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人”名称的由来和演变

节选自:《辽金元时期北方汉人上层民族心理研究》第三章第二节 “燕人”名称的由来和演变


“燕人”作为对一定地域人的统称,始于春秋战国,盛行于五代,金朝后期以后,在史书中的记载越来越少,本节主要分析其名称的由来和演变。

一、五代以前

最早的“燕人”的称呼,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人对燕国人的称呼,当然燕国人在其他诸侯国人面前也这样称呼自己,“齐人”、“楚人”、“卫人”等称呼的来源也一样。称呼和一定的行政区域相联系,以便互相区分,这也使一定区域的人通过这种称呼,形成一种共同的地域意识(乡党意识),又逐渐滋生共同的文化意识等。导致有些称呼,例如“燕人”,虽然经历了王朝的多次变革,但是该称呼还是延续下来。

《史记》记载“(秦)武王死时,昭襄王为质于燕,燕人送归,得立”。“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史记》中明确记载是“燕人”的有:周竖、蔡泽、乐巨公、大行王恢、中行说、朝鲜王卫满、韩生;《汉书》中明确记载的有宋母忌、正伯侨、元尚、羡门高。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这一称呼继续流传下来,不过不再和燕国联系起来。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羨门、高誓啊”。两汉,这一称呼继续延续,韩延寿“字长公,燕人”;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燕人”这一称呼,见于史籍的记载颇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估计和该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势力的崛起有关,在“五胡乱华”的大背景下,“燕人”的活动,影响自然小得多,自然也不会引起史学家太多的关注。

《旧唐书》和《新唐书》在记述户贯属于这一带地区的人物时,绝大多数仅仅冠以“幽州”二字,少数在幽州二字之后冠以所属县的名字,这和幽州地理态势的重要性空前抬高有很大关系,由于所属县的名字不断变更,所以记载比较乱,如祖孝孙“幽州范阳人”、郑义宗妻卢氏“幽州范阳人”、李忠臣“幽州蓟人”、吴少诚“幽州潞人”。

二、五代及辽宋时期

从五代开始,“燕人”称呼,频繁见诸史籍(包括当时写的墓志铭),这一现象说明,和幽云地区相关的各民族成员的活动,特别是“燕人”上层的活动,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越来越大,自然引起了史学家的关注。

撰刻于辽道宗寿昌三年(1097)的贾师训墓志铭写道:“公讳师训,字公范。…因籍为燕人。”撰刻于辽朝天砟帝天庆元年(1111)的丁洪墓志铭写道:“子讳洪,小字五斤,姓丁氏,世为燕人。”

《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及同期其他史籍中,关于“燕人”及其活动的记载颇多。龙敏,字欲讷,幽州永清(今河北省永清县)人。后唐末年,面对赵德钧父子的异图,晋安寨战役的危机,后唐君臣讨论对策,龙敏说道:“仆燕人也,谙赵德钧之为人,胆小谋拙,所长者守城寨、婴壕堑、笃励健儿耳!若见大敌,奋不顾身,摧坚陷阵,必不能矣。”刘审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今河北省文安县)。后唐灭亡前夕,刘审交谈自己对时局的应对之策时首先说道:“余燕人也。”王殷,瀛州(今河北省河间市)人。后晋天福年间,丁内艰,寻有诏起复,授宪州刺史,王殷上章婉辞时说道:“臣本燕人,值乡国离乱,少罹偏罚,因母鞠养训导,方得成人,不忍遽释苴麻,远离庐墓,伏愿许臣终母丧纪。”耿崇美,祖上原为高阳人,后被掳掠到辽国后,“遂世为大燕人”。《旧五代史》一书中指明是燕人的还有马慎交、马郁、张文礼、高行珪和高行周兄弟、周元豹、何福殷。欧阳修《新五代史》一书中指明是燕人的有张荐明。元人所修《宋史》一书中指明是燕人的有马植(赵良嗣)、李玉、宋琪、张鉴、刘绍荣、高琼、张佶、何仲祖、吴孝民、赵伦、王世修、张逵、王钧甫、马柔吉等。赵凤,幽州人,少以儒学知名,“燕王刘守光时,悉黥燕人以为兵,凤惧,因髡为僧,幽州人是当然的“燕人”;刘守光,“深州乐寿人”,也即今河北省深州市人。但是《旧五代史太祖纪二》却说“燕人刘守光赴援中山,寨于易水之上,继为康怀英、张存敬等所败”;估计深州应该是刘守光的祖居地,后刘仁恭父子移居幽州后,长期控制这一带地区,所以也被视为“燕人”。

