游学风气因此不盛 , 尚武、勇悍等风习犹存。所以 ,《隋书》称 : “自古言勇侠者 , 皆推幽并云。然涿郡、太原 , 自前代以来 , 皆多文雅之士。虽俱曰边郡 , 然风教不为比也。”[196]

匿名评审人对本文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 谨致谢忱 !

〔作者陈业新 , 1967 年生 ,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收稿日期 : 2007 年 12 月 28 日

注释:

[1] 古代对风俗的关注情况 , 参见韩养民《中国风俗文化与地域视野》, 《历史研究》1991 年第 5 期。
[2] 《汉书》卷五一《邹阳传》, 中华书局 1962 年标点本 , 第 2353 页。
[3]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 1640 页) : “汉承百 (年) 王之末 , 国土变改 , 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 (域) 地分 , 丞相张禹使属颍川朱赣条其风俗 , 犹未宣究 , 故辑而论之 , 终其本末著于篇。”另见《隋书》卷二八《经籍志二》, 《百衲本二十五史》(3) ,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 第 1066 页。
[4] 主要者有: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 广业书社 1982 年初版 ,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 ; 郎擎霄《汉代社会风俗及械斗》 ( 《建国月刊》第 9 卷第 3 期 , 1933 年 9 月) ; 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 (下册 , 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 ; 周志远《东汉时代的社会风气》( 《河北月刊》第 5 卷第 4 期 , 1937 年 4 月) ;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 史建群《战国秦汉世风的区域性特征》 ( 《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 ; 周振鹤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 周振鹤《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 《中国文化研究》1997 年冬之卷) ; 彭卫《汉代社会风尚研究》 (三秦出版社 1998 年版) ; 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 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 (秦汉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 雷虹霁《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等等。
[5] 按照通常说法 , 风俗就是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风俗的范围极其广大 , 大凡生产、交通、衣食住行、民间信仰、风气习尚、鱼龙百戏等等 , 无所不是风俗的范畴 ( 参见乌丙安《中国民俗学》,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周振鹤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 “序论”、第 3 编《风俗文化区》(周振鹤撰写) , 第 107 页; 周振鹤《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 。本文所谓的“风习”, 乃“风气习尚”之简称 , 是社会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 , 诚如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所云 , 风俗虽然“意味着具体的地方性习惯”, 但是 , 其涵义并不限于诸如岁时、冠婚丧祭等“具体的行动方式本身。‘风俗’概念的核心却在于 , 通过这些行动方式表现出来的人民精神的品质” (《“风俗”与历史观》, 《新史学》(台北) 第13 卷第3 期 , 2002 年9 月) 。因此 , 研究一个地区的风习 , 远较对其如岁时等“具体的行动方式本身”所折射的历史文化更有意义。
[6] 如卢云根据《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 从经济生活、学术文化、服饰好尚、婚丧礼俗等角度 , 把西汉全国文化区域分为 11 个大区和若干个亚区。燕地为 11 大区之一 , 其下有燕地北部和涿蓟 2 亚区 (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 第 486 页) 。但由于研究视角所决定 , 作者对该地区的社会风习触及甚寥。
