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燕教会史

《幽燕国史》书稿节选


第六章 幽燕教会

第一节 幽燕天主教会史

1.开教伊始:

●景教:
中古时期的幽燕曾经有过景教徒(东方亚述教会聂斯托利派)。这是燕地最早的基督宗教信仰,但这一教派曾被大公会议定为异端,后来其中的一部分与天主教会共融,今属东仪天主教会一支的加色丁礼天主教会。景教主要是在公元7世纪随着内亚河中地的粟特移民而传入,河朔三镇时期大为发展,在燕京、涿州、河间、大名等地都建有教堂,至今在燕山南麓的房山地区仍然存在一处景教修道院遗址,著名的教士拉班·扫马就曾在那里修行。景教在燕地的繁荣延续到蒙元帝国时期,直到晚明被新传入的罗马天主教完全取代,至今已不存在。

●也里可温:
相比景教,罗马天主教首次传入幽燕要晚一些,但却是当代幽燕最重要的教会,当时的基督徒被蒙古人称为“也里可温”,意即“福音”。
因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时期法王圣路易的支持,1246年罗马教宗依诺增爵四世派遣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首次前往东方寻求军事同盟,共同对付伊斯兰的扩张,主要在蒙古诸部族中传教,期间还将一些景教徒改宗。1298年,那不勒斯人方济会士孟高维诺在燕京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此为燕地开教伊始,燕人也成为远东首个皈依罗马天主教的民族。此后在沧州长芦镇、河间等地也都建有教堂。1307年,罗马教宗克雷芒五世(Clemens PP.V)正式设立汗八里总教区,统管整个远东教务,任命方济会士孟高维诺为远东首位主教,主教府便设在燕京元大都,当时大都的天主教徒有三万余人,汗八里总教区是当时天主教会距离罗马最遥远的一个教区,因此汗八里总主教拥有很高自治权,除非重大决定,否则无需取得罗马教宗的准许令。
1313年,刺桐教区(泉州)从汗八里教区划分出去,1330年又有伊犁教区分离出去,但它们和汗八里教区一样都没有能够延续下去。
1328年孟高维诺在大都去世,成为首位安葬在燕地的西方传教士。本来燕地教务在蒙古统治者善待的情况下可以顺利发展,甚至获得了很多贵族的支持,可惜开教一百多年后来自中原的流寇攻入了大都,胡人与外来宗教均被排斥,教务由此中断,汗八里教区在1375年被撤销。

2.圣教在燕地建立根基:
天主教信仰在第二次传入后才真正在燕地打下了根基。
因为当时的天主教自身已经历了脱利腾改革,成为了信仰虔诚而又组织严密的教会,为与新教徒竞争而大力派遣传教士到远方传教,来自教皇国耶稣会早期的传教士利玛窦便是在此背景之下前往远东传教,也注定会比上次更为成功。
1598年5月19日耶稣会士利玛窦与庞迪我神父第一次前往北京传教,但在山东临清被税监马堂逮捕并关押到天津。此前,利玛窦神父在南京传教失败而返回江西南昌时,曾做过一个对他有很大影响的梦,他在梦里得到天主的启示,天主让他去北京传教,在那里他会获得天主的帮助。
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等几位耶稣会士在经过第二次尝试后成功抵达当时归属于明帝国首都的北京城,并获得居留权。他们开始在城内的宣武门附近重建了一座小圣堂,恢复教务。1611年5月11日利玛窦神父在北京去世,在明万历帝的批准下将他安葬在北京城西的栅栏墓地。利玛窦神父将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传教事业,在他去世时当时的北京城已有三百多名教友。在京传教时期,利玛窦为一些在朝廷做官的士大夫授洗入教,并且还皈依了一户在白纸坊做生意的安氏家庭,安姓属昭武九姓之一,其祖先可能是融入燕文化的粟特人。随后那位安氏教友便把信仰带回了他的家乡保定府安肃县的安庄(今徐水县),此后利玛窦又在附近的几个村庄建立了教会,有师家庄、遂城,和完县(今顺平县)邵家庄。这信仰的种子一落地,便顽强地扎下了根,并茁壮成长,至今那位教友所在的安家庄仍然是燕地规模最大的天主教村庄之一。当时的学者河间府吴桥人李天经也领洗入教。庞迪我神父则在保定府城内与涞水县皈依了一些教友。
耶稣会士们在燕京皈依的众多社会上层人士里,其中属燕地大兴人庞天寿最为重要。1629年庞天寿由汤若望神父领洗入教,1640年随着北京陷落、南明诸朝相继建立,庞天寿在朝中的地位不断攀升,相应地其在教会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1645年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在福州登门拜见任司礼监的庞天寿后,称其为教会的柱石。庞天寿不仅利用其与传教士的关系,再次赴澳门搬援兵,而且在他的劝导之下,永历朝的太后、皇后、皇子先后领洗入教,成为中国历史上天主教色彩最为浓厚的王朝。庞天寿又曾致函罗马教皇、耶稣会总长和葡萄牙国王,希望借助欧洲强大的军事力量化解明王朝的困境。但是朱明帝国天命该绝,也是天主对帝国的遗弃,衰朽的帝国终被日益强大的满洲摧毁。
1690年4月10日天主教北京教区被罗马教廷恢复,从当时的南京代牧区分设出来(南京代牧区则于1660年从澳门教区分离出来)。当时的北京代牧区管辖包括直隶与山东,满蒙与朝鲜的广大地域。
取代朱明帝国的满洲人因其野蛮与自大,接受了中国的堕落文化,而对真理毫不认识,天主教在燕地的传播再次陷入困境。

●满清百年禁教:
18世纪初,因耶稣会采用自由化的传教方式,造成其他保守传教修会的反对,引发“礼仪之争”。1704年教宗克雷芒十一世禁止清帝国的天主教徒进行祭祖等异教礼仪。1721年,康熙帝下令禁止任何国外传教活动,境内教堂多数荒废或移作他用,大多数传教士被遣返,未离境的传教士转入地下秘密活动,这是幽燕最早的地下教会。1726年,巴多明在西湾子建立大教堂,直属北京教区。1743年,河间与献县两地教友数已达3000人,遍及城区及42个村庄,分属15个堂区,威县一带有约2000教友。1773年,宣化、怀来、蔚县一带教友数已达553人。在正定府宁晋县则有一群葡萄牙传教士管理的“南堂教友”,他们是在雍正发布禁教敕令后,从北京举家出逃的天主教徒。
1773年耶稣会因政治问题被教廷解散,但在燕地的耶稣会士仍然秘密传教。1784年,因各处的地下教会持续增长,乾隆帝下令大规模逮捕外国传教士。其中包括直隶省的涿州神父汉色勒木、阿头达多、刘比约,顺天府的神父刘多默,藁城县梅神父(葡籍)、郝保禄、朱行义等。1785年,教廷令遣使会接管已被解散的法国耶稣会在远东的传教工作。因位于长城以北的崇礼西湾子地区受朝廷管控力度较小,新来的遣使会传教士便在此建立传教中心。1829年,法国遣使会士薛玛窦任西湾子首任本堂,并建立了一所小修院培养当地司铎。而在长城以南的内地,北京教区代理主教(兼任南京教区副主教)葡萄牙人赵若望选择远离京城的保定府安家庄建立了临时主教公署,在此秘密传教达22年。
1831年9月9日,罗马传信部将朝鲜半岛从北京教区里分离出去,建立了朝鲜宗座代牧区。1838年分离出以满蒙地区为主的辽东代牧区,管辖范围包括燕地北境的承德,辽西与赤峰,以及坝上地区。同年9月3日又分离出了山东代牧区。之后的北京教区仅统辖整个燕地南境与西境的宣府一带,直到后来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幽燕教会的圣统制,其格局一直持续至今。
1838年,教廷还将原葡萄牙在华保教权转交给了法国,法国遣使会开始负责燕地教务,他们将总堂设在了坝上的西湾子,法籍神父孟振生为首任代牧。
在葡萄牙等国传教士秘密的领导之下,保定、正定、宣化、河间、永年一带的教会在艰难中继续发展。1839年鸦片战争前,直隶天主教徒总计已达7.5万人,都由北京教区管辖。

3.幽燕教会的壮大:
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衰朽王朝的大门。
鸦片战争结束后,依据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驻华大使拉厄尼要求准许自由传教,1846年道光帝发布上谕,正式取消禁教令,并归还占用的教产,从此历时达120年的百年禁教期结束。同年,教廷令蒙古代牧孟振生兼任北京教区主教。重获传教自由之后,在法国传教士的努力之下,燕地教务获得了迅猛地发展,幽燕人民如久旱逢甘霖,福音化势不可挡。
1856年5月30日,教廷撤销北京教区,改为代牧区,原北京教区一分为三:直隶北境代牧区(遣使会传教区)、直隶西南代牧区(遣使会传教区,当年4月2日就已分离出)和直隶东南代牧区(耶稣会传教区)。1860年,直隶北境代牧区的宗座代牧孟振生进驻北京,辖顺天府、保定府、天津府、永平府、宣化等地;直隶西南代牧区的首任宗座代牧法籍遣使会士孟若瑟驻扎正定城内,辖正定府、顺德府、赵州等地;直隶东南代牧区的首任宗座代牧法籍耶稣会士郎怀仁就任,1861年将主教府迁往献县张庄,辖河间府、广平府、大名府、深州、冀州、景州等地。
1899年12月23日,直隶北境代牧区东部的永平府分出,设立直隶东境代牧区,由荷兰遣使会管理,首任代牧为武致中,主教府设在永平城内(今卢龙县),辖卢龙、临榆(今秦皇岛)、抚宁、昌黎、乐亭、滦县、迁安、遵化、丰润、玉田,与今唐山市区。