“燕人”又可以分为“北燕人”、“燕人”两部分,后逐渐合称为“燕人”。北燕作为地名,最早见于《史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北齐“置北燕州,领长宁、永丰二郡。后(北)周去北字,把北燕二字和个人的户贯连起来当始于十六国时期,王齐,北燕人,案:王齐为十六国时期后燕国人;武德七年(624),唐朝复置北燕州。隋末唐初人国公盎,北燕人;唐初冯盎,本北燕人,“以军功进总管;扈载,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学,善属文”;刻于后唐清泰二年(935)、出土于洛阳的《商在吉墓志》载墓主“北燕蓟门人”。干州永寿县主簿赵应良,“北燕人”;张傃,北燕人;杨公(名和字,该文没有记载)“北燕人,世为巨族”;曹居一,字通甫,北燕人,“有文章,善谈议;李班,字晋伯,北燕人,“性介特”;崔遵,字怀祖,北燕人,父崔建昌,字曼卿,大定二十五年进 士

《旧唐书》和《新唐书》均记载幽州范阳郡管辖九县,包括蓟、幽都、广平、潞、武清、永清、安次、良乡、昌平。但是到了五代时期,唐朝时期并不归幽州管辖的瀛州、深州、文安人,也把自己称作“燕人”,甚至平州人也把自己称作“燕人”,刻于后周显德元年(954)出土于洛阳的《刘彦融墓志》载其父亲刘清“皇任平州刺史.….遂代为燕人。所以五代、辽和北宋时期,“燕人”的指称范围,已经不止于唐代幽州所辖范围,已经大大扩充。 这种称呼的变化,也许和刘仁恭控制幽州时期地域范围的扩大以及刘守光大燕国的建立有关,因为“地缘因秦和行政区域会成为认同的基础”。唐末刘仁恭时期的幽州节镇,其辖地包括幽州、涿州、莫州、妫州、檀州、蓟州、顺州、营州、平州、新州、武州”,而幽州所管属县也由9县变为10县(刘仁恭于唐昭宗乾宁中析蓟县置三河县);刘仁恭之子刘守文,占有沧州、景州、德州三地,这些地方的行政事务,也纳入幽州节镇管辖范围之内。

后梁乾化元年(911)八月,刘守光自称大燕皇帝,国号为燕,建元应天,以幽州城为国都,其管辖范围,大致与刘仁恭时期所占有的政区相同。乾化三年(913)十一月,幽州被河东李存勖军队攻占,刘守光被俘,称帝结束。

刘守光的大燕国虽然只存在了两年多,但是大燕国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却传了下来,撰刻于辽圣宗开泰六年(1017,距离刘守光称帝结束已经104年)的《韩相墓志》中如此介绍墓主“府君姓韩氏,讳相,字世栱,大燕国人也”。

辽末出访辽国的陆游祖父陆佃,辽国朝廷派遣的陪伴使是朝议大夫、守太常少卿、充史馆修撰李俦,“俦自言燕人,年四十三”,李氏祖籍是析津。

案:辽代的户贯实行的是依据家庭生活的地区确定户贯的制度,如孟有孚,“其先平昌(疑为昌平之误—引者注)之著姓,迨至我朝,分其族而北,从土断例,遂为中都人”;再如贾师训,“會王父讳喦,朝廷以其才望为民所推服,诏起家继领始平军事。遂家于辽,人充辽滨县贯”。但是,偶尔也有把户贯和“燕人”二字连起来写的,如贾师训墓志铭,“其后有游仕于渤碣之间者,因籍为燕人” 。

“燕人”称呼的外延越来越大,为何会有这种变化呢?在该地区生活的汉人能够接受这一称呼,说明这一称呼能够让他们感到荣耀,最起码没有贬义。这么多的汉人把大片的燕云地区统称为自己的户贯,自然是因为他们对这一地区有感情,而这一带地区的汉人,语言及风俗习惯等又基本相同,生活在辽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汉人人数虽多,但大多数汉人上层,在国家政权机构中的地位并不高,承受着共同的压迫,于是有了相同或者大致相同的心理,为了加强相互间的凝聚力,为了反抗共同的压迫,维护自己的共同利益,慢慢地,把整个汉人集中生活的地区,也即燕云地区,作为他们共同认可的“大户贯”,也是合乎逻辑的推理。这也是从五代开始,“燕人”这一称呼开始频繁出现的原因。

