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主义与河北藩镇

藩镇割据是唐代后期重要的政治现象,也是唐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仅据中国知网统计,发表于各种期刊的以“藩镇”为题的论文及硕博论文不下百余篇,其中有关“藩镇割据”的论文就有四十篇左右,并且多为新世纪以来之作。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近年以来的藩镇割据研究呈现出不断扩大和深入的趋势。然而,有关藩镇割据的专门性论著,尚仅见张国刚先生《唐代藩镇研究》一部,综合性研究成果数量无疑是相对极少的。河北藩镇以其割据时间之长、影响之烈而成为唐代割据藩镇的典型。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冯金忠副研究员的《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以下简称冯著)在对不少已有研究成果推陈出新的同时,又发掘出河北藩镇研究本应注意但前人并未注意的问题,这在河北藩镇的割据思想之源、河北藩镇的政治制度建置及河北藩镇与唐廷之间的关系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英国史学家柯林武德认为:“每一桩历史事件都是人的产物,是人的思想的产物;所以,不通过人的思想就无由加以理解或说明。”“只有了解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才能算是真正了解了历史。”[1]若不考虑经济与思想的关系及经济与思想在历史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柯林武德的这一见解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正确的。经济与思想影响历史,思想本是经济环境的产物,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经济对历史的影响,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无悖谬。在唐代河北藩镇割据这一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背后,同样隐含一个河北地域特殊的地域性的割据思想之源。

张国刚先生在其《唐代藩镇研究》中认为:“河朔型藩镇只有在政治上游离于中央集权之外,才能实现拥重兵瓜分王赋不上供的经济利益。”[2]这是对河北藩镇割据思想的开拓性探索。冯著认为,河北藩镇虽有强大的实力,“为方镇跋扈之最者,几次同唐廷兵戎相见,甚至使唐廷命悬一线,不绝如缕”,但在镇压唐末黄巢起义的过程中,河北藩镇的影响力却大为下降,甚至沦为朱温、李克用的附庸并为其所灭,其原因则在于以求得节度使的世袭、以土地传子孙为核心的“河朔故事”这一河北藩镇中的严重的地域主义,消弭了河北藩镇的斗志,使其缺乏向外扩张的野心和干预朝政的欲望,并成为最终灭亡的历史文化根源[3]。

冯著如是之论,无疑揭示了河北藩镇割据经济思想根源之外的政治思想渊源,揭示了这种思想根源对河北藩镇命运的影响,推动了唐代藩镇割据研究的深入发展,这一独立研究与孙继民先生所言唐代河北藩镇“最大限度地追求以藩镇最高权力世袭化为主要目标的地方自治”[4]有异曲同工之处。唐代河北藩镇的地域主义的提出,既是对史料中的“河朔故事”内涵的新发掘,又是对“河朔故事”内涵的高度概括,其史学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贯穿整个冯著大部分内容的一条隐性红线,是考察其某些研究内容之特性时,无法分割开去的思想文化前提。

河北地域主义的要义之一是求得节度使的世袭、以土地传子孙,河北藩镇首先确立的是藩镇领导阶层的权力继承体制,冯著称其为节度使培养和任用的“唐代河北藩镇储帅制度”[5]。客观而言,这一制度与河北地域主义互为表里。厘清藩镇的领导体制的形势是剖析唐廷中央权力在河北地区运行局限、地方藩镇与中央关系及藩镇性质的基础,可谓是藩镇研究之“眼”。这是以往研究并未注意到藩镇问题,说冯著对河北藩镇储帅之制度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和先见性并不为过。

