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县张家园遗址青铜文化遗存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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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韩嘉谷 纪烈敏
【出版日期】1993-04-25
【摘要】<正> 蓟县张家园是近年在燕山南麓发现的较重要的青铜文化遗址之一,前后经三次发掘。第一次在1965年,发掘面积76.5平方米,获得以第3层和第4层为代表的两种青铜文化堆积。第二次在1979年,发掘面积65平方米,所获堆积和第一次同。第三次在
【刊名】考古

 

蓟县张家园是近年在燕山南麓发现的较重要的青铜文化遗址之一,前后经三次发掘。第一次在1965年,发掘面积76.5平方米,获得以第3层和第4层为代表的两种青铜文化堆积①。第二次在1979年,发掘面积65平方米,所获堆积和第一次同②。第三次在1987年,是当地农民在遗址范围内发现青铜礼器、金耳环等文物后进行的,发掘面积300平方米,除第一、第二次所见的堆积外,又发现4座青铜文化时期的墓葬和少量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③。本文就该遗址三次发掘的青铜文化遗存进行讨论,为叙述方便起见,把以1965年发掘第4层为代表的堆积称下层,以第3层为代表的堆积称上层。

张家园遗址下层堆积,包括1965年发掘的第4层,1979年发掘的第3层和部分探方的第2层,以及1987年发掘的第三类遗存。在第一次发掘报告中,认为这类遗存“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系统”,同时亦指出:“与燕山以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相近,而与辽宁、承德等地差别较大”。第二次发掘报告则称之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南型。可是随着资料的不断积累,文化面貌日益清晰,可发现其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通的因素只是局部的,区别却是基本的。

三次发掘各发现房址1座,皆作椭圆形半地穴式,有斜坡门道,室内铺砂。其中以1965年发现的1座面积最大,宽4米,长9米多,和大厂大坨头遗址FZ相似④。这种锅底状、椭圆形、地面铺砂的房址,不见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而夏家店下层文化用土坯或石块砌墙的建筑技术⑤,在张家园下层类型遗存中也未发现过。

标志这类遗存进人青铜时代的铜器,有1965年出土的铜刀和铜耳环各1件。最具特色的是耳环,用一枚弯成钩状的铜针做成,粗端铸成扁平扇面形。这种耳环出土颇多,有的粗端做成喇叭口形,已知有唐山小官庄⑥、平谷刘家河⑦、房山琉璃河⑧、昌平雪山⑨、蓟县围坊⑩、蔚县三关⑪、易县下岳各庄⑫等遗址或墓葬。燕山以北见于报导的只有喀左虎道沟1件⑬,足见其流行于燕山以南。

过去将此类遗存看作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系统,主要是因为陶器群有较多相似的地方,如多手制,色泽不匀,褐色陶占较大比例;纹饰除绳纹外,有少量磨光黑陶,以及常见绳纹被抹平的痕迹;器类中折腹盆、束腰甗、算珠状纺轮等部分器物的形制相同。1965年出土的1件曲腹罐,更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典型器物。但是从整个陶器群看,这些相似因素是次要的,区别却是基本的。

张家园下层陶系,据部分探方统计,褐色陶占97%,绳纹陶占70%,这同燕山南麓的同类遗存大体接近,如围坊遗址的褐色陶和绳纹陶都是70%。可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夏家店遗址的褐色陶是17%,绳纹陶是30%,药王庙遗址的褐色陶是30%⑭,差别十分明显。

器类的异同大体可分成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双方都属常见的器物,如上面提到的束腰甗、折腹盆、算珠状纺轮等。第二种在张家园下层类型常见,但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不见或少见,如敛口鼓腹鬲、折肩鬲等。第三种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常见,但在张家园下层只偶有发现,如张家园遗址出土的曲腹罐。在这三种情况中,第二、第三两种情况各自代表所属文化的特征,因此更具有决定文化性质的意义(图一)。

张家园遗址下层出土的鼓腹鬲,在全部可辨器形中占40%,居各类器物之首,而且早烧期都有分布,发展脉络清楚,早期的还与当地龙山文化陶鬲相似⑮,晚期的与围坊三期文化陶鬲接近⑯,是整个陶器群中最基本、最普遍、最稳定的因素。可是正是这种因素,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不见。