●庚子圣战:
因为燕地社会在明清数百年的奴化统治下,底层已越加费拉化,仅存少数士绅阶层维护原有文化,天主教信仰填补了许多人的信仰空虚,但造成了这些守旧派的排斥,引发许多教案,诸多邪教也借此滋生。由此展开了天主子民与魔鬼势力之间的圣战,而面临再次的危机,这次幽燕获得了天主的眷顾,战胜了敌人。
1900年爆发了默示录一般的庚子教难。发源于中原地带鲁西南的几个邪教流民集团,以义和拳为名如瘟疫般向北迅速扩散,燕地一些仇教者也群起响应,尤其是在燕地一些本土文化较强的地带,当地拳匪与山东那些流寇相比其组织力和战斗力都要更强一些,继承了燕人传统的尚武精神,因此其破坏性也是最大的。加上当时就属燕地的教会最为兴盛,因而成为主战场。面对生死存亡的抉择,燕地教友勇敢地团结在一起,在传教士们的领导下积极建立防御工事应敌。依靠精良的战术和武器,以及最重要的因信仰而生的勇气和毅力,燕地众多大型据点均成功抵挡住了拳匪的进攻,仅有少数几个因意外事故以及清兵的加入才抵御失败,比如发生于景县朱家河的大屠杀便震惊了世界,而在其间殉道的几位教士至死都与教友不离不弃,战斗在最后一刻,这些殉道者有几位在战后被教宗良十三世册封真福。拳匪的野蛮行径令处于文明世界的有良知者无不痛心,因此后来欧美诸国不惜远赴重洋而来消灭邪恶,拯救陷于危难中的文明种子。在庚子年间众多的战役中,最被燕地教友广为传颂的便是东闾保卫战,因为在当时厮杀的战场上,圣母玛利亚亲自显现多次,让英勇的战士们更加斗志高昂,敌人见状则无不惊惧溃散,落荒而逃。
战后的东闾遂成为幽燕的信仰中心,各地的朝圣者纷至沓来。当时幽燕教友热心念诵“天主圣母,东闾之后,为我等祈!”经文,并且由一位本地修女绘制了具有本民族风格的圣像,此为当代幽燕民族主义初现端倪。但教会当局却错误地迎合后来民国政府发明的虚假的中华民族观念,不仅把一个在上海的法国画家模仿慈禧肖像的版本定为了正式的东闾圣母像,还将其奉为中华圣母,实为不妥,因她理应只为幽燕民族的主保!而且这个版本的圣母像也被幽燕教友所排斥,燕地教友至今仍然喜欢念诵最初的短诵经文,再者虽然东闾被教宗庇护十一世正式册封为国家级朝圣地,但基本上当时只是方圆几百公里之内的数个教区时常前往朝圣,由于没有特别的民族感情,外省教友并不热心恭敬东闾圣母,在吴越有当地的佘山圣母,晋地有阪泉山,荆楚有沈垭等等,都是各民族的圣地。也许是对于教会执迷不悟的惩罚,天主不再允许这种支那大一统色彩的谬误,尤其是对促成当代独立的幽燕民族的阻碍,东闾圣殿在中日战争中被乱军焚毁,东闾朝圣陷入瘫痪,而支那大一统的恶行也在其后得到了被全面赤化的下场,我们当代幽燕教友必须从中明白天主所指引的真道,绝不能再痴迷于谬误。

1900年华北爆发义和团运动,直隶多地教会遭受严重破坏。
清末教案频发,起源自鲁西南的民间邪教义和拳兴起,并由南向北扩展到直隶。山东的义和团分两路大军进入直隶,一路从山东德州进入河北沧州,另一路从河北保定白洋淀进入天津。
1898年末首先在与山东接壤的直隶东南代牧区出现团民。1898年11月2日,姚文起率领匪众200余人攻击了冠县红桃园村教民,3日焚毁威县第三口村教堂和教民房屋。1899年大刀会在大名府成安县进行了破坏。同年,故城、景州、阜平三县教民遭到攻击。阜城许家铺、耿家庄、八里庄、小营,东光县张庄,景州苏古庄、刘八庄,武邑县小里、石海波等地教堂均被焚毁,枣强县紫结村、三岔村教堂也被破坏,此后景州各地堂口仅剩黄古庄、青草河、朱家河教堂幸存。11月初,武修和尚在阜城县抢劫林镇村教堂和教民。27日,拳民袭击了景州两个有教民的村子。28日,袭击阜城县徐家铺教堂。30日,袭击东光县常庄教堂。12月初,直隶总督裕禄派淮军右翼统领梅东益率军自天津向河间府进发,保护教堂。4日,拳民袭击阜城县耿家庄教堂。9日,绑架景州河渠镇两名教民。10日,拳民抢劫景州苏古庄教民,又破坏阜城县八里庄教堂,并袭击了武邑县小李村、石海坡教民,以及阜城县小营村教民和深州西河头村教民。11日,拳民袭击了深州王乐寺村教民;放火焚烧苏古庄的教堂和教民房屋。12日,拳民烧毁景州刘八庄教堂和教民房屋十余间。13日,景州谣言四起,拳民要攻打献县张家庄总教堂。同日,拳民在枣强县邹街袭击教堂和教民。12月14日,在景州岔道口村,拳民焚烧教堂,抢劫教民。同日,安平县拳民摆出攻打教堂的架势。15日,袭击了德州恩县明恩溥所在的庞庄教堂,又袭击了枣强县三岔口教堂。16日,东大过村拳民和教民发生冲突。17日,拳民扬言要在当日攻打献县张家庄总教堂。18日,武修和尚率人袭击朱家河天主教堂,与范天贵带领的官军发生冲突,后武修被拘捕。19日,王庆一策划的梆子戏“火烧望海楼”在故城县上演。20日,东大过村再次被拳民包围。同日,拳民抢夺了萧张镇教民数十家,带走数十人;袭击了河渠镇附近的羊牧教堂。22日,保定府束鹿县拳民绑架教民索取赎金。24日,二三千拳民聚集在武强县小范镇。31日,山东德州拳民聚集于吴桥县的孙公庙,烧了庞家桥教堂和六家教民房屋。1月9日,拳民火烧清河县大寨庄教堂。15日,宁晋县南孟村数百拳民掠夺并打伤教民。但因官军已驻扎在各州县,也因为农历新年就要来到,拳民忙着过年,故此后骚乱减少很多。
1900年6月中下旬,清廷下令攻杀教士教民。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已遍及全省各县,直隶省大批天主教徒突然面临死亡的威胁,在许多天主教徒聚居地,由当地教士陆续建立了民间武装组织抵御义和团的攻击,并在各处天主教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顽抗。比起一般村庄来,乡村传教站的防御能力要强大的多。
直隶东南代牧区拥有15个天主教据点(北部9个,南部6个,包括任丘段家务、河间范家圪瘩、蔡间村、献县张庄总堂、陵上寺、大郭家庄、深县东阳台、景县朱家河、青草河、威县鱼台、张家庄、魏村、潘村、赵家庄等)。自1900年6月开始的进攻起,这些据点基本都成功抵抗住了义和团的进攻。其中献县张家庄在1863年便准备了严密的防御工事,以应对当时的白莲教起义。耶稣会神父徐博理(Prosper Leboucq)设法获得了中国政府和法国使馆对其修筑防御工事的允准。北洋通商大臣崇厚甚至向他们提供了两门大炮。另外还购买了3门大炮,1868年又铸造了8门,用以抵御土匪和叛乱者。主教府的教堂、住所、神学校、育婴堂等教会设施被高约25英尺的圩墙和12英尺深的壕沟环绕,可保护河间府的五六千名教民。
5月26日拳匪攻击深州老王寺,因火药库不慎引爆致匪众闯入,一百多人被杀。6月12日,拳匪攻击蔡间村,四天战斗后教民逃往范家圪瘩,教民被捕杀17人。6月19日,法籍教士路懋德、赵席珍(Remi Isore)在武邑天主堂被杀。6月29日,肃宁县尚村逃往献县张庄避难的167名教民,在献县城北的李家庄附近被杀。7月2日拳匪攻击东阳台,教民出逃,被杀者30多人。7月15日,约两千拳匪进攻聚集有3000多教民与两位神父避难的景州朱家河村,但围攻两天不得攻破。7月17日陈泽霖率领清军连同匪众共4500兵力再次围困朱家河。后因火药库意外爆炸而让围困的匪众得以攻入,到7月20日,屠杀结束共有2500余人遇难,只有约500人逃生,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其中遇难的圣任德芬与圣汤爱玲两位神父在匪众攻入前仍然坚守圣堂,保护教民,共同殉道。除以上几处防御失败之外其他各处据点都未被攻破。
1900年夏天,魏村、潘村和赵家庄的三村集合体成为威县教民防御赵三多梅花拳的中心,耶稣会教士万其偈(Albert Wetterwald)承担了三个村庄的军事指挥工作。自卫武器包括火炮、重型抬枪、老式来复枪,以及大刀长矛等冷兵器。7月17日迎来第一次进攻,匪众伤亡68人。7月20日,拳匪又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击,一支来自大宁,一支来自威县南面的沙西。22日教民发起反攻,驱散了匪众。而匪众转战未设防的钟管营和马庄,杀死了几名教民。位于魏村西北的山东邱县贺钊村为基地的义和团一部被迫于8月初离开,当地人已拒绝供养这些“寄生虫”。 直隶东南代牧区在此前共有50575名教民,拳乱中共有5153名教民、7位司铎、235名修女遇难,674座大小教堂几乎全部被毁,仅剩58座幸存。在任丘,共有680名教民被杀。
在直隶北境代牧区,1900年3月反教事件向北蔓延到保定东部各县,其所受损失为几个代牧区中最大的。4月初,山东直隶交界处下了一场透雨,直隶东南地区的拳匪较为平静,而直隶中北部持续干旱,拳乱愈演愈烈。4月20日保定爆发了清苑教案,两千名拳民与姜庄教民发生激烈冲突,4月21日的进攻中,拳民烧毁了教堂和10个教民的房子,但装备精良的天主教教民从屋顶向拳民开火,至少有20个拳民被打死(一说有70人)。5月份拳匪传到安平县,事后逮捕了义和拳民陈锅元等人。5月12日保定爆发了涞水教案,涞水县高洛村教堂被匪首阎老福烧毁,大约有30户的教民全家被杀(一说有68个教民丧命,只有一人逃生)。5月22日,前往剿匪的总兵杨福同在涞水北部石亭镇被拳匪所杀。5月27日,数万拳匪进入距北京仅有五十多公里的涿州,并破坏了当地的铁路和车站等现代化设施。6月1日,拳匪一部占据顺天府永清县,攻击教堂。新城县当地拳匪头目张德成焚毁了东马营和白沟的教堂,外籍教士被杀,残余教民逃往了北京西什库总堂。雄县板家窝的匪首王德成先后焚毁了蛮子营和固安韩家庄教堂,还攻打过小高科庄、小青凌、东马营和霸县高庄等处教堂。在保定城内,拳匪杀害教民数百人,焚毁了即将完工的保定总堂。6月7日,在清廷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随后在12日烧毁11所教堂,包括天主教东堂、西堂和南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樊国梁主教所在的北堂(西什库天主堂),当时有42名法兵守卫。13日,天津武清拳匪焚毁了马家场、范家庄、洪家坟、牛房、龙庄、韩庄各处教堂,静海全县被匪众占领。6月14日,焚烧顺治门内天主堂。6月15日,拳匪开始围攻北堂,直到8月16日北堂被联军解围。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6月15日,天津的拳匪焚烧了马家口及望海楼等地的教堂,拆毁东门外天后宫北教堂,又与防卫紫竹林租界的外国士兵发生战斗,死伤四百人,16日展开了第二次进攻紫竹林,但被一阵齐射挡了回去。18日,遣使会士聂春元与包多默神父以及三位若瑟会修女在盐山遇害。在6月初联军进入津京后,7月14日联军占领了天津,8月14日攻入北京城内,此后陆续平定各地拳匪暴乱。9月,德国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被推为联军总司令来清,八国联军大军增兵,全力清剿拳匪,战败的清军亦配合清剿。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关、保定、正定等地。直隶北境代牧区在战后统计共有超过六千名教民与神职人员遇害,其中北京宣化两地共3717人遇害(神职人员与修士修女8人,平信徒3709人),宣化府延庆、龙门、赤城三地难前教友1700多人,难后仅存267人,全家尽亡者七八十户。
在保定府,遣使会教士们设立了徐水县安家庄、清苑县东闾两个主要防御据点,各聚集有数千教民,其他据点包括高阳县的徐果庄有近千人避难、博野的程六市与束鹿县的刘家庄各聚集数百人。其他未设防的村庄教堂均被破坏,教民被捕杀。 在徐水县的安家庄,被拳匪围困教堂三个多月未攻破,期间拳匪发动两次进攻,伤亡约百人未攻破,教民仅阵亡一人。 在清苑县的东闾,有9000名附近地区(包括保定城内)的天主教徒来此避难。由在此避难的蠡县高庄的王神父带领村民修筑了防御工事,不久4万名义和团从姜庄撤围后转向东闾扎营安寨,三面包围东闾。教友们使用几支火枪和一门铁炮护村保教,击退了义和团的4次进攻。在7月又击退了清军的44次进攻,敌军伤亡两千多人,教民仅阵亡40多人。直到8月15日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的消息传来,清军才撤退。在当时还出现了圣母显灵事件,也因此东闾成为了后来北方最重要的朝圣地,以及中国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
长城以北的中蒙古代牧区(后来的西湾子教区)亦遭受了匪众攻击。1900年7月5日在窑子沟双方发生激战,拳匪阵亡17人,60多教民受伤。西口外所有小堂都被焚毁,高家营子与五号村教堂也被焚毁。崇礼西湾子、西营子、七苏木、二十三号村、黄羊滩抵御住了进攻。战后统计教区内有5位司铎、1700教民被杀,72所学校和19个村庄6个孤儿院被毁灭。
而在直隶西南代牧区则是庚子事变中伤亡损失最小的地区。1899年4月8日,义和拳开始在正定大佛寺举行了大规模集会。1900年1月初,冠县梨园屯发生冲突。1900年5月,到处都设立起拳场,正定府的镇台派兵驱散了宁晋县孟家庄的一伙拳民。6月29日,顺德的教堂在夜里被洗劫一空。6月和7月初,教士们将散居的教民集合在有防御工事的村庄。包括顺德的白厂、新厂,隆平的马家庄,柏乡的贾庄,栾城的油通村,藁城的托屯和桥寨,定州的治丘。在宁晋和赵州,教民基层团体的数量较多,相距也很近。这一地区全都组织起来,教民们不仅进行自卫,他们还多次向孤立的教民基层团体提供支援。堡垒之外的教民所受攻击并非来自本村居民,而是来自外地而来的拳民团伙,尤其是与其合兵一处的正规部队。教民放弃的教堂和小教堂都被捣毁。7月10日定州治丘村被攻破,但匪众未进行焚毁破坏,12日晚,教士带领所有村民向60里以外的桥寨村转移,队伍后面的十几个妇女儿童被杀。7月31日,被隆平县某村请来的威县义和拳团伙便放过了马家庄,而攻击附近一更小的教民村,死亡18人,重伤6人,只有4个教民脱身。7月30日,隆平县一行医的女教民和她的婴儿被杀。9月在联军占领保定后,一支非洲轻步兵的法国分队被派到正定恢复与外界的联系。战后统计教民死亡数量为150人,不少家庭失去了财产和房屋,4座教堂和顺德的公所遭到洗劫和部分拆毁,100多个小的教民基层团体及其小教堂被洗劫后彻底焚毁,遭难最深的是顺德和定州地区。1902年4月,征缴赔款时一个耶稣会神父在路上被一小伙暴动者杀害。在正定府代牧区和直隶的其他代牧区,信徒中的弃教者极少,新老教民大都坚定地承受住了暴力的考验。他们中涌现出众多殉教者,这些人公开大声表达出他们的宗教信念,甚至不惜为此献出生命,这令传教士们感到惊讶。
1901年9月7日清廷与联军各国签订辛丑条约,其中包括补偿教会及遭受损失外籍人士的庚子赔款,教会利用赔款重建了战争中毁坏的各地教堂,并增建教育医疗等社会慈善事业,此后十几年中新入教者迅速增加。
1909年5月2日教宗庇护十世将庚子之乱中的21位殉道者列为真福品。2000年10月1日,时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宣布将清朝与民国年间(1648年–1930年)的120位殉道者册封为中华殉道圣人,纪念瞻礼日为7月9日。