正是因为这种研究的开创性和先见性,使冯著划分出中央能够控制的顺地藩镇的僚佐储帅制和河北地区的世袭性的副大使储帅制两种形式[6],从而突出了河北藩镇领导制度上的特殊性。河北藩镇节度使一般以其嫡长子为副大使作为储帅,与其他顺地藩镇存在很大不同;其制则大体出现于德宗以后,并一直持续到唐亡时期,比其他顺地藩镇的僚佐储帅制形成晚,结束也晚[7]。副大使储帅制度虽然在维系河北藩镇内部稳定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储帅暗弱、疑忌诛杀大将、兵乱由之而起之弊。这种研究结论无疑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之感,对人颇具启发之意义。至于河北藩镇储帅制度形成相对较晚的原因,冯著似仍可通过适当说明来深化人们对河北藩镇割据之特殊史象的认识,作者对这一方面的用力稍显不足。

其次,河北藩镇的地域主义必然导致藩镇政治守成有余而创置不足。换句话说,也可叫做政治野心的非宏大化。这本身也是河北藩镇地域主义的另一方面。按《唐六典》所载藩镇军事体制,在藩镇(道)之下有军、城、镇、守捉之节级设置。唐前期之幽州镇即是由雄武军、高阳军、唐兴军诸军构成。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之魏博、成德(镇冀)二镇各以天雄、成德为军号,是只一军之置,结构相对单一。学界对唐代藩镇的军事组织结构,按对藩镇的地方行政组织的不同理解,划分为二级或三级、四级等复式层级。专著则通过对史料的挖掘,以军区设置为依据,对唐代藩镇提出一个新的整体性认识,认为唐代藩镇有单一型藩镇和复合型藩镇两类,复合型藩镇中又有淮南、岭南这类的“一元数府体制”[8],幽州即属复合型藩镇,而魏博、成德则属单一型藩镇。

冯著还在幽州复合型藩镇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了河北幽州镇二元体制的变嬗、影响及经济根源,魏博镇之魏博——相卫体制及成德镇德、棣二州与魏博镇相、卫二州地位的相似性。所谓的二元体制,是指幽州镇历任节度使兼卢龙节度使,并存在幽州、卢龙两套使府僚佐系统的制度。这一制度萌芽于唐初,直接源自开天之际,安史之乱后最终定型,而两府僚佐则在两镇间流动迁转[9]。这种鞭辟入里的考证既突出了河北藩镇与其他藩镇在组织结构上的差异,又突出了河北藩镇内部组织结构的差异,发掘了前人所未见之特殊历史现象,成为河北藩镇制度研究史中一个无法忽视的成果,彰显着该书著者在政治制度研究领域所具有的深厚实力。

藩镇不同的军区构成,体现着藩镇不同的军事、政治权力的分配特点。多军区构成的藩镇,各军区将领权力相对较强,节度使权力则相对较弱;单一型藩镇则将领军权较弱,节度使权力相对较强。再对不同组织结构的藩镇权力加以引申,复合型藩镇节度使权力虽相对较弱,但整个藩镇的军事力量却相对较强,因整体军事实力相对较强而可划分出多个军区;单一型藩镇节度使权力虽相对较强,但整个藩镇的军事力量却相对较弱,藩镇军事力量相对较弱则无需再行划分出新的军区。就此而言,冯著对藩镇不同组织形式的新认识,无疑为客观分析河北藩镇实力差异及不同命运奠定了基础,深刻地揭示了河北藩镇的组织结构对河北藩镇的重要影响,其与“地域主义与唐代河北藩镇之命运”全新的诠释了河北藩镇错失历史扩张时机、于强藩最终环伺中最终衰落的命运之源。