折肩鬲在张家园三次发掘中都仅见残片,在相邻的大厂大坨头遗址和昌平雪山⑰、唐山小官庄等墓葬中皆有复原器出土,是晚期常见之物,燕山以北出土的至今只见一例,表明在燕山以南流行,其相似形制曾见于邯郸涧沟龙山文化遗存,透露出其渊源⑱。

具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典型特征的器物,在张家园下层只零星发现,这在燕山南麓基本上是普遍情况。大坨头遗址曾出土过1件直口筒腹鬲,唐山古冶出土过罐形鼎,昌平雪山出土过钵形鼎,滦南东庄店⑲、房山琉璃河、易县下岳各庄、密云凤凰山⑳和蔚县三关等出土卷沿筒腹鬲,其中除三关遗址的夏商遗存第一段出土的卷沿筒腹鬲数量较多,凤凰山的整组陶器具有较典型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特征外,一般都只是零星的,并不构成这类遗存陶器群的基本成分。即使在三关,至其晚期阶段数量也明显减少。因此这些情况只能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对燕山以南确曾产生过较大影响,但并没有改变张家园下层类型遗存的基本文化面貌和传统。

双方都属常见的折腹盆和束腰甗,则在当地各有所源,并不为某一方所独有。折腹盆在燕山以北小河沿文化时已颇为流行(21),夏家店下层文化承袭,可认为是该地区的传统文化因素。可是这种器物在河北地区流传亦久,属大司空村类型的下潘汪遗址,出土的大量彩陶盆即作此种形制(22),以后在永年台口一期文化中承袭(23),属河北龙山文化的台口二期和邯郸涧沟都有发现,也应属传统器物。束腰处饰堆纹的绳纹甗,类似形制见于邯郸涧沟早商文化(24),而其更早形制也见于下潘汪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25),倒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这种器物,就其最相似的形制和邻近的可能来源,也应当是河北龙山文化。既然敛口鼓腹鬲、折肩鬲、折腹盆、束腰堆纹甗等这些主要的常见器物,都可在河北地区的龙山文化中找到其渊源,而在燕山以北大多缺乏来源线索,因此这类遗存就不可能是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系统(图二)。

夏黛先生对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曾提出三项条件,其中第一条是“必须有经常地独有地伴出的一群有明确特征的遗存共同体”(26)。在张家园下层类型遗存中,第一类器物虽然经常伴出,但不属某一方独有,不能作为划分考古学文化的依据;第三类器物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独有,可是在张家园下层只是零星发现,不经常伴出,不能据其确定文化性质;只有以敛口鼓腹鬲等为代表的第二类器物,数是多,特征明确,具有作为确定文化性质的条件。而这类器物不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清楚的。

不仅如此,而且还不能把这类遗存看作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个类型。苏秉琦先生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一文中说:“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27)。目前对于考古学文化地方类型的划分,也都是从分支的涵义去理解的。可是张家园下层类型遗存缺乏作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分支的内容,因为第一类器物各有其源,谁也不是谁的分支;第二类器物和夏家店下层文化无关,不存在分支的关系;第三类器物虽然属夏家店下层文化因素,但在大多数遗址中都数量极少,不属基本成分,不能根据这些次要的、非基本因素来决定其文化性质。分支说不能成立。张家园下层类型遗存是燕山南麓一文独立的青铜文化类型,根据它的发现经过,可称之为大坨头文化(28)。

张家园遗址的三次发掘,获得了一些颇有意义的地层资料,为这类遗存的陶器群分期提供了依据,其中主要是1965年发掘的TZ第4层迭压F4,1979年发掘的第2层压第3层,由于1965年F4的包含物特征与1979年第2层相同,因此整个地层关系的顺序是:1979年第3层一1965年F4(1979年第2层)一1965年T2第4层。各个地层包含物区别明显,其中尤以敛口鼓腹鬲发展脉络最为清楚,以此为线索,结合甗、罐等其它一些数量多、变化明显的器物,可分成三种组合(图三)。

第一种组合,鬲的口径稍大,接近腹径,腹壁略直,鼓腹不明显,器高和器宽的比例多在4:3左右,足跟多外撇,标本如79T1③:1、87H1:1。共存的甗,上部收腹较急,腹壁近斜直,下部最大腹径偏下,标本如87T15②:1、87H1:2。敛口深腹罐也有最大腹径靠下的特点。属此组的单位有79TI③、87H1、87T15②等。