●战后教会的发展:
1910年2月14日,从直隶北境代牧区中分出直隶中境代牧区,由法国遣使会管理,首任代牧为富成功,主教府设在保定城内,辖保定府、定州、易州(今易县)、祁州(今安国)等地。
1912年4月27日,从直隶北境代牧区分设直隶海滨代牧区,由法国遣使会管理,首任代牧为杜保禄,主教府设在天津城内,辖天津、静海、青县、沧县、庆云、海兴。
1921年4月15日,从保定代牧区划分出蠡县监牧区(1929年7月13日升格为代牧区),由国籍神职管理,首任代牧为国籍遣使会士孙德桢,1927年主教府迁往安国城内,改称安国监牧区,辖安国、博野、蠡县、高阳、深泽、束鹿(今辛集)。
1924年5月,罗马教廷派教廷代表刚恒毅来华,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中华全国主教公会议,规定教区名称以其主教府所在地命名,并将全国五大传教区分为十七大区,直隶被分为第三区。1924年12月3日,直隶北境代牧区以主教座堂所在地改名为北京代牧区,直隶东境代牧区更名为永平代牧区,直隶中境代牧区更名为保定代牧区,直隶海滨代牧区更名为天津代牧区。

1926年,幽燕民族终于有了首位本地主教,即宣化教区首任主教赵怀义,与安国教区的首牧孙德桢,他们都是生于燕地,长于燕地,一生服务于幽燕教会,教宗庇护十一世在罗马亲自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祝圣晋牧典礼,这实在是幽燕教会的无上光荣。

1926年5月10日,从北京代牧区分出宣化代牧区,由国籍神职管理,主教府设在宣化城内,首任代牧为赵怀义,辖口北十县(宣化、万全、怀安、阳原、蔚县、涿鹿、怀来、延庆、赤城、龙关)。此后的北京代牧区辖北京城区、大兴、涿县、良乡、房山、固安、永清、安次、霸县、文安、大城、新镇、通县、香河、三河、武清、蓟县、宝坻、宁河、平谷、顺义、密云、昌平22县。
1929年3月18日,从正定代牧区分出赵县监牧区(1932年1月11日升格为代牧区),由国籍神职管理,首任监牧张弼德,主教府设在宁晋边村,辖赵县、宁晋、高邑、柏乡、隆尧、临城。
1929年5月24日,从献县代牧区分出永年监牧区(1933年3月6日升格为代牧区),由国籍神职管理,首任监牧为崔守恂,主教府设在威县赵庄,辖永年、邯郸、鸡泽、曲周、肥乡、广平、成安、磁县、威县、清河。
1929年5月25日,从保定代牧区和北京代牧区各分出一部分,成立易县自治区(或称易县宗座独立传教区,1935年12月9日升为监牧区),由意大利耶稣圣五伤司铎会管理,首任教长为意籍司铎马蒂懦,主教府设在易县城内,辖易县、涞水、涞源、三坡地区。此后的保定代牧区辖清苑、徐水、满城、完县(今顺平)、唐县、望都、安新、雄县、容城、新城(今高碑店)、定兴11个县。
1933年3月2日,从正定代牧区分出顺德监牧区(1944年1月13日升格为代牧区),由波兰遣使会管理,首任监牧为葛乐才,主教府设在顺德城内(今邢台),辖顺德、内邱、尧山、任县、巨鹿、广宗、平乡、南和、沙河。此后的正定代牧区辖正定、石门(今石家庄市区)、藁城、新乐、无极、晋州、栾城、获鹿、元氏、赞皇、井陉、平山、灵寿、行唐、阜平、曲阳、定州16个县。
1935年3月11日,从献县代牧区分出大名监牧区(1947年7月10日升格为教区),由匈牙利耶稣会管理,首任监牧查宗夏,主教府设在大名城内,辖大名、魏县、以及今属河南省的南乐、清丰、濮阳、另有长垣的和黄河两岸的东明县一部分。
1939年4月24日,从献县教区划分出景县监牧区(1947年1月9日升格为教区),由奥地利耶稣会管理,首任监牧凌安澜,主教府设在景县城内,辖景县、阜城、武邑、衡水、冀县、枣强、故城、新河、南宫、吴桥、东光以及宁津(今属山东省)。此后的献县代牧区辖献县、河间、任丘、肃宁、安平、饶阳、深州、武强、交河(今泊头西部)9县。

1941年,日支战争蔓延到了保定东闾圣地,在混战中,可能是中方以教堂作掩护,日军的一枚炮弹不幸击中了圣堂,随后圣堂起火,成为一片废墟。

●建立圣统制:
教廷又于1946年在华建立圣统制,幽燕教会是以北平总教区为主体,划分为了14个教区,分别为北平、天津、永平、宣化、保定、易县、安国、正定、赵县、顺德、献县、景县、永年、大名教区,燕地北境则分属热河、赤峰与西湾子教区。幽燕教务由此日趋完善。
1946年4月11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在中国废除传教区体制,正式建立圣统制,河北境内的天津、永平、宣化、保定、安国、赵县、顺德、永年几个代牧区即刻升格为教区,天津、永平、宣化、保定、易县、安国、正定、赵县、顺德、献县、景县、永年、大名几个教区与监牧区归属于北京总教区管辖,当时属察哈尔省的西湾子教区则归属于内蒙古的绥远总教区,属热河省的热河教区归属于东北的奉天总教区。同年,北京总教区62岁的法籍主教满德贻退休,让位于中国籍枢机主教田耕莘(圣言会会士)。
天主教信仰在今日诸夏之中,尤以幽燕最为兴盛,约有200多万教友,占据大陆天主教徒的四分之一,还有数百位司铎及十几位主教。

4.剿匪圣战
早在1917年5月,圣母玛利亚就已在葡萄牙小镇法蒂玛显圣,警告人类将要面临的苦难,特别在告诉牧童的第二个秘密中要求教会奉献俄国,否则全世界会被邪恶势力占领,教会遭受迫害。当年10月13日圣母最后一次显圣,次月共产主义匪首列宁就发动革命,推翻沙俄帝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为此,当时教会不竭余力地坚持反共,命令教会神职帮助世界各地的反共剿匪力量。
自从庚子圣战以后,燕地进入全面西化时期,教会的传教事业毫无阻碍,每年的新皈依者成倍增加,这一时期成为幽燕教会的黄金时代。直到北洋政府时期仍然维持了这一良好环境,只是国民党就在遭受苏联的挟持,通过北伐战争建立起大一统集权的党国后,沦为苏联的傀儡。其鼓吹虚假的中华民族,排斥西方,兴起立儒教为国教运动,教会也被迫要配合党国进行本土化,支持其虚假的中华民族,自此教会的传教事业开始受阻,逐年衰落。
作为苏联对付日本的棋子,党国不断骚扰华北,最后让日本不得不对党国开战,随着党国的溃败,燕地进入日治时代,也鼓励了本土独立力量。但泛亚主义的日本并不支持西方的宗教与文化,加上战乱频繁,教会更加难以传教。不过日治时期因为教廷首先承认满洲国,对日亲善,同样反对英美等新教徒国家,因而相比新教,天主教在境内也并未遭受明显打击,只可惜幽燕民族的精神中心东闾圣殿在国匪挑起的中日战争时期被摧毁。不过由于燕地教会多是法籍传教士,都属于二战中的同盟国(维希法国),因而教会也未遭受日军的大规模迫害,期间只有正定教区荷兰籍的文致和主教等人在1937年10月9日遇害,但事后日军有关负责人也向教廷谢罪,并惩治了凶犯。保定教区周济世主教则维持了与日军友好的关系,境内教会事业未遭受什么破坏。
1945年日军投降后,坐收渔翁之利的共产党已越加严重的赤化燕地。为了配合国民党主导的剿匪工作,河北教省各教区也陆续建立了反共组织和相关军事行动以保卫教会免受无神论政权的统治,如公教青年报国团和圣母军等,此为继庚子年以后幽燕民族的第二场圣战。只是在当时已拥有满洲资源的匪军明显强于在中日战争时元气大伤的国军,自1948年共匪将指挥中心转移到平山西柏坡以后,由北向南,国军节节败退,燕地全境迅速沦陷。
赤匪全面执掌大陆政权以后,国民党政府退缩在福摩萨(台湾),已经无力剿匪,燕地的土豪乡绅爱国者纷纷在赤匪的土改与镇反运动中被铲除,境内的外籍传教士也被迫遣返回国或流亡海外,只剩下本土的天主教徒还在顽强抵抗,但也已丧失了武装战斗的能力,而成为以保存实力为主的被动抵抗状态,拒不参与共匪消灭教会工具的自立革新运动,坚决反对爱国会的裂教活动,以忠贞教会为主体维持到现在,保护未受赤化的真教会继续传承民族信仰。