[7] 本文中的幽 , 指汉时期幽州刺史部 , 但并非其所察全部而是部分郡国; 燕即战国时的燕国 , 但比强盛时期燕国范围要小。据载 , 战国末燕昭王时期 , 燕攻东胡 , 北筑长城 , 东西千余里 , 并设有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 (《史记》卷一一 ○《匈奴列传》, 中华书局1982 年标点本 , 第2885 —2886 页) 。本文的幽燕 , 主要相当于今北京地区 , 但比今北京地区略大 , 主要指广阳国 ( 郡) 、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涿郡等郡国所辖地区的全部或部分。因文献关于这些郡国风习的具体范围记载不甚详明 , 所以无法深入细分 , 只能大概地以其整个郡国范围来界定。再则 , 文化研究的区域范围 , 不能简单地以行政区划作为确定标准。区域文化的确定是以文化地域的相对独立为依据的 , 而行政区划通常是多种因素考量的结果。虽然行政区划对区域文化可能有一些影响 , 但行政区划与文化地域的划分 , 其标准绝非统一 , 划分结果亦未必一致。因此 , 行政区划不能作为划分地域文化的条件和依据。所以 , 幽燕的概念 , 既非监察部的幽州 , 又非行政的燕国 , 而是一个区域文化的概念。而且 , 诚如论者所云 , 文化区的边界是不固定、不明显的 , 经常处于渐变与模糊的状态之中 , 只是我们往往出于研究的需要 , 才将文化从空间上加以区分 , 这种区分和对文化的理解是一定程度的近似 (卢云: 《论文化的传播与文化区域的变迁》, 《复旦学报》1986 年第 3 期; 吴必虎: 《中国文化区的形成与划分》, 《学术月刊》1996 年第 3 期; 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序论”) 。故而本文关于幽燕地区的界定 , 并不十分严格 , 有时可能会逸出上述 5 郡国范畴 , 但绝不会超出大范围即幽州部的区境。
[8] 20 世纪 30 年代 , 李家瑞在其《北平风俗类征》之“习尚”部分中 , 分别从愚 等十余方面对幽燕习尚文献进行了爬梳 (《北平风俗类征》下册 , 第 299 —308 页) 。亦即在他看来 , 幽燕民风应该包括上述各方面。但作者所列 , 是就北京地区整个历史时期而言的 , 至于两汉时期的社会风习 , 则未必一概包括。
[9] 《史记》卷一二 ○《汲黯传》, 第 3106 页; 《广韵》卷四《去声》、《集韵》卷七《去声上》、《荀子》卷一九《大略》注引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 《管子》卷一四《水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第 1657 页。
[11] 黄晖: 《论衡校释》卷二《率性篇》, 中华书局 1996 年版 , 第 78 —79 页。
[12] 《论衡校释》卷二《率性篇》, 第 79 页。
[13] 王明荪: 《人杰地灵 ———历代学风的地理分布》, 姜义华等主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王会昌: 《中国文化地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 第 130 —131 页。
[14] 卢云: 《汉晋文化地理》, 第 498 —562 页; 周振鹤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 第 5 编《文化重心区》 ( 卢云撰写) , 第 245 、248 —249 页。
[15] 彭卫称这一婚俗为共妻制的残迹或一夫多妻制 ( 《汉代婚姻形态》, 三秦出版社 1988 年版 , 第 234 、249 页) 。另有学者不视之为一婚姻形态 , 而作为“闹房”婚俗。参见汪玢玲《中国婚姻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 第 133 页。
[16] 《韩非子·内储说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中关于“燕人其妻有私通于士”的记载表明 , 先秦时燕地存在不少婚姻陋俗。
[17] 卢云: 《汉晋文化地理》, 第 257 —259 页。
[18] 卢云: 《汉晋文化地理》, 第 260 页; 周振鹤: 《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
[19]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卷六 ○《三王世家》, 第 3265 、2117 页;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第1657 页。
[20] [ 宋] 王与之: 《周礼订义》卷二七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北宋学者陈祥道《礼书》卷三四《九州》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燕人少思虑 , 多轻薄 , 凡此皆地使之然也。”
[21] 《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 第 2778 页。
[22] 《吴子·料敌》,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及注引 , 第 1105 页; 《康熙字典》卷一《卯集上·心部》,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索隐”, 第 3265 页。
[24]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卷六 ○《三王世家》, 第 3265 、2117 页。
[25] 王子今: 《秦汉时期赵地社会文化的特色》, 《河北学刊》1995 年第 1 期。
[26] 《太平寰宇记》卷六三《河北道十二·冀州》引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 《隋书》卷三 ○《地理志中》, 第 1055 页。
[28] 王子今: 《秦汉区域文化研究》, 第 154 页。