第二种组合,篇的口径明显小于腹径,鼓腹明显,袋足稍肥,器高略大于器宽,足跟外撇不明显,标本如79T2②:8、57采:1、65F4:1。共存的甗,上部收腹较缓,腹壁呈弧线,下部最大腹径移至中部,标本如87T4②:1、87FI:5。敛口深腹罐的最大腹径亦多在中部。属此组合的单位有79T2②、65F4、87FI、87T4②等。

第三种组合,鬲的高度普遍降低,高与宽的比相接近或稍矮,实足跟消失或变成乳突伏,标本如87T25②:1、87T18②:1。共存的甗上部腹壁垂直至中部才内收,下部最大腹径移至上部成圆肩状,标本如87T48②:7、87T25②:3。敛口深腹罐的最大腹径亦移至上部,折肩高、折肩罐、弧裆鬲等多属此组合约新见器形。属此组合的单位有65T4④、87T25②、8夕T18②、87T48②等。

结合地层,上述三个组合的相对年代顺序是第一、第二、第三。同样的地层和组合内容,在相邻遗址中也有发现,围坊遗址的H4打破第3层,H4的鬲、罐属第二组合,第3层的鬲、罐属第一组合。大坨头遗址FI打破F2,F1的敛口鼓腹鬲属第三组合,F2的鬲和罐属第二组合。类似的地层关系还见于滦南东庄店、唐山古冶(29)。易县下岳各庄等遗址,器物的演变情况也都相似。

张家园遗址上层堆积,包括1965年发掘为第3层,1979年发掘的“围坊三期文化”,1987年发掘的部分探方的第2层,是燕山南麓新发现的又一种青铜文化遗存。天津地区包含这类遗存的遗址有蓟县刘家坟(30)、西山北头(31)、宝低牛道口(32)、歇马台(33)等,天津周围有唐山古冶(34)、房山塔照(35)、涞水炭山(36)等。在张家园遗址1965年发掘报告中,此遗存被看作是该遗址下层堆积(即大坨头文化)的晚期。在1979年发掘报告中,又被称作“围坊三期文化”。随着有关资料的积累,可发现此类遗存皆非大坨头文化和围坊三期文化所能包容。

据统计,这类遗存的陶系,灰色陶占98.85%,和褐色陶占97.48%的下层堆积完全不一样。夹砂陶占65%,和占97.48%的下层堆积也有很大区别。绳纹陶的所占比例,上层和下层都是70%略多,但上层绳纹多是交叉拍印的粗绳纹,和下层的竖行排列压印细绳纹风格迥异。上层还流行口沿作方唇,有用三角锯齿状纹为绳纹镶边的习惯。下层的绳纹抹平、磨光黑衣陶和彩绘陶,在上层皆不见。另外还新出现一个重要特征,即常把唇缘外翻折叠,压印绳纹,做成独具特色的带状花边,多施于鬲、甗等器。

上下层陶器群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上层陶器群乃是由燕山土著系统文化和西周文化双重因素构成,以土著文化因素为主,西周文化因素亦居醒目位置。

土著因素部分常见的器物也是鬲、甗、盆、罐、甑、钵等几种,和大坨头文化相似,但形制已完全不同。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也是鬲,有三种形制,一种作叠唇、直口、深腹、分裆,袋足下接三个柱状实足,包括足跟平面在内,通体施绳纹,出土数量虽多,未获完整器,复原器见于蓟县刘家坟和唐山古冶;另一种作叠唇、直口、深腹、弧裆,张家园仅见其上部,古冶有1件能见到其基本造型。还有一种作高领、鼓腹、分裆、肥袋足,张家园1件作叠唇,房山塔照1件领部饰堆纹。其它器物也有较大变化,如甑作圈底无箅,罐作大口深腹等,皆为大坨头文化不见。