●各教区的反共斗争:
【1】西湾子教区:1943年,比利时籍主教石德懋与日军蒙疆当局达成联合反共协议,派遣教友王崇惠代表西湾子教区,到绥远发动其他教士进行反共活动。1945年日军战败撤离了崇礼,1946年12月30日,八路军欲占领崇礼,西湾子本堂神父樊海清组织教友建筑围墙与壕沟,并建有教友自卫队与国军数百人保卫教堂,敌军伤亡500余人。最后共军炮轰西湾子主教座堂,才被攻破,城内教友随后遭到了匪军的大肆屠杀,主教府大堂也被焚毁,城内财物搜刮一空,崇礼大屠杀震惊了海内外,随后国军又短暂收复崇礼。崇礼首次沦陷后,主教公署与修院被迫迁往了张家口市内。1947年,石德懋派遣赵振民神父出任国民党崇礼县议会参议长。1948年9月30日共军第三次占领西湾子时,比利时神父贝耀宗、国籍神父赵振民、秦选等人组织数百教友建立守护第七连,在碉堡内持续抵抗,造成敌军重大伤亡,同年10月共军全面占领崇礼,到1954年被捕的4名外籍神父被迫离境。1951年8月20日石德懋主教、比利时籍秘书兰宁被逮捕,石德懋主教在同年11月27日狱中殉道,继任的张克兴主教也被捕。1952年2月23日,王海楼和兰宁离境,同年6月6日圣母圣心会当地会长比利时籍顾秉贞离境。1952年6月西湾子教区原张北县落花营子与公会村的安宗仁、费默理神父回国,1953年9月,两位比利时神父田开智、唐天瑞神父,以及两位波兰籍修女离境。到1954年,西湾子教区还有45位司铎,张克兴主教在狱中号召教区所有司铎应不怕受苦,一律留守自己的堂区。神父教友都上下一心,没有一个背叛基督,加入革新教会的。一位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唐神父说:“西湾子的司铎、修女和教友支持教会的英勇事迹,足堪我人仿效”。
【2】献县教区:1945年9月,日军撤退后因担心共军的占领,献县宝血修女会院长冉如利亚给她的表亲美军远东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写信请求协助保卫,但驻天津美军仅空投了20余箱食品。此后中共献县政府截获了数次总堂送往天津的情报,1948年7月15日中共当局将法籍耶稣会长尚建勋、法籍主教府院长穆启华、法籍理家潘汝林、医院长比利时籍李诗堂等人拘捕,22日将其送往天津离境。此后自行离境的外籍神父有法籍邓惠达、柯守义、美籍毛纶等。1949年后驻天津的北疆博物院法籍神父盖斯杰1950年被迫离境,以及卜相贤、鲍翊华、房如晦、紫古值、申自天、甘墨林等人于1953/1954年先后因中共天津政府下令而被迫离境。1953年献县教区代理主教张思谦、献县总堂本堂司铎贾书善、及王峻德、蓝路一、王德望等八人被中共逮捕,指控其“煽动解放军及青壮年逃亡,给帝国主义送情报,积极组织圣母军,聚集被斗地主和回乡团进行反共活动,号召信徒抵抗为主致命,公开支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瓦解投共民兵,指挥部下劫夺解放军枪支及暗杀活动等”。此后只有支持中共统治的法籍神父丁鸣盛未被驱逐,他在1961年3月去世(1907年来华传教)。
【3】顺德教区:1945年邢台沦陷后,中共邢台政府指控波兰籍的顺德教区葛乐才主教协助48名国军撤退,并在义德中学储藏枪械准备反抗共匪统治,及其他污蔑罪名。1946年12月9日共匪公开批斗葛主教,1947年1月15日葛主教与波籍神父郎本仁等被迫离境,其他神父于同年或第二年离境。
【4】北平总教区:1946年秋,北平教区总主教田耕莘枢机积极配合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活动,派遣了王岱铎、翟文景参加傅作义的暂三军担任随军司铎,鼓励军中的天主教徒剿匪,在关沟战役中王司铎被俘。
1954年3月1日,北平共匪召开“革新派”大会,迫害教会,第二天有28位司铎与12位加入圣母军的教友被捕。当时北平各重要堂口都被革新教会霸占,教区内的热心教友,只得到小堂口望弥撒,革新教会搞的各种花样,都没有控制这些忠贞的教友。
【5】易县监牧区:1947年6月,易县沦陷,易县监牧区马蒂懦主教被国军师长邱行湘护送到北京,并出任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的驻北京代表。同年11月马蒂懦接触到美驻华大使馆的包瑞德上校与李安东,并协助提供剿匪相关情报。1951年5月12日马蒂懦在北京被捕,中共政府指控他参与了李安东与山口隆一的炮轰天安门计划,并在此前配合日军捕杀共党分子,由此被判无期徒刑,1954年他被迫离境。
【6】保定教区:1948年11月保定沦陷于共匪,代理主教张弼德要求教区神父修士坚守岗位,禁止逃离大陆。1951年,保定教区外籍传教士被共匪驱逐出境,保定教区还剩下60名国籍神父,有小部分神职和教友叛教加入了共匪的自立革新运动。后来代理主教张弼德在北京被中共“统战”,开始支持其分裂教会的一系列活动。1951年4月12日,教宗庇护十二世擢升当时在汉口管理教区房产的范学淹神父为保定教区正权主教。上任后他便返回家乡,开始恢复保定教区教务。因范主教在中日战争时期帮助过八路军,因而在当时的镇反运动中未立即遭受迫害,而是共匪的统战对象,但范主教坚守信仰原则,直到1958年因拒不加入爱国会而遭受赤匪共匪迫害。
【7】永平教区:永平教区的本地籍司铎刘若瑟在1951年4月28日被共匪杀害,1952年共匪举行反帝爱国运动大会,共匪干部大声宣讲传教士罪行,在场教友答道“工会没有干涉宗教的权力”,共匪干部又迫害圣母军成员,有一矿工英勇的说道“我是圣母军团员,我要永远做圣母军,一直到死。这是我的徽章号码,你们拿去吧!几时你们要我下狱或者处死,就来招呼我吧!”。1953年11月19日,永平教区荷兰籍署理何毓华神父被中共唐山市政府驱逐而被迫离境,何毓华神父杯指控设立圣母军,派遣司铎在乡间进行反共运动,不准青年加入共青团,禁止少年佩戴红领巾,消极抵抗反帝爱国运动等。廖亚尔、冀兹陵等人则被中共北京政府下令而被迫离境。之后永平教区只有16位本地籍神父,何神父称“这些神父都团结一致,具有坚强的信德和爱德,宁死不参加‘革新运动’,他们尽力使圣堂开放,勇敢举行礼仪及圣事。”在永平教区有不少矿工教友,虽然生活艰苦,但他们有着坚强的信仰,在问道他们对被枪毙的刘若瑟神父有什么感想,矿工教友们答道:“他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英雄!”(见《中国近代教难史料(1948-1957)》53-74页)
【8】景县教区:1954年7月底,景县教区奥地利籍耶稣会士凌安澜主教及艾神父被迫离境,前往香港。共匪当时指控凌安澜主教是大地主,剥削工人,又招待反共宣传人员。在他们离境之前,革新教会一直无法在当地立足。