[29] 《艺文类聚》卷六《州部·幽州》引 , 《太平御览》卷一六二《州郡部八·幽州》,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 [ 唐] 陆德明: 《经典释文》卷二九《尔雅音义上·释地第九》, 《宋文选》卷二 ○《李邦直文》,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 王子今: 《秦汉区域文化研究》, 第 286 页。
[32] [ 宋] 黄希原本、黄鹤补注: 《补注杜诗》卷五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 《吴子·料敌》; [ 宋] 曾公亮等: 《武经总要·前集》卷九《制度九·杂叙战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文选》卷二 ○《李邦直文》。
[34] 《后汉书》卷七七《阳球传》, 第 2498 页; 《隋书》卷三 ○《地理志中》, 第 1055 页。
[35] 王会昌: 《中国文化地理》, 第 238 页。
[36] 《太平御览》卷一六二《州郡部八·幽州》。
[37] 《后汉书》卷一八《吴汉传》, 第 675 页。
[38] 《蔡中郎集》卷二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 [ 宋] 易 : 《周官总义》卷二六《冬官考工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0] 《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 《百衲本二十五史》(3) ,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 第 816 页。
[41] 《汉书》卷一《高帝纪上》(第 46 页) : 公元前 203 年八月 , “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应劭: “枭 , 健也”;张晏: “枭 , 勇也 , 若六博之枭也。”释“枭”为“健”或“勇”, 都表现了燕人的英勇善战。
[42]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第 14 页。
[43] 元代郝经之《续后汉书》卷九《列传第六·汉臣·袁绍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载: “操军吏士 , 其可战者 , 皆自出幽、冀 , 或故营部曲。”
[44] [ 汉] 郑玄注、[ 唐] 贾公彦疏: 《周礼注疏》卷三九《冬官考工记》, [ 汉] 赵岐注、[ 宋] 孙 疏: 《孟子注疏》卷三下《公孙丑章句下》, 《考工记解》卷上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 《后汉书》卷六 ○下《蔡邕列传下》, 第 1990 —1991 页。
[46] 《补注杜诗》卷五。
[47] 《前汉纪》卷一 ○《孝武一》,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8] 张亮采: 《中国风俗史》, 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 , 第 49 —50 页; 彭卫、杨振红: 《中国风俗通史》 ( 秦汉卷) ,第 779 页。
[49] 《隋书》卷三 ○《地理志中》, 第 1055 页。
[50] 《宋文选》卷二 ○《李邦直文》。
[51] 参见彭卫《论汉代的血族复仇》( 《河南大学学报》1986 年第 4 期) 、周天游《古代复仇面面观》(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
[52] 《史记》卷一 ○○《栾布传》, 第 2733 —2734 页; 《后汉书》卷七七《阳球传》, 第 2498 页。
[53] 《后汉书》卷五二《崔瑗传》, 第 1722 页。
[54] 周天游: 《古代复仇面面观》, 第 38 、93 页。
[55]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第 252 页。
[56] 具体参见陈 《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 《中研院史语所集刊》, 第 17 本 , 1948 年 4 月; 卢云: 《汉晋文化地理》, 第 14 页。
[57] 《史记》卷八九《陈余传》、卷九二《淮阴侯列传》、卷九四《田儋列传》, 第 2574 —2575 、2620 、2646 页。
[58] 《太平御览》卷一六二《州郡部八·燕州》引《春秋说题辞》: “箕尾为燕 , 阴气浸生 , 故习俗贪利。”
[59] 《史记·货殖列传》( 第 3271 页) : “其在闾巷少年 , 攻剽椎埋 , 劫人作奸 , 掘冢铸币 , 任侠并兼 , 借交报仇 , 篡逐幽隐 , 不避法禁 , 走死地如鹜者 , 其实皆为财用耳。”可见 , 西汉时各地不少非法行为的发生 , 都与社会的趋利价值倾向有关。幽燕一带民风好利 , 可参见史建群《燕赵雄风浅析》 ( 《郑州大学学报》1989 年第 6 期) 一文。
[60]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第 258 页。
[61] 《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列传》, 第 1431 页。
[62]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 第 1956 页。
[63] 关于幽燕地区的方士文化 , 具体可参见卢云《汉晋文化地理》, 第 152 —184 页。
[64]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 第 1368 —1369 页。
[65] 《史记》卷三四《燕召公世家》, 第 1558 —1561 页。