具有西周文化特征的陶器,常见有鬲、 罐、簋等。鬲也有三种,一种作折沿、浅腹、分裆、矮足,形制和大坨头遗址西周灰坑、炭山二期和房山刘李店遗址Ⅲ式鬲同(37)。另外两种鬲,复原器皆见于刘家坟,都作扁腹、弧裆、 锥足,一种折沿,另一种矮领,分别和刘李店遗址Ⅰ、Ⅱ式鬲同。簋作敞口,圆底,高圈足, 泥质灰陶饰细绳纹或三角划纹。罐作卷沿,圜肩,饰交叉拍印绳纹,皆分别见于刘李店遗址。所以张家园上层不只内涵和大坨头文化不同,年代也相差颇远,张家园上层相当西周早期,而大坨头遗址由蔚县庄窠等遗址的地层表明,大致在二里岗上层期已经结束,张家园遗址下层也出土有具二里岗下层文化特征的陶豆,标志其年代下限。

张家园上层和围坊三期文化确是有许多相似之处,表现在围坊三期文化的灰陶比例较大坨头文化也有明显增加,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交叉拍印绳纹,罐、钵等器的口沿开始流行方唇,同时还新出现一种敛口矮领鼓腹鬲,有的口沿边缘饰锯齿状附加堆纹花边,和张家园上层的高领扁有相通之处。柱状平跟扁足也偶有发现,只是比不上张家园上层的粗壮。

然而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一)尽管灰陶有所增加,但褐色陶仍居多数,和基本上全是灰陶的张家园上层差别较大;(二)竖行排列的压印绳纹仍占相当比重,即使是交叉拍印绳纹也较张家园上层细密;(三)具有大坨头文化敛口鼓腹鬲特点的陶扁仍然流行,只是形制和纹饰有所变化;(四)不见流行于张家园上层的带状花边口沿和柱足鬲。

围坊三期文化是介于大坨头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之间的一种古文化遗存,具有中继性质,该遗址第1和第2层之间陶器群的差异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第1层的灰陶明显多于第2层,交叉拍印绳纹和方唇口沿普遍流行,因而更接近张家园上层。第2层基本上仍是类似大坨头文化的褐色陶,流行竖行拍印绳纹,表现出从大坨头文化逐步向张家园上层文化演变的过程。

包含围坊三期文化的遗址,在天津地区 还发现有蓟县前向阳、宝抵歇马台等,周围地区有唐山古冶、卢龙双望(38)、阚各庄(39)、玉田蒙各庄(40)、三河冯家府(41)和易县北福地(42)等。宣化李大人庄(43)出土的一批陶器,陶高形制属张家园下层第三种组合,但花边装饰却和围坊三期文化相同,表现出从大坨头文化向围坊三期文化转变的特点。大坨头文化在蔚县庄窠、涞水富位等遗址都有被二里岗上层文化替代的迹象,但二里岗上层文化遗存在大坨头文化分布区极为少见,一般都是由围坊三期文化代替,文化面貌也紧相衔接,因此围坊三期文化的上限应和二里岗上层接近。

在唐山古冶、宝低歇马台等遗址,都发现围坊三期文化被张家园上层文化叠压的地层关系,表明二者的相对年代。张家园上层除有西周早期陶片共存表明年代外,蓟县刘家坟还有三个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分别为距今2850土75年、3000土80年、3070士75年(44),都属西周早期纪年范围,因此围坊三期文化年代下限应当在商周之际。

据上所述,大坨头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是当地青铜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演变脉络清楚,年代紧相衔接,代表了燕山南麓青铜文化的一般过程和特点。这是一支具有独特风貌和独立传统的古文化,和南面的商文化,北面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诸文化,都表现出既有基本内涵的区别,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它存在的相应时期内,中原地区发生了夏商周王朝的更选,燕山以北也有夏家店下层文化、魏营子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嬗变,处于两大地域之间的燕山南麓,其文化面貌相应地发生一系列变化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变化中有一个倾向值得注意,即它的文化面貌在发展过程中与中原文考古化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反差,而和长城沿线的关系却愈来愈密切。大坨头文化的纽耳罐、纽耳鬲皆见于河套地区的朱开沟文化(45),围坊三期的花边鬲更是西起甘肃的寺洼(46)、沙井(47)、辛店(48)诸文化,东至辽东的顺山屯类型文化(49),都有分布。和陶器分布相一致,沿线还出土有一批被称作“北方系青铜文化”或“草原青铜文化”的青铜器(50),包括兵器、工具和装饰品,多以动物图案作装饰,表现出浓郁的草原风味,沿商朝疆土的北边从东到西分布,和后来修筑长城的地区一致,或可称作长城文化带。