●教廷发布反共禁令:1947年2月16日,黎培里以教廷驻中国全权公使的名义发布“禁止公教团体和个人参加反动组织”的训令,表示“有神、无神势不两立”、“爱国、爱教有矛盾”。当年秋,美国的斯佩尔曼枢机访问北平,到访了耕莘中学和辅仁大学,并发表演讲,鼓励教友坚定信仰,反苏反共。1949年7月1日,黎培里以教廷圣职部的名义颁布训令,要求教友禁止参加无神论组织和避免阅读无神论出版物。1950年7月28日,颁布警告,表示对于参与支持无神组织活动者,给予圣事上的制裁,甚至绝罚。
●公教青年报国团:1946年7月,黎培里指示并资助比籍雷震远神父(Raymondde Jaeghei)在北平组织建立了”公教青年报国团”(又称民众自卫团、民众建国协进会)武装组织,援助国民党的反共战争,由雷震远担任团总指挥,姚光远与任佩泽为副主任,刁化仁为秘书长。最初设立山东和察哈尔两个分团,后增设河北、绥远、山西分团,各分团设主任、指导司铎和书记等职务,分团以下设工作队。有石家庄、保定、涿县、天津、泊头、通县、芦台、束鹿、宣化、唐山以及山西太原11个情报站。河北分团最初有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涿县六个工作队。察哈尔分团于1946年末由王若鹏负责,另名察哈尔省民众建国协进会,成员分布于境内各县。1947年5月后河北分团由刁化仁担任主任,毕卓云为秘书长,增加落垡、泊头两个工作队。1948年6月,报国团受“剿匪总部政工处”指挥,将民众自卫团改名为青年救民戡乱先锋队,河北和察哈尔分团改编为第一、第二两个大队,各分团所属工作队改编为中队,第一大队由刁化仁担任大队长,下设北平、落垡、天津、唐山、保定、涿县、石家庄、藁城八个中队。北京教区王章神父担任落垡中队长,组织了宝坻、武清境内教友百余人,成立还乡团剿匪。
在石家庄由骆毅宾负责组建了武装组织石家庄公教队,后由国民党第三军改编。1947年7月,正定教区陈启明主教、杨鸿志神父、陈道生神父与石门的荷兰籍罗贯之神父等策划,由杨鸿志和教友赵子云将500名教友组织武装起来建立还乡团,于7月中旬守卫正定县城有45天,并在近郊的三邱村、大林济、朱河村等地逮捕处决300多名共档分子。1948年初教友任国顺将共匪在平山县西柏坡设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消息报告给吴雅阁神父,吴随后到北平联系刁化仁,商议行刺毛泽东与朱德等人的计划,并派特使赵德祥教友赴藁城桥寨与赵雅各、冯连相、宋本笃联络安排。1948年8月10日,雷震远与刁化仁将吴雅各此前的报告及匪首毛泽东已于5月27日抵达西柏坡的情报,通知国民党华北剿总与军统,随后又根据部分情报对平山县郭苏镇一带展开轰炸,9月13日再次对石门和灵寿等地进行轰炸,但毛匪最终还是逃脱。1948年冬,共军陆续控制了华北各地,公教青年报国团转入地下。
1948年冬,燕地沦陷,境内报国团成员退守北平,由刁化仁指挥继续抵抗。于当年12月25日召开会议,将团改组为地下工作队,下设1个联络处,4个大队,17个区队,52个分队,总指挥部在北平,刁化仁为总队长,陶嘉信为副总队长,王涣世为指导司铎,屈国华为联络站站长,北平东堂的宋维礼神父担任联络站指导司铎,各大队亦设队长和指导司铎,后分散于燕地各处在地下隐秘活动。到1949年北平沦陷前,刁化仁流亡香港,继续指挥燕地的地下工作队,王章神父化名汪国安留在北平,被捕时曾被搜出枪支弹药。
1950年10月16日,石家庄多位公教青年报国团成员被共匪逮捕,吴雅阁神父殉道。1951年7月,北京、天津、唐山、昌平、南口等地报国团成员陆续遭到逮捕。到1956年,在北京、石家庄、保定、天津、唐山等地秘密活动的公教青年报国团各主要成员均已被共匪逮捕。
●圣母军:1948年梵蒂冈驻华公使黎培里派遣爱尔兰神父莫克勤在天津建立了圣母军分会,亦称圣母慈爱祈祷会。圣母军成员积极介入到反共行动中,曾在保定发展到两个区会、80余个支会,在唐山也建立了组织分部,有173位成员。北平辅仁圣言会院在1948年开始发展圣母军组织,院长芮哥尼令闵明我、孙振之等在辅仁大学建立了反共护校同学会、公教同学会、新校董会,进行反共宣传。1951年7月芮哥尼被捕,被迫离境。1950年北京鲍思高会院组织了圣母军北京区会,由意籍邱伯里担任指导司铎。1951年至1953年天津、保定和唐山圣母军陆续被中共政府取缔。
●守护七团:1947至1948年,北平总教区副主教李君武等组织教友参加傅作义的军事行动,建立守护七团,协助其保卫平津,平津战役时期守护七团被调往天津增援守城部队。1948年9至10月,李君武副主教组织北平的外地教区办事处和修会,北平教友上万人在中山公园五色土上举行了圣体降福,献县教区赵振声主教主持,期间祈祷圣母保护北平,勿使沦陷。
●反共教士雷鸣远:雷鸣远是比利时籍遣使会传教士,曾任武清小韩村本堂司铎,1912年任天津教区副主教。他在天津创立了《益世报》,积极投入政治活动,是显著的民族主义者,极力支持本土教友的权力。1928年在安国成立了耀汉小兄弟会,并成功推荐本地籍司铎获得教宗庇护十一世亲自祝圣为燕地首批本土主教,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但是他显然分不清中国人只是个虚假民族,因此与国民党来往密切,主张抗日反共,亲自上战场救护国军受伤士兵。1938年他被蒋介石派往武汉,与戴笠、张荫梧建立天主教性质的反共军事组织“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雷鸣远任团主任,曹立珊、义禄等担任总务、事业处长,在华北一带进行反共活动。当年10月他又带领全体团员自汉口北上,在晋东南一带活动,并于张荫梧军会合组织“十字军”。
1940年,雷鸣远服务的政府军鹿钟麟部与共匪的八路军发生冲突,3月9日,雷鸣远被八路军俘虏,关押在太行山山区的山西省辽县,被当作国民党间谍受到6个星期的洗脑和酷刑,期间雷鸣远神父真实认识到了共产党的邪恶本性,40多天后,经国民政府交涉,雷鸣远被释放,但已罹患重病。在到达重庆后不久,1940年6月24日,雷鸣远因黄疸病逝世于歌乐山。同年7月1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1287号褒扬令公开褒扬。11月29日,重庆市召开追悼雷鸣远神父大会。台北的国民革命忠烈祠亦有设他的灵位。雷震远、雷鸣远合著有《内在的敌人》,该书揭露八路军于1940年皖南事变前突袭国军三个军共6万多人,却没有动不足50英里外的日军。
●耀汉小兄弟会:1948年初,北平耀汉小兄弟会会长曹立珊等在刁化仁的支持下,组织500余教友成立“民众服务团”,隶属于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并派会士张斐理等6人前往剿总接受培训。后张斐理在北平组织了北郊工作队,搜集相关情报,同年又为暂三军组织救护队,北平沦陷前,曹立珊等流亡香港。
●沦陷共匪时燕地教会规模:据教内1948年统计,河北省有天主教徒75万余人。沦陷共匪后据中共政府不完全的专门登记材料为64万多(临清教区在河北省境内的各分堂和支堂及察省新划归河北省地区的10万多均未统计在内),当时仍有公开宗教活动的19万多人,秘密活动的无法计算。河北省(包括察哈尔部分)共有神甫683名,中共政府已知者为210人,另已查明的秘密神甫40来人(实际上不止此数)。当时的天主教地下势力所控制的教职人员和教徒的数量都占了各自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1949年后,在河北省境内的外籍传教士共148人,到1956年止仅剩一位。

5.教难的开始:
●教廷对沦陷区教会的安排:1948年3月8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发布通谕称: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地区,司铎可以暂时不守教会的除独身主义以外的规矩。至于做弥撒行圣事,可按“圣教艰难”时的办法即隐秘的办法。
1949年1月,受教廷传信部部长伯多禄·富马梭里·毕翁弟枢机、次长刚恒毅总主教的“应变”训令,黎培里将全国各教区大修院转移至香港、东南亚等境外;要求各教区、各修会团体的外籍人员,除特殊危险者,必须坚守岗位。同时,调整各教区主教人选,填补空缺教区主教以及指定多名继承人。
●镇反运动打压教会:1951年3月,北平圣母军指导司铎周翰章神父被捕。1951年6月,共匪的控制下在北京成立了三自革新委员会,一些出卖教会的叛徒揭发教内反对中共统治的教友与神职,7月25日共匪公安部门开始大搜捕。之后狄俊义、于惠民、苏志远神父,公教青年报国团的宁天爵、边汉元、宋维礼,坚持反共的孙占魁、张德全、张辅仁,反对三自革新的比籍万广里,本地籍神父薛清芳、苏培英等陆续被捕。当年9月4日,在南京的黎培里总主教被迫离开大陆。16日在北京辅仁大学礼堂叛教者们成立了北京市天主教革新委员会,也就是爱国会的前身。这些叛徒里面有马文纯、姚光裕、牛圣贵三神父与高淑敏等20余人,他们还随北京市土改工作团到西北与南支各地活动。1952年有李君武副主教、南堂的李荫桃、贾振民等表示支持共匪的“抗美援朝”,他们都被教廷宣布绝罚(开除教籍)。
献县教区苏培英神父在1953年被捕,耶稣会士戴神父也被捕。宣化教区张九牧神父因拒绝承认圣母军是反动组织,及反动自立革新在同年被捕。正定教区萧神父同年被捕,罪名为从事反共活动,不和革新运动合作,北平教区遣使会赵神父因同样罪名被捕。1954年3月以后北京的外籍传教士都被遣返回国。
●教廷明令反对自立革新运动:1950年11月30日四川广元县天主教徒发表《自立革新运动宣言》后,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则于12月18日在南京向中国全体主教和神甫发表《请看主》牧函加以反对。1951年1月13日,《天津市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发表。黎培里又于2月21日在南京秘密印发由法籍天津教区主教文贵宾起草的《天主教中国全体主教声明》称:“天主教徒倘在某地因环境关系而甘愿脱离教宗,就是脱离了耶稣,脱离了教会。这样的所谓狭义的‘某国天主教’,只是裂教,不是至一至公的真正天主教。”3月31日,黎培里向全体主教发出《敌人的阴谋》牧函,通告废除中国教会“三自”的实施。1952年1月18日,庇护十二世颁布《勖勉中国被难教胞》文告。9月8日,黎培里在南京被驱逐出境。同年,正定教区的传教士在石家庄市天主教革新促进会成立后撰文称:“目前之石市革新会系一裂教性之组织,这是没有丝毫疑惑的。”“革新就是裂教,走脱离教宗的路,结果是死亡。要生活在教宗的教会里就得坚决反对革新。”
●教宗庇护十二世的鼓励:1953年12月8日,罗马教廷发布关于1954年为“圣母年”的通谕,鼓励中国神职人员做最好的儿子,和中共最残暴的政权做斗争。河北省15个教区中有12个接到该通谕后制订了集体朝圣的计划。保定教区塑像、造亭,指定西关教堂为朝拜圣母堂,规定星期六为朝拜日。永年教区亦于1954年1月开始朝圣活动。石家庄市天主堂修了圣母祭台、圣母山,每逢星期六均有百余名教徒进堂朝圣。正定教区元氏县殷村发生圣母泪土治病。永年、西湾子、安国、赵县等教区也都出现圣母显圣。保定、永平、西湾子等教区均宣布了圣母年大赦条例,进行避静活动。西湾子副主教、代理主教宋连德号召教友:“无论什么新花样的名目都是变相革新。要坚持信德。”1954年10月7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发布《切愿声明》公函,特别鼓励中国沦陷区的教友和神职要坚持信仰的纯粹,并批判共党的自立革新运动。
●教廷反对爱国会自选自圣:共匪夺取大陆政权以后,驱逐了外国传教士,许多国籍的教会神职人员也因为担心遭受迫害而离开了大陆,其中包括了逃往美国芝加哥的北京总主教田耕莘枢机(山东人)。部分留下来的神父主教中,有一部分响应了中共的独立自办教会政策,与罗马教廷断绝关系,并在1957年8月2日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次年开展了大张旗鼓的自选自圣主教运动,其中发起者包括原献县教区合法的主教赵振声(1957年12月当选为河北省天主教爱国会主席),至文革前被祝圣的非法主教中,来自燕地的包括了王守谦(永年1958)、常守彝(宣化1958)、潘少卿(西湾子1958)、蓝柏露(永平1958)、李德培(天津1958)、王其威(保定1958)、姚光裕(北京1959)、刘安祉(正定1962)。1958年6月29日,庇护十二世颁布《宗徒之长》通谕,重申任命主教的权力为教宗所独具,任何未经教宗批准而举行的主教祝圣礼,主礼者与受礼者会受到自科绝罚,称爱国会为非法。

除了投降于共匪的神职人员,另一部分服从教会命令未离境流亡的教会神职则坚持信仰原则,拒绝加入被时任教宗庇护十二世明确抵制的爱国会任职,由此这些神职人员开始遭受共匪迫害,这其中就包括河北保定教区1951年就任的范学淹主教、易县监牧区代理刘冠东、宣化教区王木铎主教等。
因为众多神职教友拒不屈服于共匪,他们都被共匪监禁起来。1954年公教报统计,到11月5日止,确认处于被监禁者中,西湾子教区主教1人,司铎3人,北平总教区主教1人,司铎30人,修生8人,景县教区司铎1人,献县教区司铎7人,大名教区司铎1人,永平教区司铎1人。