冯著认为,除了元和末长庆初这极为短暂的时间,河北藩镇武职僚佐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中央朝廷为官的机会很少,唐廷派朝官进入河北藩镇任职一般也是很困难的。河北藩镇武职僚佐主要通过弃帅来投式、节帅推荐、随节度使朝觐入朝、因军乱而入朝等方式实现的。唐朝野内外对河北社会的歧视政策并没有影响到河北武职僚佐入朝后的仕途发展。他们领先过硬的军事才能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为朝廷所重视,并位居高位,在唐后期政治舞台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河北藩镇武职僚佐与顺地藩镇间的流动是经常的,但我们不能对河北藩镇武职僚佐与顺地藩镇间的迁转流动程度估计得过高。河北藩镇武职僚佐同顺地藩镇相比,流动性较弱,主要于当地任职[10]。
河北藩镇在政治诉求上的重要特点是,“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赋税、刑杀皆自专之”[11]。“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12]。这就决定了河北藩镇对唐廷既有排斥(实质上的“不用其法令”)又有认同(形式上的“奉事朝廷”)的双重政治特点。冯著指出,河北藩镇虽然与唐中央地域存在政治、文化上的共性,但长期的割据统治,河北人士的价值观念与以长安洛阳为代表的唐中央意识形态产生了很大距离。安史之乱中绝大部分河北人叛乱持反对和抵制态度,现在却接受了叛乱的结果,在安史余孽建立的割据政权中任职,对割据予以认同,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变化[13]。据如上所论,河北藩镇对唐廷之排斥力较认同力更强。

在河北藩镇与唐廷之间的文化关系上,冯著以僧传及房山石刻题记记载为资料,对唐后期河北藩镇统治下的人口流动进行了探讨,指出唐后期河北藩镇中在地理上自成一个独立单元,但境内全国各地高僧游历活动是经常的、频繁的,河北僧人流出及外地僧人的流入,构成了河北藩镇僧人流动的两个方面,河北藩镇与其他地区的联系仍是较为紧密的。河北藩镇之间同样存在定期性往返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人口流动[14]。由于资料的缺失,唐代河北藩镇人口问题长期以来很少有人问津,冯著由此掀开了河北藩镇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在此基础上,冯著进一步指出,河北藩镇割据时期的河北佛教除仍然保留着恒州、定州等传统的发达地区之外,又形成了魏州、幽州、沧州等新的佛教中心,南禅传入并基本上奠定了唐以后河北佛教的发展格局[15]。开元初南禅开始在河北南部、中部、北部地区广为传播。弘法者多为源于南岳怀让——马祖一系的外来僧人,他们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弘法中有所变通,表现出调和诸宗的特点。虽然他们没有形成很大的势力,但阐扬了南禅的观念,为日后义玄、从谂的到来打下了民众心理基础和思想基础[16]。学界对唐后期河北藩镇佛教发展的研究历来比较薄弱,这一研究无疑深化了学界对河北藩镇佛教文化发展的认识。

在对唐代后期藩镇的认识上,河北藩镇与中央截然对立的观点被逐渐摒弃,但过多强调河北藩镇的独立性,将河北地域视为与其他顺地截然不同区域的观点仍较普遍。冯著如上研究则揭示了河北藩镇与唐廷、顺地藩镇之间及河北藩镇内部之间的文化交流的经常性和频繁性,客观上说明了河北藩镇政治、文化发展并非脱节于时代之外;河北藩镇对唐廷的排斥,更多地表现为政治上的排斥,在文化上之认同性是相对较强的。这对我们进一步思考唐代河北藩镇的性质和作用颇具启发意义。

此外,冯著还对河北藩镇的军事防御体系、屯田、河北藩镇中的粟特民族问题进行了可贵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河北藩镇的某些特性,学术价值同样不菲。但就整部专著而言,这些内容所占比重不大。限于篇幅和本文作者的学识之囿,不做赘论。

东周至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的多发期。与这一时期之魏、蜀、吴三国鼎立,南北朝南北对峙及五代十国等政权间的分裂割据不同,唐代河北藩镇割据基本是唐统一政权形式下的、“最大限度地追求以藩镇最高权力世袭化为主要目标的地方自治”[17],河北藩镇在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特殊性自不待言,冯著具有的史学价值是无需再论的。

