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河北藩镇的统治特色及其地域特点浅析

摘 要:自唐后期以来,河北藩镇问题就为世人所重视。在中央史观和正统史观的支配下,对河北藩镇有许多曲解甚至刻意丑诋之处。为了廓清历史上唐朝中央政府对河北藩镇之政策及河北的地域社会对河北藩镇独立性之影响,有必要做一浅析。

关键词:中央政策;河北地域社会;河北藩镇

一、河北藩镇的统治特色
安史乱后,河北陷入割据局面,形成了以幽州(卢龙)、成德、魏博三镇为代表的河北藩镇, 史称河北三镇或河朔三镇。河北藩镇在地理上连成一片,西邻太行,东至大海,南距黄河,北尽幽燕,“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和经济单元。直至五代时期三镇才被次第消灭,长达一百五十余年的割据统治,给河北地域社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提到河北藩镇,首先不能不提到所谓的“河朔旧事”,作为典型的割据型藩镇的主要体现,内容包括河北诸镇世袭,不输朝廷贡赋,不受朝廷征发。其核心则是节度使的世袭权。
在河北藩镇中武职僚佐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代为将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武职僚佐在各藩镇间的迁转也是河北社会流动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顺地藩镇人士游宦河北,河北人士于顺地藩镇任职的例子并不鲜见。但同顺地藩镇相比,河北藩镇武职僚佐的流动性较弱,他们主要还是于当镇和其他河北藩镇任职。另外,在河北藩镇统治下,武职僚佐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中央朝廷为官的机会较少。因此,除特殊时期外,河北藩镇武职僚佐同顺地藩镇相比,在进入朝廷为官的方式上有很大区别。顺地藩镇主要有朝廷征召、随节度使入朝以及由于入卫等原因而被留在朝中等方式。而三镇武职僚佐进入朝廷为官多是一种非正常的途径。主要为弃帅来奔、主帅推荐和随帅来朝式,征召几无一例。这反映了朝廷意志在河北武职僚佐入朝为官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大,这也是与中央对河北藩镇控制最弱相一致的。
自魏晋以来,河北就是世家大族集中之地,士族本来具有血缘性和地域性两大特征,是一种地方性的社会力量。自唐初以来,这些本籍士族虽然许多已经外迁,但留在河北的仍有相当数量。除了本籍士族外,还有许多外籍士族。河北藩镇的统治支柱和社会基础是以牙兵为核心的职业军人集团。安史之乱后,以藩镇节度使、军将为代表的职业军人家族,取代传统的世家大族,成为在地方上最有势力和影响的力量。但河北世家大族 (包括在籍士族和外籍士族 )仍是不可忽视的势力,他们许多于藩镇中任职,参与到了藩镇体制中,许多还放弃了传统的家学门风,完成了由文到武的蜕变。河北地区的士子仍以科举为仕进正途,与其他地区并无二致。他们为了政治上的较好出路和物质利益,许多人选择在当地任职,许多在科举中第后,又回河北任职。一些仕途不顺的各地士人和官员也到河北谋求发展。士人回流滞留地方,构成了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一道独特的景观。这无疑是隋唐以来“中央化”进程中的一个反动。大量的文士留居和迁至河北,保存和延续了河北的文化薪火。虽然安史之乱后,由于战乱和政局的动荡以及人才的流失等因素,河北学术文化的发展受到了相当的影响,但在河北藩镇统治下经济一直在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一定的起色。安史之乱爆发后,幽州和营州境内的内附少数部落随叛军南下,散居于河北各地,使河北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河北成为当时胡化最重的地区。成德镇节度使相继由李宝臣、王武俊和王庭凑三个家族所统治,其中李宝臣为奚族,王武俊为契丹族,王庭凑为回纥,都出身于少数民族。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何进滔等人都属于粟特人,罗弘信也很有可能为粟特人。他们手下军将出身少数民族的更是不胜枚举。胡风胡俗虽然深切浸染河北当地的文化生活和风习,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即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社会组织层次等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走向融合、走向汉化则是河北诸民族不可避免的共同趋势。

二、河北藩镇的地域特点
“河朔旧事”,说到底就是河北地域主义。虽然唐玄宗开天时代,幽州节度使控制的河北地区租赋多以折留方式归本镇支配,很少上交中央,士兵和官吏本土化,已开始显露出地域主义的苗头,但正式确立则是在唐德宗建中之乱后。河北藩镇拒绝中央染指河北事务,同时也无心向外扩展和推翻唐中央。在这种利益分割格局之下,河北藩镇与唐王朝达成了一种妥协。长庆河北复叛之后直至唐亡,河北藩镇与唐廷维持了一个长时期的相对和平局面。地域主义是河北藩镇经过长期斗争所取得的成果,但它对河北藩镇来说,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对维持河北的稳定,恢复发展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消弭了三镇的斗志,满足于既得利益,缺乏向外扩张之野心和干预乃至控制朝政的欲望。长期以来,河北藩镇与中央及顺地藩镇之间的对立程度被过度夸大,似乎河北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唐人杜牧曾称:“成德一军,自六十年来,世与昭义为 敌,访闻无事 之日,村落邻里,不相往来。陈寅恪先生更进一步指出:“当时大唐帝国版图以内实有截然不同之二分域”。
在河北藩镇统治下,河北社会风尚也出现了新的特点。除了前面所说的胡化背景下的任侠尚武之风、优崇军士、歧视文士之风之外,另外一个表现是纵横之风的复活。这种局面为辩士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些纵横之士,不拘小节,有宏大的抱负和建功立业的雄心。他们以如簧之舌,穿梭于诸镇,合纵连横,其作用决不可低估。尤为甚者,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几乎倾覆唐室。在唐官方意识形态来看实为十恶不赦的逆臣,但河北人仍对其很尊崇,被奉为地方的英雄。大历八年,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建立祠堂, 谓之“四圣”。穆宗时,中央委派的幽州节度使张弘靖发掘安禄山之墓,结果竟然激起一场变乱。唐后期日益滋长的夷夏之辨,也无形中增大了唐王朝与河北藩镇之间的心理鸿沟。当时朝野内外对河北人士往往抱有很深的成见。例如刘栖楚,出身寒微,曾为吏镇州,王承宗甚奇之,荐之于朝,官至京兆尹。由于曾任职河北藩镇这个特殊的背景,在一次奏请中失当而被人讥为“栖楚出河北,大率不读书史,乖于闻识”。在时人眼里,刘栖楚学识上的欠缺并非个别,而是河北社会的普遍反映。河北军士情况更甚,即使在归顺中央后还动辄被视为 反虏、河北贼。《新唐书•卷一四八•史孝章传》记载史孝章对其父魏博节度使史宪诚说:“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总之,安史之乱后,在河北藩镇统治下,原先已经萌生的地域因素最终演化为“河北故事”这种极端的地域主义,与其他地区相比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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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http://www.xzbu.com/6/view-23352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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