●坚持抵抗:永年教区副主教王子真等秉承罗马教廷旨意以隐秘方式传教,使该教区革新组织无法成立;献县教区代理主教张思谦一面指挥大批神父转入地下,一面动用神权处罚革新积极分子,几乎把该教区革新组织摧垮;西湾子教区接替外国传教士就任主教的张克兴不肯与革新组织合作。在乡下,当时的忠贞教会通常在教友家中挖掘地下室作为弥撒场所,成为实实在在的“地下教会”。据共匪官媒报道曾在献县、永年教区查出地洞、暗室200余处,大者容纳百人,有的一洞三室,据官媒称其亦被用来从事谍报工作所用,以协助“帝国主义者”推翻共产党政府,1954年3月该地教会被共匪查禁。
●文革期间:1966年以后十年里全教省再没有任何爱国会公开教会的活动,因爱国会成员一度受到比其他神职人员和教友更为严重的冲击,教产一律充公,许多教堂被拆毁或挪作他用,各教区及其男女修院均被解散,一些修女被迫结婚。但使用暴力手段并不能消灭天主教,教友和被遣返原籍的神职人员在自己家里偷偷念经祈祷,大家相信教难已经来临,信仰更趋坚定;部分原爱国会成员痛悔自己走错了路;许多教友聚居地区一再出现“活圣母”、“活耶稣”、“活圣女”、“活圣人”等。天主教活动完全处于地下状态。
●教宗鼓励:1969年在经历十年劳改之后,又恰逢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范学淹主教被放回老家小望亭遭受软禁。1977年5月,范主教召集甘肃天水市教友王泰、保定市教友张国彦等9人在张国彦家起草《罗马教会纲领》,向全国各地寄发,同时将王泰祝圣为司铎(即后来的王弥禄主教)。1976年教宗保禄六世致信范学淹,祝福他担任主教25周年,信上说:“阁下诚属忠心耿耿,无愧于群羊之典范,是朕和普世教会最可爱的教区领袖和司牧。”1978年范主教因教宗保禄六世的公开支持而再次被捕。
●权力下放:1978年6月27日,罗马教廷发布《将以下权力及特权颁给居留在中国大陆之神父及教友》的指令,其要点有二:一是将主教处理教会日常事务的大部分权力下放给司铎,同时简化了许多宗教仪式,放宽了部分教规;二是把充任司铎的条件实际上简化到“忠于伯铎”(即忠于教宗)和“愿守独身的男性”两个,特别提出“即使未有正式的神学教育”。这是向坚持反对独立自办教会而又享有人身自由的司铎、主教发出的重新控制教会领导权的动员令,也是给中国大陆天主教徒一个判定教职人员是否合格的基本标准,是对50年代从教会的角度看以割断与罗马教廷的一切联系,和神职人员结婚为外部特征的爱国爱教运动的全盘否定,与大多数教友深藏于心的想法一拍即合。

6.幽燕忠贞教会的形成:
80年代的共匪因为要搭美国的便车,顾及国际脸面,对教会还不敢得罪太厉害,主要是靠统战,让爱国会充当狗腿子,以夷制夷。而因为这种局面,忠贞教会得以崛起。
●爱国会裂教:文革结束后,为了表现自己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共产党控制下的爱国会开始恢复自选自圣主教,至今在河北教省境内由爱国会任命的非法主教包括傅铁山(北京1979)、刘景和(永平1981)、范文兴(景县1981)、刘定汉(献县1982)、蒋陶然(石家庄1989)、潘德世(保定1991)、苏长山(保定2000)、方建平(唐山2000)、郭金才(承德2010)。在这批投靠共匪的神职人员带领下,其管辖的“教会”没有得到教廷的认可,根本不是天主教会一员,但他们却自称为天主教,仍然采用正统教会的礼仪等,以欺骗不明真相的教友和教外人,形成裂教。因此忠于罗马教廷的幽燕神职与教友们开始与之对抗,建立起一个继承自燕地沦陷以前圣教会的,真正的天主教会,被教友们称为忠贞教会,而外教人一般称为“地下教会”。
●范主教复出:1980年1月20日范学淹主教获释,当时他是全省惟一享有些许人身自由的合法主教。1月26日,刚被解除劳教的原保定教区姬永贤与曲景枫神父受范主教派遣分别到徐水县安家庄、坟台、椿木峪、师庄等村和清苑县东闾村一带活动,主要是让未遭逮捕的曾参加过爱国会工作的神父当着广大教友的面做“明补赎”(即当众悔过)。2月16日,范主教在东闾村先于他近一个月获释的苏敬贤神父住处过春节。17日,安家庄三位年轻教友向范主教拜年,跪下说:“求主教赦罪!”范主教答:“你们回去先把大堂要回来!”安家庄教堂原本在河北省核定的首批开放教堂之列(交与爱国会),但这项由中共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宣布的决定遭到该村忠贞教友的一致抵制,因为他们不承认王其威的保定教区主教身份。从此保定教区展开收复教堂的运动,并自费重建了多处在文革时被捣毁的圣堂,影响及于石家庄等地区,忠贞教会越发壮大。
●恢复圣统制:1981年1月,范学淹主教将清苑县田各庄的苏志民修士、徐水县安家庄的安树新教友和另外3名教友秘密祝圣为司铎。为了对抗共产党主导的裂教运动,范主教也开始祝圣忠于教宗的合法主教,首先是祝圣了正定教区贾治国主教与易县教区周善夫主教,以及天水教区的王泰主教。并委托贾治国代表他祝圣原赵县教区副主教闵庆昌为赵县教区主教(因闵去世未行,后祝圣了萧立仁为主教以接替之)。时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得知范主教的行动以后给予了大陆主教先祝圣后通报的特权,特致函范学淹称:“你的此举完全合乎我的意思。为此我给予你宗座遐福,并给予你特权:在一切事上,你可先行裁决处理,而后再向我汇报”。以后周善夫、贾治国又先后祝圣11名主教或助理主教,分别为保定、易县、安国、献县和顺德教区。1982年4月13日范学淹主教因私自祝圣主教第三次被捕,被判刑十年。此后幽燕忠贞教会陆续祝圣的教省内主教有李思德(天津1982)、师恩祥(易县1982)、宋维礼(易县1982)、刘书和(热河宗座监牧/易县助理主教1982)、刘冠东(易县1982)、李振荣(献县1983)、陈柏庐(永年1986)、苏志民(保定1988)、裴尚德(北京1989)、赵振东(宣化1989)、韩鼎祥(永年1989)、张庆天(易县1992)、陈仓保(易县1997)、赵克勋(宣化2003)等。自此幽燕教会形成了由罗马教宗承认的忠贞教会与共产党承认的爱国会相对立的局面,而后者仅是冒名顶替的教会。1987年11月17日范学淹主教获假释。1988年1月3日,范主教在保定主教府向一位来访者回答关于爱国会的问题答复被整理成著名的《十三条》,在教会内部广泛流传,至今仍为幽燕教会主教们所坚持,其核心内容是强调主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爱国会神职人员己经完全丧失了神权,被隔绝于圣教会之外。
●恢复东闾朝圣地:1985年11月2日,被解除劳教的张浩德教友在清苑县东闾村自家院内设立了与爱国会堂口相对立的祈祷场所,被当地教友称为东闾西堂。忠贞教会的主教和神父们汇集该地,使之成为幽燕忠贞教会的大本营,对抗共匪统治的重要阵地。1986年又恢复了东闾圣母朝圣,此后规模逐年增长,1989年5月24日,由于考虑到在民宅院内举行弥撒人满为患,冒险在院外较宽大的地方,搭制一临时的弥撒间。到1993年5月24日,整个华北地区几乎每个教区都有教友来朝圣,当年共祭神父103位,主教3位,教友约3万人,东闾朝圣开始恢复了几十年前的盛况。此后每年圣母月里每天都有外来朝圣者,而尤以5月1日,5月7日中华圣母瞻礼,24日圣母进教之佑瞻礼以及5月31日圣母月结束之日。东闾再次成为幽燕民族的精神中心。为了鼓励幽燕忠贞教会的抵抗运动,1995年圣母再次于东闾显奇迹,数万教友于露天的大礼弥撒中亲眼目睹,5月31日,苏志民助理主教在东闾西堂,宣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任命书,宣誓就任保定教区第六任主教。1996年四五月份,当地政府对东闾朝圣的壮大感到极为恐惧,便出动将近5000部队士兵以及大约30辆装甲车和直升机隔离村庄,以禁止朝圣,圣母像也被没收。当时东闾教友进行了英勇地武装抵抗,发生了流血事件。事后苏志民主教与安树新主教都被捕,此后每年五月和八月当地政府都会出动大批警力阻止朝圣者进入东闾并持续至今。
但此后共匪当局也不敢再像欺负汉人费拉小老百姓那样,很多事他们不敢管,怕引起更严重的冲突。比如当地教友到16岁就能结婚的也确实,教友生多少都行,当地又是以机械加工为主业,工商业发达,所以说现在搞独立,保定就是开始的地方。
●收复教产运动:1988午10月,赵县教区萧立仁主教率领数百名教友将邢台市驻军营区的围墙推倒,后占领营区库房达半年之久。1989年4月,石家庄市栾城县油通村裴荣贵神父带领近千名教友在村小学校内搭建祭台聚会念经,达80多天,县公安局干警奉命前往驱散,遭到顽强抵抗,负伤干警达70余人。
●建立主教团:1989年11月21日,关陇忠贞教会张刚毅神父与易县教区主教刘冠东、易县教区助理主教刘书和,经罗马教廷驻香港代办费罗尼同意,在陕西三原教区张二册村秘密集会,发起成立了中国大陆主教团,完全接受教宗的领导,维持其与整个天主教会的彻底共融,与属公开教会的中国天主教爱国在1980年成立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相抗衡。会上推选保定教区范学淹主教(当时因被软禁而未到会)为主教团团长,刘冠东为执行主席,刘书和为秘书长。拟议中的领导成员大多数都为幽燕忠贞教会主教。与会的易县教区刘冠东主教与师恩祥主教、献县教区主教李振荣、天津教区李思德主教等在事后均被捕入狱。
●范主教殉道:1992年4月12日,84岁的范学淹主教在监禁期间为主致命,13日其遍布伤痕的遗体由公安局归还,之后有15万人次从全国各地前来的教友吊唁范主教。复活瞻礼过后,4月24日下午东闾本堂崔新刚神父主持了范主教的葬礼,当时有4万多名教友前去送葬。
●忠贞教会盛期规模:
到90年代初,劳教结束后的陈建章、刘书和、刘棣芬、师恩样、刘冠东、李振荣、萧立仁、贾治国以及苏志民等相继回到原住地。幽燕教会或重新集结,或从秘密转向公开,开始形成新的组织体系。到1995年末,幽燕忠贞教会主教累计已达27名(河北省内,其中已故13名),另有司铎160余名,分别属于保定、易县、安国、正定、献县、大名、永年、顺德、赵县、宣化等10个教区,保定、张家口、石家庄、邢台、邯郸五市的大部分传教堂口均由忠贞教会控制,受其管辖和影响的教友达30万人以上。特别是保定市,忠贞教会的教友有7万余人,占该市教友总数的80%,爱国会仅控制了保定市区原主教座堂、东闾重建的大堂、安庄天主堂等几个堂口。全省属于爱国会的主教与累计仅10名(其中已故2名),邢台、张家口两教区主教出缺,爱国会神父有230余名,大部分是历年河北省和外省市神学院的毕业生。1996年被公安部门监禁的忠贞教会领袖大部分已先后回到原居住地,忠贞教会的教友或在自己家过宗教生活,或暗中请忠贞教会司铎主持宗教仪式,完全拒斥爱国会主教和神父,或不让他们进村,或不进他们主持仪式的教堂。还有许多忠贞教会神职到外地继续进行有组织的传教活动。特别是易县教区的组织体系基本无损,其影响己及于山西、黑龙江、内蒙古、北京等省市区以及河北廊坊、石家庄等市。