还有一个需要解释的原因,正像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就像人的姓名一样,先有“自称”,然后在自我圈内获得认可并开始流行,之后在自我圈外获得认可并扩大流行的范围,最终为圈内外广泛认可一样。地域名称的被认可和流行也应该遵循这一规律。范恩实教授指出,“在十六国时期,幽,蓟、营地区的特殊地域化,已经基本形成,以后历经北魏北齐汉化、胡化的反复,并未能有根本性变化。隋唐时期中原王朝重新恢复大一统局面,并且收复了辽西、辽东地区,但是幽、蓟、营地区文化有异于中原的局面仍未有大的改变”,长期处在有异于中原文化环境中生活的幽、蓟、营地区的汉人,其社会心理等和中原汉人相比,肯定有显著区别,于是,他们逐渐以“燕人”这一“大户贯”或“泛户贯”身份自称,幽、蓟、营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的汉人,也认可这一称呼,“燕人”这一称呼遂逐渐流行,随着历史的发展,愈加饱含丰厚的文化沉积感。金朝初期,逐渐把原辽统治区的汉人,统称为“燕人”,而把原北宋统治区的汉人,叫作“南人”,以作区分;金朝后期,这种区分,逐渐模糊,后统称其为汉人。

三、“燕人”强烈的身份意识

由于五代、辽、宋、金时期诸政权的长期并存,民族之间的交往非常密切而其间关系又非常复杂,所以,此时期的“燕人”心理表现出强烈的不同于其他地域汉人,更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身份意识,而其他地域的汉人,以及契丹人、女真人等少数民族,也以异样的眼光和心理,来看待、评价这部分特殊的汉人。

王殷,瀛州人。曾祖王昌裔,本州别驾。祖王光,沧州教练使,遂安家于沧州。唐末,幽、沧大乱,王殷父亲王咸珪避地南迁,因投于魏军。王殷自言生于魏州之开元寺,既长从军,渐为偏将。后唐同光末,为华州马步军副指挥使,又安家于华州。丁忧结束,授宪州刺史,王殷上章请辞,他说道:“臣为末将,出处无损益于国家。臣本燕人,值乡国离乱,少罹偏罚,因母鞠养训导,方得成人,不忍遽释苴麻,远离庐墓,伏愿许臣终母丧纪。”后晋高祖石敬瑭嘉奖他的孝行,并答应了他的要求。王殷家从祖父到他本人,生活地从沧州到魏州再到华州,但是他却牢记着自己的族属地“燕”,有强烈的燕人身份意识。李从益即位后,百官谒见淑妃,淑妃哭着说道:“吾母子单弱如此,而为诸公所推,是祸吾家也。”萧翰留燕兵千人守卫宫城诸门,为李从益的宿卫,实际上是监管他。萧翰走后,李从益遣使节召高行周于宋州,武行德于河阳,都不来,淑妃很害怕,与大臣们商议说:“吾母子为萧翰所逼,分当灭亡。诸公无罪,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为意!”有人说道:“今集诸营,不减五千,与燕兵并力坚守一月,北救必至”,主张后晋残余军队与燕兵并力坚守,以等待辽军增援。淑妃答道:“吾母子亡国之余,安敢与人争天下!不幸至此,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见察,当知我无所负。今更为计面,则祸及他人,阖城涂炭,终何益乎!”众人还想拒守,时任三司使的幽州人刘审交说道:“余燕人,岂不为燕兵计!顾事有不可如何者。今城中大乱之余,公私穷竭,遗民无几,若复受围一月,无噍类矣。愿诸公勿复言,一从太妃处分。”刘审交虽然是幽州汉人,但是他的主张却最能代表当时广大汉人上层的利益。淑妃于是遣使奉表称臣去迎接刘知远,请其早赴京师,稳定局面。张鉴,字德明,瀛州人。太平兴国三年,擢进士第,先后做过知婺州、著作郎、监察御史等官。宋太宗命曹彬等进讨幽州,问群臣以方略,张鉴上疏极言不可,“论者以鉴燕人,沮议非忠也,太宗置不问”。

北宋初期,部分中原汉人从“他者”的眼光来看待燕人,对出生于燕地,但在北宋任职的汉人上层已经显露出不信任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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