这是一条以牧业或半农半牧业为主的经济文化带,是随着五千年前气温逐渐降低、牧区南移出现的,大致在距今四千年前已渐见端倪,距今三千五百年前开始形成。商王朝对此文化带进行了反复挞伐,是即所谓戎狄、华夏之争。围坊三期文化属农业经济类型,可是文化内涵却和此文化带上的诸文化发生如此的密切联系,或和商王朝对边远方王的挞伐、兼并有关,它从反面促进了边远方国与文化带诸部落集团之间的联系,文化因素也多彼此相通。

第三次发掘获得的4座墓葬,在地层上打破张家园下层堆积,但和上层堆积没有直接发生关系。不过墓葬所在的土台上到处都有上层的零星堆积分布,在第一和第二次发掘中,还都发现有上层文化的房址,因此墓葬和上层堆积不应同时,从出土物判断,应略早于上层文化。

4座墓葬基本南北成排。2号墓居南,出土的鼎腹深而圆,沿下饰一周以细体夔纹为主纹,雷纹为地纹的带状花纹,柱足粗壮,形制和殷墟西北岗出土的鼎(51),以及传世的毫鼎(52)近似,属商代晚期。

3号墓居中,出土以涡纹和蝉纹为主要装饰的鼎,以及乳钉纹殷,分别和宝鸡桑园堡(53)、武功呼沱村(54)等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前者被定为西周早期,后者为商代晚期,其间商周的年代界线似不易区分。但可注意的是,这些鼎的腹壁都呈圆弧,最大腹径在中部,和西周时期流行的最大腹径偏下呈弛垂式的鼎腹判然有别。和此种形式的鼎共存的陶器也多具先周特点,如长安洋西83沣毛1号墓出土的高领袋足鬲(55),崇信于家湾9号墓(56)出土属宝鸡斗鸡台瓦鬲墓初期的坡肩式罐,(57)都是先周式陶器,故其绝对年代不会晚于商代末年。

4号墓居北,出土垂洱殷和分裆鼎各1件。殷饰警餐纹,无地纹,和桑园堡父癸以同。分裆鼎的相似形制在商末和周初都能见到,商末的如安阳西北岗(58)和传山东费县(59)出土的鼎,传世的如亚摸父丁鼎(60)。西周的如张家坡54号墓(61)、宝鸡竹园沟13号墓出土的鼎(62),以及传世的旅鼎。因此其年代应当在商周之际至西周初年。2号墓最早,4号墓最晚,墓地由南到北排列,先后有序。

近年在燕山南麓多处发现随葬成组青铜礼器的西周早期墓葬,主要有房山琉璃河(64)、昌平白浮(65)、顺义牛栏山(66)等。白浮墓鼎腹已完全呈弛垂式,年代略晚。被定为西周初期的牛栏山墓,鼎腹也已呈现弛垂趋势,应晚于张家园墓。琉璃河是武王克商后建立的燕国都城墓地,其中还可能包含有燕召公的墓葬(67),从发表的材料看,像较早的50号墓,也只能和张家园4号墓接近。因此可以认为,张家园墓地在总体上应早于上述各西周墓地,主要年代在周人封建燕国以前。

这批墓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其葬俗:(一)4座墓皆东西向,头向在61°一101°之间;(二)3座墓出土了目前只在燕山地区才能见到的黄金耳环;(三)随葬品除青铜礼器、金耳环等贵重物品外,皆不见陶器;(四)葬式都是俯身葬。这对了解墓葬的文化性质是重要线索。

同此葬俗的墓葬,在天津地区还发现2处。一处是蓟县邦均刘家坟,共6座,2座随葬鼎、殷,年代属西周中期,其余4座无任何随葬品,地层上打破张家园上层文化堆积。另一处是宝低县歇马台,只1座,出土铜、玉小环8个,无其它随葬品,地层上亦打破张家园上层文化堆积,并为战国时期地层复盖。这二处墓地皆晚于张家园上层文化,知张家园墓的葬俗至少到西周中期仍在当地继续流传。

头向东的葬俗,燕山地区颇为流行,见于报导的有属于大坨头文化的唐山小官庄、房山琉璃河、蔚县三关等墓地;属魏营子文化的有喀左和尚沟、虎道沟墓地(68);被认为是山戎遗存的延庆军都山(69)、怀涞北辛堡(70)墓地。夏家店上层文化略有出入,喀左和尚沟(71)、宁城南山根(72)、平泉东南沟(73)等墓地也多是头东向,可是赤峰夏家店墓地却多数是南北向,敖汉旗周家墓地则多西北向(74)。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敖汉旗大甸子墓地也多西北向(75),具有地区性区别。