[66] 参见卢云《秦汉时代滨海地区的方士文化》, 《复旦学报》1988 年第 6 期;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 第 189 页;潘良炽《汉代方士对中央与地方政局的影响》,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2 期。
[67] 《释名》卷二《释州国》,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8] 《艺文类聚》卷六《州部·幽州》引。
[69] 《经典释文》卷二九《尔雅音义上·释地第九》。
[70] [ 宋] 魏了翁: 《尚书要义》卷二《舜典》,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1] 《隋书》卷三 ○《地理志中》, 第 1055 页; 《太平寰宇记》卷六三《河北道十二·冀州》。
[72] 参见陈 《春秋列国风俗考论》, 《中研院史语所集刊》, 第 47 本第 4 分 , 1976 年 12 月。
[73] 彭卫、杨振红: 《转型与契合 ———解读秦汉风俗》, 《史学理论研究》2001 年第 3 期。
[74] 有学者将此类区域间风习相类的现象 , 视作“文化区域的交叉分布”。至于形成“交叉”的原因 , 论者从“行政区划对文化区域的影响”角度 , 指出: 当时“郡国交错分布 , 造成大量‘插花地’ ( 飞地) 的事实”对之有较大的影响。参见雷虹霁《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研究》, 第 266 —267 页。
[75] 《史记》卷三四《燕召公世家》、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年表》, 第 1561 、803 页。
[76] 〔古罗马〕塔西佗著 , 马雍等译: 《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 三联书店 1958 年版 , 第 62 —63 页。
[77] 劳 《: 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 《中研院史语所集刊》, 第 5 本第 2 分 , 1935 年 12 月。另见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 第 154 页; 彭卫、杨振红《转型与契合 ———解读秦汉风俗》。
[78] [ 宋] 王应麟: 《通鉴地理通释》卷一《历代州域总叙上·千八百国》,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9] 且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事 , 还说明少数民族文化对当时周边国家的政治制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 , 即使地处内郡 , 人们的观念也不免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如《孟子》记载 , 战国时 , 周人白圭欲节以货殖省赋利民 , 使二十税一。对此 , 孟子说: “子 (指白圭) 之道 , 貉道也。”汉代赵岐注云: “貉, 夷貉之人 , 在荒服者也。” ( 《孟子注疏》卷一二下《告子章句下》) 反映了游牧民族文化对内地文化的影响。
[80] 《史记》卷一一 ○《匈奴列传》, 第 2879 页。
[81] 重要者如傅筑夫《: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 2 卷 , 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 ( 秦汉卷) (下) ,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 年版; 黄今言: 《秦汉经济史论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82] 《史记》卷一一 ○《匈奴列传》, 第 2904 页; 《后汉书》卷九 ○《乌桓鲜卑列传》、卷四八《应劭传》、卷七三《刘虞传》, 第 2982 、2986 、1608 、2354 页。
[83] 盖山林: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 第 29 —34 页; 《中国经济通史》 ( 秦汉卷)(下) , 第 12 章《商业与都市》(田人隆撰写) , 第 551 —552 页。
[84] 《后汉书》卷九 ○《乌桓鲜卑列传》, 第 2983 页。
[85] 《史记》卷一二 ○《汲黯传》, 第 3109 —3110 页。
[86] 林剑鸣等著《秦汉社会文明》, 第 8 章《全国水陆交通网的形成》( 周天游撰写) ,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267 页。
[87]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 第 840 页。
[88] 《汉书》卷七《昭帝纪》及其注引孟康语 , 第 222 页。
[89] 《史记》卷一一 ○《匈奴列传》, 第 2905 页。“集解”: “干兰 , 犯禁私出物也。”“索隐”: “干兰谓犯禁私出物也。”“与匈奴交”, “集解”引《汉书音义》云: “私出塞与匈奴交市。”
[90] 《后汉书》卷四八《应劭传》, 第 1610 页。
[91] 《后汉书》卷九 ○《乌桓鲜卑列传》, 第 2991 页。
[92] 《中国经济通史》(秦汉卷) (下) , 第 12 章《商业与都市》(田人隆撰写) , 第 552 页。
[93] 《史记》卷一 ○八《韩长孺列传》(第 2861 页) 载燕人王恢“数为边吏 , 习知胡事”。