7.当代的幽燕教会:
到了九十年代,因为苏联解体和八九六四的影响,忠贞教会日益壮大的力量,再加上自身经济的发展让共产党又开始肆无忌惮,加大了对忠贞教会的打击力度,众多主教神父自此长期遭受严密监禁,无法有效行使牧职。尤其是1996年发生“东闾朝圣事件”以后,多位忠贞教会神职被捕,保定教区苏志民主教以流亡海外的龚品梅枢机为中介请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转交给全国人大一封信,指责河北省的“制非”违反了宪法,发生了许多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和违法行为。同年7月上旬,一名国外记者先后两次秘密采访了清苑县小望亭村地下会长,向外界传达了当地教会受迫害的情况。1997年10月起,保定教区苏志民主教被囚禁至今仍未获释。
在爱国会的领导人物宗怀德主教于1997年去世后,加上此前强烈反对爱国会的忠贞教会范学淹主教也已过世,教廷更加放宽了对爱国会的态度,开始寻求妥协,希望地下教会与公开教会“合一”。此在前1995年杨广彦祝圣为盩厔教区主教后,中国教会就已开始出现教廷与中国政府双方都接受的主教人选,那之后不断有爱国会主教或自主或背后有关部门指示下,向梵蒂冈教廷请求宽恕,此时的教廷不仅宽恕了这些爱国会主教的投敌行为,而且还认可其主教合法,宣称其是与普世教会共融的,而许多爱国会主教在取得所谓合法名号以后,却更加肆无忌惮地参与自选自圣的活动。
到1999年3月,河北省有忠贞教会有主教13名,司铎约140人。据有关部门估计,受地下势力控制的教徒有约16万人。河北省数百个天主教徒聚居村党的组织建设从历史上看基础就不够扎实。隶属于爱国会管辖的公开教会在96年镇压运行动以后,加上教廷开始转变对共产党的态度,其规模开始有所增加,当时有教徒约60万人,爱国会主教8名(其中退休1人)、助理主教2名,共10名,爱国会神父254名、省神学院在校生140名,还有修女约500名。
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07年5月27日,发表针对中国天主教的牧函,取消了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1981年给予忠贞教会的祝圣特权,代表着教廷进一步地寻求妥协。由此一些忠贞教会主教开始转为公开,加入爱国会职务,比如保定教区辅理主教安树新便在2006年刑满获释后接替了原保定教区公开教会主教苏长山的职位。而教廷在第二年则将其升任为助理主教,可以继承仍在狱中的正权主教苏志民的职位,以满足教廷的“合一”计划。但2010年苏志民主教仍然在世的情况下,安树新自任为了正权主教,反而造成其他忠贞教会神父更加不满,而计划今后再推举一位主教以追随狱中的苏志民主教。
2016年5月,随着正定教区栾城县油通堂区的董冠华神父公布了其主教身份,并在当年9月与忠贞教会的贾治国主教分裂,代表着幽燕教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也就是既不同于投靠共匪的爱国会,也不同于顽固服从教廷的旧忠贞教会,开始了第三条道路,也就是坚持教会传统的反共立场,抗拒当前教廷的妥协立场,从而形成独立的本土教会,类似于圣庇护十世司铎会的传教区。而这一时期,现任教宗方济各正与共产党当局密切地开展协商,寻求达成一致的主教任命协议,并让中梵双方建立外交关系,否定了前几任教宗的保守立场,特别是梵二会议之前历任教宗明确的反共要求。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河北省天主教地下势力分别具有不同的特征:50年代初期是有组织地直接受罗马教廷指挥,阻止广大教徒走社会主义道路,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性质是效忠罗马教廷,反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府;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是个别地间接地受罗马教廷指挥,反对爱国会,特别是反对自选自圣主教,伴以游离于教会团体之外的个别传教和与海外势力的秘密联系,不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但或明或暗地对抗党和政府的领导;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是在全国性“消灭宗教”的背景下积蓄能量,伺机再起;70年代末以来即改革开放以来是由间接受罗马教廷指挥,到直接受罗马教廷指挥,逐渐发展为挟教廷以自重,自行其是,甚至更多地依靠教廷以外的国际反共反华势力,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合法教会争夺神权,以种种貌似“合法”的名义不断挑动事端,瓦解基层政权,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以此为筹码,使自己成为全国天主教地下势力的指挥中心。”(引自:《关于河北省天主教地下势力问题的调查与思考:历史·现状·对策》)

●幽燕忠贞教会主要领袖:
周济世、范学淹、陈建章、苏志民、曲景枫、施纯洁、朱友三、周善夫、刘冠东、师恩祥、刘书和、宋维礼、陈仓保、张庆天、刘棣芬、裴尚德、李思德、石鸿祯、贾治国、肖立仁、闵喜林、李振荣、高玉臣、韩鼎祥、史双喜、安世恩、王木铎、张九牧、赵振东、赵克勋、张克兴、郝进礼、姚良、董关华、鹿根军、刘红更等。

第二节 幽燕的天主教信仰

1.燕地的优越地理条件:
在弥撒圣祭中,司铎将小麦饼圣化为基督圣体,葡萄酒圣化为基督圣血,教友们借此在弥撒中与基督共融,这是天主在最后晚餐时亲自要求给教会的。其中小麦在燕地的种植历史已有数千年,是殷商族人通过与萨迦游牧部落的贸易从美索不达米亚带来的,是燕人的传统粮食作物,至今燕人多流行吃饼,饺子则是燕人最热爱的美食。小麦在东亚的分布南界就是长江流域。而葡萄在燕地的种植历史同样久远,是与小麦一同被胡人带来的,燕地也是东亚葡萄酒的重要产区,有宣府沙城、房山、卢龙-昌黎三大优质产地。葡萄在东亚的种植南界就是秦岭-黄河一线。当年天主教修会在南支、日韩一带传教时,就发现弥撒圣祭里面祝圣基督圣体所用的小麦面饼在当地难以找到,需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十分不便,当地人也不喜欢这种面粉食物,加上葡萄酒也难以获得,所以当地的传教工作一直很难展开。相接于内亚优越位置的幽燕沃土就完全符合这两种作物的种植条件,让燕人能够领受到这两样天主钦定的尊贵食物,也必然能成为基督信仰兴盛之地。
除此之外,燕地作为欧亚草原丝路的最东端,以及诸夏的最北端,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远东最早开教的地区。而近代海路兴起以后,燕地又因为拥有天津港的海运优势,传教士也是云集燕地,以至于幽燕能成为诸夏拥有最多基督徒的地区。

2.幽燕教会规模:
早在1298年,就已有方济各会传教士孟高维诺在当时的元大都城内建立了燕地有史以来第一座天主教堂,在十七世纪的明末清初时天主教开始在燕地乡间扎根,到鸦片战争与八国联军剿灭拳匪之后迅猛发展。圣教会将福音传入燕地后,便被幽燕人民广泛接纳,逐渐成长成为天主教会在诸夏最大的传教区,实在是天命所为,至今已有两百万之众,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五,部分县市的比例可能早已高于10%,呈现教堂林立情景,如献县境内除去本斋回族乡,几乎村村都有教友。北洋军政府时期的北平代牧区到1928年北伐前天主教徒比例已达6%,为支内最高,有26万教友。据1990年中国政府统计,河北省有公开教会的天主教徒100多万,穆斯林49万,基督教徒12万,佛教徒19万,由于没有确切的统计,天主教地下教会加上有统计的官方教会信徒数量,幽燕14市中天主教徒的总数可能已有两百万,其中河北省的天主教徒数量占据了中国大陆天主教徒总数的四分之一,也拥有中国最多的神职人员和教区。燕地的16个教区,包括北京总教区、天津教区、保定教区、易县监牧区、安国教区、正定教区、赵县教区、顺德教区、献县教区、景县教区、永平教区、热河教区、赤峰教区、林东监牧区、宣化教区、西湾子教区。河北教省也是中国大陆天主教地下教会最为活跃的地带,其规模和影响力远高于爱国会控制的官方教会,多年来当地政教关系都比较紧张,时而发生冲突,有许多地下教会的司铎与主教常年遭受政府方面的监控和干扰,甚至常被拘捕,还有许多神职因此成为了殉道者,比如著名的忠贞教会领袖,保定教区的范学淹主教。
虽然整体比例还并不高,天主教却是燕地首要的宗教信仰,其规模和影响远超同样流行于燕地的佛教(主要是境内满蒙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基本上只有回族信奉)、新教等,且潜力巨大。除这些制度性的正式宗教外,燕地至今仍然流行传统的民间多神崇拜,其规模超过天主教,本地人俗称“大教”,无神论者在本地人口中居少数。