头东向葬俗和西周时期开始在燕山地区出现的姬燕文化葬俗形成明显区别。房山琉璃河发掘的121座西周墓,头向多在325一15°之间(76);昌平白浮的3座西周墓,头向在0一9°之间;唐山贾各庄22座战国墓,头向在0一40°之间(77);怀柔城北的17座战国墓,头向在348一30°之间(78)。因此可以认为张家园墓地的葬俗是有别于姬燕文化的当地土著居民的传统习俗。

墓中出土的黄金耳环,无疑有利于这种看法。耳环是用金丝砸扁两端,弯成圆圈而成,形制和平谷刘家河、卢龙阚各庄(79)、喀左和尚沟、宁城南山根等地出土的金臂钏相同。刘家河的金臂钏环径12.5厘米,重量分别达93.7克和79.8克,和尚沟的一对出土时在“身上”,都属臂钏无疑。而张家园的三对,出上时都紧贴头骨两侧,每个重量仅10多克,环径仅5厘米多,显然是作耳环用的。这种形式的装饰品目前只在燕山地区发现,应当是土著之物。

张家园墓出土的青铜礼器,无论造型还是纹饰,都具有典型的商周青铜器特点,因此容易使人认为这是商人或周人的墓葬,不过这些铜器的组合特点和铭文内容,却透露出复杂的历史信息。

商周时期墓葬青铜礼器的组合,有重酒重食之分(80)。在殷墟,即使是随葬陶器的小墓,出土酒器的也几乎占墓葬总数之半,铜器墓随葬鼎殷而不见酒器的,至今只见2座,可是在陕西一带的周人墓中,酒器一般只见于大中型铜器墓,陶器墓中基本不见,表现出殷周葬俗的区别。目前在一些有先周式陶器共存,因而肯定是周人的墓中,铜器组合一般的多见鼎或鼎、殷,如长安洋西83洋毛1号墓、旬邑崔家河1号墓(81)、崇信于家湾9号墓、淳化赵家庄1号墓(82)、岐山庙王村墓(83)等。张家园以及阚各庄等墓葬,在地理上和商朝毗邻,年代也相当商代晚期,可是铜器组合使用的周人的重食组合,耐人寻味。

还值得注意的是铜器铭文。5件铜器,2件有铭。2号墓鼎铭“IR”,不识。4号墓殷铭“天”,同铭器物颇多,知道出土地点的有近十器,多数在陕西,其中属商代的有2器,即绥德墕头村的1件铜鼎(84)和山西灵石族介村的1件铜爵(85)。邹衡先生根据有关资料,推定“天”族是周人姬姓氏族之一(86),又表明张家园墓和周人集团的联系。

张家园墓的年代晚于大坨头文化,早于张家园上层文化,天津地区相当这个时期的古文化遗存,只有围坊三期文化一种,所以张家园墓只能是围坊三期文化的葬俗遗存,这和墓葬表现的土著性质也是一致的。正是围坊三期文化的陶器群,表现出和先周文化陶器群的联系,最突出的是直领花边鬲和高领凹沿的陶鬲,两者都属代表性器物(图四)。此外,属先周文化的长武碾子坡墓地,除头东向和张家园墓一致外,俯身葬也达45外,不应是偶然的巧合。

张家园墓从葬俗礼制、铜器铭文到所属考古学文化的陶器群特征,都表现出和周人的密切联系,这对了解商朝末年的政治形势很有意义。《史记·周本纪》日:“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又日:“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士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孤竹即是燕山地区的商代方国。《论语·泰伯》日:“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张家园墓与其有关资料表明,周人在灭商以前,其势力影响确已进入燕山地区,并和长城文化带上的诸部落集团一起,形成了对商朝的包围圈,这应是周人在对商作战中能迅速取胜的原因。