[94] 〔德〕克劳塞维茨 (Carl von Clauseuitz) 著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 《战争论》, 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 ,第 135 页。
[95]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第 3263 页。
[96]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第 2940 页) : 东汉初 , 彭宠据守渔阳叛乱 , 并得到了匈奴贵族的支持和配合。建武九年 (公元 33 年) , 东汉派吴汉率兵反击匈奴 , 结果非但毫无成果 , 反而引来匈奴愈益激烈的略侵 , “钞暴日增”。东汉政府无力抵抗 , “于是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已东 , 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匈奴左部和北边郡国居民的内迁 , 其风习无疑会对内迁地民众产生影响。
[97] [ 晋] 张华: 《博物志》卷一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一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云幽燕“右拥太行 , 左注沧海 , 抚中原 , 正南面 , 枕居庸 , 莫朔方”, 也强调了该地形势的至关重要性。
[98] 《后汉书》卷一九《耿 传》, 第 704 页。
[99] 《宋文选》卷二 ○《李邦直文》。
[100] 侯仁之主编: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 第 3 章《北方重镇 ———秦汉至隋唐时期北京地区的城邑》(苏天钧撰写)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年版 , 第 35 、38 页。另见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2 年版 , 第 7 页。
[101] [ 汉] 王符: 《潜夫论》卷五《救边》,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2]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第 28 页。幽陵 , “正义”云: “幽州也”。
[103] [ 明] 王樵: 《尚书日记》卷二《舜典》,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4]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 《河北易县燕下都 44 号墓发掘报告》, 《考古》1975 年第 4 期。
[105] 《史记》卷一三 ○《太史公自序》, 第 3317 页。
[106] 《史记》卷六 ○《三王世家》, 第 2112 —2113 页。
[107] 《史记》卷一 ○八《韩长孺列传》、一 ○九《李将军列传》, 第 2864 、2871 页;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第 2972 页; 《后汉书》卷二 ○《王霸传》, 第 737 页。
[108] 黄今言: 《秦汉经济史论考》, 第 361 页。
[109]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 第 3 章《北方重镇 ———秦汉至隋唐时期北京地区的城邑》(苏天钧撰写) , 第 38 页。
[110] 《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卷一九《耿 传》, 第 621 、704 页。
[111] 《史记》卷三 ○《平准书》, 第 1419 页。
[112]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 第 4167 页。
[113] 黄今言: 《秦汉经济史论考》, 第 398 页。
[114]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 第 3842 页。
[115] 参见黄今言《秦汉时期的武器生产及其管理制度》,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 年第 8 期。
[116] 《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 第 2752 页。
[117] 《汉书》卷一 ○《成帝纪》及其注引 , 第 303 页。另见同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及其注引 , 第 2412 页。
[118] 《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上》、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第 1334 、1623 、1624 页; 《后汉书·郡国志五》, 第3528 页。
[119] 参见北京市文管会《北京清河镇古城试掘简报》 ( 未发表稿) 。具体见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 第 118 页。
[120] 陈直: 《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第 119 、133 页。
[121] 《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 第 2753 页。