然而,明月之珠有瑕,夜光之璧存戭,作者著书,或有病累,古今贤哲,概莫能免。就冯著而言,正如作者自身意识到的那样,由于著作各章独立成篇而产生有重复的地方,如对河北地域的界定、河朔三镇的说明于著中就不仅见于一处。又全书十三章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类交相错杂,似可在著作体例的系统化方面适当着力。这些都是著作再版时可以再行改进之处。当然,冯著是在著者多年研究唐代河北藩镇问题的基础上完成的,著作各部分内容本是各专题研究的综合,将这样的内容进行适度整合并达到相对完美的程度,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这也应是此类著作难以避免的白璧微瑕之处。

除如上这些略显遗憾之处外,冯著某些观点亦可再行细化探讨。如冯著认为,河北地区世袭性副大使制度,“是河北三镇节帅为父子相袭而制定出来的办法”。但河北地区的节度使的世袭,并非完全限于父子相袭,亦可有兄终弟及,如田绪杀田悦而为节度使[18]、李匡筹逐兄李匡威[19]等;亦可由诸将推举,如田兴[20]、何进滔[21]、张仲武[22]等;还可由大将夺取,如王武俊[23]、张公素[24]等。另外,冯著认为,在镇压唐末黄巢起义的过程中,河北藩镇的影响力却大为下降,甚至沦为朱温、李克用的附庸并为其所灭[25]。河北藩镇确乎于五代时期最终消亡,但河北藩镇世袭制的最终消亡已至后唐天成年间定州王都之乱时,河北藩镇疆域的瓦解也在后晋期间。河北藩镇灭于朱温、李克用之说,似值得仔细推敲。

最后,冯著其实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课题,那就是河北藩镇与唐廷之间的排斥与认同关系。河北藩镇与唐廷之间的排斥与认同,客观上就是河北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问题。学界对唐代河北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缺乏专论,但对整个藩镇割据社会基础的探讨,客观上都是以河北割据藩镇为主体的探讨,如韩国磐的《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26]、杨志玖的《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27]、黄新亚的《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辨》[28]等。前贤的上述研究,对我们认识河北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不无意义。但其所指的社会基础,更似藩镇割据的核心力量,代表的社会基础面相对狭窄;其与藩镇割据的破坏性传统认知互为表里,成为藩镇割据研究的重要特点。事实上,河北藩镇割据于唐五代时期存在近二百年之久。河北藩镇割据的长期存在,必然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河北藩镇割据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只考虑河北藩镇割据的核心力量,以这一核心力量作为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必然会视藩镇割据为特殊阶层利益的代表,否认或无视其政权的社会基础的广泛性,从而得出藩镇割据统治极具破坏性与藩镇割据长期性共生的悖论。
冯著在河北藩镇割据的认同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指出在河北割据时期,唐朝野内外在正统观念支配下大多对河北地区抱有仇视和偏见。安史之乱中绝大部分河北士人对叛乱持反对和抵制态度,乱后却接受了叛乱的结果,在安史余党建立的割据政权中任职,对割据现实予以认同[30]。地域主义是与国家认同相参照的。冯著在河北藩镇割据认同问题的探索,在广度和深度上无疑是并不完美的,这也是冯著以地域主义研究河北藩镇问题的局限所在。深入研究唐代河北藩镇问题中的排斥与认同发生、发展的根源及对唐藩双方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就冯著的史学价值及学术启发性而言,该著仍是多年以来河北藩镇研究乃至整个唐代藩镇研究中的一部难得之作。

注释:
[1][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2]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第12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3][5][6][7][8][9][10][13][14][15][16][25][29][30]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第194-207、21、21、28、5、5-19、29-53、38、54-66、141、142-154、194-207、39、5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4][17]孙继民:《唐代割据藩镇政治诉求的制度表达》,载《光明日报》2010年3月23日。
[1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72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
[12][18][19][20][21][22][23][24][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第5921、5932、5984、5934、5937、5982、5951、59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26]韩国磐:《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载《历史教学》1958年第8期。
[27]杨志玖:《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载《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
[28]黄新亚:《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辨》,载《青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
原文:http://www.xzbu.com/4/view-4188035.htm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徽标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

这个站点使用 Akismet 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你的评论数据如何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