注释:
①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1977年。
②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8期。
③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见本期。
④ 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6年1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1期。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辽宁北票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3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宁城县小榆树林子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12期。
⑥ 安志敏:《唐山石棺墓及其相关的遗物》,《中国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年。
⑦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11期。
⑧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琉璃河工作队:《房山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考古》1976年1期。
⑨ ⑰ 鲁琪、葛英会:《北京市出土文物展览巡礼》,《文物》1978年4期。
⑩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10期。
⑪ 张家口考古队:《蔚县夏商时期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1984年1期。
⑫ (42) (36) 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88年4期。
⑬ (68) 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考古学文化论集》第1辑,文物出版社。
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舌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1期。
⑮ 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部地区诸邻境文物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⑯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10期。
⑱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涧沟村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4期。
⑲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滦南县东庄店遗址调查》,《考古》1983年9期。
⑳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燕山出版社。
(21) 郭大顺:《大南沟的一种后红山文化类型》,《考古学文化论集》第2辑,文物出版社。
(22) (25)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潘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1期。
(23)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永年县台口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12期。
(24) 北京大学、河北省文化局邯郸考古队:《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10期。邹衡:《试论荷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26) 夏鼐:《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考古》1959年4期。
(27) 苏秉琦:《关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问题》,《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
(28) 韩嘉谷:《大坨头文化陶器群浅析》,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
(29) (3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山市古冶商代遗 址》,《考古》1984年9期。
(30) (31) (32) (33)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发掘材料。
(35)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拒马河流域考古调查》,《考古》1989年3期。
(37)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3年3期。
(38) 李捷民、孟昭林:《河北卢龙双望乡发现细石器和陶器》,《考古通讯》1958年6期。
(3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卢龙东阚各庄遗址》,《考古》1958年11期。
(40) 马洪路:《河北省玉田县发现新石器和青铜时代遗存》,《考古》1987年5期。
(41) 韩嘉谷:《京津地区商周时期古文化发展的一点线索》,《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43) 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河北宣化李大人庄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90年5期。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五)》,《考古》1988年7期。
(4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3期。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甘肃庄浪徐家碾寺洼文化墓葬发掘纪要》,《考古》1982年6期。
(47)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永昌三角城沙井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4年7期。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张家咀与姬家川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83年2期。
(49) 辛占山:《康平顺山屯青铜时代遗址试掘报告》,《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1期。
(50) 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第1辑,文物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339页,文物出版社。
(51) (58)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年。
(52) (59) 王世民、张亚初:《殷墟乙辛时期青铜容器的形制》,《考古与文物》1986年4期。
(5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青铜器》四,文物出版社,1984年。
(5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青铜器》一,文物出版社,1979年。
(5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发掘队:《长安沣西早周墓葬发掘纪略》,《考古》1984年9期。
(56)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崇信于家湾周基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1期。
(57) 苏秉琦:《宝鸡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图说》,1954年。
(6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1963年。
(6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4期。
(62)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渔国墓地》图三七,文物出版社,1988年。
(63)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图版拾,《中国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 (64) 琉璃河考古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5期。
(65)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考古》1976年4期。
(66) 程长新:《北京市顺义县牛栏山出土一组周初带铭铜器》,《文物》1983年11期。
(67) 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1期。殷玮璋:《新出土的太保铜器及期相关问题》,《考古》1990年1期。
(69)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戒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年8期。
(70)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怀涞北辛堡战国墓》,《考古》1966年5期。
(7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喀左和尚沟墓地》,《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2期。
(7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宁城南山根的石榔墓》,《考古学报》1973年2期。
(73)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河北平泉东南沟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考古》1977年1期。
(7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5期。
(75) 张忠培等:《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第1辑,文物出版社、
(76) 琉璃河工作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5期。
(77) 安志敏:《河北省唐山市贾各庄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六册。
(78)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怀柔城北东周、两 汉墓葬》,《考古》1962年5期。
(79) 唐云明:《河北境内几处商文化遗存纪略》,《考古学集刊》第2辑,文物出版社。
(80) 张长寿:《商周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3期。
(81) 咸阳地区文管会:《陕西旬邑县崔家河遗址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4年4期。
(82) 姚生民:《陕西淳化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5期。
(83) 庞文龙、崔攻英:《陕西岐山新出土的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0年1期。
(84)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绥德墕头村发现一批商代窖藏铜器》,《文物》1975年2期。
(85) 戴尊德:《山西灵石县旌介村商代墓和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
(86) 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8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纪略》,《考古学集刊》第6辑,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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