[122]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 第 2923 页;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卷四七《梁 传》、卷八九《南匈奴列传》、卷九 ○《乌桓鲜卑列传》, 第 213 、1592 、1593 、229 、2987 、232 、2988 、2960 、2990 页。
[123]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 第 3 章《北方重镇 ———秦汉至隋唐时期北京地区的城邑》(苏天钧撰写) , 第 38 页。
[124] 王子今: 《秦汉区域文化研究》, 第 154 页。
[125] 王子今: 《秦汉区域文化研究》, 第 145 页。
[126] 恩格斯: 《反杜林论》, 人民出版社 1970 年版 , 第 168 页。
[127] 《西京杂记》卷三《文章迟速》(程毅中点校 ,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 第 22 页) 中记载的枚皋与司马相如为文“敏疾”、“淹迟”节奏的比较 , 对军事文化与“轻疾”之风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诠释。
[128] 梁启超著 , 夏晓虹编: 《梁启超学术文化随笔》,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 , 第 21 —33 页。
[129] [ 清] 黄遵宪著 , 吴振清等整理: 《日本国志》卷三四《礼俗志一》,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第 822 —823页。
[130] 东汉初年 , 伏湛言于光武帝曰: “渔阳之地 , 逼接北狄 , 黠虏困迫 , 必求其助” ( 《后汉书》卷二六《伏湛传》, 第 894 页) 。两汉时少数民族政权对幽燕边郡地方政权的威胁和诱使 , 具体参见 〔英〕崔瑞德 ( Denis Twitchelt) 等编 , 杨品泉等译: 《剑桥中国秦汉史》, 第 6 章《汉朝的对外关系》(余英时撰写)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 第 415 页。
[131] 《后汉书》卷二 ○《祭遵传》、卷二六《伏湛传》、卷七三《刘虞传》, 第 739 —740 、894 、2353 —2354 页。
[132] 《史记》卷六 ○《三王世家》 ( 第 2114 页) 载褚少孙曰: 汉武帝封旦等三子为燕国等王 , “各因子才力智能 , 及土地之刚柔 , 人民之轻重 , 为作策以申戒之”; 《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 ( 第 2749 页) : “齐怀王闳与燕王旦、广陵王胥同日立 , 皆赐策 , 各以国土风俗申戒焉”。
[133] 《史记》卷六 ○《三王世家》, 第 2118 页。
[134] 〔英〕崔瑞德 (Denis Twitchert) 等编 , 杨品泉等译: 《剑桥中国秦汉史》, 第 6 章《汉朝的对外关系》 ( 余英时撰写) , 第 415 页。
[135]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第 67 页。
[136] 《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第 3151 页) : 汉武帝后期 , 社会日渐衰微 , “吏民益轻犯法 , 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 , 楚有殷中、杜少 , 齐有徐勃 , 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 , 擅自号 , 攻城邑 , 取库兵 , 释死罪 , 缚辱郡太守、都尉 , 杀二千石 , 为檄告县趣具食; 小群 ( 盗) 以百数 ,掠卤乡里者 , 不可胜数也”。
[137]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第 349 页。
[138] 《三国志》卷二四《魏志·王观传》, 中华书局 1982 年标点本 , 第 693 页。
[139]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北京西郊发现汉代石阙清理简报》, 《文物》1964 年第 11 期; 陈直: 《关于幽州书佐秦君石柱题字的补充意见》, 《文物》1965 年第 4 期; 郭沫若: 《“乌还哺母”石刻的补充考释》, 《文物》1965 年第4 期。参见曹子西主编《北京通史》第 1 卷 , 第 8 章《东汉时期的幽州蓟城》 (曹子西撰写) , 中国书店 1994年版 , 第 198 —199 页。
[140] [ 汉] 刘向撰 , 向宗鲁校证: 《说苑校证》卷一九《修文》, 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 第 482 页。
[141] [ 清] 孙希旦撰 , 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礼记集解》卷二七《内则》, 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 第 725 —726 页。
[142] 周南泉: 《北京丰台区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玉器》, 《收藏家》2001 年第 8 期。
[143] 《汉书》卷九 ○《严延年传》及颜师古注 , 第 3668 页。
[144] 《后汉书》卷三一《郭 传》、《张堪传》, 第 1091 、1100 页。
[145] 具体参见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 ———民俗与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 第 23 —26页。