3.燕人纯正的信仰:
严格的来说,如今诸夏各地的教会绝大多数都是作为共产党傀儡工具的伪教会,都是需要再次进行传教的地区,唯有幽燕的教会通过忠贞教会较为完整地延续了下来,因而只有幽燕民族才是诸夏各国中真正信仰天主教的民族,是幽燕与其他民族的最重要区别。
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大修会在诸夏的传教成果,已基本在共匪搞的三自革新后毁灭了,那些爱国会管理下的信徒都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徒,唯有不服从共匪的忠贞教会继承了当初传教士带来的天主教信仰,而诸夏各民族忠贞教会的中心就在燕地,如果当年没有保定教区范学淹主教通过祝圣本地主教以恢复圣统制,就根本不可能有现在的忠贞教会。而邻居齐和晋都是爱国会,处于异教徒之中的幽燕教友,只能是一个民族。所以说幽燕民族的信仰,就是要做教会在远东的堡垒,要像波兰民族一样在现代世俗主义和异教徒的入侵中捍卫传统的基督文明,并且以后还要派遣传教士,恢复当初欧洲传教士的努力成果,代替这些堕落的欧洲人,将诸夏各民族从野蛮中继续带进基督的文明秩序。
为什么说幽燕周边的各族教会已丧失了真正的天主教信仰:数十年来,与幽燕相邻的晋人历史上居然没有一位忠贞教会主教,仅有一位在文革时殉道的汾阳教区雷震霞主教,当地的忠贞教会司铎也只是绥远一带较多,已充分表明其民德之低下;齐人除与燕地相邻的个别教区有过忠贞教会主教外,其最为出名的人物却是爱国会的铁杆宗怀德,以所谓“周村教区主教”为名为“一会一团”祝圣了最多的伪主教,俨然与我们幽燕民族的范学淹主教截然相反;满洲也是爱国会重镇,少数较为知名的如齐齐哈尔教区的魏景义主教后来却也叛离了忠贞教会,但其危害最大的还是盛产异端邪教,如鼓吹神恩复兴运动的现代主义异端组织“门徒班”就诞生在满洲,如今已经流窜到燕地,破坏我们传统的信仰;诸夏各地能与幽燕忠贞教会相媲美的民族乏善可陈,相距不远的关陇民族要优于晋人,特别是其民族英雄张刚毅神父,1989年在三原发起召开诸夏忠贞教会第一届会议,幽燕教会多位领袖赴会,是燕秦两族在当代友谊的开始,王弥禄主教也是范主教所祝圣的第一批使徒,是关陇民族忠贞教会的中坚力量。其次与幽燕教会有较深关联的是闽越教会,特别是闽北福州一带,当地教友同样信德顽强,尤其可贵的他们是梵二以后最早复兴传统的地区,并以此为基地将幽燕教会也恢复传统,为幽燕民族传承真信仰功不可没。再有就是吴越/上海民族也拥有许多忠于信仰的信友与神职,除此之外的各地忠贞教会力量都很微小。至于那些在燕人里因为软弱而服从了共匪,隶属于一会一团的所谓“公开教会”教友,虽然在规模上他们不及忠贞教会,但只要他们能够公开悔罪并进行补赎,他们还是可以被接纳进来,因为宽恕是基督徒的美德,不过很显然,他们在复国以后的政治权力会是受限的。
人类文明的天花板无疑是耶稣基督亲立的教会,异教徒支那人作为文明世界之外的野蛮人,除了认罪悔改,皈依圣教,没有任何方式可获得救赎。但其中有能力的很少,从这一百多年来的各种考验来看,只有幽燕、关陇、上海、闽越、巴蜀等民族拥有些个虔信教友能够真正脱支,免遭将来天主对罪恶支那人的惩罚。当初开始觉得我的同乡们是一个与周边邻居迥异的真正民族,身为一个燕族人而自豪,正是因为幽燕民族坚守信仰,有诸夏最顽强的忠贞教会,有那么多宁死不屈的 圣徒,在一群叛教者之中傲然独立,这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我们身上流淌着一个高贵民族的血液,有虔诚的民族之魂,这是邻居们都不具备的。

4.天主教民族主义:
天主教传统的政权形式为封建君主制,但随着西班牙王室在19世纪初将中世纪延续下来的萨利克习惯法抛弃以后,便宣告着天主教世界传统的封建时代终结。那之后只有越发沦为边缘团体的卡洛斯主义者(Carlism)以“Dios, Patria, Fueros, Rey”(即天主、祖国、宪章、君主)四大信条继续维护这一古老的天主教政治秩序,其中的“Fueros”就特别指的是地方自治传统,限制君主权力,赋予教会充分的自治权。可以说近代民族主义的正轨就应该是遵循这一条准则,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加利西亚早期的民族主义者都是由此而来,只是后来才被左派分子冒名顶替。所以民族主义是不会与天主教的政治传统相矛盾的,当代的民族主义就是要开创新的封建时代,因而我们必须要运用真正的民族主义来保障如今教会的利益。
作为人类文明秩序的边缘区,远东并没有形成像罗马帝国结束后中世纪欧洲的稳固封建制,而是早在暴秦吞并东方六国以后就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绝对君主制。可谓是人类最早诞生的邪恶制度,此后的远东便处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性朝代更替中。后来只有少数时期依靠北方游牧民与西域胡人将古老的封建自由复兴。可即便有蛮族的数次换血,大一统的毒瘤依旧顽固,直到暴明帝国时期,由于海路的兴起,东方专制帝国的恶劣文化直接被阿拉伯穆斯林传播到了欧洲,正是因为欧洲基督文明的叛徒们在东方取经以后,将远东无神论者的绝对主义用在了瓦解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上。以启蒙运动为代表,其中的伏尔泰特别推崇东方儒家的人本主义,以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到了17世纪,经过启蒙运动荼毒的法兰西已经彻底瓦解了封建自由,国家已将世俗政权的权威凌驾于罗马教皇之上,特别是以黎塞留枢机与法王路易十四为代表,后来到拿破仑时代则达致登峰造极,由此已充分说明大一统绝对主义对教会的危害。而绝对君主制之后兴起的民族主义,正是为针对大一统的危害而出现,可以说民族国家就是对中世纪封建制的恢复,其共同特征都是尊重地方群体的权力,只不过是由此前的家族转换成了民族而已,这两者本质上也并无区别,这一转变只是因为基础教育的普及而造成,平民与贵族的差异已随着技术的演化而日益缩小,基于民族的民主制就成了必然的历史进程。而正是有了多民族并立的局面,才能保证天主教会的权威不受一家独大的任何世俗政权的威胁。简而言之,教会应该统一,但是国家政权就绝对不能是大一统,那些集权的世俗政权往往也是剥夺其统治下教会权力的,因而一个信仰虔诚的民族国家,绝对要好过那种大一统的集权帝国。
天主教信仰与许多宗教即便都是普世性的,也并不妨碍各地拥有不同语言与文化习俗的天主教族群,为保障自身能够自由信仰天主教的权力,尤其是在自身面临异教徒严重威胁的时候,以发展民族主义进行抵抗。比如西班牙、爱尔兰、波兰、克罗地亚等地民族主义的形成,就是为了对抗伊斯兰、誓反教、东正教、纳粹和共产主义的威胁。为了不被异教徒奴役,当时只能是借助信仰的力量,强化自身的民族认同。如今幽燕教会也面临同样的局面,周围都是异教徒和无神论者,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统治,以爱国会的自立革新运动分裂教会,严重危害了幽燕教会信仰自由的权利,为了燕地人民脱离奴役,只能借助天主教信仰强化自身力量,发展民族主义。但是正由于宗教信仰往往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共同信仰之下的各民族彼此之间是一种更为亲近的同盟关系,而不是绝对的与其他民族对立,孤立自己,像是天主教信仰同样顽强的关陇民族、闽越民族都是我们在诸夏的盟友,波兰民族则是我们在全球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我们全世界所有天主教徒都公认罗马是普世的信仰中心,天主教的民族主义正是在对抗异教徒的时候所激发起来的信仰热忱。
民族主义不与教会传统相悖的另一点就是圣经创世纪中巴别塔的典故,已明确指出天主是不允许人类以普世一样的语言,通力合作,达到与天主平权的。换做近现代,其实巴别塔对应的就是那种大一统的吏治国家甚至世界政府,或者共产国际,以集权制消灭地方民族独立语言文化的邪恶行为。任何自发形成的语言与文化等都是天意/自然的体现,任何违背自然而想依靠人力以进行强制改变的都不被天主允许。另外,耶稣基督的宗徒们在五旬节教会建立的时候也是圣神赐予他们说方言的能力,而没有让他们去支持大一统国家消灭各民族,通过强权传福音,也是说明天主支持人类多元的文化,只是需要教会让这些不同文化的民族都要顺服天主,皈依基督,信仰真教,否则也都是野蛮人而已。教会当年之远东传教时期也是对各地方言或者说诸夏各民族语言都是支持的态度,因天主教的教会语言是统一的拉丁语,但是这一神圣语言一般教友并不用,只是神职人员在礼仪中使用,来远东的传教士当时都得精通各地土语,为了便一般教友祈祷,就特别为各地教友分别发明了独特的使用本地语念诵的经文,被我们燕人俗称为“恭敬调”。另外朝鲜民族主义者为脱离汉字圈而发明的谚文,天主教会也是当时最先正式承认其价值的。
虽然只有天主教的民族主义是正统,异教的民族仍然需要归化,但在当前的世界来说,许多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已经成型,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信仰,也很难再通过像是20世纪前那样大规模地派遣传教士到海外开辟新教区了,教会应以保守那些已信仰天主教的人民为主要工作,必须要积极地鼓励民族主义,不然会面临更严重的损失。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幽燕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主张人人平等或绝对民主的,而是首先以天主教的圣统制为前提,对神职人员地位的尊重仍然是必要的,并且其政治权力应高于平民。因为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相当一部分是受法国大革命和共济会的启蒙运动所影响的,其代表就是反教权的公民民族主义,主张人权至上,要自由、民主、平等,而我们为了避免此类有害于教会的民族主义,所以采用以天主教为核心的宗教民族主义,这也是圣教会面对世俗主义入侵一个有效的防御方式,属于被动的民族主义。与之相应的,幽燕独立后也适合实行君主制,以卡洛斯主义原则保障地方的自治权。
天主教信仰与幽燕民族精神如今已十分完美地融入到了幽燕教友之中,是今日幽燕民族的精神支柱。但教会亦应当放弃此前追随国民党政府的旧观念,因为依附世俗政权带来的危险是显著的,国民党政权推行那些错误的民族观念,搞大一统主义,反对西方,甚至直接打压教会,搞所谓的本地化,这些违背天主正义秩序的行为是必然不会成功的,再说如今蜷缩于福摩萨的国民党早已衰败,根本不可能再反攻大陆,如今福摩萨人民的主流呼声就是建立自己独立的台湾国。而且也不要寄希望于共产中国自己通过改革变得民主,那是不可能的,即便苏联解体了都没有实现民主。再者说,我们绝不应该像是穆斯林统治下的埃及科普特基督徒一样,以为仅仅拥有教会内部的自主权就够了,想依靠给统治者纳税以苟活,这种群体正是典型意义上的“费拉”。所以说我们幽燕的忠贞教会只拥有了自己教会内的自主权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能够在普天之下捍卫基督的主权,不仅不应该漠视政治,更应该主动寻求能够真正保障教会自主权的政治权力与军事力量,以达到完全的自治,能够以自己的武力保卫信仰。在1900年的庚子战争时期,东闾圣母已经告诉了我们应该怎样做,当时面对拳匪仇教暴民与满清骑兵的围攻,东闾教友并不是束手就擒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地拿起武器反击,不能上战场的老幼妇孺就在大堂里面专心念经祈祷,而年轻力壮的教友们则在堂外英勇抗敌,正是东闾教友们以勇武与虔诚的精神才能够获得天主的喜悦,使得圣母能够亲自显圣帮助战士们退敌,成功保卫圣地。我们现在面临共匪的压迫也应该效仿当年,必须以武力反击,而非只是消极抵抗。因而我们幽燕的教会如今必须主动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共同体,作为拥有诸夏信仰最强盛的土壤,便可积极介入到现代幽燕民族的复兴上来,并应成为主导力量,组织教友们建立光复幽燕的骑士团,这样才是即利于教会自身发展,又利于本地人民福祉的抉择。如果我们有自己的民族国家,由天主教徒领导天主教徒,而不是什么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那么也就永远不会出现什么本地化或爱国会之类乌七八糟的玩意了。这自由就是天主所赐给我们的崇高权力,必须亲自争取。
天主教徒因其优越的组织力和教友素质,无疑是让现代幽燕民族复兴的首要力量。幽燕天主教友面对数次教难,表现出了令人敬佩的抵抗力,我们共同经受住了满清朝廷的百年禁教、拳匪仇教的庚子之乱、共产赤匪的残酷打压,而顽强地将信仰延续到现在,无数的殉道者展现出了幽燕先民的悲壮情怀和气节。幽燕天主教友也是当今唯一能够光复祖国的有生力量,我们将依靠幽燕民族守护圣徒东闾圣母的庇护,踏碎赤魔的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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