[146] 民俗对其成员的影响 , 钟敬文对之有所阐述 ( 《民俗文化的性质与功能》, 《哲学动态》1995 年第 1 期) 。
[147] 〔英〕麦金德 ( Halford John Mackinder) 著 , 林尔蔚等译: 《历史的地理枢纽》, 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 , 第40 页。
[148] 李文海: 《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 第 4 页。
[149]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四六《风俗一》,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0] 王玲认为 , 历史上作为京师的北京 , 从来不是一个经济十分发达的城市。其经济的需要 , 主要来自于经济发达的南方和周边城市。参见王玲《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8 年版 , “前言”。
[151] 卢云: 《汉晋文化地理》, 第 486 页; 周振鹤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 第 3 编《风俗文化区》 ( 周振鹤撰写) , 第 110 —119 页; 雷虹霁: 《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研究》, 第 110 页。
[152] 孙继民等: 《论战国赵文化构成的二重性》, 《河北学刊》1988 年第 2 期。
[153] 谭其骧: 《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 《复旦学报》1986 年第 2 期。
[154] 关于两汉风俗的时代特征 , 万建中概括为急进、奢侈、迷信、儒化等几个方面 ( 《试论秦汉风俗的时代特征》, 《民俗研究》2000 年第 2 期) 不甚全面。
[155] 乌丙安: 《中国民俗学》, 第 35 —36 页; 谭其骧: 《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
[156] 韩养民: 《风俗与民俗》, 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主编: 《陈直先生纪念文集》,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157] [ 汉] 袁康: 《越绝书》卷六《外传纪策考》,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8] 《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 第 3098 页。
[159] 《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 第 2778 页。
[160] 谭其骧: 《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
[161] 乌丙安: 《中国民俗学》, 第 38 —40 页。
[162] 史建群以河洛、巴蜀地区为对象所进行的研究也表明 , 该二地区的世风特征在秦汉时也处在“不断的改变” 之中。参见史建群《战国秦汉世风的区域性特征》。
[163] 卢云: 《汉晋文化地理》, 第 261 —262 页。
[164] 《后汉书》卷五一《李恂传》, 第 1683 页。
[165] 卢云: 《汉晋文化地理》, 第 315 页。
[166] 《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 《百衲本二十五史》(7) ,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 第 41 页。
[167] [ 明] 谢肇 : 《五杂俎》卷三《地部一》,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 第 62 页。
[168] 参见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下册) , 第 299 —308 页。
[169] 《淮南子·泰族》。
[170] 《风俗通义·序》,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171] 《史记》卷二四《乐书》, 第 1175 页。
[172] 《汉书》卷六《武帝纪》、卷七六《王尊传》, 第 156 、166 、3229 页。
[173] 关于汉代风俗使观风采谣事例 , 《后汉书》卷八一《谯玄传》(第 2667 页) 载: 平帝元始“四年 ( 公元 4 年) , 选明达政事能班化风俗者八人。时并举玄 , 为绣衣使者 , 持节 , 与太仆王恽等分行天下 , 观览风俗 , 所至专行诛赏事”; 《后汉书》卷八二上《李 传》(第 2717 页) : 和帝“分遣使者 , 皆微服单行 ,各至州县 , 观采风谣”。余英时对两汉风俗使采风整俗问题有所论述。参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第 135 —136 页。
[174]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 第 151 —156 页。
[175]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第 3253 页。
[175-2] 周振鹤: 《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 彭卫、杨振红: 《转型与契合 ———解读秦汉风俗》。许倬云关于西汉丞相来源身份的统计 , 也证明了西汉真正重用儒家文士治理国家开始于昭宣时期。具体见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 初刊《中研院史语所集刊》 ( 第 35 本 , 1964 年 9月) , 后收入《许倬云自选集》,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另外 , 西汉宣帝时王吉曾对此前移易风俗以刑法为主要手段的做法进行了批判 , 并提出了以儒家礼制变易风俗的主张 ( 《汉书》卷七二《王吉传》, 第 3063 页) 。
[176] 周振鹤: 《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 彭卫、杨振红: 《转型与契合 ———解读秦汉风俗》。
[177] 周振鹤: 《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
[178]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第 1654 页。
[179] 《汉书》卷七《昭帝纪》(第 225 页) : 元凤元年 ( 公元前 78 年) , 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人帛 , 遣归。诏曰: “朕闵劳以官职之事 , 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令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有不幸者赐衣被一袭 , 祠以中牢。”
[180] 《汉书》卷六六《郑弘传》, 第 2902 页。
[181]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 第 195 页。
[182] 《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 第 2457 页。
[183] [ 明] 梅鼎祚《: 东汉文纪》卷二一《蔡邕三·太尉桥公庙碑》,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后汉书》卷七三《刘虞传》、卷三八《冯绲传》、卷三一《郭 传》及《张堪传》, 第 2353 、1280 、1091 、1100 —1101 页。
[184] 如景帝时 , 以“以力战为名”的李广为上谷太守 ( 《史记》卷一 ○九《李将军列传》, 第 2868 页) ; 东汉初 ,王霸为上谷太守历时 20 余岁。王霸“领屯兵如故 , 捕击胡虏 , 无拘郡界” ( 《后汉书》卷二 ○《王霸传》, 第734 、737 页) , “修飞狐道至平城 , 堆石布土三百余里” ( [ 清] 姚之 : 《后汉书补逸》卷四引《东观汉记第四王霸》,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85] 《后汉书》卷三八《冯绲传》, 第 1280 页。
[186] 汉王朝以礼教和法律的手段禁止原始婚俗的情况 , 可参见彭卫《汉代婚姻形态》 ( 第 250 —251 页) 。至于两汉对幽燕原始婚俗的整顿和改造 , 兹举两则事例以喻一二。其一为西汉廷尉范延寿将共妻者绳之以法的事例:“范延寿 , 宣帝时为廷尉。时燕赵之间有三男共娶一妻 , 生四子。长 , 各求离别 , 争财分子 , 至闻于县。县不能决断 , 谳之于廷尉。于是 , 延寿决之 , 以为悖逆人伦 , 比之禽兽 , 生子属其母 , 以子并付母 , 尸三男于市 , 奏免郡太守、令、长等 , 无帅化之道 , 天子遂可其言” (姚之 : 《后汉书补逸》卷一二引谢承《后汉书三男共娶》) 。其二为涿郡名士崔 著婚礼之书以教化民众的事例。据《后汉书》卷五二《崔 传》 ( 第 1722页) , 崔氏曾有婚俗礼仪专书 ———《婚礼结言》。然该书已散佚 , 其只言片语在相关类书中存有一二 ( 参见《艺文类聚》卷四 ○《礼部下·婚》引; [ 唐] 徐坚《初学记》卷一四《礼部下·婚姻第七》,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有学者据此而称《婚礼结言》“是讲婚姻六礼的”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 第 325 页) 。该书在促进幽燕婚俗向礼制化发展方面 , 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总之 , 两汉幽燕借妻婚俗的改易 , 是法治与礼教共同作用的结果。
[187] 卢云: 《汉晋文化地理》, 第 488 页。
[188] 卢云: 《论文化的传播与文化区域的变迁》。
[189] 卢云: 《汉晋文化地理》, 第 64 页。
[190] 卢云: 《汉晋文化地理》, 第 504 —539 页。
[191]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 第 144 页。
[192] 王子今: 《两汉人的生活节奏》,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主编: 《秦汉史论丛》第 5 辑 , 法律出版社 1992 年版。
[193] 卢云: 《论文化的传播与文化区域的变迁》。
[194] 刘太祥: 《汉代游学之风》, 《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
[195] 《后汉书》卷五二《崔 传》、《崔瑗传》, 卷八 ○上《崔琦传》, 卷六四《卢植传》, 第 1708 、1722 、2619 、2113页。
[196] 《隋书》卷三 ○《地理中》, 第 10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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